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明月幾時有”
“到底指誰呢？”——同一個問題，在八指頭陀死在法源寺后兩年，一九一五年，中華民國四年，又被提起了。
這一年是令中國人痛苦的一年，因為中國人好不容易成立的中華民國，遭遇了空前的劫難——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居然做總統做得不滿足，要當起皇帝來了。全國上下，一片勸進之聲。
梁啟超感到很可恥，他在天津家里，偷偷會見了從北京來的神秘人物，這人物不是別人，就是他十八年前在湖南時務學堂教書時的十六歲學生——改名蔡鍔、蔡松坡的蔡艮寅。
蔡鍔在戊戌政變以后，到日本讀書，重新回到亡命日本的老師梁啟超的門下。不過，他另一位老師譚嗣同的死難意義，卻引出了他跟梁啟超不同的解釋。在老師梁啟超、太老師康有為的解釋里，譚嗣同是為了走改良的路而死，所以大家要追隨死者，繼續走改良的路，包括跟清廷政府與人為善的方式在內；但在蔡鍔的解釋里，譚嗣同是為了證明改良之路走不通而死，譚嗣同的毅然一死，正是教我們覺悟到此路不通，而是要走革命的路。因此，他在十九歲那年，在義和團動亂發生以后，他和他的老師唐才常等十九個人，從日本偷偷回到中國，準備舉事。但是，他們失敗了。查辦這一案子的封疆大吏張之洞，是唐才常的老師，他審問時想開脫他的學生，故意跟左右說：這個人不像唐才常呀！會不會抓錯了人呢？但是唐才常卻高聲叫道：失敗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豈是茍且偷生的人！于是，他被殺了。臨死前吟詩一首，最后兩句是：“剩有頭顱酬故友，無真面目見群魔。”——他終于在“故友”譚嗣同死后不到兩年，也跟著犧牲了。
唐才常在被圍捕中做了一件事，他技巧的燒掉了同志名冊，使官方無法株連，蔡鍔等小同志因此得以逃返日本，參與下一波的革命行動。
蔡鍔進了日本士官學校，成績優異，畢業后口到中國，加入清廷的軍事陣營，密謀革命，這時他二十三歲。七年以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在湖北發生。發生二十天后，他在云南就宣布了光復，并做了云南地區的領導人。這時他二十九歲。兩個月后，中華民國成立了。
中國人的中華民國雖然成立了，但是中國人的皇帝思想并沒退去。中華民國只成立了四年，如火如荼的帝制活動就展開了——戊戌政變時出賣譚嗣同的袁世凱操縱民意，想把中華民國改為中華帝國，由他做皇帝。這時候，梁啟超、蔡鍔他們再也忍不住了，他們要在眾神默默、全國敢怒而不敢言的恐怖局面下奮起力爭，為中國人爭人格、為中華民國爭命脈。這種努力是艱苦的，首先他們就得先從袁世凱偵伺下的北京、天津脫身才成。一天夜里，蔡鍔從北京溜到天津去看梁啟超，他們談到了脫身的計劃。
“十七年前，”梁啟超說，“我和你的譚老師在北京談到離去和留下的問題。十七年過去了，我們又發生這一問題了。依我看來，目前的發展情況，該是你先離開北方，趕到南方去，在南方舉義旗、反帝制。我不能先走，我一走，袁世凱就特別注意到你，你就走不成了。所以，松坡，我來殿后，你先走。”
“可是，”蔡鍔猶豫著，“如果我先走了，老師如果走不成呢？”
“那也不會影響我們基本的夙愿。記得你譚老師十六年前的獄中題壁詩吧？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第四句寫出了去留之間，大家肝膽相照，昆侖為中國發祥地。‘兩昆侖’指做兩位堂堂的中國人，不論是去是留，都是堂堂的。”
“當年譚老師以程嬰和公孫杵臼期勉老師和他自己，‘去留肝膽兩昆侖’自是專指老師和他兩人而言。”蔡鍔補上一句。
“把‘兩昆侖’解釋成他和我，跟上面‘去留’字眼呼應起來，固然相當，但我后來看到譚老師《石菊影廬筆識》中‘學篇’第五十六則，有這樣的文字：‘友人鄒沉帆撰西征紀程，謂希瑪納雅山即昆侖，精確可信。希瑪納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為昆侖奴，亦一證也。’這段文字，是譚老師生前自己所做的唯一對‘昆侖’的詮釋。這樣看來，譚老師所謂的‘兩昆侖’可能指的是他家的仆人，就是胡理臣和羅升。這兩個人，在譚老師死后，一個去湖北向譚老師的父親報信；一個留在北京料理善后，所以有‘去留’之意。這樣解釋，未免狹窄了一點，不過探討譚老師的甘心一死的原因，家庭原因，也是其中之一。他從小雖被后母虐待，但是他跟父親的感情，卻深得很。事發后，九門提督查抄來的文件中，有許多他父親寫來因反對他參與變法維新，而表示不滿或斷絕關系的信，清廷政府因此沒有株連到他父親，其實這些家書都是譚老師為了開脫自己父親而捏造的。當時他遲遲不肯逃走，要留下來學他父親筆跡捏造家書，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譚老師出事時，大家還聯合瞞他父親，說譚老師只在坐牢而已，但是一個朋友寫信不小心，泄漏了，他父親聽到消息，兩手抵住書桌、兩眼默默垂淚，再也沒說一句話。關于譚老師從容就義，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可有多種解釋：或說他為了對支持變法維新的人有所交代而死、或說他為了提醒大家要繼續走改良的路而死、或說他為了證實此路不通而提醒大家要走革命的路而死、或說他為了救他父親而死……每種解釋，其實都可以成立。”
“老師你相信哪一種？”蔡鍔問。
“我相信譚老師寧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但是從佛法中看破生死，進而要殺身成仁，以完正果，則是最根本的。我認為從大目標看來，他想要用一死證明改良之路不通，中國問題的真解決，有賴于大家去革命；但從眼前的較小的目標看，他的甘心一死、甘心先死，實在有鼓勵大刀王五他們去救皇上的作用在內。我們不要忽略了譚老師性格中的俠義成分。在他的俠義性格里，看到光緒皇帝受了漢族影響，甘愿犧牲一切，去救中國，因而換得如此下場，他是心里不安的、抱歉的，因此他最后還要救皇上，他自己沒有力量，所以拜托大刀王五他們去冒大險，于是他又對大刀王五他們心里不安、抱歉了。他最后以一死明志、以一死表示不茍活、以一死表示大丈夫對自己干的事自己會付出一條命來負責，這是很光明磊落的。從這種目標來看，‘兩昆侖’是指王五和胡七的說法，反倒近似。有的說王五和胡七是昆侖派劍俠；有的說唐朝小說《昆侖奴傳》有‘昆侖奴’摩勒、宋朝《太平廣記》也有陶帆和他‘昆侖奴’摩訶，都用昆侖表達俠義的行事，所以‘兩昆侖’指的，是劍俠們救皇上的事。那首詩最后寫他自己這邊，從容而死；而把救皇上的行動，托付給劍俠們了。照這樣路子解釋下去，可能‘兩昆侖’中，一個是指譚嗣同自己，一個是指王五。他們之間的關系，也變成去者與留者的關系。當年公孫杵臼說：‘立孤與死孰難？’扶養孤兒長大成人和一死了之哪個難做？程嬰說：‘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說：他們姓趙的一家對你好。你就勉強擔任難的一部分吧，由我擔任容易的一部分，由我先去死——‘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疆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我想，譚老師經過思考，認為以他的身分與處境，適合扮演公孫杵臼的角色，所以，他做了留者，而把未來的許多事，交給王五他們去辦。譚老師獄中題壁詩的最好解釋，大概朝這一方向才比較妥貼。”
蔡鍔點了點頭。但他有一個疑惑，不能解決：
“不過，照老師為譚老師印出的《仁學》里，明明有他‘沖決網羅’的立論，他認為欲致人類于大同，非得先‘沖決網羅’不可。他說：‘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又說：‘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又說：‘君主之禍，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又說：‘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又說：‘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為未也。民之與民，無相為死之理；本之與未，更無相為死之理。……止有‘死事’的道理，絕無‘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宮妾之為愛，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況又有滿漢種族之見，奴役天下者乎？，……由這些話看來，譚老師明明是有非君之見的、甚至有滿漢之見的，但他卻在得君行道的短暫機會后，做了太像太像‘死君’的悲壯行動。老師說譚老師寧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其中‘死君’一重、為光緒皇帝一死的悲壯，是不是也占了重要的一重呢？甚至是唯一的一個理由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關于譚老師殉難的解釋，在五花八門之中，卻以這說法更令人驚心動魄了。老師以為呢？”
梁啟超坐在書桌旁，點著頭，又用食指輕杵著頭。他的頭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給人明亮睿智的感覺。在小學生蔡鍔面前，明亮睿智之外，更洋溢著一股交情與默契。
“關于‘死事’與‘死君’的問題，在譚老師最后見我一面時，我們曾討論過。譚老師基本上，是反對清朝的、反對皇帝的。所以在他著作中，我們看到他贊揚太平天國的革命，說洪秀全、楊秀清他們‘苦于君官、鋌而走險，其情良足憫焉’；又贊揚法國大革命，說‘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萬民之恨’……他的排滿反帝言行，我們早在時務學堂時就感受到了。而一旦被清廷皇帝看中重用，他就‘酬圣主’式的殉死了，他前后有這樣對立的轉變，乍看起來，的確難以解釋，而會被自然解釋成他在‘死君’。但是仔細看去，我認為光緒皇帝在他眼中，已經不是狹義的‘君’了，而是廣義的‘事’了，光緒象征著的是中華民族沒有畛域之分，華夷共處、滿漢一家；光緒象征的是變法維新、改革腐敗政治的誠意；光緒象征的是自己不持盈保泰、不做自了漢、自了皇帝，而去自我犧牲救國救民；光緒象征的不是一個通常的皇帝，而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一個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在譚老師眼中，光緒不是‘君’了，而是‘事’的象征，乃至是同大業共患難的朋友。他們之間已不是君臣，而同是偉大的中國人。正如譚老師書中所說的‘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譚老師因此患難有所不避、坐守待死，其實才正是他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站在‘則皆民也’的立場，他也不要單獨丟下光緒在北京。當然，這也只是原因之一。剛才我說過，每種解釋，其實都可以成立，你所認為的‘死君’原因，自是又加了一種。譚老師絕不是狹義的‘死君’，基本上，他是反對皇帝的。在這一點上，他死后十六年，你我又聯手貫徹他的思想了。古人說：‘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譚老師一生三十三年的短短生命里，就是以此大事因緣，出現于世，為我們中國人奮斗的目標，留下了南針與血證，他現身說法，為中國人留下偉大人格的榜樣，叫我們去懷念、長想。這也正是他跟我們的因緣……”梁啟超說著，淚光已經閃出來了。
蔡鍔點了點頭，“老師說得對，眼看就是干千萬萬中國人，頌王莽功德、上勸進表了；眼看袁世凱就當上皇帝了，這成什么話！全世界看中國人是什么東西呢？中國人全是沒骨氣沒人格的了，這怎么行？”
“有你我在，就不讓人把中國人看扁！”梁啟超接過去，用力他說，“你我就分頭努力去。事情成功，什么地位都不要，回頭做我們的學問；事情失敗，準備一死，既不跑租界，也不跑外國！”
就這樣的，蔡鍔從梁啟超家里，化裝逃往日本，轉到他可以影響的云南，宣告起義，反對帝制；梁啟超在半個月后也伺機潛往上海，轉道廣西、廣東，游說響應云南。在千辛萬苦中、在九死一生里，最后達成了廷續民國命脈的目的。可是，起義者本人，卻付了相對的代價，“洪憲皇帝”袁世凱在六月羞憤而死，活了五十八歲。蔡鍔在五個月后，也積勞而亡，他死在日本醫院里，只活了三十五歲。
在梁啟超、蔡鍔師生二人聯手行動的同時，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也加入了。康有為在云南起義時，一面秘密寫信給蔡鍔，叫他設法收復四川；一面變賣房地，以為資助。梁啟超高興他老師也參與這一行動，但是，當他發現康老師的真正目的是在打倒袁世凱后，把清廷皇帝復辟，他震驚了。在蔡鍔死后，康有為以太老師的身分，寫了一對挽聯，內容是：
微君之躬，今為洪憲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聞鼓鼙之聲來。
“聞鼓鼙而思良將”，這是康有為的滿腔心事。但是，他沒有良將，他只是光身一人。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灰心，他仍要為中國設計前途。五年前，幾千年有皇帝的古國，一朝不再有皇帝了。共和、共和，共和變成了時髦的口號。孫中山在南京做了臨時大總統，向北京提出了和議條件，要求清朝皇帝退位，宜統皇帝退位了；北京方面，軍政大權落到袁世凱的手里，經過暗盤的談判，孫中山把總統讓出來，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了臨時大總統。中國這么大的國家，竟被革命黨和老官僚這樣私相授受，怎么可以呢？中國交給孫中山，固然可慮；交給袁世凱，豈不也半斤八兩嗎？
從帝國轉到了民國，中國在形式上有了些進步。留了三百年的辮于，給剪了；行了幾千年的陰歷，給陽了；國旗根據清朝的五色官旗，給改成了五色旗；稱呼也不“大人”、“老爺”了，給改成“總長”、“先生”了；舊有的官制，也一一給改成新名目了……
不過，這些進步多是形式上的。政府反對小腳，可是有人還在纏；政府反對鴉片，可是有人還在抽；政府反對刑求，可是有人還在打；政府反對買賣人口，可是有人還在買來賣去……民國呵，它離名義的帝國業已遙遠，它離實質的帝國卻還那么接近。它在許多方面，只是帝國的代名詞！
有一點倒是真的遙遠了，那就是全國上下對中央的向心力，那種向心力，幾千年來，都由皇帝集中在一起，構成了穩定國家的基本模式。可是，民國到了、皇帝倒了。強梁者進步到不要別人做皇帝了，卻沒進步到不要自己做皇帝。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就是自己要做皇帝的一個。
康有為早就看出這種危機，他在新舊交替的當口，大聲疾呼，做救亡之論。可是，在眾口一聲并且這一聲就是革命的排山倒海里，竟沒有人肯登、也沒有人敢登他的文章了。他住在日本，五十多歲的年紀，卻已投閑置散。他的心情是蒼茫的。他四十歲以前，守舊者說他維新；他五十多歲以后，維新者又說他守舊。并且這種說法，早就開始了。他五十多歲時發生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日，更是他康有為出局之時。當年別人守舊，他搞維新，大家還附和他；可是當別人排滿，他卻保皇；別人革命，他卻“反革命”；別人共和，他卻君主立憲的時候，他就顯得太不合時宜了。別人只能知道第一階段的他，卻不能知道第二階段的他。不過，康有為卻是不肯懷憂喪志的，沒人印他的文章，他自己在中華民國成立那年，就創辦了《不忍》雜志。這雜志每月出一本，都是他自己寫的，每本約七八萬字，他用一個人的力量，大聲疾呼，要喚醒別人。不過，二十年前，他喚醒的對象，是一個皇帝；二十年后，他喚醒的對象，卻是千千萬萬的眾生。不同的是，皇帝被喚醒，可是皇帝救國有心無力；而眾生呢，卻根本喚不醒他們，他們千千萬萬，只是夢游的患者。結果呢，有心無力的，變成了康有為自己。但是，難道他從此就停止了么？不會的，還是要找些志不同而遭合的人們，來救亡圖存。早在辛亥革命之際，他亡命在日本，就寫信給革命黨領袖人物黃興——就是當年派同志上北京想把譚嗣同接走的黃軫，也就是黃克強，提醒他中國是幾千年的君主國，驟然變成共和國是會惹出麻煩的，不如學英國學日本，以立憲的君主國，來長保恒定。他認為這種“虛君共和”中最理想的虛君是孔子的后裔。但是這種迂闊的意見，誰又聽得進去呢？
辛亥革命后，一晃五年了，他所預言的革命會給中國帶來麻煩，好像說中了。他決心再把中國給調回頭來。現在，有一個做虛君的人選，也相當合適，那就是被廢除的中國末代皇帝溥儀。溥儀的缺點在他是滿族人，但優勢也正在他是滿族人。滿族統治中國，已經有兩百六十八年的歷史了。這一歷史背景正好表示了它的穩定性。溥儀是光緒皇帝的繼承人，他的年號是宣統，宣統不到三年，中華民國就成立了，溥儀變成了遜帝，溥儀手下的王公大臣變成了遺老。遺老中有很多很多效忠清室的“頑固分子”，他們無日不想復辟，把現在扭成過去，但是，他們手無寸鐵，無能為力。正巧有一個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督軍的張勛，是頑固專家，他為了效忠清室，把他手下的三萬軍隊都保留了辮子不剪，號稱“辮子軍”，有意恢復舊王朝。遂在袁世凱死后一年之日，擁立宣統皇帝“御極聽政”，收回大權。在這幕活劇里，康有為也加入了，做了弼德院副院長。可是，曇花一現十三天，段祺瑞在馬廠誓師而上的部隊，就把“辮子軍”打垮了。宣統皇帝逃到英國公使館尋求政治庇護、張勛逃到荷蘭公使館、康有為逃到美國公使館。
美國公使禮遇康有為，把他安置在美森院居住，整天寫書作詩，苦撐待變。在整個的復辟失敗中，他最大的痛苦不是無法光復舊朝，因為他早就有心理準備，知道復辟并非易事，失敗了也不意外；他也不高估這些共事的清廷遺老，因為他也早有心理準備，知道這些人不成氣候，搞砸了也不意外。最使他意外的反倒是：他的第一號大弟子梁啟超“背叛”了他，段祺瑞馬廠誓師的真正軍師，不是別人，正是梁啟超。梁啟超在反對復辟的通電中，公開指斥“此次首造逆謀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顯然已經直接攻擊到康老師頭上來了。康有為躲在美國公使館，對梁啟超的“當仁不讓于師”，非常惱怒。他寫詩說：
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
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
在詩中，從動物到神話，凡是顯示出忘恩負義例子的，都被他選進詩里。在詩槁最后，他還寫下十三個字——“此次討逆軍發難于梁賊啟超也！”可見他內心的苦痛。他最心愛的學生也離他而去了，這個世界，更孤單了。
不過，在孤單中，也有對話的聲音存在，那就是美國公使館中的一名精通華語的武官，名叫史迪威，常常過來陪他聊天，兩人談得也蠻投機。有一次，史迪威問到復辟的事。
“有人說你康先生這次參加復辟，是‘迷戀紅頂花翎’不甘寂寞。”史迪威一面敬了茶，一面不經意的帶進主題。
“你以為我康有為那么沒出息、那么反動嗎？你就錯了。”康有為有點激動，“對君主政治，我其實知道得清清楚楚。有史以來的‘圣君’，不過是大桀小桀；所謂‘賢臣’，只是助桀為虐。這些遺老辮帥，根本不知政治為何物，我參加復辟，志在實現‘虛君共和’的理想而來，不是參加這些人的丑劇而來，你不要認錯了人！”
“‘虛君共和’？你康先生在戊戌變法時，搞得是‘虛君共和’么？”
“那時候不是。那時候我希望光緒皇帝做彼得大帝，要有實權，是‘開明專制’；可是戊戌以后，我傾向‘君主立憲’認為君權要有限制；辛亥以后，由于已有中華民國的形式，我主張我們采行英國式的‘虛君共和’。我的政治主張是進化的，淺人看來，我是保皇黨，其實我保的皇，絕非這些遺老辮帥保的皇。我認為清朝兩百六十八年的統一基礎要珍惜，它是一種安定力量、向心力量。皇帝就是這種安定力向心力的象征。你看英國，從過去亨利第八的絕對君權，到今天喬治五世的‘虛君共和’，都有皇帝擺在那里，英國不論怎么耍花樣、怎么改變政體，它都聰明的把安定力向心力的虛有其名的象征吊在那兒。”
“既然保皇保皇，被保的皇實質上已經一變再變，甚至變到了虛有其名、空殼子，又何必這么麻煩，千方百計的吊在那兒？干脆改成人民共和國，豈不更好？”
“不然。你別忘了，中國是有皇帝的國家，已經幾千年了，這個傳統你必須重視，即使是利用，也是重視的一種。我在外國十六年，八次去英國、七次去法國、五次去瑞士、一次去葡萄牙，在墨西哥住了半年、在美國住了三年，所過三十一國、行經六十萬里，雖不敢說盡知真相，但是一直細心考察，所以我的結論，不是虛空的，而是落實的。我深信中國當學英國，要挾天子以行共和。至于誰為天子，只要有傳統象征作用的，都可以。從孔子后代衍圣公，到清廷遜帝，我都贊成。目前衍圣公只有兩歲，宣統比較合適。所以我參加了復辟。我參加，是希望大家搞‘虛君共和’的，沒想到遺老辮帥們沒見識。我提議的定國號為中華帝國、行虛君共和制、召開國民大會、融化滿漢嗆域、親貴不得干政、免跪拜、不避御諱等開明民主措施，他們都不肯接受，反倒搞什么大清國、大清門、大清銀行等等，妄想恢復舊王朝的統治，大家爭權奪利，這哪是我的本意呢？”
史迪威點著頭、點著頭，他顯然被康有為說服了。他站起來，又為康有為敬了茶。
“康先生的見解遠大、立身正大，我們美國人都了解，這也就是我們公使館愿意出面政治庇護康先生的原因。可惜的是，康先生的本國人對康先生反倒了解得不夠，這倒是很遺憾的。這真是中國的難題。”
康有為冷笑了一下，“難題也不單是中國的吧？你們美國又何嘗不然？你們開國時的先知和功臣湯瑪斯。潘恩，在把美國帶入新境界以后，還不是要離開美國，到法國去另找天地？他在法國，因為反對暴力革命，還被關在牢里，美國總統雖把他救回美國，但他的后半生，卻在被美國人漠視中死去，直到一百多年后才被真的肯定，你們美國人對自己的先知和功臣，還不是一樣！”
史迪威苦笑了一下，說：“那穌說先知總不在自己鄉土上被接受，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吧？不過，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這個民族的人情世故，有它獨特的結構，他們對你康先生，有朝一日，也許有令人驚訝的肯定，也許不要等上一百年。試看你今天的康先生，明明是犯了叛國罪的要犯，可是你卻能逍遙法外，大家除了責怪你康有為老朽昏庸不合時代潮流外，對你并沒有什么惡意，這種和稀泥的態度，正是中國人的一大特色。現在公使正私下和中國政府商量，閉一只眼，放你南下，這在外國是辦不到的啊！法國大革命時湯瑪斯·潘恩為了保護下臺的皇帝，都要被關起來；而你康先生呢，把下臺的皇帝推上臺，也不過不了了之。中國人不了解先知，但是，他們也不過分迫害他啊……”“你看著吧！”康有為打斷他的話，“我老了，我可能看不到了，但你會看到中國的劇變。我想我是中國最后一個僅存的先知，最后一個被群眾放過、被暴民放過、被政黨放過的先知。原因無他，他們認為我早已不屬于他們的時代，他們放過我，一如他們放過一件活古董。但是，你等著看吧，這點殘存的寬大將來也愈來愈少了。民國、民國，民猶是也、國猶是也，將來的麻煩可多得不得了呢！如果清朝是夕陽、是落日，那么民國卻是夕陽落日后黑夜，將來的麻煩可多著呢……”說到這里，廉有為抬起頭來，眼望著窗外，“四十年來，我所預言的，無一不中；不聽我忠告的，無一不敗。這就是做先知的痛苦。這種人早在四十年前就看到中國的今天，也從中國的今天遠看到四十年后，雖然四十年后，這種人早就死了，但是，這一對老眼永不死亡。你知道中國古人伍子胥的故事嗎？他死前遺命把他頭顱懸在城門口，要看自己國家的滅亡。”
“康先生還是不要太悲觀了！”史迪威站了起來，“即使民國是黑夜，你康先生也是一輪明月，時常會照亮它。”
“是嗎？”康有為笑了一下，也站起來，“不談了，正好木堂先生要我為他題幾個字，我要去揮毫了。中國的毛筆字真有用，當你想逃避一下現實，它可是最好的寶貝。”
“人家說康先生的書法，民國第一。康先生光憑毛筆字，就可不朽。”史迪威贊美著。
“不是民國第一，是中國第一、清朝第一。我不要靠毛筆字在民國站一席地。在眾生嗷嗷待哺、國事魚爛河決的時候，靠毛筆字是可恥的。不過，談件小事，我的余生怎么生活呢？也許我得靠賣字來活了。哈哈，我生命中最渺小的一部分，竟在中華民國變成了最偉大的。史迪威先生，做先知不必再痛苦，只要他肯心甘情愿寫毛筆字！”
在笑聲中，兩人分了手。
三天以后，在美國公使館躲了半年以后，美國公使終于跟中國政府取得默契，用專車把康有為送到天津去。康有為臨行留下了一些事件托史迪威料理，其中有一幅手卷，故意沒有封起。史迪威打開一看，赫然寫著雄渾的五個大字：
下有小字寫著：
木堂先生屬
康有為
史迪威頓然一驚，然后搖了搖頭，停住了，過了一會，他把臉朝向窗外。“康先生秋天來，冬天走了。”他心里想著，“他該走了，北京的冬天，對他太冷了。”
|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