第一章 精神文明建設如何正確利用傳統資源
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高度的精神文明是我黨的既定方針。中央已經制定了《有關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現在關鍵的問題就是如何貫徹這一決議，使精神文明建設落到實處。筆者認為，精神文明建設離不開對人類落后傳統批判和優秀傳統的繼承，如何理清當前精神文明建設與傳統的關系，指出精神文明建設的某些具體實現途徑，是一個大的也是重要的課題。
第一節 為什么要選擇傳統這一角度
傳統無所不在，生活在社會當中的每一個人都翻不出傳統的掌心，我們談任何事情都不能忽視它的存在。同時又由于它無所不在，人們往往熟視無睹，認識它也并非易事。特別是從近代以來，“傳統”這一字眼在許多人的心目中都加上了感情的因素∶保守者把它視為立國之根本，拼命保護；革新者把它當做前進的障礙，堅決清除。直到今天，許多國人對傳統的認識，仍有許多糊涂之處。因此在對傳統做具體分析之前，我們必須將有關傳統本身的問題先弄清楚。
這里先談談傳統和文化的區別。因為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分不清古代文化和傳統的關系，往往把二者混為一談。其實，傳統和文化雖然是兩個密切相關的概念，但又有著明顯的不同。文化是什么?這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迄今為止，世界上關于文化的定義有數百種之多，每一種都有其合理性，讓人眼花撩亂，莫衷一是。我本不想增加一種，湊一份熱鬧，更不想建構一個的體系，將各種文化定義都納入這一體系之中，給它們一個合適的位置，指出其各自的合理性。但在這里好歹得有一個定義才能有所交待，只好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總結出來一個定義來，以此來辨明文化和傳統的關系。我認為文化是人們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與自身的活動所達到的水平，它包括人的主觀活動（思想觀念）、主客觀活動的統一（實踐）和實踐的結果三個層次。可見文化是一個無所不包的范疇。
然而筆者在此無力做無所不包的研究，又懷著一顆強烈關心現實的心，想立足于現實來談談文化，于是便選中了“傳統”這一角度。那么傳統是什么呢?傳統是動態的文化，是人類生活方式的總和。如果說文化是無所不包，那么傳統就是無所不在。傳統是指文化的歷時性，只關心那些過去有的，現在仍然在起作用的東西。而文化關心的更多。也就是說，文化是人類生活的全部，而傳統專指我們今天生活賴以進行的各種條件。其中既有思想方式，實踐方式，也有實踐的物質條件。這樣在角度上即就有一個不同，談傳統，是立足于現實，研究這個世界給我們的生活留下了那些可供利用的東西。而研究文化則不必如此，那些過去曾經輝煌的典籍文化、異方殊俗的奇觀、宇宙的生成、天外來客等等都可以拿來研究，可以問其對我們目前的生活有何影響，也可不必。然而正因為幾十年來，許多學者離開現實專門做理論上的研究，所以文化研究一直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如“中體西用”、“西體中用”、“全盤西化”、“人文精神”等許多問題都沒有弄清。原因就是未能做到邏輯與現實的統一。因為任何真理都是具體的，離開了具體環境，真理性立即喪失。而近代以來的文化研究常常是以彼時的歷史印證此時的邏輯，或以此時的歷史印證彼時的邏輯，經常發生這種錯位的現象。例如“中體西用”一詞，在中國近代相當上的一段時間里是人們普遍相信的真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從政體到經濟全面向西方學習，顯然的是不現實的，而打出這一口號，既緩和了與守舊派的關系，又可以向西方學習一點東西，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案。但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一口號卻成了革新的拌腳石。再如“全盤西化”一詞，從邏輯上來說肯定是有問題的，但在近代中國那樣極端落后的情況下，向西方學習就是進步，西化就是現代化，有相當的真理性。可見離開現實來談文化是沒有多大意義。而傳統的研究，從理論上就規定它必須和現實聯系起來，庶幾可以避免就文化談文化的蹈空虛論之偏。
無可諱言，我選擇傳統這一角度，是帶有強烈的功利性。意在探討這個世界給我們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哪些可資利用的東西，我們應該怎樣利用這些東西，怎樣在利用中進行創造。
當然這還是一個特別大的題目。傳統無所不在，我的研究卻不可能無所不包。這里我只想研究和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一些觀念。我們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要有現代化的觀念。
為什么要選擇一些觀念傳統作為我們研究的重點呢?這里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從理論上說，人類需要真理，人類離不開真理。在傳統的內在結構上，觀念是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有人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即精神、制度、物質，而觀念就是精神層面的核心。它的深層次是集體無意識，它的淺層次是人們的風俗習慣。可以說，弄清一個社會的觀念傳統，就等于把握住了傳統的最高層次。早在五四時期，人們就已經認識到，觀念的變革才是最徹底的變革。如陳獨秀就曾說∶“吾敢斷言曰，倫理之覺悟為最后覺悟之覺悟。”馬克思主義也一貫認為，意識形態和思想傳統從來都不是消極的力量，所以特別看重先進的理論的社會變革中說起的重要作用。馬克思說∶“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恩格斯也說∶“思想被掌握以后就會自然而然的實現”。其次從事實上說，中國社會的每一次進步，都是以觀念的進步為先導。遠的不說，就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帶來了社會的進步。再如，目前的中西部發展不平衡問題，固然有許多原因，但我認為其中重要的一點是中西部的人在觀念上存在差異。筆者曾在內蒙生活過一段時間，就發現那里的人，每遇到一件事，不管是什么樣的事，首先想到的是找關系，而很少想到通過正當的競爭，公平的交易來實現。內蒙古的資源多項指標是全國首屈一指的，經濟上卻遠遠比不上其它沿海省份。而東南沿海各省，在改革開放以前，除了上海以外，經濟水平比起內蒙并沒有領先多少，今天的差距卻不可同日而語。而在我們對現代觀念的研究尤其是對觀念傳統研究還處于比較初級的狀態，還有許多模糊的認識。因此要實現文化的現代化，必須首先弄清支配我們生活的是哪些觀念，它們是從哪里來的，怎樣起的作用。
第二節 傳統學理論一般介紹
在對我們的觀念傳統進行批判之前，有必要先將有關傳統的一般理論知識做一個簡單的介紹。我國的文化熱雖然已經持續多年，但迄今為止，國內學術界有關傳統學的理論建設卻非常的少，一般人更是知之不多。其中較好的只是一些單篇的論文，還沒有系統的理論著作。較早的一篇是張立文先生的《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形成和演變》一文。后來韓民青的《文化論》、許蘇民的《文化哲學》、李鵬程的《當代文化哲學沉思》等文化學論著也都曾論及傳統。在這些論述中，人們對傳統的認識逐漸清晰。近期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是朱德生先生的《傳統辨》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從哲學的高度，對有關傳統的重大問題做了辨析，提出了許多令人信服的見解。在傳統學的研究上，國外早已有了系統的著作。如美國的希爾斯的《論傳統》就已經超越了“什么是傳統”之類的概念爭論階段，而對傳統的內在結構，存在發展的機制和條件都做了比較細致的規定，足資我們借鑒。
首先說什么是傳統。有關傳統的定義，目前大大小小的辭書上都有解釋，然而都未能講出傳統的特點，對傳統內容的理解也過于狹窄，一般都偏重精神形態，把社會制度和人的實踐成果排斥在外。張立文先生在其《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形成和演變過程》一文中對“傳統”一詞做了辭源學上的探索，很有意義，但他給傳統下的定義仍嫌窄了一些，沒有把人的實踐成果一點包括進來。所謂“傳統”就是“傳”而“統之”的，那些過去有的，現在仍然在起作用的東西。“傳”是指時間上的延續性，“統”是指其權威性。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國文化要義》一開頭所說的“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雖然是在給文化下定義，其實他所說的正是傳統。希爾斯認為∶“傳統一詞的拉丁文為traditum，意即從過去延傳到現在的事物，這也是英語中tradition一詞最基本的涵義。從這種操作意義上來說，延傳三代以上的、被人類賦予價值和意義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傳統。”傳統的含義有許多，但目前認真研究了傳統的人們已經在一個問題上有了統一的認識，那就是認為傳統是“活”的東西。希爾斯說∶“傳統意味著許多事物。就其最明顯、最基本的意義來看，它的涵義僅只是世代相傳的東西（traditum），即任何從過去延傳至今或相傳至今的東西。”
張立文先生說∶“傳統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系統，它在時空中延續和發展，它作為價值觀念，精神心態，知識的系統、場、方式，是一種意識之流或趨勢，它既是過去的，又包含著現在，且開拓著未來。”朱德生先生說∶“傳統不是某種過去了的東西。傳統存在在我們的生活方式中，甚至即我們的生活方式。”李鵬程也說∶“所謂的‘舊文化’、‘傳統’都不是以‘過去’的方式存在著，而是以現時態的方式存在著，它們不是存在于過去，而是存在于現時代之中，存在于現代人們的行為方式、思想方式之中，存在于我們的實踐狀態和精神狀態之中。”明確這個定義，就使我們清楚地知道了研究傳統的任務和原則，那就是“繼往開來”。正如朱德生先生所說的那樣∶“研究‘傳統’，主要不是為了死人，而是為了活人；不是為了古人，而是為了今人。所以‘傳統’本質不在過去，而是在現在。‘傳統’即存在我們的生活方式中。甚至可以說，‘傳統’就是我們生存的一種方式。”
傳統還有許多特點∶傳統具有強大的力量，我們都生活在過去的掌心當中。這里有三層含義∶傳統的有些部分是不可變的，如長期積淀下來的民族心理結構就不因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傳統對人來說是不可任意選擇的，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它已是一種歷史的和現實的存在；人們離不開傳統，傳統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希爾斯說∶“……實質性傳統還繼續存在，這倒不是因為它們是仍未破除的習慣和迷信的外部表現，而是因為大多數人天生就需要它們，缺少了它們便不能生存下去”，馬克思也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這種創造工作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并不是在由他們自己選定的情況下進行的，……一切死亡先輩的傳統，好象噩夢一般，籠罩著活人的頭腦”，說的都是傳統的這方面的特點。傳統具有穩定性，它通過許多載體保存下來。傳統又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的變遷既有內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傳統的變遷是有其規律和類型，包括傳統的交融、沖突、解體以至于消亡。
傳統都有那些內容呢?人們在對此做了許多歸納。如李鵬程認為傳統包括“人的生命存在”、“人的文化形式”、“物的文化形式”、“習俗和精神的文化形式”等內容。朱德生說傳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人的生活方式涉及范圍極廣。希爾斯也說∶“幾乎任何實質內容都能成為傳統。人類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所有的信仰或思維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會關系范型，所有的技術慣例，以及所有的物質制品或自然物質，在延傳過程中都可以成為延傳對象，成為傳統。”那么傳統包含這么多內容，那么它的內在結構到底如何呢?對此人們也做了許多劃分，有的從主到次，有的由內到外，有的從人到物（如前面所舉李鵬程對內容的歸納）。其實傳統就是活的文化，那么文化的三個層次也就是傳統的內在結構，即精神、制度、物質三個層面。希爾斯所說，大體上也就是這三個方面。同文化一樣，這三個層面之間也有一種互相作用的關系，我們的研究重點仍然是觀念傳統，即支配我們生活的眾多傳統觀念。
了解傳統的定義、特點、結構，一句話即就是掌握傳統的運行規律，就為我們認識傳統、改造傳統、創造傳統打下了理論上的基礎。其中有三點對以后的研究尤其重要∶
首先，傳統學的理論告訴我們，傳統的大部分是可以變化的，是可供人們選擇的。傳統只有不斷變化更新，才能保持其生命力。這一點，宗教的例子最明顯。像佛教，如果不走向民間，不對教義做新的闡釋，恐怕就會完全變成古董，斷了香火。同時，眾多的傳統是可供人們擇優而取的，國際交往十分發達的今天尤其如此。希爾斯說∶“在一個分化的社會中，普遍存在著性質各異的傳統。對這些傳統，人們有選擇地作出反應。”選擇的程度從保守到激進分三個類型∶“保持文化傳統基本要素的穩定選擇；擇新舊兩端取其中的改進選擇；向某些數量雖少，但與發展趨勢相一致的文化表現型逼近的定向選擇”。選擇的方式也有多種∶以本民族為主，擇取少量國外的；自己的和國外的參半；以國外的為主，發揚少量本民族的。此外還可以將傳統內容進行選擇，那方式就很多了。但不管哪種方式，必須以詮釋為先決條件。繼承和發揚傳統的人都要從現實出發，對傳統做出詮釋，進行價值判斷。在此又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那就是無論選擇還是詮釋，都必須從現實出發，同實踐結合起來。而我們目前的實踐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凡是有利于這一目標的傳統，我們都可以拿來一用。如果不從現實出發，我們很難對各種傳統做出價值上的判斷。
其次，關于傳統轉化的動力。傳統塑造了人，但人是傳統的主體，棄舊圖新，繼往開來，關鍵在人。希爾斯說∶“傳統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著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類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傳統。傳統之所以會發展，是因為那些獲得并且繼承了傳統的人，希望創造出真實、更完善，或更便利的東西。”而人在創造性轉換的過程中要有懷疑的精神和豐富的想象力。懷疑是反思開始，而只有經過反思，才能正確地認識傳統，才能知道哪些傳統可以保留，哪些傳統應該去掉。創新仰仗于想象力。希爾斯說∶“所有這些傳統變異的不同根源都與想象力的發揮有關。……想象力大刀闊斧地改變了傳統，它通過發揮想象力的人所掌握的工具和制度，在很短的時間里便在許多人必須加以適應的環境中產生了大規模的變革。……想象力正是一種克里斯馬式天賦，是宗教創始人、先知、偉大的立法者、企業家、發明家、科學家、學者和文人騷客以極為相同的方式所具有的。在設想先前所未曾做過、想過或見過的事物的過程中，他們都必須具有發揮廣泛的想象能力這一克里斯馬天賦。”他還說∶“個人要改變生來就既定的東西是及其困難的。要改變和戰勝（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東西，就得有巨大的想象力、明察秋毫的洞悟、堅韌不拔的精神以及各種非凡的理性能力。”總之，要想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必須有大膽開拓的精神。
這里還必須弄清傳統和意識形態的關系。傳統包括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傳統的重要組成內容，因而也是本課題研究的重點。不過，傳統和意識形態又有著很大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說，傳統是屬于自然的，而意識形態則是官方有意規定的。因此，意識形態只能選擇已有傳統的一部分。這部分有可能略微超前，也可能略微保守；可能在某一部分超前，在某一部分滯后。意識形態在傳統的轉化中起著重大的影響作用。意識形態如果是略微超前的，而對多元化又抱著一種較為寬容的態度，那么，傳統就會變得豐富多彩，從而增強了傳統的變異性。目前，我黨正領導著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這就使我們的年代染上了濃厚的改革色彩，為我們進行傳統的創造性轉換，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第三節 人們對傳統認識的誤區
明確了有關傳統的一般知識以后，我們就會發現，人們對傳統的認識存在許多誤區。但由于人們的所處的具體環境不同，對傳統的認識的錯誤也不一樣∶五四時期的人與現在的人們的認識不一樣，身處國外的人與身在國內的人不一樣，學術界與非學術界的人不一樣。總結起來有以下五種∶
第一種是五四人對傳統的態度。五四時期的人由于痛感封建文化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束縛，勇敢地提出了割斷中國文化傳統的主張。“不讀中國書，或少讀中國書”、“全盤西化”等口號就是在這個時候提出來的。五四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從文化發展的邏輯來說，中國的文化要想獲得更新，就必須經歷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五四作的就是一個反題。盡管它的口號是偏激了一些，但這一環節是必不可少的。從今天看來，五四的反題作得還不夠，還需要我們繼續作。從事實上看，正是五四開啟了后來那些使中國發生深刻變化的革命，五四的方向是不容否定的。五四的局限在于由于具體環境的限制，使他們提出的命題未能在現實中得以實現。也就是說，五四人一代人想完成兩代人的任務，即破壞舊傳統和建設新傳統。他們成功地喊出了破壞的口號，但由于現實環境的限制，他們沒有來得及引進和建設新的傳統，而對舊傳統打擊最有力的并不是口號，而是新傳統的建立。只有新傳統建立以后，人們才能對五四的功績做出全面的肯定。這是現實的悲劇，而不是五四人錯誤。其次，五四人對傳統理論的認識還失之膚淺，大多數爭論還停留在要不要保留傳統上面，對傳統的轉換機制，轉換條件等缺少更細致的分析，使人們即使改變傳統也不知該怎樣去作。例如魯迅被人譽為“在發掘古典傳統和現代心靈的驚人深度上，幾乎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可是他關于國民性的批評不但顯得籠統，而且往往給人以這樣一種印象，那就是我們民族生來就有許多劣根性，而不知道我們的民族生當那個經濟極端落后的時代，使我們沒有能力一下子革掉那么多舊的傳統。“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從這種焦慮的心情中可以看出他當時并沒有找到一套具體的解決辦法。他雖然意識到了更新傳統的責任就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提出了“我們該怎樣作父親?”這樣極有價值的問題，但他們那一代人所承擔的責任實在太多了，無法足額完成任務。總之，要說五四有局限，就是上面這些局限，而決不是目前許多人所說的五四人反傳統反錯了。現在許多人喜歡用“過激”一詞來批評五四，這就是一個不顧現實說話的例證。中國那么深厚的封建傳統直接成了前進的障礙，每前進一步，都必須以沖破傳統為前提，哪有什么過激的道理。矯枉必須過正，何況沒有過正。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國文化要義》中對中國文化曾有一個精譬的評價，他認為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較，缺少一個前進的機制，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傳入，中國再過一千年，也還是這個樣子。這個傳統不打破行嗎?
第二種是來自海外華人的觀點。許多華人身處海外，置身于西方文化的包圍之中，他們感到一種強大的壓力，而民族的自尊心又使他們產生一種強烈的逆反心理，于是回到自己的民族文化當中，尋求精神上的支柱。而近代國內的許多人也早已找出了精神勝利的不少根據，認為西方的許多東西都是從中國傳過去。而在這當口，西方社會又因現代化出現了諸多問題，個別人偶爾到東方文化中尋求解決答案，這就更使那些海外華人感到歡欣鼓舞，原來的逆反心理又有了理性的根據。于是他們大力提倡中國傳統文化，宣揚中國文化可以以醫治西方現代之病，對于中國固有的傳統則采取極力保護的態度。
這種態度的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老華僑辜鴻銘，代表作是《中國人的精神》。他在其《中國人的精神》等書中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進行對比，極力宣傳中國文化的深沉和高妙。例如他在《文明與無政府狀態》一文中說正是歐洲傳教士將中國文明帶到西方后才使西方走上了近代文明∶“迄今為止一直沒有人知道也估計不到這些法國哲學家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功于他們對耶穌會士帶到歐洲的有關中國的典章制度所作的研究。現在無論何人，只要他不厭其煩地去閱讀伏爾泰，狄德羅的作品，特別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就會認識到中國的典章制度的知識對他們起了多大的促進作用∶如果它對杜·克羅斯所謂的‘理性萌芽’的興起沒有多大作用，至少對我們今天所講的自由思想之迅速發展與傳播是起過促進作用的。……因為正是中國的文明思想，那些傳教士花畢生精力，在努力教化中國人的過程中傳播過去的思想，曾經成為打碎其中世紀文明的有力武器。”在《中國人的精神》的開頭他就從當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談起。他說∶“我認為，這場戰爭本身，必須引起人們對巨大的文明問題的關注，并對此問題進行認真嚴肅的思考。一切文明都起源于對自然的征服，即，通過征服和控制自然界可怕的物質力量，使人類免受其害。必須承認，今日歐洲的現代文明在征服自然方面是取得了成功，而且迄今為止，尚沒有別的文明能達到這一點。但是，在這個世界上，除了自然力，還有一種較自然力更可怕的力量，那就是蘊藏于內心的情欲”。是這種情欲導致了軍國主義，引發了世界大戰。怎么辦呢?辜氏認為∶“現在基督教作為一種道德力量已喪失其效用，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人民何處尋找這種取代這種軍國主義的新的有效的道德力量呢?我相信，歐洲人民會在中國——在中國的文明里找到它。”在《群氓崇拜教》一文也強調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由歐洲人講究民主和自由引起的，要想根治，必須學習中國人忠誠的傳統∶“對于交戰國中人民來講，戰爭的唯一出路在于徹底撕毀目前的《自由大憲章》，而是像我們中國這兒的良民宗教所賦予中國人的‘忠誠大憲章’。”這是一種典型的“西病東治論”。在《東西異同論》中他又說∶“東西文明有差異是理所當然的。東洋文明就象已經建成的房子那樣，基礎鞏固，是成熟了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則還是一個正在建筑當中尚未成形的房子。它是一種基礎還不牢固的文明。……而我們東洋文明，則不僅已構成了房子，而且已經住上了人。東西文明的差別就由此而生。歐洲人沒有真正的文明，因為真正的文明的標志是有正確的人生哲學。但歐洲人沒有。在中國，把真正的人生哲學稱為‘道’，道的內容，就是教人怎樣才能過上人的生活。”辜鴻銘這一觀點并不新鮮，在此之前的洋務派主張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認為西方的物質文明好，而中國的精神文明好。
后來許多人的觀點與辜鴻銘相近。不過他們并不是在文明中分出高低上下，而是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分開。這種的作法，可能受到了康德等德國古典哲學家的影響。康德認為人類發展過程中的技術性、物質性、精神的各種外化形態均屬于文明，而構成人類本質力量的精神的內在性因素屬于文化。文化是人的內在素質，文明是外在形式。這種區分有抬高文化，貶低文明的意思。作為一種理論規定這種區分本身并沒有錯，但對中國人產生了不好的影響。即使有人只是把它作為一種知識，沒有厚此薄彼之意，如錢穆先生在其《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的“弁言”中所說∶“‘文明’與‘文化’兩辭，皆自西方迻譯而來。此二語應有別，而國人每多混用，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群體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必由其群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但是，這種劃分從主觀上就把二者割裂開來，并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在客觀上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就在我們今天，也有許多人認為我們中國人道德是最好的，我們缺的只是西方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現在的中國人誰都不會承認是魯迅筆下的阿Q，但精神上卻常常處于勝利的狀態。他們往往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整個社會道德思想的核心就是西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從外國來的。
辜鴻銘的觀點在當時就受到李大釗、陳獨秀等五四運動領袖的嚴厲批判。可是事隔幾十年之后，五四人又受到了批判，辜氏又等到了知音。代表人物仍是身處海外的林毓生、杜維明等人。林的代表作是《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轉換》。“創造性轉換”一詞本身并沒有錯，可是他在這面旗幟下，不客氣地批評了五四人對傳統的態度。他說∶“我肯定了五四運動所揭橥的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的目標。但我卻對五四思想的實質內容與思想方式的許多方面做了嚴格的批評。我在本書探討了作為五四思想基調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歷史淵源，指出許多五四人物雖然主觀上自覺地極力要攻擊中國的傳統，但他們卻未能從傳統的一元論的思想方式的影響中解放出來，以致犯了許多形式主義的錯誤。”但他在批評五四之后，并沒有給中國人思想的現代化指出多少可行的路徑。杜維明等人則是使勁高揚新儒學的旗幟。五四是從打倒孔家店開始的，而曾幾何時，儒學卻又成了中國民族復興的希望。而近年來的許多國內學者在學術上或缺少見識，或趕時髦，也經常對五四說三道四。身處國外的人不了解國內的現實，寫文章時發表一己之見，以抒發對祖國文化的熱愛之情，不必苛責，而國內的學者也跟著起哄，就屬于沒有定見了。以至目前祭孔讀經，也在堂而皇之地進行。實際上他們對傳統理論也知之甚少，中國目前到底需要那些傳統，這些傳統需要從那里汲取，他們也說不詳細。
提倡民族傳統的人也不一概反對西方文化傳統，基本上也持一種中西合璧論。辜鴻銘就曾說∶“因為常常批評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說我是個攘夷論者，其實，我既不是攘夷論者，也不是那種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東西方的長處結合在一起，從而消除東西方界限，并以此作為今后最大奮斗目標的人。”而今，中西合璧之說，幾乎成了人們普遍認可的觀念。但同樣是中西合璧論，其中有很大的差別。東西合璧，總得有個主次，到底以哪個為主?辜氏所持，不過是中體西用。“他對那些主張自己國家完全歐化的觀點最為不滿，但同時又充分地意識到只要不因此背叛自己的傳統，中國利用歐洲文化及其科學知識是能夠促進自身的。不過在辜鴻銘看來，這種促進無論如何應以保留本國文化的特質為前提。”可見這種合璧，不是哪個對就吸收哪個，哪個現代吸收哪個，而是有一個民族性的前提，包括落后的東西也不能動，實際上等于取消了合璧。所以今天若有人說他主張中西合璧，那么就要問他，取舍之間到底以什么為標準?是現代化，還是特色?
第三種是文革中所謂“革命”的見解。也就是因不能正確領會毛澤東關于傳統的論述而產生的種種謬見。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首次作為一個革命家把中國共產黨對傳統的態度做了闡述。他說∶“我們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中國的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分開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毒素。”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段話。毛澤東是一個身體力行的革命家，這是他在革命過程中如何對待傳統的切身體驗，較之文化學者的論述有更多的切合實際的一面；他對傳統采取揚棄的態度，較為科學；他主張不割斷歷史，對中外文化傳統好的一面都要吸收，顯示了開闊的胸懷。因而這一論述帶有更多的真理性。我黨對傳統的看法基本上承而來，使人們對傳統看法有了一個較為明確的指針，后來的許多著作中，都以毛澤東這一觀點來分析傳統。如楊憲邦《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評價》一文中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做了詳細的鋪敘。
可惜后來的人們并沒有真正領會毛澤東的本義，以革命的面目出現，不僅割斷了歷史，也自絕于世界，以至弄出了一個沒有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雖然已經過去了20年，但持這種觀點的仍大有人在。他們在方法上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用簡單的階級分析方法來對待復雜的傳統，因而除了無產階級以外的文化傳統一概排斥。無產階級是要和舊世界、舊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但這句話是有具體背景的，無產階級不是天外來客，什么都和其它階級不一樣。列寧早就對所謂“無產階級文化派”取消傳統的論調做了批判。希爾斯也說∶“即使那些宣稱要與自己社會的過去做徹底決裂的革命者，也難逃過去的掌心”。就是這樣的不值一駁的錯誤思想卻統治著許多人的靈魂。
第四種是目前一般人的看法。改革開放以后，國人由于受到了經濟變革的沖擊，看到了種種社會道德滑坡的現象，于是很自然地發出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感嘆。這時古人常講的仁、義、禮、智、信一下子成了天經地義，把古人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當成真正有過的存在。其實古人講這些信條的時候，正是有感于當時的“人心不古”和“世風日下”，從來就沒有人認真地執行過，也從來沒有出現過那樣美妙的社會。有的人甚至懷念起改革開放以前那個時代，認為那時人的道德水平高，其實那個時候的道德是建立在極其低下的經濟水平之上，是缺少現實性的。把那時的一套作法搬到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來，人們是不會同意的。因而這種來自對現實不滿的對舊傳統的懷念，只是一種情緒上活動，并沒有多少理性上的根據。
持這種看法的還有時下的一些知識分子。他們的說法顯得復雜一些，那就是提倡人文精神。提倡人文精神沒錯，而且永遠沒錯。但這一口號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太空泛，到底應該提倡哪些人文精神，說不具體，因而也就難以落到實處。一個是不切合中國的現實。西方人提倡人文精神，往往與反對現代化聯系在一起，而我們正要進行現代化建設，這里有一個時間差，邏輯一致而歷史相悖，而他們往往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即使意識到這一點，他們也還有另外一種道理，西方的現代化走過許多彎路，現代化實現以后又出現了不少問題，我們能不能早做打算，避免曲折呢?這是一個善良的愿望，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大概有些方面是可以的，如經濟政策，科技發展，環境保護等，精神文明建設能否做到這一點，還有待于研究。理論上非常圓融的東西，付諸實施時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種結局。思想觀念的進步，往往呈現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為了避免后一次否定而取消前一次否定，是不現實的空想。我也不否定將來有一天中國的某些古老信條會成為世界人信奉的觀念，但那要等待歷史的時機。但從現代的情況來看，很可能是這些信條可以治西方之病，也正有可能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障礙，一切都要看歷史環境的決定。
第五種是其它對傳統認識的誤區。許多人由于對傳統學的理論缺少基本的了解，因而對中國的傳統產生許多糊涂的認識。例如有人認為傳統不可分，要么全盤繼承中國的傳統，要么全盤接受西方的傳統。不可能做到取其精華，同時又去其糟粕。其實，傳統雖然有其內在結構，但這種結構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密不可分。任何社會的傳統都不可能做到純而又純。希爾斯說∶“實際上，任何叫做傳統的東西都不是一個整體，他的每一個成分都要經過接受、修改或抵制這一過程。對傳統的反應應帶有選擇性。”那種純粹的想法是根本違背辯證法的。正如列寧所說∶“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中，‘純粹的’現象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的。”有人認為傳統不可變。他們認為我們反封建這么多年，封建社會作為三座大山之一，早已被毛澤東推翻，我們都到了社會主義時代，為什么今天我們的生活中還有那么多封建的東西?可見多么徹底的革命也不能改變傳統。其實他們只是看到了傳統的穩定性，而沒有看到傳統演進性。不錯，各民族的傳統是有一部分（心理結構）難以改變，法國學者丹納稱之為“原始的花崗巖”。李澤厚、許蘇民等人稱之為民族心理的積淀。這種心理結構是任何時代的風雨都不能使之變化的。梁漱溟也慨嘆“中國幾乎是一切原則的例外”，并說這是西方人常說的一句話。唯其中國傳統難以改變，中國又偏偏這樣落后，所以有人常常把中國的傳統看作實現現代化的累贅。于是很自然地以為，美國只有200年的歷史，所以那么發達；中國有5000年的文明，所以才這樣落后。這話有一定的道理，但很不全面。傳統中不可變的部分只占很小比例，其余的都是可變的，否則就沒有世界文化的融合與交流了。實際上中國的文化傳統也是經過多次的融合而成的。在近現代，先進的中國人正是懷著批判的精神有效地將中外傳統結合起來，實現了創造性的轉化，從而贏得了社會的進步。總之由于傳統有一部分不可變而推出取消傳統的觀點是不妥當的。正如希爾斯所說∶“在現代，人們提出了一種把傳統當做社會進步發展之累贅的學說，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錯誤。”有些人還認為，所謂傳統就是典籍文化。其實典籍只是傳統的一種載體，典籍中所記，并非都是傳統。希爾斯說∶“以文件積存的方式體現出來的大量傳統沒有生命力。”因此，要想通過整理國故以發揚傳統是沒有多少道理的，因而也不會收到什么實效。
在目前的精神文明建設中出現了許多混亂的現象。有人認為，反對和平演變就應該提倡民族文化，于是，一切民族的東西都成了好的，這一點從充斥書肆的各類出版物就可以看出，堪輿、數術、骨相、奇門、遁甲統統成了民族文化的象征，更不用說《四書》、《五經》、《朱子語類》、《曾國藩家書》了。而一批學者更是打出振興國學的旗幟，同五四時的國粹派遙相呼應。筆者的專業就是古典文學研究，深知古代的典籍文化并沒有那么大的作用。而過分地強調國粹，勢必造成對世界文化的抵觸情結，不利于對世界先進文化的吸收。“發展才是硬道理”，反和平演變最有力的做法是提倡現代觀念，加快現代化進程，增強綜合國力。
從以上這些對傳統的認識的眾多誤區中可以看出，建設精神文明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中央雖然制定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但將《決議》落到實處，還需我們做大量的工作，特別是理論上的澄清工作。《決議》只是為我們規定了建設的總體目標，而傳統研究就是要具體解決建設的資料來源、實施途徑。前面所列舉的種種對傳統認識的謬見，無疑都是精神文明建設中采集資源、付諸實施階段的障礙。
第四節 如何正確對待傳統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傳統呢?
正確對待傳統的首要態度就是要科學辯證地看問題。人與傳統的關系具有兩重性，既是受動者，又是主動者。我們既要重視傳統，又要富有開拓的精神。傳統無所不在，人們離不開傳統。關于這一點，許蘇民先生曾有生動的描述∶“文化傳承是社會生活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人們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文化氛圍之中，總是在既定的、從先輩那里承繼下來的條件下來開始自己的文化創造活動的。我們的血管中流著和先輩一樣的鮮血，我們的頭腦中有著和先輩一樣的腦髓，我們仿佛從吃奶的時候起就接受了先輩們給我們備下的種種文化觀念。我們既不能任意地選擇某一種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也不能隨心所欲地選擇一種政治制度，我們的心靈同樣也早已不是一片白板，社會的文化模式已內化為我們的心理結構。我們不能超出中（一切文化氛圍、時代等等），正如不能超出自己的皮膚，不能拔著頭發離開地面。任何對于文化的新探索，任何創造性的活動，都以我們所碰到的既定的社會文化氛圍為前提，都以內化為我們的心理結構的特定的文化模式為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說，沒有文化繼承就沒有社會生活，也不可能有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認識到這一點，就是要我們重視傳統。傳統是現實的重要組成部分，重視傳統就是重視現實，干什么事情都要把傳統這一重要因素考慮進去。
但是，重視傳統，并不等于一切依賴傳統，不敢越雷池之一步。傳統并不是神秘莫測的東西。傳統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傳統歸根到底是由人創造的。希爾斯說∶“沒有一個社會中人們可以完全受傳統支配而生活；社會之所以存在下去，也不僅僅是因為它有物體、信仰和范型的積存。人類在生活中有許多亟待處理的事情；每一個人都面臨著一些任務，但沒有現成的對付之策，即使有解決辦法，也總不能盡如人意。”也就是說人們總是探索新的方法，解決新的問題，社會就此發展，傳統就此產生。人在傳統的演進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路就在我們腳下。這一點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我們總是說怎樣繼承傳統，或擺脫傳統，而很少意識到我們正在創造傳統，關鍵是要我們以積極的姿態去創造。希爾斯說∶“在許許多多的情況下，人們所接受（或部分接受）的傳統之所以被接受，是因為在一種需要行動的情境中，傳統似乎明顯就是人們所要求的行動。絕大多數人沒有足夠的想象力可以想出一種替代既定事物的辦法；在身邊已經存在某種現存的范型的時候，他們也不會感到迫切需要設想出某種新事物。”而我們偏偏沒有生在一個可以躺在傳統上高枕無憂的時代。我們身處在迫切要求革的年代，肩負著繼往開來的重任，應該以改革者的姿態，積極開拓新的傳統，而不應該為傳統所束縛，更不應該成為舊的傳統的守衛者。我們所要成就的事業，是前所未有的，客觀上要求我們這一代人必須以改革者的姿態，拿起批判的武器，而又懷著建設者的熱誠，勇敢地面對傳統。要知道，我們不但是優秀傳統的繼承者，而且是未來優秀傳統的開創者。我們不但要實現創造性的轉換，而且要要加快轉換的速率。傳統學的知識告訴我們，人的改變意識愈強，文化的轉換速率也就愈高；庸材是傳統維護者，天才是傳統的開創者。新世紀需要能領時代風騷的一批天才，中華民族需要加快前進的步伐。
在對待具體的傳統當中，我們首先要對傳統有個清醒的認識，要對這一傳統作出價值的判斷。文化的傳承性本身就包括選擇性和詮釋性兩個方面。“而在社會變革時代，從舊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新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要求則規定了人們只能選取和保存發展那些適合于新時代的文化經驗，擯棄那些不適合現代社會生活的陳腐的文化經驗；規定了思想家對于傳統的詮釋不能不打上新的時代精神的烙印，按照新的時代要求來重新估計一切價值。”
人們之所以不再相信那些舊的說教，主要是看到它的名實不符，無法在現實中找到它的合理性。這就要求我們從解決現實當中的問題出發，看那些傳統能夠解決我們的問題。有了這個現實標準，就會使我們從理論的迷茫中解脫出來。當然我所說的從現實出發，并不是一切屈從于現實，嚴格地說是一切從現實的問題出發。現實當中出了問題，就說明按照某一合理的標準要求現實，而現實不合理或不盡合理。這種合理的判斷，就帶有理想的成分在里面。這種理想在很多情況下就是世界人類的共同理想。馬克思主義從來也不否認普遍真理的存在。否則的話，共產主義這一理想就無從談起了。正如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倫理學家阿拉斯戴爾·麥金太爾所說∶“我們所關注的一切傳統，在其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可以按照邏輯的某些權威達成一致。”其次，應該弄清破除、發揚、轉換傳統的條件、環境、步驟，避免空談對某一傳統的取舍。也就是立足于現實，從中外傳統資源中找到所需的東西，取長補短，進而分析其內在結構，提供可供操作的途徑。第三，在選擇傳統的過程當中，要注意傳統的相互制約，避免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就是處理好傳統的繼承和轉換過程中的穩定與變革的關系。懷海德說∶“生命有要求原創的沖動，但社會與文化必須穩定到能夠追求原創的冒險得到滋養；如此，這種冒險才能開花結果而不至于變成沒有導向的混亂。”第四，在提倡一個新傳統時，要有超前意識，但切不可超得太多，以至于脫離實際。現實需要的是改革家，而不是空想家。
以上幾點規結起來就是對傳統要有一個理想加理智的態度。我很同意李鵬程的說法∶“被我們稱之為傳統的東西，就是文化在時間性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確定性形式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內涵著兩種相互矛盾而又必須相互整合的因素，那就是保守（保持）的因素和變革的因素。保守的因素使文化成為連續性的穩定存在，而變革的因素使文化得以創新和發展。所以，傳統的正確意義，應該是在保持穩定的連續中的變革和創新中的文化時間過程。任何文化，作為傳承的東西而且成為‘統’，都是保守與變革在整合中的統一。……所以，正確的文化保守是在保守之中促變革，而不是使保守成為頑固的僵化；正確的文化變革是在變革之中保守已有的文化成果，而只是把那些需要變革的已經過時的東西剔除掉。”
這種理智的態度，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就是懷疑的精神。要對已有的中外傳統做一番反思工作。先否定它，然后再看它有什么我們必須的東西，這樣才能達到揚棄的目的。理智的態度還包含現實的精神，我不想根據幾條道德原則構建一個完美的觀念體系，我只想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一些觀念上的選擇。例如我們的經濟要與國際接軌，我們就要有開放的觀念；我們要建立市場經濟，那么我們就要有競爭的意識，合同的精神；我們要進行民主和法制建設，那么我們就應該發揚中外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我們的國家要實現統一，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加強統一的觀念，等等。本課題就是要集中研究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和對待民主和法制，自由與平等，哲學與科學，統一與開放等和我們目前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傳統觀念，找出中外傳統的契合點，分析現實當中實現的步驟。
研究傳統必須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形成的新的傳統作為一個重點。一提到傳統，人們很自然地想到了四書五經，仁義禮信，其實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這些東西到底有多少在起作用，即有多少是現在的傳統，則要大加分析。實際上在我們目前的社會生活中，特別是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起著主導作用的是我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中形成的“新的傳統”，因此，后面的許多觀念的研究都必須將這一傳統考慮進去。精神文明建設，不僅要吸收舊的，更需要吸收新的，還要吸收外來的。關于這一點，《決議》中有明確的闡述。如第5條說∶“強調要繼承和發揚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和黨的優良傳統，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第14條又說∶“繼承和發揚民族優秀文化和革命文化傳統，積極吸收世界文化優秀成果，我們的文化事業才能健康發展，愈益繁榮。”吸收的前提是批判，包括新形成的傳統也要批判。這并不是我在故作驚人之語，而是本著我黨的一貫精神。革命領袖毛澤東和鄧小平早就主動這樣做了。例如我們今天說“傳統經濟”，就是指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計劃經濟，而我們現在實行的則是市場經濟。我這樣說也不是要全盤否定我黨的光榮傳統，恰恰相反，我的研究重點就是研究新時期如何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如何將我們過去一貫倡導的口號付諸實施，如何使這些光榮傳統獲得新的生命力。例如我黨在革命和建設中一直把民主、自由、平等作為奮斗目標，這些是需要我們大力提倡的，并要努力落到實處的。
我黨的傳統是老一代革命家根據當時斗爭和建設的需要而吸收中外的優秀傳統、批判中外的不良傳統形成的。那是一場壯麗的事業，形成了許多優秀的傳統，值得每一個黨的兒女為之驕傲，我們應該永遠堅持的。特別是要研究先輩們是怎樣面對傳統的，他們的眼界、精神、氣魄、方法值得我們借鑒。但也應該看到，傳統說到底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時代發生了變化，必然要求我們改變生活方式，勢必造成許多傳統已不合時宜的現象，這是毫不奇怪的。例如我黨長期的戰爭經歷形成的許多傳統就不能用于經濟建設。
要正確地對待外來傳統。人們一提到傳統，就馬上意識到是中國的東西。其實，我們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都離不開外國的傳統。正如《十五大報告》所說∶“我國文化的發展，不能離開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開展多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國文化之長，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成就。”希爾斯認為，外來傳統是本民族傳統變遷的重要因素。許蘇民也說∶“文化的傳承性不僅包括對于本民族的文化經驗的傳承，而且包括對于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有價值的文化經驗的繼承。文化沒有國界，那種民族文化閉關自守的思想，那種只是根據的社會文化條件而脫離整個世界歷史孤立發展的思想，都是傳統的農業宗法社會的精神分泌物，決不能適應世界性的現代化歷史運動的潮流。”從事實上看，自從近代以來，我們的每一個進步都伴隨著西方觀念的輸入；現代化一詞本身就是就全世界而言；我們四項基本則沒有一項不是來自于國外。我們信奉的共產主義理想就是建立在世界市場的形成基原礎之上。由于多年的閉關鎖國，我們一提到外國的傳統就心有余悸，大概是害怕丟了中國特色。這是大大糊涂的想法。首先有中國特色的并不都是好的。纏小腳、梳大辮子，是中國古人的專利，三綱五常、宗法觀念也是不國外的發明，魯迅所描寫的國民劣根性，都是中國特有的東西。其次，沒有中國特色的東西也不見得是壞的。例如科學的傳統就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帶有中國的特色。希爾斯說∶“工程知識、基礎理論以及嚴格合乎邏輯和經驗的科學，其傳統內容可以到處移植，而不會與當地傳統發生融合。”不融合就不融合，國外的轎車是四個輪子，我們一定要弄出五個輪子才算有特色?第三，有些傳統我們本來沒有，必須向外國學習。例如，當前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職業道德建設。而我國是農業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工商業并不發達，更不用說職業道德了，我們今天的職業道德就不應該向外國人學習嗎?我們所說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著嚴格的定義，不能庸俗地理解成繼承中國的傳統就是有中國特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中國特色。我們也不能說我們有了社會主義，就再也不用向西方借鑒任何東西了。強調中國特色是為了更好地引進，而不是取消引進。不錯，“傳統在從一個社會遷移到另一個社會時，也出現了同樣的排斥、接受和融合的過程。”但“民族主義的反動派通常是傳統主義的反動派。他們試圖重建外來傳統之前的當地傳統。”這種“民主主義反動派”和“傳統主義的反動派”在五四以前還有一些，今天恐怕不多了，但許多人卻在不自覺中持有這種糊涂的觀念。以中國特色為盾牌，企圖擋住一切外來的先進的觀念，不僅是荒謬的，也是做不到的。第四，引進外來的，才能保住本土的。引進外來的傳統，才能賦予中國的傳統以新的意義和生機。正如魯迅所說∶“不能革新的民族，也是不能保古的”。我們的經濟不發展，我們的文化也不會在世界上廣泛傳播，,我們的民族也在世界之林立足，還何談民族特色? 當今的世界，正逐漸朝經濟的一體化邁進，相應地，文化觀念也將進一步融合，主動地適應這一潮流，無疑是正確的選擇。傳統轉化的具體途徑是什么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加強教育。傳統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傳統的延續，主要是靠教化來實現的。傳統屬于社會性，而不是生物性，它來自于后天教育。荀子說∶“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說的就是后天教育的重要性。中國古代儒家特別強調“人文化成”的觀念。漢儒就曾認為通過《詩經》教育可以起到“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易風俗”的作用。我們目前的教育包含許多內容，但不見有人將現代化納入教育的范圍。現代化要靠有現代知識的人來完成，因而加強現代觀念的教育，應該成為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
其次，政府要提倡。我們的政府是領導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政府，它的決策有很強的示范作用，同時政府又掌握著宣傳的工具，擁有強大的傳媒體系，應該成為新觀念的有力推動者。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觀念之所以發生了重大變化，是我黨改革開放的政策直接促成的。以前我們樹立了各類先進人物，但先進的模式差不多，幾乎都是屬于為人民服務那一類，而很少樹立那些在各行各業中由于有新的觀念，帶動一批人，在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中取得突出成績的人物。我想，這些人也應該成為現代化建設中英雄模范人物。
再次，要鼓勵學術界對陳舊的、丑惡的觀念展開批評，對現代化的理論建設做出新的貢獻。目前，我們已經遠離了批判的年代，一提起批判二字，就有些不自在。其實，學術界需要自由的空氣，但社會需要學術界在維護真理和正義上發揮其不可替代的的作用。目前，在物質的生產中充斥著假冒偽效劣產品，精神產品的生產也是如此。學術界應該負起檢查和打擊假冒偽劣的任務。
在傳統研究之前還有必要將傳統和典籍的關系弄清。前面曾經提到過人們往往把傳統等同于典籍文化。這雖然是認識上的一個誤區，但也說明傳統和典籍之間有著某種密切的關系。典籍是文化的載體，典籍所載，有的能夠成為傳統，有的不能成為，因此將典籍文化等同于傳統是不對的。但典籍在保存知識，使知識成為傳統方面，特別是保存那些經過理性化的傳統上有著重要的作用。如希爾斯所說∶“那些智性上發達的傳統，即經過理性化，并且以著作形式形成了實質性知識成就的傳統，則是經久不衰的。”這里主要分析典籍文化能夠成為傳統的條件，以便在此后的研究中把握好其間的關系。
首先，典籍文化要想成為“活”的文化，即成為傳統，必須具備一定的現實條件，那就是現實需要它。實際上后人一直在對前人的文化采取各取所需的態度。羅素《西方哲學史》在談到古希臘傳統時就曾說∶“對于全世界的歷史學家來說，重要之點并不在于希臘城邦之間的繁瑣的戰爭，也不是黨派權勢的卑鄙爭奪，而在于當這些簡短的插曲結束之后，人類所保存下來的記憶，……在這里面最為重要的，在早期基督教時代是柏拉圖，在中世紀教會時期是亞里士多德；但到到了文藝復興以后，當人們開始重視自由的時候，他們卻首先轉向普魯塔克。普魯塔克深刻地影響了十八世紀的英國和法國的自由主義者以及美國的締造者們；他影響了德國浪漫主義運動，并且主要的是以間接的路線繼續影響著德國的思想一直到今天。”又如，漢武帝時期，統一成了重要的時代課題，因而先秦的講究統一和秩序的儒家思想得以復興。再有就是當一個民族被異族長期占領，當他們恢復自主以后，典籍文化就有可能起到一種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李鵬程說∶“在千百年的人類歷史發展中，物質文化可能被毀滅，語言也可能改變，但只要記載了人們的精神文化的典籍留存了下來了，人們就有一筆由知識、意志和審美精神所構成的文化世界的財富。人們在一些時候，尤其在戰爭和自然災害的危機時，是依靠這樣一筆財富來維系個體以至整個民族的生存的。”文天祥被俘在元人獄中，靠一部杜詩來支撐自己的精神。裴多非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曾激勵許多現代革命烈士毅然走上刑場。其次，即使有了現實的需要，典籍文化要想成為傳統，也必須經過后人的詮釋才能得以實現。著名現代哲學家馮友蘭說∶“經典都需要真正是新的解釋和發揮，才能解決新時代的問題。”
希爾斯曾以《圣經》為例說∶“按照我在本書中所持的觀點，原始經文和其所做的詮釋都是傳統。物質的制品—手稿—是傳統。圣典本身也是傳統。這種‘傳統’就是對經文積累起來的理解；沒有詮釋，經文將只是一種物件。經文的神圣性使其與眾不同，但若沒有詮釋，經文便毫無意義。”因此我們現代人所做的歷史文化典籍研究整理工作就應該有意識地根據現代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做出適當的詮釋。例如將儒家仁愛精神推廣到現代的人道主義，將古人講信用的精神推廣到今天經濟生活中的合同意識，將古代士人保持高潔的人格發揮成今天的自由精神等等。
當然在詮釋的過程中要清醒地看到，古代典籍文化中所標舉的真理和正義有很大的理想的成分。這些信條在當時就沒有實現過。可以說有許多只是先驗的教條，而不是可供操作的經驗。因而這些信條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也不見得能找到現實性。也許要等到將來的某一天，才會變成現實，實現“精神的隔代遺傳”。我們只要能完成我們這一代的任務，就是對歷史最實在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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