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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從傳統看統一與開放

    統一與開放是中國人目前生活中的兩件大事，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同時又有密切聯系的主題。《十五大報告》說∶"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海內外全體中國人的共同心愿。中國共產黨人把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作為自己的歷史重任，并為此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努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對外開放是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面對經濟、科技全球化趨勢，我們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發展開放型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國民經濟素質提高。"而與之相關的愛國主主義，統一政令等問題，都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那么如何借鑒中外傳統，以展開這兩個主題，就特別需要探討。

第一節   統一傳統批判

    一說到統一，人們立刻想到港、澳、臺的回歸，其實這只是其中的一個突出方面，此外還有兩個重要的方面，一個是加大政令統一的力度，一個是加強民族團結。三個方面中，因為香港已經回到祖國的懷抱，澳門回歸指日可待，最大的問題就是臺灣；政令統一的問題比較大，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民族團結，我黨在方面已經有了成功的經驗，但也有一個繼續鞏固的問題。

    中國古代的統一傳統在四大文明古國中，中國是唯一的連續發展的文明沒有中斷的國家。中國又是唯一的一個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長期統一的大國。這固然與中國所處的相對獨立的地理環境有關，但重要的還是統一的傳統在起作用。中國人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統一傳統，使中國人在大多數時候都能團結成一個整體，維系著民族文化的傳承。下面及就具體考察一下這些傳統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過程。

    中國何時進入統一的國家?是三皇?還是五帝?是夏?是商?是周?一時難以回答。因為統一的規模不等，統一的內含有多有少。但可以這樣說，從五帝直到夏商周三代，隨著生產的發展，統一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內含在不斷加深。在商代，規模就很大了。只是它統一的內含還不夠豐富，商以外的各個諸侯，大概只是名義上尊奉，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并沒有真正的統一。武王伐紂，以周代商，大封天下諸侯，國家的規模得以空前擴大。如《詩經》中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周的統一和周禮的制定，對中國統一的傳統的形成有著重大的影響。史稱"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夏商以前天子的權威還是借助某些原始觀念的力量或神的力量來維持的，到了周朝，這些原始的神秘的色彩大為減少，而是代之以人間的約法。周公作禮，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第一個以約法的形式來建立了帝國的秩序，規定了朝廷的權威和諸侯的義務，使人們對朝廷的權威，對天下一統，有了一個更清晰的認識。周朝統一的程度雖然還不算高，但它在文化上的統一的意義極大，影響極其深遠。周朝后來雖然走向了分裂，周天子名存實亡，但周天子名義上的權威，還一直存在，直到秦朝的建立。周朝為后來中國的政治樹立了一個樣板，是人們理想中王朝。

    但是周朝的統一程度還不夠深∶文化的統一多于政治的統一，政治的統一多于經濟和軍事的統一。它不是由中央委派官員直接管理地方事物，而是委托諸侯代管，政治、經濟、軍事都處于這種委托諸侯代管的狀態。這是由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符合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事實證明，周朝的分封制，有利于發揮諸侯的積極性，對于整個社會的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從組織管理的角度來看，分散和集中都是必要的手段，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社會的發展不能沒有組織，而過多的組織又會束縛人們積極性的發揮。在當時的條件下，最好的辦法是小國林立而又相安無事。而實際上小國林立不可能做到相安無事。所以在小國之上，需要一個統一的權威，形成一種聯邦制度。正如十九世紀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言∶"為了把國家之大而產生的好處和因國家之小而產生的好處結合起來，才創立了聯邦制度。"?周天子的一統，給諸侯們帶來了安定，而諸侯的相對獨立性又促進了社會生產總體水平的提高。周室的權威雖然被打破，但后來又有春秋五霸，五霸之后又有七雄的合縱與連橫，直到秦的統一。總之，分裂歸分裂，統一的秩序還得要。集中和分散結合得恰到好處，最為理想，一旦偏向一面，尤其是只有分散沒有集中的時候，動蕩紛爭就會隨之而來。

    時代進入東周以來，周室衰微，諸侯坐大，國家一直處于戰亂當中。中國思想史的發展卻迎來了一個輝煌的時期。面對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諸子們在思考辯難當中，提出了種種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統一是自然要思考的問題。諸子們的氣魄很大，在他們的著作中，經常出現"天下"的字樣，他們的立論，多是從整個天下著眼的。在各家中，只有道家對政治表示失望，主張回到小國寡民的時代。儒家、法家、墨家、縱橫家等家都主張實現統一，盡管他們在實行統一的方法上有嚴重分歧。儒家持一種理想主義的態度，認為應該大力改造人心，使人向善，只要諸侯們能"克己復禮"，恢復周禮規定的秩序，紛爭的局面就可以結束。墨家則更為理想化，主張通過人們之間"兼相愛，交相利"，以建立一個大同的世界。具體的做法就是"尚賢"、"尚同"，要有一個仁義賢德之士作為君主，君主再選賢德之士作為大臣，從而統一天下之義。如《尚同篇》所云∶"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對于那些"不尚同其上者"，則要以刑來加以懲罰?。而法家則屬于典型的現實主義，認為應該建立一套嚴厲的秩序，并以強力推行，從而結束混亂的局面。如《商君書·刑賞》云∶"圣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在《壹言篇》中他還提出了"壹言"的主張。他們提出，要想實現這些，必須加強君主的權威，削弱諸侯和大臣的權勢，即所謂的"隆君權"。如《韓非子·愛臣篇》云∶"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于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識也。""縱橫家也主張以兵力和外交來實現統一。如蘇秦對秦惠王說∶"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各家所提方法表面上看來相去甚遠，其實從各個方面揭示了統一的道理，完全可以相互補充。可以說，先秦諸子基本上揭示了在當時條件下關于統一的真理。

    各家思想中法家和縱橫家思想最為直接可行。秦孝公用商鞅之法而使秦國富強，秦始皇用韓非之法而統一天下。秦立國后吸取了周朝分封諸侯而導致分裂的教訓，實行郡縣制。這是沿襲至今的防止國內出現多個實力中心的政治體制。秦朝還實現了軍事和經濟的統一。秦朝又焚百家之書，統一文字，在文化統一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是周朝文化統一以來的又一次統一，雖然它還不夠完整，但意義已十分深遠。梁漱溟在其《中國文化要義》中對中國"文化之統一，民族之渾整"曾有過一段描述∶"在這里宗教雖云有儒、釋、道種種，卻能不相妨礙，或且相輔而行。種族上，若追源溯流自有甚多不同，而今則都已渾忘。方言雖不免有殊，而'官話'大體通行。尤其文字是完全統一的。所有其歷史、文學、禮俗、信念，即藉此種文字典籍以傳布全國，直接間接陶養了每一個中國人的意識和感情。所以遠從浙江到甘肅，或者像東北到云南之遙遠，而其人還是那樣地沒有隔閡。若是他們在外國相遇，更親切如一家人。似此同化融合三萬萬上近四萬萬人為一大民族之一事，印度固夢想不到，西洋亦夢想不到。"?由此可見文字統一意義之深遠。

    不過秦很快滅亡，經過八年的戰爭，漢朝得以建立。漢初人誤認為是郡縣制的過錯，繼續沿襲周朝的分封制，結果又導致了分裂內戰的局面。到漢武帝即位初年，內有諸侯王的割據，外有匈奴入侵。漢武帝將儒法兩家綜合運用，建立了大一統的政治，徹底鞏固了秦始皇開創的統一的成果。可以說，是秦始皇和漢武帝兩個人共同奠定了中國古代大一統的政治格局。有人說秦朝的失敗是法家思想的失敗，漢武帝的成功是儒家思想的成功。此話雖有些道理，但很不盡然。秦始皇的過錯在于過分地運用法家的嚴刑酷法，而不是所有的統一措施；漢武帝采用了儒家的大一統觀念，同時也吸收了法家的實現統一的具體措施。秦皇漢武的統一措施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等各個方面，這是周朝所沒有的。這個統一已接近了現代意義上國家統一的含義。黑格爾在拿破侖即將進攻普魯士時，就感覺到當時的"德國不能真正被稱為一個國家"，因為一個國家的統一不能"單靠舊時封建社會那種風俗習慣、宗教、教育、語言文字的統一，作為一個近代的國家是不夠的，國家的統一主要靠政治、軍事、財政力量的集中領導、執行的統一。"?可見這種統一，秦皇漢武就已經做到了。

    秦皇漢武之所以能在生產力并不十分先進的基礎上建立統一的大帝國，是因為他們解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即政治和教化的合一。他們不僅實現了政治、文化的統一，而且實現了政治和文化的結合。因為在生產力尚不夠發達的情況下，統一是有實際困難的，秦以前由諸侯代管，以后則由官吏代管。而這些文士不同于諸侯，他們根據書本所學，自覺地將已經統一的文化精神貫徹到政治當中，從而解決了過去由諸侯代管而產生的割據的弊端。文士行政的同時又是在實行教化，政治和教化始終保持合一，政治可以出現動蕩乃至朝代更迭，只要文化還在，就有重新修復的能力。這一制度就是由秦漢開始的。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出于法家"壹言"的思想，"焚百家之書"，同時規定"以吏為師"?。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同時征召賢良方正，以參與政治。隋唐以后，便形成了一整套科舉制度，政治和教化合一的體制更趨完善。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曾對此意義有過集中的揭示∶"唐代科舉制度，同樣為宋、元、明、清四代所傳襲，沿續達千年之久。這是建筑中國近代政治的一塊中心大柱石，中國近代政治全在這制度上安頓。同時亦是近代中國文化機體一條大動脈。在此制度下，不斷刺激中國全國各地面，使之朝向同一文化目標而進趨。中國全國各地之優秀人才，繼續由此制度選拔到中央，政治上永遠新陳代謝，永遠維持一個文化性的平民精神，永遠向心凝結，維持著一個大統的局面。"?

    漢代以后，中國的歷史上雖然出現過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宋金對峙三個分裂的局面，但與統一的時候相比，時間還是非常短暫的。這是秦漢以來統一傳統作用的結果。

    中國有文獻以來的歷史證明了兩點∶一、統一則安，分裂則亂，統一是避免紛爭的唯一的正確途徑。那種多元共存的局面只能是暫時的，不會長久。人們追求統一，不是為了證明統一觀念的神圣，而是來自經驗的統一觀念可以解救紛爭的現實。二、秦漢以來，雖然統一的傳統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但不能說中國就沒有了分裂的傳統。后人在繼承秦皇漢武的統一傳統時，不免出現偏差。如唐代實行郡縣制，但又實行藩鎮制，終因藩鎮割據而敗亡，三、每次分裂常常伴隨著少數民族入侵，而每次少數民族入侵又都和中原政權內亂有關。可以說內亂往往會引來了外患。分裂都是由內部首先開始的。內部穩定時也可能有外患，但大的外患，特別是全面被征服的外患，必定是由內亂引起的。

    這幾條對于我們今天的統一事業仍然有其指導意義。首先我們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充分地認識到分裂的危害性，有著深厚的統一的傳統，我們應當繼承并發揚光大。其次，要想使實現國家長久的統一，內部的穩定至關重要。第三，中國歷史上也有分裂的傳統，要時刻對這一壞的傳統保持警惕。鄧小平在回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臺灣有什么必要同大陸統一"時說∶"這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的感情問題。凡是中華民族的子孫，都希望中國能統一，分裂狀態是違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臺灣不同大陸統一，臺灣作為中國領土的地位是沒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別人拿去了。"?我理解鄧小平這些話正是基于對中國統一傳統的深刻認識。

    國外可資借鑒的傳統國外給我們的借鑒首先是關于"國家"的概念。中國人的國家觀念與西方人有很大的差別。人們所說的國家是多半是指諸侯國，而不是指天子所代表的轄區。人們通常以為，中國就是天下，就是世界。這一點，許多人都曾指出。如錢穆在其《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寫道∶"其次說到國家，中國人很早便知以一民族創建一國家的道理，正因為中國民族不斷在擴展中，因此中國的國家亦隨之而擴展。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中里，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觀念里。他們只把民族和國家當作一個文化機體，并不存有狹義的民族觀與狹義的國家觀，'民族'與'國家'都只為文化而存在。"，他還指出，中國人"常誤認為中國早已是一個'天下'，早已是一個'世界'"?。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曾對顧炎武《日知錄》當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段話做了分析，也闡發同樣觀點。那段話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中略）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梁漱溟分析道∶"他所說的我們無須負責的'國'，明明指著朝廷皇室，不是國家；他所說我們要負責的'天下'，又豈相當于國家?在顧氏全文中，恰恰沒有今世之國家觀念存在！恰相反，他所積極表示每個人要負責保護的，既不是國家，也不是種族，卻是一種文化。他未曾給人以國家觀念，他倒發揚了超國家主義。""這個傳統觀念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是促進我們對世界文化的了解和認同，尤其是在全球越來越走向一體化的今天。不利的一面也出在這個地方，我們中國即是天下的觀念，容易形成對外來文化的蔑視，而對文化的多元化的意義認識不足。我們在文化上反對歐洲中心主義，但我們也容易陷入中華中心主義，從而形成對外來文化拒斥。如近年來就有人不斷地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儒家文化要復興等等。我們反對過前蘇聯輸出革命，我們又何嘗沒有輸出過革命的傳統?儒家一直希望看到全世界的人按照一個理想的道德來生活。如《中庸》中所說∶"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意思是說，只要所有的人都能"尊親"，大同世界就會到來。作為一種美好的理想，值得稱贊，但作為一種文化戰略，就顯然不太合適了。

    中國的歷史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處在統一的狀態，在它的周圍沒有幾個能與之分庭抗禮的國家，因而國家的觀念一直沒有被人們強烈地意識到。近代以來，西方列強用大炮向中國人證明在中華大帝國之外，還有更強大的帝國，中國人從此才有了國家的觀念。這種國家觀念給我們以兩點啟示，一個是我們有了一種危機的意識，我們必須自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成了每個愛國者的共同心愿。鄧小平在寫給政治局的請求退休的信最后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民既然有能力站立起來，就一定有能力永遠巋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個啟示是"主權"這個觀念。它是國家概念的一項重要內含，有了主權就相當于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我們由于國家觀念不強，主權這一概念自然也就沒有，近代以來，我們從西方人那里學來了這個重要的概念，并成為我們對外五項原則的核心概念。捍衛我們的主權是對外交往的第一個目標。我們要求與我建交的所有的國家都要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闡述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第一個問題就是主權問題∶"關于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的余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出現，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逐漸加強，國家的統一問題必須放到世界范圍內來考慮了。當今的世界有聯合國這樣的組織，人們共同簽訂了許多國際公約，一個國家的行為，不再是不受任何限制。與中國古代相比，當今世界統一的問題要復雜多了，不但國與國之間的糾紛，就是一個國家的內部的問題也經常被國際化。這就要求我們在考慮統一的問題時，不能光靠我們固有的傳統，還要吸收國外的傳統。

    中國共產黨的傳統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和建設期間，也形成了一整套統一的思想。在解放戰爭期間，美蘇都提出劃江而治的設想，被中共斷然拒絕。這是中共繼承中國古代統一傳統的結果。解放后，中國也一直致力于祖國的統一事業。用一國兩制，成功地收回香港，1999年將要實現澳門的回歸，是中國創造性繼承了中外傳統。一國兩制，在中國古代就有先例。當時的統一就有多種層次，多種模式。例如漢武帝的大一統政治，就有多個層次。在內部，主要實行郡縣制，同時又有分封制。對那些剛征服的東越、南越，委派官吏，但不收稅。對投降的匈奴人，讓他們居住在邊郡，作為屬國。而對那些無力管轄的西域或西域以外的小國，則只要能來朝貢就算心向天朝。可以說是一國多制。同時，一國兩制概念，也受到了國外的主權觀念的影響。所謂一國，就是主權的統一，而主權的觀念就是來自國外。

    中國目前最大的統一問題無疑是臺灣問題。一國兩制的思想，香港和澳門的回歸，大陸改革開放的成功，都為臺灣的回歸創造了良好的機遇。要加強內部的團結，增強綜合國力。加強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為最后統一作多方準備。這里要特別強調提高人們對統一意義的認識，特別是對分裂危害的認識。現在總是有些人懷有一種極其糊涂的思想，或認為兩岸可以長期共存，或認為我們落后，沒有必要統一臺灣。這是極端錯誤的觀點。可以說，持這種觀點的人，既不了解中國的歷史，也不了解世界的現實。如前所說，分裂的政治，不可能長期共存。從世界現實上看，現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在與中國交往時，動輒打臺灣牌，使兩岸疲于應付。總之，臺灣是中國政治上的一大隱患，一日不解決，一日不得真正安寧。目前臺獨勢力十分猖獗，而一旦臺灣宣布獨立，任何一屆中國政府，都必須做出武力解放臺灣的決定。而這種戰爭又難以保證是局部的國內戰爭。這里又會演示古老的經驗，內亂必然要引來外患。

    中國統一的再一個問題就是政令統一，上行下達，防止出現新的割據局面。近代以來的中國一直處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孫中山先生就曾說中國人如同一盤散沙。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以來，組織力明顯加強，新中國成立以后，經濟上實行計劃經濟，政治上高度集中，軍事上更是統一領導，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高度統一的時期。但是，這種高度的統一，也有其弊端，不利于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改革開放以來，這樣實行簡政放權的政策，給地方以更大的自主權。這樣過分集中的局面被打破了，地方的積極性得到發揮。但由分散而導致的弊端也隨之而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令不能下達，關卡林立，嚴重阻礙了各項事情的進程。對此，小平同志明確指出∶"中央要有權威"。他說∶"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權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沒有這一條，就是亂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對策'，不能搞違背中央政策的'對策'，這話講了幾年了。"?有人認為，放權是市場經濟的需要。其實，這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市場經濟不是放任經濟，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的初期，必須靠統一的權威來維系市場秩序的正常運行。如加強宏觀調控，優化宏觀環境，打擊假冒偽劣商品，等等，都必須靠政令統一來完成。政令的統一和自由并不矛盾，政令統一是看政令能否堅決執行，而自由是看政令對人限制的多少，是兩回事。相反，一定政令的統一，是自由的必要保障。有人預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有可能實行聯邦制或邦聯制，這是沒有根據的。隨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要求政令的統一來作保證，國際間的關系尚且如此（歐盟的建立和歐元的啟動，就是出于經濟發展的必須），更何況一個國家的內部。因而如何處理好集中和分散的關系，收兩者之利而避兩者之害，是我們應該認真研究的問題。《十五大報告》所說的"改革流通體制，健全市場規則，加強市場管理，清除市場障礙，打破地區封鎖、部門壟斷，盡快建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就是兼顧了權威和自由、統一和開放兩個方面。

    中國統一的再一個問題就是進一步加強民族團結。民族問題是關乎一個國家統一的大事。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中國的文化當中，并沒有強烈的強調民族不同的鮮明意識。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說民族可以由五種"自然力"組成，即"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經過考察我們就會發現，在中國人心目中，人們更多只是從風俗習慣上來區分各民族，而對其它幾項考慮得甚少。先秦各家思想中，強調，民族劃分觀念最鮮明的要屬儒家的"嚴華夷之辨"。但這種華夷之辨，不是從血緣上來劃分的，也不是用宗教來劃分的，而是根據文化來劃分的。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狄之，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因此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從漢族這方面來說，沒有種族滅絕的性質，也沒有宗教上的不相調合。例如漢朝與匈奴曾展開過多年的戰爭。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北方少數民族的生產方式決定的（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是合一的，具有先天的脆弱性，需要中原農業經濟的補充，而中原農業經濟是自給自足的，沒有交換的強烈需要，在交換不能正常進行的情況下，就易于引發戰爭），但文化倫理上的差異，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漢朝人總是攻擊匈奴人不文明，說∶"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無闕庭之禮。"?漢武帝在一次嘉獎衛青時說∶"匈奴悖天理，逆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反藉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上只有蒙古人入主中原時，曾對漢族農民進行過滅絕性的屠殺，其他屠殺都是局部的。而從漢族的角度來看，并沒有強烈的排斥少數民族的傳統觀念。正如錢穆先生所說∶"因此在中國史上，我們可以說，他既沒有不可泯滅的民族界限，同時亦沒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戰爭。魏晉南北朝時代民族新分子之羼雜，只引起了中國社會秩序之新調整，宗教新信仰之傳入，只擴大了中國思想領域之新界。在中國文化史里，只有'吸收、融合、擴大'，不見有'分裂、斗爭與消滅'。"?1988年6月底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29日在北京大學演講并回答學生提問。一個學生問∶"您在加強兩國交流方面對中美兩國青年有何希望?"克林頓回答說∶"希望青年們能放棄種族仇恨，因為現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如波黑，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以及非洲的部族沖突都是由種族仇恨引起的。""我認為，這些話對中國青年來說，沒有多少針對性，因為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沒有這種狹隘的種族觀念。

    從血緣上來看，民族團結有很多理由。歷史上北方少數民族與漢族政權發生了無數次戰爭。這是由他們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但戰爭和交往的結果，是中華民族的大融合。我的碩士導師王叔磐先生曾以幾十年的時間來研究北方少數民族，它以大量的翔實的材料證明，中國北方的許多人自以為是漢族的姓氏其實都是少數民族。例如唐代的詩人中李白、李賀、元結、元稹以及各位皇帝，都是少數民族。可在人們的心目中，他們都被當做漢族人來看待。

    西方的民族問題也給中國人提供了反面的借鑒材料。東歐社會主義的轉向，蘇聯的解體，都伴隨著民族矛盾。蘇聯的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南斯拉夫內部因民族問題打了幾年的仗，現在又出現了科索沃危機。我們雖然沒有種族仇恨的傳統，但這些也足以使我們警醒。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制訂出一整套民族政策，行之有效。發揚我們民族團結的優秀傳統，吸取國外的民族問題的經驗教訓，把握好時代賦予我們的機遇，我們一定能贏得一個堅定的長期的民族團結的局面。

    沒有鮮明的民族區分觀念和和長期的民族融合，為我們今天的民族團結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傳統。在絕大多數漢族人看來，加強民族團結，是發自內心擁護的。而少數民族同胞們，也大多自認為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如朝鮮族同志就反對韓國人說他們是韓國的僑民。是中華民族這塊土地養育了他們，他們沐浴的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一員，而不是什么國外的什么民族的一員。

    在加強民族過團結，反對民族分裂的工作中，發展社會生產，增強綜合國力，是凝聚民族心理的最根本的辦法。例如美國也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在它的國家中只有種族歧視問題而沒有民族分裂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總和國力直線上升，為我們的民族團結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外就是加強對分裂主義分子的打擊。民族分裂從來都不是代表人民的意愿，都是少數個人野心家為了自己的私利鼓搗起來的。

    與統一密切相關的是愛國主義問題。統一離不開愛國主義教育。《決議》的第2節說∶"要進行廣泛的愛國主義教育"，第9節也說∶"愛國主義是中國人民團結奮斗的一面旗幟。"愛國主義是一個人們常常說起的概念，但人們對它的理解卻不盡相同。愛國主義含義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此如列寧所說的"愛國主義是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的對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歷史，有著光輝燦爛的文化，曾經奏響國人類的第一把提琴，曾經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這些歷史足以使每個炎黃子孫感到自豪。在這塊土地上孕育出來的人們，都有一個民族文化的根。這是凝聚中華民族，乃至世界上所有華人的強大的精神向心力。前面所過，中國人的國家觀念不強，但中國人對民族文化的關懷卻有悠久的傳統。如錢穆先生所說∶"中國古代人，一面并不存著極清楚明顯的民族界線，一面又信著一個昭赫在上的上帝，他關心于整個下界整個人類之大群全體，而不為一部一族所私有。在此兩點上，我們可以推想出他們對于國家觀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們常有一個'天下觀念'超乎國家觀念之上。"?所以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是融為一體的，而國家又是和文化融我融為一體的。可以說，中國人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是特別強烈的。這是我們優秀的傳統，必須發揚光大。這最高意義上也最廣意義上的愛國主義，它適用于一切華人。小平同志在談到香港問題時說∶"什么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小平在這里所說的愛國的含義，就是指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這種文化的認同感是經過我們無數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來的，是一種信仰，近乎一種絕對命令。許多人并不是在比較之后才選擇它，而是無條件地接受它。人們在實現這種情感時，可以不拘形跡，不管你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不管你是捐資百萬，還是在心里表示對祖國的眷戀，同樣是在愛國。如當年孫中山流亡國外，魯迅逃到上海租界，但不影響他們是偉大的愛國者。

    這種普遍的愛國主義對我們今天來說，雖似一種絕對命令，但它卻是來自經驗。我們祖先創造出來的光輝業績給了人們以自信心和自豪感，這種自信心和自豪感，積累起來，就形成了這種深厚的情感。愛國主義除了前面這種普遍意義以外，還有它的具體的含義，因為祖國不是抽象的。小平同志早在1981年7月17日同中共中央宣傳部門負責同志談話時就曾明確指出這一點?。這個具體的含義來自一個人在具體的國家當中實現自身價值的現實可能性。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時空當中，一個國家能否使他去愛，取決于他在這個環境中能否實現自己的價值，或有希望實現自己的價值。在這個具體的環境中，文化只是其中一個因素，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因素，如一個國家的國體，政體、生活方式、地理環境、國際地位、綜合國力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愛國又是有條件的。黑格爾在其《法哲學原理》中說∶"政治情緒，即愛國心本身，作為從真理中獲得的信念（純粹主觀信念不是從真理中產生出來的，它僅僅是意見）和已經成為習慣的意向，只是國家中的各種現存制度的結果，因為在國家中實際上存在著合理性，它在根據這些制度所進行的活動中表現出來。--這種政治情緒一般說來就是一種（信任它能轉化為或多或少地發展了的見解），是這樣一種意識∶我的實體性和特殊利益包含和保存在把我當做單個的人來對待的他物（這里就是國家）的利益和目的中，因此這個他物對我來說就根本不是他物。我有了這種意識就自由了?。如果一個人對他所處的具體國度失去了信心，那么他就易于失去他的愛國情感。再有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并不是每個人都是高尚的精神境界，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意識到更抽象的愛國意義。一個普通的公民在平常的情況下，沒有愛國的情感是可以不受指責的，但是當他代表國家的時候，則必須要求他有愛國心。因此不能無條件地強迫每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懷有愛國感情。要人們具有愛國思想，不能靠空喊，應該通過事實取激發。

第二節   開放傳統批判

    開放在中國人目前的心目中有著特定的含義。它包括兩個兩個方面，一個是對內開放，與改革同義，這是相對我們過去強調集中的體制而言；一個是對外開放，與加強對外交流同義，是相對我們過去長期處于閉關鎖國的狀態而言（關于改革和開放都可以用"開放"一詞來概括，是小平同志在一次與外國領導人談話時所言。1986年8月19日到21日，他在視察天津的談話也體現了這一聯系。他說∶"天津港下放兩年來經濟效益顯著提高。人還是這些人，地還是這塊地，一改革，效益就上來了。無非是給了他們權，其中最要的是用人權。"?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由于對內開放在前面已經講過，這里主要講對外開放。

    中國古代開放的傳統封建社會后期的中國，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極端封閉的國家，以至于非用洋人的大炮不能轟開古老中國的大門。其實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非常開放的時代，也曾有過開放的傳統。如錢穆先生所言∶"中國在世界上，是比較算作文化孤立的國家。但中國實不斷與其四鄰異族相交通相接觸。中國的對西交通，有西北的陸線與西南的海線兩條大路。尤其是漢、唐以下，中國那兩條路線之交通頻繁，是歷歷有史可徵的。而且中國人對外族文化，常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來營養自己的舊傳統。中國人常抱著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外面的一切異樣的新鮮的所見價值，都是融匯協調，和凝為一。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

    在先秦的各家思想中，道家思想就是比較寬容的。它與其他各家講究有為而治不同，講究無為而治。可以說，是一種自由的政治思想。它甚至認為國家也是越小越好，小國寡民，是最理想的社會。道家思想在秦漢以后的政治中一再被人采用，而每一次采用，都帶來了相對寬松的政治氣氛。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兩個對政治影響最大的時期，一個是漢武帝時期，一個是唐玄宗時期。漢武帝時期講究統一，用的是儒家和法家思想；唐玄宗時期講究開放，用的就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唐玄宗時期，對內用法寬平，朝廷上講究民主，對外不強調華夷之辨，不修長城，朝廷中為官者有一半是少數民族。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先進，最文明的國家。當時的長安，是國際最大的都市，商賈和外交使節云集。思想活躍，文禁松弛。這是中華民族吸納百川的輝煌時刻。這種開放的氣魄和胸襟給我們以偉大的力量。

    盛唐以后的中國，開始走上了下坡路。莫明其妙地執行了一條閉關鎖國政策。我們在慨嘆不能繼承唐人的同時，也必須承認，我們的開放的基礎是不牢固的。我們畢竟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占絕對統治地位，使我們不可能了解到離開世界就難以生存的道理。封閉使我們遠遠落后了世界其他民族。近代以來的思想家們不得不反復強調以正確的心態來對待開放問題。這是因為我們是在被動的情況下開放的，是在受到壓迫以后的被動之舉。民族的自尊心和向外國學習構成了矛盾。一貫是世界第一的中國向蠻夷小國學習，心理上自然不能接受。所以近代以來留給我們的對外傳統，不是漢唐那樣的優秀傳統，而是病態的傳統。我們在此需要隔代繼承漢唐優秀的開放傳統。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同志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曾語重心長地說∶"……五十年離不開對外開放政策。因為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漸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時代，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小平同志在許多講話中，也一再重申"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有一個正確的開放的對外政策"?的道理。如1989年5月31日說∶"改革開放政策不能變，幾十年不能變，一直要講到底。"?

    國外開放的傳統世界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來，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進程飛速前進。世界的文化可能會走向多元，但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卻日益緊密。如關貿總協定，已經成了我們今天一個常見的話題。1997年下半年的東南亞的金融風波，引起了全世界的共同關注。1998年6月日元的新一輪貶值，也是靠幾個國家共同采取行動才遏制住的。開放是一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條件。只要一個國家不想被時代拋棄，不想被開除球籍的話，必須與世界進行交往。開放，這是外國人給我們最大的傳統，而且是用大炮送來的，我們對此曾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必須重視它。

    中國共產黨的開放傳統近代以來的中國在對外開放方面不是一番風順的。中國近代革命的進程是與爭取民族獨立，反對外來壓迫聯系一起的。在此期間，我們在對外開放上有著鮮明的選擇性。即我們是社會主義革命，我們的革命進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我們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開放的程度是相當高的，而對另外一些非社會主義國家的開放，程度則相當的低。后來，我們與那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也大都搞僵了，結果又出現了新的閉關鎖國的狀態。如小平同志所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是對外開放的，不過那時只能是對蘇聯東歐開放。以后關起門來，成就也有一些，總的說來沒有多大發展。""這種鎖國既有我們自己的原因，但更多是外來原因。當時的叫做帝國主義封鎖。我們的口號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對洋奴主義，爬行哲學"。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是必須的。沒有哪個國家會幫助中國徹底實現現代化。所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仍是我們應該堅持的傳統精神。但"反對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則應該拋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外開放的步伐迅猛前進。這與我們的經濟形式變化有著直接關系。我們正在實現從傳統的自給自足的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為我們對外開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這也客觀需要。

    我們要樹立一個新的觀念，努力改變投資環境，爭取使國外大公司的總部搬到中國來。中國要變成一個能容納世界各大公司的"大家"。這一點，先秦諸子中管子和孟子的設想或許對我們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他們認為，在多國并立情況下，一個諸侯國要想在競爭中獲勝，那么就應該制定一套開放的，仁義的政策，使各國的商人都來你的國家做生意，使各國的農夫都來你的國家種地，使各國的士人都來你的國家做官，使行人都來你的國家旅游。如《孟子·梁惠王上》云∶"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訴于王，其若是，熟能御之?"?孟子所說，還有些理想化，管子所說就顯得非常實在了。其《揆度篇》說∶"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谷重于吾國，輕于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于我矣。"?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果使中國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需要大量的技術和資金，這是全球最大的市場。如何把這個大市場管理好，如何使各個大公司來這個市場做生意，是我們對外開放的重點所在。這里要做的主要工作有∶建立廉潔有效的管理體制，保持各種生產要素的低價位，制訂一系列優惠政策等等。

    在對外開放上，要有一個容納天下諸侯的心胸。這些當代諸侯就是各大公司。當今的世界現實是一個大的公司的財力已經遠遠超過了一個中等的國家。1996年10月20日《參考消息》頭版頭條刊載一篇題為《世界財團實力雄厚》的文章，就說日本三菱公司的年產值相當于一個印尼全國的年產值。據1998年9月10日香港衛視鳳凰臺報道，世界三大首富的財產達400萬億美元，相當于48個國家的年產值。又據中央電視臺1998年1月10日"新聞聯播"節目報道，目前跨國公司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占專利的85%。同一個節目1997年11月19日報道，中國500家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資產還比不上美國的一個通用汽車公司，中國電子前100家還的產值還不及美國IBM公司的四分之一。這些公司是國中之國，又是國際之國，因而在對外關系上，必須考慮這一新的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