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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選》編纂背景研究
第一章 漢魏六朝編撰考論
第一節(jié) 漢魏六朝著書、編集動因考
在中國古典文獻中，著書與編集是兩種不同類別。即使著書，也并不同于現(xiàn)代的概念。先秦時期，能稱著作者，指的是圣人經(jīng)書�！抖Y記·樂記》說：“作者之謂圣，述者之謂明”，顏師古《漢書·禮樂志》注此句說：“作謂有所興造也”。“興造”是指作者無所依傍，創(chuàng)造，當然這創(chuàng)造是有限制的，即《禮記》所說：“知禮樂之情者能作”，這自然非普通常人而可為，必得圣人始能制作，所以《禮記正義》說：“圣者通達物理，故作者之謂圣，則堯、舜、禹、湯是也�！庇纱丝芍髡弑局甘ネ醯慕�(jīng)書，張華《博物志》稱：“圣人制作曰經(jīng)，賢者著述曰傳�！迸c“作”相對的是“述”，《禮記正義》說：“明者辨說是非，故修述者之謂明，則子游、子夏是也�！笨梢姟笆觥痹谟诿鞅媸欠�，述圣人之意，也即《漢書·禮樂志》所說：“述謂明辨其義而循行也�！边@也就是張華所說的經(jīng)和傳的區(qū)別。這一觀念至漢猶然，王充《論衡·對作》說：“或曰：‘圣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jīng)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王充這里否認有人將《論衡》稱為著作，指出他的《論衡》既不是作，也不是述，而是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虛浮之事，輒立證驗”，《論衡》即“就世俗之書，訂其真?zhèn)危q其實虛”。王充對著述的看法仍然同于《禮記》。這里他又引進了“論”體，其源亦出孔子。王充引孔子說：“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边@是將疾虛訂偽的批評看作論，而與李充“研核名理”(《翰林論》)的說法不合。從王充敘述的作、述、論三種圖書看，分別所指的是經(jīng)、史、子。史書稱述不稱作，也來自史學家自己的意見。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在回答壺遂時說：“余所謂述故事，整齊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睆囊陨纤摽矗貪h以來的著書觀念，總起來也不過是經(jīng)、史、子三類，對于詩辭賦一類文學作品，當時并沒有給予承認。但是，不承認不等于不存在，即使《詩三百》被列入經(jīng)類，不再作為文學的例證，也還有屈原的《離騷》。先秦兩漢時期，盡管文學地位不高，還不可以與經(jīng)、史、子抗衡，但辭賦的寫作卻是大量的、普通的。不幸，這一現(xiàn)象在當時的著述觀念中是被忽視的。其原因除了文學本身地位不高之外，恐還是與當時文學作品沒有以書或集的方式出現(xiàn)有關。劉向曾裒集屈、宋作品，名為《楚辭》，但并不是作為文學總集，東漢時，王逸還努力想尊之為“經(jīng)”，恐也與著述觀念有一定關系。文學作品既不能稱為著、作，也與述、論絕不相同，隨著文學作品的數(shù)量增多，地位的提高，編集就勢在必行，于是經(jīng)、史、子之外，集部就獨立為一類了。這便是漢魏六朝著書、編集的背景。由于這一背景具有如上所述的復雜性，漢魏六朝時期著書、編集的動因、所采取的體例也就各有不同。比如六經(jīng)，按照漢儒的解釋，是“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jié)也，圣人能為之節(jié)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jié)萬事者也。”當然，儒家解經(jīng)，并不合乎事實，如《詩三百》就非出自以上目的，但自先秦以來，統(tǒng)治者掌握了解釋權，遂成為后人接受的事實。因此，本文的分析也就排除掉經(jīng)的部分。
秦漢時期著述，大抵集中于子、史，總結其著書動因，大概有這樣幾種方式：一、道困著書。如《史記·孔子世家》記子思困于宋而作《中庸》；又如《孟子列傳》記：“天下方務于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倍⒓凳琅c發(fā)憤�！妒酚�·荀卿列傳》記：“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
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shù)萬言而卒�！庇�，司馬遷《太史公自序》歷舉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子、呂不韋等圣賢著書的遭遇，說《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边@就是有名的“發(fā)憤著書說�！比�、著書立言，自成一家�！短接[》卷第六百二引《呂氏春秋》說：“呂不韋為秦相國，集諸儒使著其所聞，為十二記、八覽、六論，合十余萬言，名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于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金�！币陨先N方式是秦漢著書的主要動因，所舉例也都屬子書。在史書的編著中，也是如此。如司馬遷作《史記》，應屬于發(fā)憤一類，但另一方面，《史記》貫徹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又使這一部書不能簡單地作史書看，它的字里行間，都表達了司馬遷對人類社會高度的哲學思考。
然而詩賦等文學作品的寫作，越來越受文人的青睞，不僅數(shù)量增加，題材也逐漸擴大了范圍。就史書的著錄看，《史記》、《漢書》中尚未見對傳主詩賦等作品的著錄，但在《后漢書》中已屢屢出現(xiàn)。如《后漢書·班固傳》記：“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又如《蔡邕傳》：“(邕)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箴、吊、論、議、《獨斷》、《勸學》、《釋悔》、《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于世�！蔽膶W作品大量涌現(xiàn)，勢必推動編撰結集的發(fā)展�！端鍟�·經(jīng)籍志》說：“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chuàng)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眾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后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具焉，名之為集�！眲e集的產(chǎn)生自然是東漢作品增多所致，一時間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顯示了東漢文學創(chuàng)作的興盛，這正是文學自覺的前夜。
編集之風至魏晉尤盛，有作家手自編集者，如曹植自編《前錄》七十八篇；有帝王敕編者，如魏景初(237—239)中明帝敕錄曹植“前后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余篇，副藏內(nèi)外�！弊骷覀�人專集的產(chǎn)生和受到社會的廣泛注意，是與文學進步的觀念相一致的，這與西京以前已完全不同了。也就在這個時候，發(fā)生了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件，即我國第一篇專論文學的文章《典論·論文》發(fā)表了。在這一文獻里，曹丕首先把文學與經(jīng)國之大業(yè)相提并論，并且許之為不朽，這是對傳統(tǒng)“三立”學說的突破。盡管產(chǎn)生曹丕這篇論文的背景，具有十分明顯的政治原因，但它所表現(xiàn)的意義卻沖破了政治目的性。曹丕說：“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這一說法直接以文學作品與子、史相等，提高了文學的地位。自此以后，集部的編撰自然具有了立言成家的內(nèi)容。
別集的大量涌現(xiàn)，促成了總集編撰的歷史要求。《隋書·經(jīng)籍志》說：“總集者，以建安以后，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以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是后文集總抄，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這一段話既解釋了總集產(chǎn)生的原因，即由于辭賦等大量產(chǎn)生，再加以別集日增，讀者勞頓困倦而難以遍覽，于是摯虞編總集，芟剪繁蕪，集以精華，方便了讀者；同時又指出最早的總集即摯虞的《文章流別集》，《隋志》就是將摯虞此書列為總集類第一部。其實在摯虞之前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些總集，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舉出有應璩《書林》、傅玄《七林》、荀勖《晉歌詩》、《晉燕樂歌辭》、陳壽《漢名臣奏事》、《魏名臣秦事》、荀綽《古今五言詩美文》、陳勰《雜碑》、《碑文》等，但也正如王、楊所指出的那樣：“薈萃各體文章，加以刪汰別裁，且附以系統(tǒng)評論的大規(guī)�？偧援斒淄啤段恼铝鲃e集》。”此外，摯書之前的總集，隋唐時大略都已亡佚，《隋志》既不知其體例，宜以摯書為首。除了王、楊所指以上各總集，《后漢書·王逸傳》記王逸“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這大概是現(xiàn)在見到的最早的總集了(《楚辭》例外，見《四庫總目提要》“楚辭類”總敘)。不過，漢詩能有一百二十幾篇，數(shù)量是挺大了，根據(jù)漢人關于詩的概念，王逸所謂漢詩，當與《漢書·藝文志)所裁三百二十四篇歌詩相類，即大多為樂府歌詞。如果是這樣，王逸《漢詩》與魏晉以后的詩歌并不相同，但能將這些歌詩編撰成集，應該稱得上是總集之祖了。
摯虞《文章流別集》的編撰原因，基本也是后世總集編撰的主要依據(jù)。這都是與當日作品數(shù)量繁博的事實有關。不僅是文學總集，子、史兩部也是如此。如《后漢書·荀悅傳》：“(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庇指鸷椤侗阕印氛f：“余家遭火，典籍蕩盡，困于無力，不能更得，故抄撮眾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备鸷槭且蚧鸷蠹邑殶o力購書而撮取眾書之要，但“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的目的卻相同。這種方式與當日產(chǎn)生的類書也是同一背景�！段褐�·文帝本紀》記：“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jīng)傳，隨類相從，凡千余篇，號曰《皇覽》。”從部帙浩繁的經(jīng)傳中撮取精要，再隨類相從，的確使讀者“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這樣的方法不能不對總集產(chǎn)生影響。
作品繁博，而且各種文體界限不清，摯虞《文章流別論》便指出前人作品有“頌而似雅”的現(xiàn)象。文章體裁不清楚，是文學發(fā)展過程中的正�，F(xiàn)象，每一種體裁的產(chǎn)生大都與現(xiàn)實需要有關，新產(chǎn)生的體裁在寫法上也難免受其它體裁的影響。雖是正�，F(xiàn)象，如不加以辨析糾正，就不再是正常現(xiàn)象了。那樣就會引起寫作的混亂，令后世學者無所適從。正是從這個意義出發(fā)，魏晉南北朝的作家、批評家既著文辨析，又編集以區(qū)分各體，這是魏晉南北朝批評史上真正的主流，但卻為我們的批評史所忽略。關于文體辨析的觀念、體例，將留待下章具體討論，本文旨在說明魏晉南北朝總集的編纂，大都與這一動因有關。這是一種好現(xiàn)象，說明當日文學創(chuàng)作的興盛，反映了文學本體的自覺。摯虞《文章流別集》固是出于“采摘孔翠，芟剪繁蕪”的原因，更有辨析文體的目的，其定名“流別”，就表明了它的編輯宗旨。摯虞之后，又一部有影響的作品是東晉李充的《翰林論》，《晉書·文苑傳》說：“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笨梢姟逗擦终摗返木幾�，是受當時“典籍混亂”現(xiàn)實的刺激。這個混亂，既指典籍四部不分，也應包含有各文體淆亂的內(nèi)容。李充身為著作郎，自然有責任承擔這一任務。
編選文章總集，辨明文體應該是魏晉南北朝總集編纂的一個主要動因，這從現(xiàn)在尚可略知體例的一些總集如任昉《文章緣起》、蕭統(tǒng)《文選》、杜銓《文軌》等中可以看出。詳細的論述，見下章。
除了編述歷代詩文(體制一般是不錄存者)外，尚有一些編撰時人作品和文學活動的總集。比如石崇所編《金谷集》，此集編于元康六年(296)，為送大將軍祭酒王詡還長安，石崇在其別廬金谷園宴請賓客飲酒賦詩，詩成編集作《序》�！缎颉分姓f：“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并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北砻嫔峡磥怼督鸸燃返木幾�，是以石崇為首的一次詩會活動的結果，但實質上卻是借詩集傳名于后世的動機促成的�！缎颉分姓f：“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與漢末以來就彌漫著恐懼死亡的生命意識相一致，如《古詩十九首》所反映的那樣。這是伴隨著人本體意識覺醒的思想活動，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人們普遍感到了生命的可貴，彌足留戀，但“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塵”，怎樣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更有價值呢?就《古詩十九首》討論的幾種生活方式看，“榮名以為寶”為更多的知識分子所接受。那么怎么樣博取“榮名”呢?這還是先秦以來的老話題，立德、立功、立言。不過，這一次立言的內(nèi)容，已經(jīng)發(fā)生了質的變化。秦漢時期視為小道的辭賦，成為了立言的主要內(nèi)容。曹丕《典論·論文》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边@個觀念無疑為魏晉以后的文人所接受，于是文章的寫作幾成為每個文人的自覺活動，也是檢驗文人是否具備才能的一個標志。在這一時期的史書里，介紹傳主時，往往要寫上文章如何，如臧榮緒《晉書》說潘岳：“摛藻清艷”，說成公綏：“辭賦壯麗”，又說張華：“少好文義”，這很明顯地反映了當時的價值取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里，石崇等人既寫詩，又編集，并且詳細著錄每人的官號、姓名、年紀，動機是非常清楚的，要使“后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石崇的金谷詩會和《金谷詩集》，是當時文人雅集中一件比較有趣味的事，東晉時王羲之還有意地摹仿了一次，也將該會詩歌編成一集，并作了一篇更有名的《蘭亭集序》。應該說石《序》和王《序》分別代表了思想史上的兩個階段，石《序》代表的是魏晉時期人對生命的憂懼感，王《序》則代表了東晉人對這種憂懼一定程度上的超越，所謂“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已包含有“人生代代無窮已”的意思。它不象石崇僅看到自己在后人之前的悲哀，而是由后人又看到了后人之后時代。人生就是這樣一個生死交替，循環(huán)不已的過程，所以“一死生”、“齊彭殤”都是虛妄。王羲之這樣的生命觀很明顯地具有哲學思考意味，也是他“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而得到的啟悟。推究石、王二人生死觀的差異，以及形成這種差異的思想史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務，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形式上，王羲之摹仿了石崇，當有人將他的《序》與石《序》相比時，他是十分高興的；在本質上，王羲之編《蘭亭詩集》，也仍然是傳名于后世的動機。
從以上敘述看出，魏晉南北朝時期著書、編集的動因乃至方式、內(nèi)容，都不同于秦漢，由于文學地位的提高，文學作品的別集，總集，以及對文學作品的批評、指導之書，成為文人主要的工作對象，這就具有了許多不同于先秦、兩漢的撰著動因。如上述文學總集的刪繁從簡、類聚區(qū)分、分體編撰和以文學作品為傳名后世的載體等，這些都是魏晉南北朝著書、編集的主要動因。此外，隨著某種文體的發(fā)展，其作用和價值愈加受到世人的重視，于是便有人集其精華編選專集，以示其源流變化。如《隋志》著錄魏晉時期作品有陳勰所編《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應璩《書林》八卷及東晉人所撰《設論集》等。至南朝之后，這種據(jù)一種文體所編的總集已遠遠超過魏晉。這些總集有的在當時便已失傳，有的在唐宋時失傳，至于今天，基本上都已經(jīng)見不到了。不過梁蕭繹曾編過《內(nèi)典碑銘集》，其序尚存，于中可以見到他編此集的目的。序文首先敘述內(nèi)典碑銘的由來，繼而稱：“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蛞码m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翻復博涉，體制不工。能使艷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蕭繹這里表達了他對內(nèi)典碑銘的看法，即“艷而不華”一段，說明此集意在編選符合這一標準的碑銘“菁華”。這樣的觀點，與魏晉南北朝文章選集的編撰動因都是一致的。但我們不能不看到，即使在魏晉南北朝，即使同樣是編著文學作品，不同身份的人，又有不同的原因，這大致上可分為四類：帝王、太子、諸王、文士。
帝王撰述的歷史可上溯至漢，如高祖劉邦有《大風歌》、武帝劉徹有《秋風辭》等，又《漢書·藝文志》記武帝自造賦二篇，但編書、著書，似兩漢不聞焉。魏晉以后始見記載，《文選》卷二十有應貞《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李善注引干寶《晉紀》說：“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群臣宴，賦詩觀志。”又引孫盛《晉陽秋》曰：“散騎常侍應貞詩最美。”魏晉時，帝宴群臣，賦詩觀志，是經(jīng)常舉行的活動，至南北朝尤多。宴集作詩，大概是編輯成集的，如《隋志》著錄梁時有魏、晉、宋《雜祖餞宴會詩集》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不過這種編輯工作必非出自帝王之手，至多不過是敕編。至劉宋，明帝劉撰《江左以來文章志》，但此書是他在藩時所作，所以只好算是諸王撰著一類。以至尊之身躬自撰著的，大概從梁武帝蕭衍始�！赌鲜�·梁武帝本紀》說他“及登寶位，躬制贊、序、詔誥、銘、誄、說、箴、頌、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贝送�，蕭衍還著有《易》、《禮》、《書》等經(jīng)傳類書二百余卷。文學類則編有《歷代賦》十卷，天監(jiān)十七年(518)曾讓周舍為之加注，周舍啟周興嗣幫助而成。梁武親自編纂《歷代賦》的動機，限于史料不可知，從他的為人看，似略可加以揣測。史書記梁武帝“少而篤學，洞達儒學。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又記他：“篤信正法，尤長釋典�！烨轭Ｃ簦鹿P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今古。詔銘贊誄，箴頌箋奏，爰初在田，泊登寶歷，凡諸文集，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并悉稱善。”于此可見出他博學強記，而他也頗以此自負，曾稱：“吾若著《通史》，眾史可廢�！笔聦嵣希锻ㄊ贰妨倬碓斐珊�，他躬制贊序。他曾與沈約比賽博物，各憶栗事多少，沈約不得不讓他領先三事。又據(jù)《南史·劉峻傳》記，劉峻編《類苑》成，蕭衍即命學士編《華林遍略》以高之，這都見出武帝的博學、自負和由此帶來的偏執(zhí)處。而賦歷來被視作“博物之書”，“五經(jīng)之鼓吹”，自漢末以來就有人專門給賦作注，所以能否作賦在當時視作是否有才的標志�！短接[》卷五八七引《三國典略》說：“齊魏收以溫子升、邢劭不作賦，乃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唯以章表自許，此同兒戲�！庇纱丝梢娰x在當時一直受到很高的重視。梁武帝親自編《歷代賦》，大概是有顯示其博學的動因。
以太子儲君之身而勤于著述，曹丕首開此風。建安二十二年冬曹丕在立為太子之后不久，就開始了他的《典論》寫作�！兜湔摗穼儆谧訒再|，對曹丕來說，尤其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因為曹丕被立為太子，實在是與乃弟曹植經(jīng)過了一場艱苦的爭斗，甚至差點兒輸給了曹植，一個主要的原因便是曹植文采斐然，深得好文章的曹操的歡心。曹丕最終勝利后，并未放松警惕，因為曹操是一個不喜歡按規(guī)矩辦事的人，如果當他認為曹植確比曹丕有才華，很可能會改變主意的。因此，曹丕很快著成《典論》，作為子書，其價值在當時高于詩賦，所以曹丕十分得意。他先是集諸儒于蕭城門內(nèi)討論這一部書，又以素書餉孫權，以紙寫一通與張昭。這樣大張旗鼓地宣揚《典論》，其政治目的十分明顯�！兜湔摗肥怯梢粋�政治動因促成的，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典論》中有些問題，尤其是文學問題的討論。《典論·論文》涉及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中一些本質問題，在當時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曹丕能夠提出如此卓越的見解，又有文學發(fā)展的歷史動因在內(nèi)。
曹丕與曹植的故事，令魏晉以后的太子們和諸王們十分企羨。身為太子的常以曹丕自比，而把其他諸王比作曹植。如蕭統(tǒng)身為太子，便自比子桓，蕭綱為諸王，只能比為子建�！读簳繁炯o記他六歲能屬文，武帝一見嘆曰：“此子，吾家之東阿”。然及至蕭綱作了
太子之后，他在《與湘東王書》中便以子桓(曹丕)自居，而稱蕭繹為子建了。蕭綱在作太子之后，編了一部詩集，名為《玉臺新詠》。蕭綱此書或因與曹丕有一些相似之處，即也具有政治原因，關于這一問題將留待第三章中討論。
魏晉南北朝諸王著書、編集的現(xiàn)象較漢時更為普遍而興盛。如宋臨川王劉義慶編《世說新語》，齊竟陵王蕭子良編《四部要略》、《古今篆隸文體》、梁湘東王蕭繹著《金樓子》、《詩英》等。除蕭繹外，劉義慶、蕭子良皆非躬自編撰。在當時由諸王設府招學士，編撰圖籍，是諸王延譽的一個極好的途徑。如蕭子
良開西邸招天下學士，在當時乃至身后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因此說諸王編書，也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在南朝諸王中，蕭繹著書的方式與其他人不同，他明確反對由學士代為操筆。《金樓子·立言》說：“裴幾原問曰，‘西伯拘而闡《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孫子之遇龐涓，韓非之值秦后，虞卿窮愁，不違遷蜀，士嬴疾行，夷齊潛隱，皆心有不悅，爾乃著書，夫子實尊千乘，褰帷萬里，地得周旦，聲齊燕奭，豪匹四君，威同五伯，玳簪之客雁行接踵，珠劍之客肩隨鱗次，下帷著書，其義何也?殊為牴牾，良用于邑。’予答曰：‘吾于天下，亦不賤也，所以一沐三握發(fā)，一食三吐哺，何者?正以名節(jié)未樹也。吾嘗欲棱威翰海，絕幕居延，出萬死而不顧，必令威振諸夏，然后度聊城而長望，向陽關而凱入，盡忠盡力以報國家，此吾之上愿也。次則清酒一壺，彈琴一曲，有志不遂，命也如何。脫略刑名，蕭散懷抱，而未能為止。但性過抑揚，恒欲權衡稱物，所以隆暑不辭熱，凝冬不憚寒著《鴻烈》者，蓋為此也�！謫栐唬骸雍尾辉冎凶R共著此書，曷為區(qū)區(qū)自勤苦如此?’予答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棉之致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論大牢之滋味，故服絺綌能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郁煩，襲貂狐之暖者，不知寒之凄愴。予之術業(yè)豈賓客之能窺斯?蓋以莛撞鐘，以蠡測海也。予嘗切齒淮南、不韋之書，謂為賓游所制。每至著述之間，不令賓客窺之也。”從這一大段敘述中，我們得出這樣幾點信息：第一，蕭繹的最高志愿是立功，其次才是立言，這與曹植極相似。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說：“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yè)，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又說：“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笨磥砦簳x南北朝(即使到了文學已單獨開館，史書專為列傳的南朝)，士人對立功、立言等次的看法，仍與秦漢時相同。象曹丕那樣居于太子之位，立德、立功是不言而喻的事，所以他可以勸人以立言為務，其實在骨子里，他與曹植的看法沒有什么兩樣。他在《與王朗書》中說：“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lián)P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他也是將立德、立功置于立言之上。這封信是曹丕初立太子時所寫，講出了他的真心話。太子可以說：“文章乃經(jīng)國之大業(yè)”，諸王卻認為“棱威翰海，絕幕居延”才是上愿。由此可見，不同的身份決定了不同的人生理想、價值觀。第二，蕭繹是一個極端自負的人，他對自己的評估極高。由于這樣的自負，他的著述決不讓賓游參加�？磥�，自負是蕭衍一家人的共同特征。蕭統(tǒng)、蕭綱雖都未如蕭繹那樣過分，但于典籍皆“躬刊手掇”，不讓于人，亦有蕭衍之風。蕭繹與兩位長兄情況不同，他作為蕭衍第七子，生母僅為修容，故于至尊位望一毫無關。此外，他自小就盲一目，有生理殘疾，那樣的出身，那樣的身體，造成了他其實是一個內(nèi)心自卑的人。偏他又極自負，在《金樓子》中曾自比孔子，稱應五百年期而生者。由這樣一種自卑情結生發(fā)出來的自負，使他的心理極不健全。由于自負，他會盲目夸大自己；由于自卑，他又會無端地猜忌別人。因此，他的不寬容、偏狹、陰毒，就由此產(chǎn)生。事實上，他的《金樓子》并不是一部很有思想的書，與曹丕《典論》尚不可比同，遑論孔子那樣的哲人。當他江陵兵敗，一把火燒掉了公私經(jīng)籍七萬余卷時，這表現(xiàn)了他愚蠢地把自己當作了文道的傳人，所謂斯人既逝，斯物何存的悲憤。同時也表現(xiàn)了他對一個拋棄了他之后仍然健康發(fā)展、生存的人類社會的妒恨。從蕭繹這不健全的人格看，他著書的動機比較復雜。當他聲稱他應五百年之數(shù)而生時，已遠遠不把他兩個哥哥放在眼中了�！赌鲜贰繁炯o說他“性好矯飾，多猜忌，于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已者，必加毀害。”這一種個性使他對自己尊親、兄長也不會有所遷讓。臺城陷日，他握兵江陵，若舉兵東下，梁室當有可救。然他竟能殘忍地眼瞅著蕭衍、蕭綱被侯景所害，蓋大寶之位，覬覦已久，一俟有機可乘，自不會拱手相送�！赌鲜�·梁武帝諸子傳》附《蕭棟傳》載，王僧辯奉蕭繹之命領兵東討侯景，“將發(fā)，諮元帝曰：‘平賊之后，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內(nèi)，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墒堑蹌e敕宣猛將軍朱買臣使行忍酷。會簡文已害，棟等與買臣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并沈于水。”于此見蕭繹的殘酷，蕭綱即使不死于侯景之手，也必死于蕭繹之手。他對于勛業(yè)、功名的汲汲追求，是他所有活動的一個主要動因。《南史》說他：“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梁書》說他居藩時“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一個對名譽過于熱衷的人是令人可怕的，所以蕭恭便說：“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笔捁Т嗽捑褪轻槍κ捓[而言，這也說明蕭繹那種摒棄一切歡樂(聲色等)，專心于聲譽的行動是不太正常的。但是，不管怎么說，蕭繹親自著書、編書的行為本身還是值得肯定的。這一點也當是受蕭衍的影響。蕭門之內(nèi)，蕭統(tǒng)、蕭綱也都“躬刊手掇”，這是與前代太子諸王所不同的。
如果說諸王還夠不上立德、立功的話，文士們更加只有立言一路了。文士著述的動因，前已論述，茲不贅。從以上四種不同身份者的著述動因看，的確是與每個人所擔任角色的限定有關的，這是我們研究這一期文學史所要注意的。
第二節(jié) 漢魏六朝著書、編集體例述論
編集之風，自漢末以來漸為興盛，正如梁元帝蕭繹所說：“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金樓子·立言》)其實，不獨人人有集，往往一人多集。如曹植生前手自編《前錄》，收賦作七十八篇，而在他死后，景初(237—239)中明帝下詔為他編集，共收賦頌詩銘雜論凡百余篇�！端膸炜偰刻嵋�·別集總敘》說：“集始于東漢，荀況諸集，后人追題也。其自制名者，則始張融《玉海集》；其區(qū)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于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笨磥韯e集體例往往與該作者經(jīng)歷、性格有關。別集的興盛，自然促進了總集的編纂。《四庫總目提要·總集總敘》說：“文籍日興，散無統(tǒng)紀，于是總集作焉。一則網(wǎng)羅放佚，使零章殘什，并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總集的體例基本上與這兩個編纂目的有關。從現(xiàn)存的《文選》、《玉臺新詠》以及已佚總集的零星記載看，總集的體例大略有四點：
一是以作品收集的時代劃限。這大概可分三種，一種是歷代作品，一種是斷代作品，還有一種是當代作品。歷代作品有一些從總集名稱上可以看出，如梁武帝《歷代賦》十卷，佚名的《古游仙詩》一卷等。還有一些則要借助于有關記載。如摯虞《文章流別集》，本傳說他：“又撰古文章，類聚區(qū)分為三十卷”，可見是歷代作品。又如梁時有《詔集》一百卷，《隋志》注稱：“起漢迄宋”，則是宋以后人選前代詔文而成。此外，也有不少是以“古今”名集的，如荀綽《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當為先代至晉時的五言詩選集。又蕭統(tǒng)《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下限當至梁時，唐僧慧凈有《續(xù)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舊唐志》著錄于蕭統(tǒng)書下，當為續(xù)蕭統(tǒng)之書。馬端臨《文獻通考》十一“續(xù)古文(案，當作“今”)詩苑英華集十卷”條引晁氏曰：“唐僧惠凈撰，輯梁武帝大同中《會三教篇》至唐劉孝孫《成皋望河》之作，凡一百五十四人，歌詩五百四十八篇，孝孫為之序�！被蹆舸藭确Q續(xù)，表明蕭書下限至于梁代。唯大同初，蕭統(tǒng)已經(jīng)去世，而且根據(jù)蕭統(tǒng)《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知道此書早在普通三年前已完成(詳見后論)，蕭書即使錄至梁代也當在普通初年以前�；蹆羲m(xù)，時間上并未緊相銜接。當然，續(xù)書也并不要求如此嚴格。
斷代作品總集以應用性文字以及朝會歌辭為多。歌辭如《隋志》所記《晉歌章》十卷、《晉歌詩》十八卷、《宋太始祭高禖歌辭》十一卷、《齊三調雅辭》五卷等。應用文字如《梁代雜文》三卷、《魏朝雜詔》二卷等。詔書議表等朝廷文書一般由秘府收藏，故各代都較完備，晉、宋、齊、梁都有專集。詩文總集也有斷代的，如晉索靖編有《晉詩》二十卷，但索靖是晉人，故又可視作當代作品。這一編纂目的當合于《四庫提要》所說的：“網(wǎng)羅放佚，使零章殘什，并有所歸�！�
當代作品總集則有蕭淑的《西府新文》十一卷，蕭圓肅的《文�！肺迨��！段鞲挛摹肥鞘捓[鎮(zhèn)荊州時命蕭淑所撰�！额伿霞矣�·文章》說：“吾家世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訖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于世，無鄭、衛(wèi)之音故也。”顏之推父親顏協(xié)時為蕭繹鎮(zhèn)西府諮議參軍，之推頗以其父文章未被選入《西府新文》為恨，據(jù)此知《西府新文》所收為當代作品。《隋書·經(jīng)籍志》將《西府新文》列于詩類，可知它應是一部詩集，如果這樣的話，顏協(xié)的不被選錄，可能與他詩歌寫作沒有佳什有關。顏協(xié)于西府頗得重用，與顧協(xié)齊名，時稱“二協(xié)”。顏協(xié)卒世，蕭繹甚為嘆惜，作有《懷舊詩》以示哀傷。根據(jù)這樣的事跡，顏協(xié)的不入選，與人事關系等應該沒有什么關系，大概是限于體例，《西府新文》是詩集，而顏協(xié)不擅于詩，自然不能入選。蕭圓肅《文海》，《隋志》著錄五十卷，不題撰人，兩《唐志》均題蕭圓，當脫“肅”字。又著錄為三十六卷，說明至唐時已經(jīng)散佚。據(jù)《北史》本傳，蕭圓蕭是梁武帝之孫，武陵王蕭紀子，后降北周�！坝形募恚肿珪r人詩筆為《文�！匪氖怼ⅰ稄V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于世。”《北史》所載《文�！匪氖砼c《隋志》著錄的五十卷不合，或為《隋志》誤書。
二是不錄存者的體例，這當然是指歷代作品總集。“不錄存者”作為一種體例，見于鐘嶸《詩品序》：“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后，不以優(yōu)劣為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鐘嶸《詩品》，主旨在于對五言詩人加以品騭，故不錄存者是一個比較保險而且可靠的體例，便于操作。當然，在鐘嶸之前，凡集選歷代作品者，都屬“不錄存者”之例，鐘嶸批評它們是：“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yōu)劣�！边@大概是指這些書沒有象《詩品》那樣明確地品騭，其實從《文章流別論》逸文看，品評的意思還是很清楚的，劉勰《文心雕龍·序志》就在例舉曹丕、曹植、應瑒、陸機、摯虞、李充等人文論之后說：“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又《文鏡秘府論·天卷·四聲論》也說：“摯虞《文章志》，區(qū)別優(yōu)劣，編輯勝辭，亦才人之苑囿”。鐘嶸此語有點強調一點，不及其余的意思。不過，以魏晉與齊梁時期比，文學批評的意識顯然遜于后者，這大概是鐘嶸立論的基礎�！帮@優(yōu)劣”是批評意識自覺的表現(xiàn)，這也的確是齊梁時期特別顯目的特征，各種批評論文及批評專著紛紛涌現(xiàn)，這現(xiàn)象本身就說明了批評意識的覺醒�！对娖沸颉酚终f：“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余，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這里描繪的是當日批評界混亂的現(xiàn)象，但也從另一側面反映了齊梁時期紛紛以詩文為批評對象情景，與魏晉時期以《老》、《莊》、《易》為清談口實的現(xiàn)象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一方面說明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繁榮，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文學地位的真正提高。六朝士人似乎人人都有詩文面世，人人也都感覺良好，由于文學地位的提高，誰也不愿意在這一點上落后于別人，受到別人的批評。因此，在這一背景中從事批評，的確有難度，而“不錄存者”自然是比較好的保護自己批評權利的措施。
當然，另一方面“不錄存者”也未必就十分保險，那些逝者的親友、后人往往也會對之耿耿于懷。比如《世說新語·文學》記：“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勛業(yè)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煉，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勛，為史所贊�！贝耸聞⑿俗⒁独m(xù)晉陽秋》，略有不同，但可見是真實的�！稏|征賦》是紀行之作，帶有史的性質，魏晉人又特別看重賦，所以陶侃的兒子才如此發(fā)急。一般說來，魏晉時期盡管文學地位提高了，但還不至于對自己或自己的先人入不入某一詩文總集感到特別在意，至齊梁時期，情況就發(fā)生了變化。如上舉顏之推之例，他對于其父未能入《西府新文》耿耿于懷；同時，對于自己沒能為父親編集，以至其父詩文蕩盡于火而“銜酷茹恨，徹于心髓”!面對這樣的批評對象，“不錄存者”也并不完全安全，但也只能是唯一的選擇了。與鐘嶸相似，劉勰《文心雕龍》的批評對象也限于亡者。這種體例雖然對當代文壇未能加以評騭，但在保持態(tài)度的公正客觀上，是很有好處的。由于文集地位的提高，齊梁時期的詩文總集已具有品評的內(nèi)容，所以“不錄存者”一般地被采作通例。
三是在內(nèi)容上采用“以類相從”的體例�！耙灶愊鄰摹北臼穷悤墓ぷ鞣椒�，如中國最早的一部類書《皇覽》便是�！度龂�·魏志·文帝紀》記：“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jīng)傳，隨類相從，凡千余篇，號曰《皇覽》�！庇滞瑫秳③總鳌酚洠骸皠③�，黃初中受詔集五經(jīng)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鳖悤哪康脑谟诒憷x者，通過分類查找，易于用事用典，真正是用功少而所收多。魏晉以后，類書的迅速流行，自然與這一種便利有關，而“以類相從”的體例也影響到總集的編纂。如摯虞《文章流別集》，采取的就是“類聚區(qū)分”的體例，這也是出于詩文總集編纂的事實需要。因為所收作品既多，勢必要按類別區(qū)分。這其中有的按文體分類，有的按內(nèi)容分類�！段恼铝鲃e集》當是按文體分類，從現(xiàn)在搜到的《流別論》逸文看，該書共涉及到十三種文體，可以想見摯虞編集時是以文體區(qū)分來編排的。這也正合于《隋志總序》所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文體分類在《文章流別集》中表現(xiàn)為一種編輯體例，但在《流別論》中就表明為辨析文體的文學批評觀了，這一點留待下節(jié)詳論。摯虞之后，東晉李充編《翰林論》，也應當采用了“以類相從”的體例。《晉書·文苑傳》記：“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崩畛洚敃r擔任秘書著作郎，與摯虞相同，他整理秘閣圖書時采取了四部分類的工作方法，這一方法又成為后世秘閣的準則。估計《翰林論》就是在他擔任著作郎期間完成的。因為編集當然需要大量的圖書，只有秘閣才能提供這一條件，這也與摯虞所編《文章流別集》相類。李充使用“以類相從”的方法整理秘閣圖書，同時在他編集時應會考慮作為一種體例的。《隋志》著錄《翰林論》在梁時有五十四卷，但至唐人編《隋書》時僅有三卷，而在《舊唐志》中又只有兩卷了。從現(xiàn)在輯佚的數(shù)條看，《翰林論》是從文體分類的。在這十數(shù)條逸文中(《全晉文》八條，許文雨《文論講疏》四條)，李充所說文體有十四類，從中約略可以見出《翰林論》的原貌。
《文章流別集》及《翰林論》基本上為后世總集的編纂制定了體例，《隋書·經(jīng)籍志》說：“是后文集總抄，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正是指其體例而言。《文選》即在這樣的背景里遵從了這樣的體例。《文選序》說：“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略(據(jù)古抄本)以時代相次�！笨梢姟段倪x》在內(nèi)容上先以文體分類，每一類中再以時代順序相次。
這應該是總集編纂的基本規(guī)則，蕭統(tǒng)的另一部書《古今詩苑英華》大概也是這樣的體例。據(jù)《大唐新語》卷九《著述》記：“貞觀中，紀國寺僧慧凈，撰《續(xù)英華詩》十卷，行于代�；蹆魢L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為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c《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類相從�！被蹆舸藭Q為續(xù)蕭統(tǒng)《古今詩苑英華》，時代上從梁大同開始，體例上亦當與蕭書相同，可知蕭統(tǒng)《古今詩苑英華》的體例也應是“以類相從”，這與他后來所編《文選》是一致的。
由于六朝總集的散佚，對它們的具體面貌已不可推知，“以類相從”的體例到底在總集編纂中起多大作用，它在當時詩文總集中占多大比重，也無從推論。不過在現(xiàn)存一些佛學總集以及這些總集的《序》中，的確見出“以類相從”不僅是詩文總集編纂的基本體例，同時也是佛學總集編纂的基本體例。六朝佛學總集現(xiàn)存的有梁釋僧佑的《弘明集》�！逗朊骷肥且徊糠饘W論文集，主旨在于“抑周孔，排黃老，而獨申釋氏之法”，《舊唐志》列入總集類。該書本為十卷，皆梁以前文，后又增為十四卷，所增多梁代文。僧佑《弘明集序》說他“山棲余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剪邪，建言衛(wèi)法，制無大小，莫不畢采。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qū)分，列為十四卷�！薄逗朊骷冯m然不象唐人所編《廣弘明集》那樣明確標類，但其編輯中心圍繞了當時幾個道俗主要論爭的問題，如神滅與神不滅、因果報應、華夷之辨、沙門是否應敬王者、生死、神形等，其體例正是“類聚區(qū)分”。
除《弘明集》外，一些簿錄類總集如僧佑的《出三藏記集》和隋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也都是以類相從的體例，這說明“以類相從”的確是總集及其它種類書籍(如類書、目錄學書等)編輯中最易于操作的體例。
四、書名之下系作者小傳。在現(xiàn)存的六朝詩文總集《文選》和《玉臺新詠》中，都不見這樣的的體制，另一部佛學總集《弘明集》也沒有此例，但是這一體例確為六朝總集所有。如《文章流別集》，《文選》班彪《北征賦》李善注引《流別論》說：“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fā)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庇帧段倪x》曹大家《東征賦》李善注引《流別論》說：“(曹大家)發(fā)洛至陳留，述所經(jīng)歷也。”李善注引皆置于題目之下，說明摯書原貌如此�！段倪x》李善注之外，《古文苑》章樵注引也有兩條，一是卷七王粲《羽獵賦》題下注引《文章流別論》說：“建安中，魏文帝從武帝出獵，賦，命陳琳、王粲、應瑒、劉楨并作。琳為《武獵》，粲為《羽獵》，瑒為《西狩》，楨為《大閱》。凡此各有所長，粲其最也�！倍蔷戆送豸印端加H為潘文則作》題下注引摯虞《文章流別》說：“王粲所與蔡子篤及文叔良、士孫文始、楊德祖詩，及所為潘文則作《思親詩》，其文當而整，皆近乎雅矣。”此外，《三國志·魏志·陳思王傳》裴松之注引摯虞《文章志》說：“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卑�，裴松之引此文注曹植《與楊德祖書》中：“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掎摭利病”句，摯虞《文章流別集》并不于文中加注，因此這一段文字必定是在劉季緒文章之下。劉季緒詩文今一概不存，就不知《流別集》原來所選為何文了。摯虞《流別集》這一體例，是否貫徹在李充《翰林論》中，在現(xiàn)存數(shù)條《翰林論》逸文中已不可見出。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翰林論》梁時有五十卷，規(guī)模遠比摯虞的三十卷為大，從《翰林論》逸文涉及到的作者看，有司馬相如、揚雄、孔融、諸葛亮、曹植、嵇康、裴頠、羊祜、陸機、潘岳、木華等，但都是就文體而論，而非作者小傳�！逗擦终摗吩凇端鍟�·經(jīng)籍志》中著錄僅存三卷，從其逸文看，與《文章流別論》相同，這因此使人猜測其五十卷者當與《流別集》相同，是作品總集；其三卷者或與《流別論》相同，是對當時文體的評論�！缎绿浦尽芳匆灾萌搿拔氖奉悺保c《文心雕龍》、《詩品》相等，可見這一推論是合理的。摯虞還有《文章志》，疑即作者小傳，《翰林論》既師從了《流別集》的體例，也當有《文章志》一類，或可稱《翰林志》，可惜缺乏證據(jù)，只能是一種猜測。
摯、李二書之后，總集迭出�！端逯尽分浻兄x混《文章流別本》十二卷，孔寧《續(xù)文章流別》三卷，佚名《集苑》四十五卷(注稱梁時六十卷�！缎绿浦尽奉}為謝混，《舊唐志》題為謝琨。校勘記引清羅士林等《舊唐書�？庇洝吩疲骸爸x混見于《晉書》，而謝琨無考，當以‘混’字為是。”)、劉義慶《集林》一百八十一卷、佚名《集林鈔》十一卷、沈約《集鈔》十卷、注梁丘遲《集鈔》四十卷、佚名《集略》二十卷》、佚名《撰遺》六卷、孔逭《文苑》一百卷、佚名《文苑抄》三十卷等。這些總集全部佚失，從其它書籍的注引中略可見其體例的也僅幾部。其中謝混的《文章流別本》和孔寧的《續(xù)文章流別》，體例應該是和摯虞《流別集》相同。唯孔書僅有三卷，規(guī)模甚小，《隋志》置入總集，兩《唐志》不錄，就無可知道它的本來面目了。其它如丘遲《集抄》，《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引或曰云：“丘遲《抄集》，略而無當”，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引鈴木虎雄以為“或曰”即元兢的《古今詩人秀句序》。這是批評《集略》選文既粗略而又不準確，大概是指精劣不分。又孔逭《文苑》，《玉�！肪砦逅囊吨信d書目》說：“孔逭集漢以后諸儒文章，今存十九卷。賦、頌、騷、銘、誄、吊、典、書、表、論凡十屬。目錄有書寫校正官吏姓名題龍朔二年或十年，蓋唐秘書所藏本也�！笨磥怼段脑贰分了我仓挥惺啪砹�，從《玉�！返慕榻B看，當是以文體分類的詩文總集。六朝時有各文體的單注本，賦有薛綜注《二京賦》、張載等注《三都賦》以及周舍、周興嗣注梁武帝《歷代賦》等，詩有應貞注應璩《百一詩》、羅潛注江淹《擬古》等；文有沈約等人注梁武帝《制旨連珠》等，但在詩文總集中加注的尚屬稀見。以上總集，約略可見出零星面貌，是否于書名之下各加作者小傳，已不可知了�，F(xiàn)在所能知道的是劉義慶的《集林》�！都帧�，《隋志》著錄一百八十一卷，小字注梁二百卷，兩《唐志》均著錄二百卷，可見其規(guī)模之巨大�！都帧匪阶髡邆�，《文選》李善注有三條。一是卷四七史孝山《出師頌》，李善注曰：“范曄《后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段恼轮尽芳啊都帧�、《今書七志》并同，皆載岑《出師頌》�！边@是說《文章志》、《集林》、《今書七志》都選載了史岑的《出師頌》，而且據(jù)引《后漢書》的記載，似乎都附有作者小傳，指明《出師頌》作者是西漢末年王莽時期的史岑。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在對作者身份的判定上都犯了錯誤。因為《出師頌》的作者是東漢時的史岑而非西漢末史岑。李善說：“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王)莽之末以迄和熹，百有余年。又《東觀后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箘t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子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于子孝之集，非也。”這是說歷史上有兩個史岑，一是西漢末字子孝者；一是東漢人字子山。《文章志》、《集林》等卻混同一人，將《出師頌》與《和熹鄧后頌》都系于西漢的史子孝名下。和熹鄧后是東漢人，西漢末年的史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作頌的，當為東漢的史子山無疑�！冻鰩燀灐吠瑯尤绱耍卜俏鳚h末史岑所作，因為文中明言“歷紀十二，天命中易”，李善注說：“《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這是東漢史岑所作的明證。又據(jù)李善注，《出師頌》是歌頌鄧騭西征的。這說明兩篇作品都是東漢史岑所作，但《文章志》、《集林》以及范曄《后漢書》都誤以為西漢的史岑。劉義慶、王儉等人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錯誤，說明后世總集在編選魏以前文章，大多參照的摯虞《文章流別集》和《文章志》。摯書所選篇目和確定的作者，基本為后人所遵從。只有這樣，《流別集》在“頌”中誤將《出師頌》和《和熹鄧后頌》判為西漢史岑所作，才會被《集林》以及《今書七志》照錄，同時，摯虞所犯的錯誤也照樣出現(xiàn)在二書之中。這一現(xiàn)象也給我們另一個啟發(fā)，魏晉以后總集的編纂，大多以前世總集作為依據(jù)，所以才有一個人能夠編輯幾種總集(如謝靈運)，如果前無依傍的話，恐怕時間、精力乃至圖書資料都不允許。李善注引《集林》另外兩條作者傳分別是卷二四嵇康《贈秀才入軍》題下的：“嵇喜，字公穆，舉秀才�！焙途砦迦羁怠哆\命論》題下：“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游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贝送�，《太平御覽》卷八引《集林》說：“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沙，以問之，曰：‘此天河也�！伺c一石而歸，問嚴君平，云：‘此織女支機石也�！边@一條顯然是神話傳說，與張華《博物志》所記某人乘槎赴天河見到織女的故事一樣，應是小說一類�！都帧份d錄不知出于什么樣的體例，如果不是對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說明的話，它應該就是《集林》收錄的內(nèi)容，所以《御覽》才以它的出處在《集林》。如果這種說法可以成立，則《集林》不僅是詩文總集，而且還收錄了小說的內(nèi)容，所以它才龐大到二百卷。
南朝另一部總集可推知附作者小傳的是昭明太子的《古今詩苑英華》�！段倪x》卷二二王康琚《反招隱詩》李善注曰：“《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爵里未詳也�！蔽宄紖蜗蜃⒁喾Q：“《今古詩英》題云晉王康琚，而不述其爵里才行也�！焙苊黠@，呂向此注從李善注抄來，又諱其所從來，而將《古今詩英華》改成《今古詩英》。據(jù)李善注，蕭統(tǒng)《古今詩苑英華》收錄了王康琚的《反招隱詩》，于作者僅題晉人，未詳爵里，那是因為對王康琚爵里不詳?shù)木壒�。李善此注，正暗示《古今詩苑英華》的體例本是在書名之下有作者小傳的，由于蕭統(tǒng)不熟悉王康琚，才未標明。如果《古今詩苑英華》沒有這一體例，李善也不會作出這樣的注文了。蕭統(tǒng)《古今詩苑英華》的這一體例卻沒有在《文選》中得到貫徹，是很耐人尋味的。是因為這一體例不好，蕭統(tǒng)棄取?還是《文選》編纂倉促而未及加上呢?
以上是漢魏六朝在著書、編集時最基本的四種體例，是我們研究這一時期總集編纂的依據(jù)。
第三節(jié) 漢魏六朝著書、編集撰人例論
漢魏六朝的作者問題，是文學史上很值得留意的現(xiàn)象，它反映了隨著文學觀念的進步、文學地位的提高，作者逐漸意識到著作權的價值，于是便有由依托名人到竊別人書為己有的轉變。總括這一時期的作者署名現(xiàn)象，大約有四端：
一是托名古人或名人。這一類情形多見于子史和小說。子書如晉人張湛作《列子序》，托稱《列子》原為王粲、王弼家中藏書，后經(jīng)搜求而問世，其實就是他本人所作的。小說類如《西京雜記》、《漢武故事》、《漢武內(nèi)傳》等也都是魏晉人偽托前人。這一時期的作偽，目的恐還是借古人以重己書，使能流傳后世的意思�！段骶╇s記》卷三記：“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于世�！边@雖非著書之例，但原因是相同的。有的人想書傳后世，有的人想能見重于時。但想見重于時的人，一旦托名于別人之后，自己怎么可以受到別人的重視呢?因此，這樣的作偽動機可能出自兩種考慮，一是只要自己的作品能夠引起重視，自己也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另一種是作偽的人待書流傳之后再想法證明是自己所作，故在當時便有流傳某人作偽的故事，即如上引《西京雜記》所述。這樣的作偽，其實在現(xiàn)在仍然時有發(fā)生，其動機與古人也相差不多。作偽的動機還有的出自現(xiàn)實利益的引誘，《隋書·儒林傳》記載：“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偽造書百余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后有人訟之，經(jīng)赦免死，坐除名�！彼逄埔詠慝I書可以取賞，或得官，或得財物，于是便有如劉炫這樣的作偽者。由于以上諸種原因，故秦漢以來的作品多有混亂，不獨托名前代的書籍篇章已難考查，即使當代作品也經(jīng)�；靵y。如漢末產(chǎn)生的《古詩》，至陸機時已稱“古詩”而不知作者了：其或托名蘇武、李陵；或托名枚乘、傅毅；甚至被懷疑為建安時曹植、王粲所作，這頗令當日讀者深為感慨。鐘嶸《詩品序》說：“古詩眇邈，人世難詳”，表達了對這種現(xiàn)象無可奈何的情緒。不過《古詩》作者倒非意在托名，指認蘇、李等作者，實乃后人所為。有意托史作偽，旨在流傳后世的，如曹冏所作《六代論》托名曹植，便是一顯著的例子�！稌x書·曹志傳》記：“(武)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墼唬骸l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來亦多有是�！欀^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為審。自今已后，可無復疑�！辈軆淄忻哪康模苤菊f得很清楚了，這是一種情況，還有一種情況是時人附會所致。《文選》李善注引《嵇紹集》稱紹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避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齊。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边@些錯誤看來是時人想當然地附會而成，人們總是喜歡附會為名人作品。不過這篇文章恐未必如嵇紹所說，黃季剛先生《文選平點》說：“竊疑此延祖諱言也。如非嵇、呂往還，何得有‘平滌九區(qū)，恢維宇宙’之言?干生之言得其實矣”。干生即干寶，干寶《晉紀》記載太祖(司馬昭)徙呂安遠郡，安遺書于康。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嵇康理之，與呂安俱死。如果是這樣的話，嵇紹是出于忌諱而為其父掩飾。《太平御覽》卷五九三引殷洪《小說》一例，對產(chǎn)生這種現(xiàn)象原因的解釋就比較清楚明白了：“魏國初建，潘勖字元茂，為策命文，自漢武已來未有此制。勖乃依商周，憲章唐虞，辭義溫雅，與典誥同風，于時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勖亡后，王仲宣擅名于當時，時人見此策美，或疑是仲宣所為，論者紛紜。及晉王為太傅，臘日大會賓客，勖子蒲時亦在焉。宣王謂之曰：‘尊君作《封魏君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曾問仲宣，亦以為不如’。朝廷之士乃知勖作也�！卑�，“殷洪”應為“殷蕓”，潘勖子應為潘滿而非潘蒲，此為《御覽》抄手所誤。以上三例都是“父子證明”之例，由此，亦可知不明作者的現(xiàn)象在作者去世不久便發(fā)生了。
二、竊他人書稿為己書。這是漢魏六朝造成作者混亂的一個較顯著的現(xiàn)象，有的甚至造成學術公案。《晉書·郭象傳》載：“先是注《莊子》者數(shù)十家，莫能究其旨統(tǒng)。向秀于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余眾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后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自此以后郭象是否竊向秀之書，遂成學術公案�！端膸炜偰刻嵋芬詺埓嫦蛐阕⑴c郭象注校對，稱：“是所謂竊據(jù)向書，點定文句者，殆非無證。”不論郭象是否竊了向秀的書，這個故事在當時得到流傳說明了竊書現(xiàn)象確有存在�！稌x書》記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西晉時事，多次訪于王隱。時王隱亦撰《晉書》，虞預遂借而竊寫。又《南史》記何法盛偷郗紹《晉中興書》事，都反映這個時期因過分看重著書，以至不惜偷竊別人成果的現(xiàn)象。何法盛對這一目的說得很清楚，他對郗紹說：“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宜以為惠�！庇纱丝�，當日竊書行為乃出于博取聲名的動機。這一行為本身固不光明磊落，但說明當時知識分子，尤其是寒族知識分子對著書的重視。
三、諸王組織門客編書之例。秦漢以來，諸王組織門客編書漸成風氣，漢淮南王劉安組織編輯《淮南子》，首開此風。劉安好書，辯博而善為文辭，漢武帝每為報書及賜，都要先召司馬相如等人看過之后才發(fā)遣。武帝嘗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而上。招致賓客方術之士，著《淮南子》一書。劉安雖善文辭，而此書為門客所為是顯而易見的。招致門客著書之例，并不始于劉安，秦相呂不韋已有《呂氏春秋》在先。秦漢時門客為依附性質，多另有所圖。主人得志時便為之效力，失意時則作鳥獸散�！妒酚�·魏其武安侯列傳》記武安侯田蚡親幸，“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這實際上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系，同傳記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看來在這一關系的基礎之上，門客得以保持著自己人格的獨立性。既然目的在為文上，故作者的署名并不很重要。這是封建社會的普遍特征，直到清代，胡克家約請顧廣圻、彭兆蓀為他�？薄段倪x》，其《文選考異》仍然署胡克家之名。當然，顧、彭為胡克家工作的性質，與兩漢門客是不同的。那時的門客，除極少數(shù)人留名外，多數(shù)人連身份都不清楚。這樣的主客關系，也維持到六朝時期，如劉宋時臨川王劉義慶組織編著《世說新語》，主要的工作當然是由門客完成�！端螘繁緜饔泟⒘x慶“愛好文義，才詞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边@樣一個愛好文義的人，組織編著《世說新語》以及《集林》，恐怕才力還是足夠的。
一般說來，身份為諸王者，所要留心的事多集中在政治上，即使組織編撰，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與文人的著書、編集還是有區(qū)別的。比如摯虞編《文章流別集》，目的是芟剪繁蕪，類聚區(qū)分，使各文體有條貫，這也是與他秘書監(jiān)身份有關的，同時這一工作也起到了批評、指導的作用。這樣的目的，以及由這目的起到的作用自然不是諸王所要關心的。由于有這種區(qū)別和特殊性，不同身份的人在選擇編著的內(nèi)容、題目以及所采用的體例也就有不同。諸王既懷有政治目的，當然要挑選部帙大，易于造成影響的書來編。如劉義慶編《集林》二百卷、《世說》八卷、《宣驗記》十三卷、《幽明錄》二十卷、《徐州先賢傳》十卷。再如蕭子良開西邸，召學士，編《四部要略》千卷，都是這樣的例子。從內(nèi)容上看，諸王編書，兩漢時期與六朝略有不同。兩漢時劉安造《淮南子》屬子書，此前的呂不韋造《呂氏春秋》，也是子書，魏晉以后，諸王造書就不再是子部，大多集中在類書及小說等類。這種現(xiàn)象也挺有意思，《呂氏春秋》、《淮南子》都是雜家類，可見呂不韋和劉安并非要借以留一家言。從其門客成份構成看，也是雜亂不一�！稘h書·劉安傳》載劉安“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shù)千人，作為《內(nèi)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余萬言�！边@就是說《淮南子》實際撰著者劉安的門客們，本來成份雜駁不純，故所造書當然表現(xiàn)為雜家。雖然高誘稱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但仍與純粹的道家有區(qū)別。《呂氏春秋》也是如此，從其著書的原因看，他本為模擬戰(zhàn)國四大公子養(yǎng)客之風，又慕荀子等著書布天下，這才招客著書，“人人著所聞，……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這種原因自與先秦諸子立一家之言有別�？梢妳尾豁f及后世諸王造書，目的不在書本身，因此并不管這書在當時是否有價值，只要能造成政治影響即行。這一方面說明有權勢卻無思想的統(tǒng)治者只能依靠門客造書，門客造書自然不會有太大價值；另一方面又說明所謂立一家之言本來是知識分子的崇高理想，而非統(tǒng)治者樂意為之。著書立言的價值觀并未在當時占有多大比重，所以諸王才無視于其所造書有無價值。這種現(xiàn)象在六朝時期應該發(fā)生了變化，因為文學及文人地位的提高，著書立言的價值觀一定程度上獲得與立德、立功抗衡的力量，統(tǒng)治者本人也開始從事著述，如曹丕、曹植、蕭衍、蕭統(tǒng)、蕭綱、蕭繹等。但是統(tǒng)治者中具有撰述能力的人仍然不是很多，尤其是要獨立制造子書，更不可能。加上招客著書方式的限制，仍然只能是一些較易操作的類書、傳聞等類。因此劉義慶的編《世說新語》、《宣驗記》，蕭子良編《四部要略》，也就不足為奇了。以上是指一批招客著書的諸王，魏晉六朝時畢竟較兩漢時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那就是有才華的統(tǒng)治者(帝、王、太子等)，已經(jīng)親手編撰圖書了，這是六朝時撰著的第四種情形。
四、帝王親自撰述。此例當始于曹魏父子。兩漢時雖如劉邦、劉徹也有《大風歌》、《秋風辭》等，但那畢竟是鄉(xiāng)風楚歌，不能等同于寫作。至漢末，曹操“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躬自撰述，《三國志·文帝紀評》注引《典論·自序》說：“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庇质捓[《金樓子·興王》說：“魏武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jīng)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逼浜�，曹丕、曹植并踵武其父，誠如《文心雕龍》說：“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同上)曹氏父子開創(chuàng)的這一優(yōu)秀傳統(tǒng)，在其后得到了很好的發(fā)揚。晉、宋、齊、梁、陳，并皆好文，所謂“主愛雕蟲，家棄章句”，并不獨在有魏一朝了。就編著一事看，曹丕著有《典論》一書，屬子類，這是他親自撰述，而非學士代勞之作。《隋志》還著錄曹丕《列異傳》三卷、《士操》一卷。前者，《隋志》稱為“序鬼物奇怪之事”，列入雜傳類；后者列入子部名家類，與劉劭《人物志》相同，當是關于人物論的控名責實之書。這兩部書都有可能是曹丕手撰，但沒有更進一步的證據(jù)。《士操》不見著錄于《三國志》，《列異傳》則見于裴松之的兩處注引，但亦未明作者。史志著錄的作者，尤其是帝王身份的作者，有許多是不可信的。如前述《呂氏春秋》、《淮南子》，呂不韋、劉安只是組織者而已，甚至與后世的主編都不相同。但也不可否認，魏晉六朝時，隨著文學地位的提高，有才華的帝王往往也親自編撰，或是主持編撰。我們不妨就《隋書·經(jīng)籍志》關于這一身份的作者撰述實況作一調查�！端逯尽分浳簳x南北朝皇帝與諸王(包括太子)所著書共八十余種，最多的還是梁朝蕭氏父子，其中梁武帝一人就占二十三種，其次是梁元帝蕭繹，十五種。帝王著書，有一些明記為門下學士所為，如《隋志》記梁武帝《通史》四百八十卷，其實據(jù)《梁書》本紀，蕭衍僅制贊、序�！读簳�·吳均傳》記：“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笨磥砹何涞邸锻ㄊ贰反蟛糠质菂蔷５珔蔷锻ㄊ贰敷w例是起三皇，訖齊代，而《隋志》著錄是起三皇訖梁，這大概是在吳均底本上又有擴大。又如《隋志》著錄梁簡文帝《長春義記》一百卷，據(jù)《梁書·許懋傳》：“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諸儒參錄《長春義記》”，則見此書也非蕭綱自撰。但是，在帝王著書中，有一些似乎是別人代替不了的，如《隋志》著錄魏武帝曹操所著六種兵法書，便非別人所能代筆�！度龂�·武帝紀》裴注引《魏書》說：“太祖自統(tǒng)御海內(nèi)，芟夷群丑，其行軍用師，大較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余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jié)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所謂“新書”即曹操所撰兵法，那是基本兵法，然每臨新役，他又另作節(jié)度，因為寫定的兵法只是常規(guī)，而每一新戰(zhàn)役又有新的特殊情況，所以又要另為節(jié)度。這反映了曹操用兵的靈活性。象這樣根據(jù)他本人幾十年征戰(zhàn)經(jīng)驗而撰成的兵法，別人不敢，也不能代筆。因此《隋志》著錄的帝王著書，既不能一概相信為傳主所為；也不能全部否定，說是門下學士所造。如梁武帝蕭衍，除政務之外，即意在撰述，象《隋志》著錄的那些經(jīng)義疏解一類，未必就不是他本人所著。不過，由于缺乏證據(jù)，這些說法總是推測，肯定者可以這樣說，否定者也可以那樣說。這里我們不妨以蕭繹為例來解釋當日著述的一般情形。
《隋志》著錄蕭繹作品有：
1．《漢書注》一百一十五卷，梁有，亡。
2．《孝德傳》三十卷
3．《忠臣傳》三十卷
4．《同姓名錄》一卷
5．《丹陽尹傳》十卷
6．《懷舊志》九卷
7．《全德志》一卷
8．《研神記》十卷
9．《補闕子》十卷
10．《湘東鴻烈》十卷，亡。
11．《金樓子》十卷
12．《玉韜》十卷
13．《洞林》三卷
14．《連山》三十卷
15．《釋氏碑文》三十卷
以上十五種均題名梁元帝撰，其中1—7、9、12—14十一種書為《梁書》本紀所載。如前舉梁武帝《通史》和簡文帝《長春義記》例，史書著載也并不可信，這十一種書是否確為蕭繹所著，僅以史書記載很難推定。幸好蕭繹《金樓子》一書傳世，在《立言》篇中，他借回答裴幾原的機會闡述了自己對著書的看法(見本章第一節(jié))，于是使我們相信蕭繹是一個注重親手著書，反對代筆的人。但《隋志》著錄的十五種書以及本紀記載而《隋志》未錄的《老子講疏》四卷、《周易講疏》十卷、《內(nèi)典博要》一百卷、《荊南志》、《江州記》、《貢職圖》、《筮經(jīng)》十二卷、《式贊》三卷等八種，是否盡為蕭繹手撰呢?在沒有得到進一步的證據(jù)之前，我們也許會根據(jù)蕭繹的話相信史書的記載，幸而《金樓子·著書》篇留下一份著書目錄，以供我們分析鑒別。此目分四部著錄，共三十八種，蕭繹親于書下加注，指明哪些是己撰，哪些是付別人撰寫。在《隋志》著錄的十五種書中，蕭繹注明自撰的有2、4、5、6、7、12、14，共七種。第1種無注，第3、8、9三種注明自為序。第10、13、15三種未見著錄。在《梁書》本紀所載八種書中，蕭繹注明自撰的有《周易講疏》(《金樓子》作《周易義疏》三秩三十卷，稱：“金樓奉述制義，私小小措意也。”)、《荊南志》、《內(nèi)典博要》、《江州記》、《貢職圖》無注，《筮經(jīng)》、《老子講疏》、《式贊》不著錄。但《金樓子》有《孝子義疏》一秩十卷，疑《隋志》“老”字乃“孝”字之誤。又有《式苑》一秩三卷，《隋志》“贊”字或“苑”字之誤。除此之外，《金樓子》著錄的書目中，還有許多是他讓別人所撰。比如《晉仙傳》，注稱：“金樓使顏協(xié)撰”，《奇字》二秩二十卷，注稱：“金樓付蕭賁撰”，《譜》一秩十卷，注稱：“金樓付王兢撰”，《夢書》一秩十卷，注稱：“金樓使丁覘撰”，《碑集》十秩百卷，注稱：“付蘭陵蕭賁撰”，《詩英》一秩十卷，注稱：“付瑯邪王孝祀撰”。又有蕭繹自為序而讓別人撰寫的，如《研神記》，注稱：“金樓自為序，付劉＃纂次”，《補闕子》，注稱：“金樓為序，付鮑泉東里撰”。還有一種是蕭繹與人合著之例，如《長州苑記》一秩三卷，注稱：“金樓與劉之亨等撰”。從以上《金樓子》所注著書方式看，有這樣幾種：
1．蕭繹自撰；
2．蕭繹付別人撰；
3．蕭繹為序，付別人撰；
4．蕭繹與人合撰；
由蕭繹這樣幾種著書方式看，當日書篇撰人的情況確很復雜，如不加特殊說明，是很難搞清楚實際撰人的。史書于此往往也會出錯，所以也不可盡信。如《隋志》著錄蕭賁撰《辯林》三十卷，實際上恐為蕭繹撰，書目載《金樓子》。蕭繹曾讓蕭賁撰《奇字》二十卷，恐史書作者錯混二書。又由《金樓子》所著錄書目，可見出當時人對撰人的一些看法。一些起碼不是蕭繹親所撰書，《金樓子》都可以著錄，并且《梁書》也便歸為蕭繹，如《補闕子》等，這反映出當時人對有權位的組織者比較看重，常以組織者作為撰人看待。這是當時人的普遍觀念，大概并不以為這樣做便是錯誤。與這一觀念相聯(lián)系，蕭繹將這些書著錄在自己名下，恐也并非一點關系沒有，一者他是組織者，二者他大概對書的內(nèi)容、體例還是有所交待的。比如《金樓子》著錄有《詩英》十卷，《隋志》及兩《唐志》不錄。此書據(jù)蕭繹自注，乃付瑯邪王孝祀撰。王孝祀，史書無傳，或是蕭繹僚屬。蕭繹能詩，自稱：“六歲解為詩”，他對詩歌是有自己見解的。《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引他《詩評》說：“作詩不對，本是吼文，不名為詩。”《詩評》不見于《金樓子》，《隋志》亦不著錄，據(jù)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收《詩品》三卷、《詩評》六卷。三卷《詩品》當即鐘嶸之書，《詩評》六卷或許為蕭繹所撰。蕭繹既對詩歌有要求，他讓王孝祀編《詩英》，應該是按照他的詩歌觀選詩的。這樣說來，將《詩英》看作他自己的作品也還能說得過去。
《金樓子》著錄之有根據(jù)，還有一例說明，即他在鎮(zhèn)荊州時，僚屬蕭淑撰有《西府新文》十一卷，《隋志》著錄，題梁蕭淑撰。但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卻稱：“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此書大概的確與蕭繹沒有什么關系，所以《金樓子》不著錄。這也從側面說明《金樓子》著錄諸書，是有一定根據(jù)的。如《西府新文》確與蕭繹無關的話，顏之推此話就反映當時一種普遍的觀念，即實際撰人并不很重要，大家認可的還是身居高位者。也正是由于有這樣的觀念，史書及史志也才往往將實際撰述者隱去，而署上組織者或實際撰人的府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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