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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時代變革與學術演進

第一章 新舊世紀之交古典文學研究的歷史回顧

   20世紀是中國歷史上發生了最偉大變革的世紀。20世紀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也完全建立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這意味著當代中國人對幾千年的傳統文學有了不同于過去任何一個世紀的認識，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那么，當我們今天總結這一段歷史的時候，究竟應該從何說起呢？

一、19世紀中葉以來的舊的研究傳統余緒

   文學研究是個割不斷的歷史過程。今天，當我們開始總結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時候，首先回顧一下19世紀中期以來的研究狀況，顯然是大有裨益的。和前代相比，這同樣也是一個成果輝煌的時代，從《詩經》、《楚辭》一直到唐詩、宋詞、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在這里我們雖然不能一一羅列指出，但可以以宋詞研究為例以見一斑。劉揚忠先生在《宋詞研究之路》一書中，曾就清代和“五四”以前的近代詞學研究做過這樣的評價：

   清代是詞學的中興時代，近代則為清代詞學的后勁。從清朝建立至本世紀20年代，這將近300年的時間是我國舊時代的宋詞研究史上最為興旺發達，研究成果最為豐富的一個階段。我們談宋詞研究的歷史，應該以這一階段為注意的中心與總結的重點。這一時期研究成果之多首先在理論批評上表現出來。清及近代對于宋詞的評論主要以詞話的形式進行。在這一時期，詞話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據新版《詞話叢編》，清及近代的詞話達68種之多。這個數量，是清以前各代詞話的總數(共17種)的4倍。如果連同散在民間尚未收入《詞話叢編》的詞話計算，這段時期的詞話為數就更大了。……

    這里要單獨強調一下從明末到近代300年間一些學者對宋詞作品的辛勤而卓有成效的輯錄、編纂、刻印工作。由于宋人卑視詞，宋詞在當時散佚就極多。加之元明時期詞學衰微，尚存文獻更有失傳的危險。因此明末至近代的若干學者的輯佚與匯刻工作，就具有搶救資料的特殊意義和莫大功勛。其中，毛晉、王鵬運、吳昌綬、江標、陶湘、朱祖謀、趙萬里等人成績尤為顯著。毛晉《宋六十名家詞》(實為六十一家)、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收北宋四家，南宋三十四家)、江標《宋元名家詞》(收北宋三家，南宋七家)、吳昌綬《景刊宋元本詞》(收北宋六家，南宋十二家)、朱祖謀《彊村叢書》(內有北宋二十七家，南宋八十五家)這五家刻本，最有影響，合稱為宋詞五大叢刻。另外，近人趙萬里又從各種載籍中搜輯網羅，以補諸家之遺，編成《校輯宋金元人詞》七十三卷，其中宋詞五十二家(不包括已見于王、朱刻的四家)。有了以上諸叢刻，宋詞的骨干已大略具備，這為今人編輯《全宋詞》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提供了相當大部分的可靠資料。

    按劉揚忠這里所概括的雖然是清初到“五四”300年的宋詞研究史，超出了本文所論述的時間范圍，但是以他所舉的那些有影響的詞話著作和宋詞編集來說，卻大都是19世紀中葉以來產生的。如劉熙載的《藝概》，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譚獻的《復堂詞話》、況周頤的《蕙風詞話》(按：此書出版已在1900年以后，但其人以前清遺老自居，暫歸于此)、王鵬運的《四印齋所刻詞》、江標的《宋元名家詞》、吳昌綬的《影刊宋金元本詞》、朱祖謀(孝臧)的《彊村叢書》等。由此我們可以見出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些狀況。

   然而在19世紀中葉以來政治思想即將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古典文學研究領域里的革命卻不像文學創作那樣生動引人。這首先是由于研究對象本身的特點決定的。和那些涌動著新思潮的新文學創作相比，古典文學研究勿寧說顯得還有些沉寂。因為它所面對的是過去的歷史，而不是變革著的現實和發展著的未來。這使得從事這一領域的學者大都遵循著前代的老路，仍然做著考證、注疏、輯佚式的傳統工作，同時也仍在用傳統的詩話、詞話或評點等方式來對他們所沉潛其中的文學典籍進行解釋。他們自身大都是古典文學的創作者，同時又兼研究家。如生活于此時的王闿運(1832—1916年)，以詩文名家，重于當世，著有《湘綺樓文集》。但他主要還是一個學問家，對儒家經典用力甚勤，著有關于《周易》、《尚書》、《禮經》、《春秋》、《詩經》等研究著作多種，于詩文研究則有《楚詞釋》十一卷，此外則編有《八代詩選》若干卷和《唐詩選》三卷。再如此時以寫作《藝概》而著名的劉熙載(1813—1881年)，也是一生以治經為主，旁及子、史、詩、賦、詞、曲、書法的大家。一生著述有《四音定切》、《說文雙聲》、《說文疊韻》、《持志塾言》、《昨非集》(以上五種和《藝概》匯刻為《古桐書屋六種》)和《古桐書屋札記》、《游藝約言》、《制藝書存》(以上匯刻為《古桐書屋匯刻三種》)等。其他如王先謙、丁福保、俞樾、孫詒讓、朱孝臧、王鵬運、陳廷焯、況周頤等人也莫不如此。如劉熙載《藝概敘》說：

    藝者，道之形也。學者兼通六義，尚矣！次則文章名類，各舉一端，莫不為藝，即莫不當根極于道。顧或謂藝之條緒綦繁，言藝者非至詳不足以備道。雖然，欲極其詳，詳有極乎？若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殫竭無余，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藝，好言其概，今復于存者輯之，以名其名也。莊子取“概乎皆嘗有聞”，太史公嘆“文辭不少概見”，“聞”、“見”皆以“概”為言，非限于一曲也。蓋得其大意，則小缺為無傷，且觸類引伸，安知顯缺者非即隱備者哉！抑聞之《大戴記》曰：“通道必簡。”概之云者，知為簡而已矣。至果為通道與否，則存乎人之所見，余初不敢意必于其間焉。

    按劉熙載此敘寫于1873年仲春。當此之時，新思潮新思想早已輸入，如那時的黃遵憲，為研究天津教案，正大量閱讀《萬國公報》和制造局出版的書籍。而劉熙載的思想似乎于時事毫無所動，他的《藝概》創作，均遵循我們中華民族的古老法程，以宗經重道為主，采取評點概括的語錄體形式，描述著自己對于幾千年傳統文學的感受。浸潤于其中，雖然我們也不乏所得，并為他的一些精辟見解所折服。但此時此言，和當時即將興起的新潮，又顯出了多么大的時代差距。更有甚者，如王闿運于圓明園被八國聯軍慘燒之后所做的《圓明園詞》，仿元稹《連昌宮詞》故事，行古代文人諷諭勸上之法，其長度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議論卻迂腐可笑，“不斥洋酋挾屢勝之威，縱火焚掠，而歸罪于孱弱之貧民；何其不衷于事實乎！”這可謂只知仿古，而不察現實的極端例證。故其詩雖頗具文采，也頗有情感卻仍貽笑后人。他的詩論也是如此。如《詩法一首示黃生》和《論詩法》(答唐鳳廷問)兩篇，都倡導模擬古人。他在《詩法一首示黃生》中說：“古人之詩，盡美盡善矣，典刑不遠，又何加焉！”在《答唐鳳廷問》中也說：“……學詩當遍觀古人之詩，唯今人詩可不觀。今人詩莫工于余，余詩尤不可觀。以不觀古人詩，但觀余詩，徒得其雜湊模仿，中愈無主也。總之，非積三四十年，不能盡知古人之工拙。以三四十年之功力治經學，道必有成，因道通詩，詩自工矣。”做為詩人，王闿運的論詩自有其心得和甘苦，他所說的“學詩當遍觀古人詩”就是他的實踐經驗；“非積三四十年，不能盡知古人之工拙”就是他的體會，這里面頗有些值得詠涵玩味的東西，對于我們今天提高藝術修養、增強詩人的文化思想厚度頗有益處。可是，他正生當晚清社會思想革命風起云涌之時，生當新文化、新思潮、新詩文體漸將興起之時，則不免有些和時代乖忤。這和與他同時的黃遵憲那首著名的詩：“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后人，驚為古斕斑”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計！

   出版于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也是這一時期一部比較重要的古典文學研究著作。陳廷焯(1853—1892年)是晚清著名詞家，屬常州詞派后學，其論詞上承張惠言余緒，在寫于光緒十七年(1891年)的《白雨齋詞話自序》中，明言自己的創作宗旨是有感于倚聲之詩詞的六種過失，批評清初自朱彝尊以來“務取秾麗，矜言該博。大雅日非，繁聲競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極”的現實而發，要“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為體，沈郁以為用，引以千端，衷諸一是”者。此處且引他一段詞話如下：

   所謂沈郁者，意在筆先，神余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漂零，皆可于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無限傷心，溢于言表。又“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凄涼哀怨，真有欲言難言之苦。又“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又“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皆含深意。此種詞，第自寫性情，不必求勝人，已成絕響。后人刻意爭奇，愈趨愈下。安得一二豪杰之士，與之挽回風氣哉！

    由此論述，可知陳廷焯對中國古典詩詞之韻味體會頗深。他的詞論在上可直推晚唐五代以來婉約詞對他的深刻影響，所謂沉郁就是“意在筆先，神余言外”，“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以上諸語，可謂頗得中國古代婉約派詞之精髓，自有不可更易之道理。再如他論比興說：“王碧山詠螢、詠蟬諸篇，低回深婉，托諷于有意無意之間，可謂精于比義。”又說：“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余言外，極虛極活，極沈極郁，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復纏綿，都歸忠厚。”這些論述，即便在今天，對于我們深刻了解和體會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之要義，仍不失其重要參考價值。但陳氏論詞之用意尚不僅在此，他生于晚清末葉傳統文化日漸受新學沖擊之時代，不要說他的這種崇尚婉約的詞風在現實中已不可恢復，即便是自清初以來朱彝尊等人的浙西詞派也早已日漸零落，而他卻幻想“安得一二豪杰之士，與之挽回風氣哉”！豈不悲乎！ 要之，做為19世紀中末葉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多數人還屬于沉詠潛含于其中的舊式學者。他們從小接受的就是傳統文化的教育，具有良好的學問功底。他們可算是中國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學人，外來文化還沒有對他們產生學術上的影響，他們的古典文學研究也仍帶著濃郁的傳統文化色彩，還沒有顯現出多少變革的氣象。他們屬于那個時代的守舊派。

二、20世紀前夕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新觀念的萌動

   然而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也并非一潭死水，它雖然不像其它政治思想 領域發展得那么快，其中仍然鼓蕩著變革的春風，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有識之士，就已經于其 中注入了新的生機。

   這種變革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始：

   首先是在經學思想變革中所波及的文學研究風氣的改變。

   嚴格來講，中國古代單純的文學研究著作極少，一切學術都歸于經學。即便是我們前舉劉熙載、王闿運、陳廷焯諸家也莫不如此。如劉熙載在《藝概》中開篇即言：“《六經》，文之范圍也。圣人之旨，于經觀其大備；其深博無涯涘，乃《文心雕龍》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王闿運《論詩法》(答唐鳳廷問)。由此我們可見經學的變革將會對古典文學研究產生多么深刻的影響。

   鴉片戰爭前后的龔自珍、魏源首先開近代思想啟蒙之先，他們的思想變革和經學都有著不解之緣。如龔自珍(1792—1841年)目睹清政府的腐敗和社會危機之深，就“以《公羊》義譏切時政”。湯志鈞先生認為：“在龔自珍的著作中，曾有接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跡象，這為過去經學家所未有。……他對內主張維護‘蠶桑、木綿之利’的民族經濟，對外主張抵制外國的經濟掠奪，不僅有其反抗外敵的愛國意義，而且透露‘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萌芽”。而這一切，都和他學習研究《公羊》經學有關，他是要借用儒經之“微言”來“救裨當世”。而和龔自珍齊名，在思想維新方面更有進步先驅意義的魏源(1794—1857年)，在學習西方，經世致用方面，更注意借用于經的“微言大義”來闡發其思想。他一生的主要著作，除《海國圖志》、《圣武記》、《皇朝經世文編》、《明代食兵二政錄》等之外，借經書闡述其思想的重要著作就是《書古微》和《詩古微》，如他的《詩古微》就是“發揮齊魯韓三家之微言大誼”，“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于來世”的著作。

   以經學研究來宣傳學術思想，最重要的人物當然還是康有為(1858—1927年)。他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表面上是用今文經說闡釋儒家經典和表彰孔子之書，實際上則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在戊戌變法時期最重要的理論著作。這其中，《新學偽經考》的主旨在于通過辨駁古文經學之偽，從而打擊頑固派的恪守祖訓。而《孔子改制考》之主旨則是要托孔子之名，維資本主義之新。

   經學的研究雖然和文學研究不同，但是在當時卻有著思想解放的極大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說，20世紀以來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就是打破了經學權威之后的新的學術研究。所以，在經學權威統治之下的時代，無論是魏源的《詩古微》還是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它們的出現都曾使學術界驚訝、震動。尤其是康有為的著作之出現，更具有著解放思想的非同一般的意義。受時代的局限，他們的新思想雖然還必須借助于經學來表達，但是在從魏源到康有為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已經看到封建經學沒落時代的到來，同時，一個新的思想解放的時代，在中國也就是打破經學權威的時代，正是由此時而開始的。

   其實，即便是在漢宋經學占統治地位的時代，也有幾個敢于批判或懷疑經書的叛逆者。如關于《詩經》研究，姚際恒(1647—1715年)的《詩經通論》于漢宋舊說之外多立新說，頗具批判特征；崔述(1740—1816年)的《讀風偶識》更多一些借題發揮、獨出己見之論。方玉潤(1811—1883年)的《詩經原始》擺脫《毛序》和《朱傳》，欲以詩之內容而求詩之本原，也具有新的開拓精神。這些帶有異端思想的著述就是不滿意于漢宋之學的必然結果，他們的學術著作在當時雖受排斥，可是在20世紀初打破經學壟斷、解放思想的學術研究中卻起到了推進作用。例如產生于本世紀20年代的《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顧頡剛就曾這樣說過：“我的推翻古史的動機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無稽的啟發，到這時而更傾心于長素先生的卓識。”幾十年之后重新回顧這一段歷史時又說：“我的學術工作就是從鄭樵和姚崔兩人來的。崔東壁的書啟發我‘傳、記’不可信，姚際恒的書則啟發我不但‘傳、記’不可信，連‘經’也不可盡信。鄭樵的書啟發我做學問要融會貫通，并引起我對《詩經》的懷疑。所以我的膽子越來越大了，敢于打倒‘經’和‘傳、記’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導思想，從遠來說就是起源于鄭、姚、崔三人的思想，從近的來說則是受了胡適、錢玄同二人的啟發和幫助。”顧頡剛這里所說的鄭、姚、崔三人，除了鄭樵是宋人之外，姚、崔都是清代中葉以后的學者。他們治經的思想沖破了漢宋之學的束縛而試圖有新的建樹，盡管從根本上還不可能脫離封建儒學思想，卻實在有啟發后人的意義。再加上像康有為這樣以經學闡釋宣傳變法維新思想的倡導，對于20世紀初古典文學研究者打破傳統的思想觀念，其意義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這期間還有一重要的趨向，即在當時日益興盛的小說戲曲與說唱藝術不斷發展的情況下，許多封建正統的文人也開始看到了這些通俗文學的價值和意義。如有一文人余治(又名余蓮村(？—1874年)，曾有感于當時江南戲曲小說與說唱藝術的興盛，深得市井子弟之喜歡的現實，意識到這些通俗文學藝術所具有的重要教育意義，因而因勢利導，創作勸善懲惡之戲劇，以挽回日益頹敗的世風，為此曾刊過《庶幾堂今樂》(新作皮簧調曲本)40種。而同時的經學大師俞樾(1821—1906年)曾作《余蓮村勸善雜劇序》曰：

   天下之物最易動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是故老師巨儒，坐皋比而講學，不如里巷歌謠之感人深也；官府教令，張布于通衢，不如院本平話之移人速也。君子觀于此，可以得化民成俗之道矣。《管子》曰：“論卑易行。”此蓮村余君所以有勸善雜劇之作也。
   今之雜劇，古之優也。《左傳》有觀優魚里之事，《樂記》有優侏儒之語，其從來遠矣。弄參軍之戲，始于漢和帝；梨園弟子，始于唐明皇；他如《踏謠娘》、《蘇中郎》之類，無非今戲劇之權輿。而唐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弄假婦人為戲，見于段安節《樂府雜錄》，則俳優不已、至于淫媟，亦勢使然乎？夫床笫之言不逾閾，而今人每喜于賓朋高會，衣冠盛集，演諸淫褻之戲，是猶伯有之賦“鶉之賁賁”也。
   余子既深惡此習，毅然以放淫辭自任，而又思因勢利導，即戲劇之中，寓勸善之意。爰搜輯近事，被之新聲，所著凡二十種，梓而行之，問序于余。余受而讀之，曰：是可以代遒人之鐸矣。《樂記》曰：“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夫制雅頌之聲以道之誠善矣，而魏文侯曰：“吾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人情皆厭古樂而喜鄭、衛也。今以鄭、衛之音節，而寓古樂之意，《記》所謂“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者，必于此乎在矣。余愿世之君子，有世道之責者，廣為傳播，使之通行于天下，誰謂周郎顧曲之場，非即生公說法之地乎！

   我們今天來分析這段話，有很深的意味。俞樾是一個正統的經學家，因此他和余治一樣，對于那些所謂“傷風敗俗”的戲曲小說尤為不滿，有匡正時俗之心。但是，在戲曲小說騰踴發展，令市民百姓如癡如醉的時刻，他已經看到了并承認戲劇小說與說唱藝術所具有的極大的藝術魅力，也有比儒家經術、官府教令等更能移人性情的功效，這首先是一種正視現實的態度，也是一種新的具有開放意義的觀念。其次，正因為如此，俞樾不是回避這些通俗文學，而是從歷史的角度去探索其起源，用簡潔的語言描述了通俗說唱藝術自古以來發展的歷史，我們不妨把它看成對于戲曲小說進行史的研究的初步開始，是一種符合現代社會的史的觀念；其三，正因為在尊重歷史和現實的基礎之上，俞樾等人提出了因勢利導的新的藝術理論。尤其是他以所舉《樂記》中魏文侯一段話為證，得出“是人情皆厭古樂而喜鄭衛也”的結論，可以說直接違背了儒家經典。循此以求，我們看到在他之后，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王國維開始對于宋元戲曲史的研究，以至于以后魯迅搞中國小說史，原來也并非是這些偉人前無依傍的草創，學界的風氣同樣是歷史的積漸使然。

   但是俞樾等人并沒有成為具有現代思想意義的古典文學研究者。同樣表現了對于戲曲小說這些通俗藝術重視的梁啟超，在作于1902年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這樣說：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 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梁啟超和俞樾在思想意識上的極大差異。雖然二者都認識到戲曲小說這種通俗藝術巨大的思想教育作用，俞樾等人是要以此來行封建教化，來維護封建正統思想；而梁啟超等人則是要以小說來進行思想革命，來“新民”。由此可見，真正成為20世紀古典文學研究歷史起點的，還不是對于具體作品的研究和闡發，而是古典文學研究者思想意識的變革，影響研究者思想變化的直接根源是從鴉片戰爭以來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風起云涌般的新的文化思潮。

   1923年，梁啟超先生曾寫過一篇重要的學術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他在《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上中下三節中曾較周詳地論述了這一問題。他指出，由于19世紀以來清王朝的衰落、西方文化的影響、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發生，致使當時中國的學術界在19世紀發生了三個重要的變化：其一是宋學的復興，其二是西學之講求，其三是排滿思想之引動。這種學術變化的核心，就是中國人已經站在當代世界文化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國家和命運。特別是19世紀末葉以來一系列喪權辱國之事的發生，自光緒六年(1880年)中俄簽訂伊犁條約起，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十四年(1888)英國人強爭西藏，事件接踵而來，而刺激最甚的則是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它們像颶風一樣把空氣震蕩的異常激烈，使得中國的思想界發生了根本的動蕩，有識之士開始思考：“中國為什么積弱到這樣田地呢？不如人的地方在哪里呢？政治上的恥辱應該什么人負責任呢？怎么樣才能打開出一個新局面呢？這些問題，以半自覺的狀態日日向(那時候的新青年)腦子上旋轉。于是因政治的劇變，釀成思想的劇變。又因思想的劇變，致釀成政治的劇變，前波后波展轉推蕩至今日而未已。”正是在這種巨變中，當時在學術上出現了四個重要派別和人物：其一是梁啟超等人鼓吹政治革命的同時輸入外國學說；其二是章太炎等人從考證出身轉向種族革命；其三是嚴復翻譯英國功利派書籍；其四是孫逸仙等人提倡社會主義。可以說，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震蕩，前此以往從沒有比此時更為劇烈的了。 作為和這一時代思潮相一致的文學創作活動，自鴉片戰爭以來發生了明顯的變革。從龔自珍、魏源到黃遵憲、梁啟超，再到秋瑾、章太炎等人，他們的詩文創作都充滿了反帝愛國的民主主義精神，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發展的主流。而以曾國藩為首的一批桐城派文人，雖曾一度創造過“古文中興”的局面，但仍然挽救不了它的衰落。1922年，胡適曾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著名文章，比較深刻地闡述了從1872年到1922年這50年之間中國文學發生的變化。也許是偶然的巧合，但的確又具有諷刺象征意味的是：1872年既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報紙《申報》創刊之年，又是曾國藩去世的一年。“曾派的文人，郭嵩燾、薛福成、黎庶昌、俞樾、吳汝淪……都不能繼續這個中興事業。再下一代，更成了‘強弩之末’了”于是在時勢的逼迫之下，古文也開始出現了新的變化，胡適曾把這一段變化分為幾個小的段落：“(一)嚴復、林紓的翻譯的文章；(二)譚嗣同、梁啟超一派的議論的文章；(三)章炳麟的述學的文章；(四)章士釗一派的政論的文章”。而這些人的文章并不僅僅屬于文體上的革命，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文章同樣具有著召喚著新時代到來的新鮮氣息。如嚴復林紓的翻譯，正處于“晚清‘學問饑荒’的歷史時期，為渴望得到新思想和新知識的中國人民運進來一批精神食糧”。其中尤其是梁啟超的散文，以其平易暢達，熱情奔放的語言來鼓吹新思想，更在當時風靡一時，在中國近代青年人思想的革命方面起著巨大的感召鼓動作用。對此，郭沫若曾這樣說過：“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沖破了的時候，他負載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 由此可見，由于清王朝的衰落，西方文化的入侵，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政治上正醞釀著劃時代的變革，思想界在鼓蕩著世界文明的春風，文學也奏起時代的號角催人奮起。正是這一如波翻浪涌般的時代潮流，也沖擊著古典文學研究這一傳統的學術領域，使它悄然地興起著一場深刻的革命。它的研究對象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構成這一研究群主體的卻是一批思想解放的新人，他們不再是沉湎于傳統中的封建文人，不再是以紹續傳統為己任，以崇古宗經為旨歸的舊式學者，而是自身已經走出了那個時代，開始站在新時代、新文化的立場上，采用新思想、新方法來重新批判、審視、評價幾千年舊的文學傳統的新人。總之，是歷史的巨變劃開了封建社會和現代文明的分野，是新的社會思潮更新了人們的思想。正是這一切，使20世紀的中國文學研究并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時間劃分，而是新學與舊學、古典式研究和現代式研究的劃時代分野。20世紀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