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傅璇琮
我與戴偉華同志原不認識。1989年下半年，在京的幾位古典文學研究同行倡議編一套《大文學史觀叢書》并推選我擔任主編。有位朋友介紹戴偉華同志的《唐代幕府與文學》，建議列入此套叢書。我一看題目，覺得與我過去在《唐代科舉與文學》自序中所談的相合，就很快決定列入這套叢書首批印行的五種之中，后即由現代出版社于1990年2月出版。自此之后，偉華同志即與我通信，彼此時常談一些學問上的事情。后來他說，他有志于在唐代方鎮幕府與文學的關系上作進一步的探索，而要想深入，必須在史的方面下工夫，于是決定著手作唐代方鎮文職僚佐考。我贊同他的計劃，在通信中就編纂等一些問題彼此切磋。我原以為這件工作總得做上十年八年，不想偉華同志銳志奮進，在短短幾年內即完成這四、五十萬字的大書。但隨后在出版上又遇到種種困難，幾經磨折，現在終于有機會得以問世，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他來信要我作序，我覺得在當前出版難，寫書難，特別是搞考證資料難這樣一種文化環境下，我是理應為這部著作說幾句話的。這不但是為偉華同志本人，也是為了在目前這樣一種特殊學術氛圍中相濡以沫。
我在寫完《唐代科舉與文學》之后，于1984年；為該書作序，其中說："我在研究唐朝文學時，每每有一種意趣，很想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有唐一代知識分子的狀況，并由此研究唐代社會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從科舉入手，掌握科舉與文學的關系，或許可以從更廣的背景來認識唐代的文學。如果可能，還可以從事這樣兩個專題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樣在地方節鎮內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學士。這兩項專題的內容，其重點也是知識分子的生活。"我這里提到的唐代社會兩類知識分子，一屬于知識分子的高層，即翰林學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們寵榮有加，但隨之而來的則是險境叢生，不時有降職、貶滴，甚至喪生的遭遇。他們的人數雖不多，但看看這一類知識分子，幾經奮斗，歷盡艱辛，得以升高位，享殊榮，而一旦敗亡，則喪身破家。這是雖以文采名世而實為政治型的知識階層。而另一類在節鎮幕府任職的文士，則是數量眾多，情況復雜。他們有的后來也躋升廟堂，但大部分則浮沉世俗，是在當時很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群體。這兩類知識分子是很值得研究的，可惜我后來牽于人事，未能有充裕時間從事予斯。
正因為此，我在看到偉華同志的《唐代幕府與文學》一稿時，覺得競有志同道合者在，不禁為之躍然。偉華同志有志于深入這一領域，且決定從治史著手，這既表明他勤奮，也確顯示他的見識。因為考唐代方鎮，吳廷燮的《唐方鎮年表》雖已花了一番工夫，但可補正者正復不少。無論如何，方鎮終究是方面大官，史料記載較多。現在要考其屬下僚佐，而且要盡可能確定其年份，可以說比考方鎮要難得多。首先對唐方鎮僚佐的職掌作具體考述的，當首推臺灣學者嚴耕望先生于本世紀六十年代所作的《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載于《新亞學報》第七卷第二期及《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現在是要考列各方鎮使府內各僚佐的姓名及任職年份，其所下的工夫就遠非一、二篇論文所能比。我覺得偉華同志之難能可貴處，不僅在于甘坐冷板凳來遍檢各類史書、文集、筆記、雜纂，以及新出土的碑志，還在于能細心考繹其間的差異，糾正不少文獻記載上的錯訛。今謹就翻閱所及，舉數例如下：
例一， 邠寧韋丹，韓愈所作墓志、杜牧所作遺愛碑及《新唐書》本傳，皆云韋丹曾佐邠寧幕府，但未言任何幕職。今據《金石萃編》所載《姜嫄公新廟碑》文未所署，考知韋丹在幕府任節度判官。
例二， 例二，邠寧張抗，《文苑英華》卷八九九《殿中監張公（九皋）神道碑》載次子張祝，而碑文載其余子之名皆從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也正作抗。
例三，平盧李戡，《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平盧節度判官。《新唐書》本傳載"平盧節度使王彥威表為巡官"，此正與《樊川文集》卷九《唐故平盧等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合。
例四，河陽韋珩，《全唐文》卷六四九元稹《授韋珩等京兆府美原等縣令制》："敕河陽節度參議兼監察御史韋瑜……可守美原令。"而《冊府元龜》卷六九九《牧守部·譴讓》："穆宗長慶元年六月知懷州河南節度參謀兼監察御史韋瑜奏"。二者比勘，其所任官職應從《冊府元龜》作節度參謀，而非節度參議，其從事之節鎮應從《全唐文》作河陽，而非河南。《全唐文》與《冊府元龜》正可彼此校正。
例五，忠武軍段瑰，曾在王茂元幕。《樊南文集》卷二有《為濮陽公陳許奏韓琮等四人充判官狀》，其中即提及段瑰。《全唐文》卷七五九有段瑰小傳，稱"王茂元帥陳，表為判官"，此不誤，但所載《舉人自代狀》，卻正是李商隱上述奏狀，《全唐文》誤屬段瑰。
書中盡可能利用經過整理出版的唐代墓志，但并不盲從，而是細心核閱原文，稽考有關史籍，以糾正編著者的錯失。如前幾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匯編》，此書雖匯集了不少新出土的墓志拓片，但由于編者粗心大意，著錄時可說是錯誤百出。就偉華同志所指出的，如天平軍崔成相，《隋唐五代墓志匯編》洛陽卷第十四冊有《崔君夫人李氏墓志兒》，《匯編》編者謂此志為崔德裕作。按此文署"堂弟特進行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國公德裕撰"。墓主為李氏，則其堂弟當然也姓李，怎么可能姓崔呢？所署官職勛階也正與李德裕相合，且此志中明明記有"夫人趙郡贊皇人……祖贈太師贊皇文獻公諱棲筠"，也可與兩《唐書》之李棲筠、李德裕傳對看。書中考崔成相事，同時也糾正《匯編》著錄之誤。類是者又如鳳翔孫紓，《匯編》洛陽卷第十五冊《孫君妻李氏墓志》，有云"再從侄孫前鳳翔節度掌書記試秘書省校書郎紓撰"。此處并可參《匯編》第十三冊之《孫簡墓志》，稱"第五男前京兆府渭南縣尉集賢校理纖書：，可見《李氏墓志》撰者為孫紓。而《匯編》編者卻誤作李紓，另于《孫簡墓志》處之孫紓，又將其姓名寫作孫理紓，其原因乃誤讀文中之"集賢校理紓書"，以"理紓"為其名。《匯編》之誤不一而足，于此也可見偉華同志讀書之細與考校之精。
我在這里之所以不憚其煩地舉這些看似瑣細的例子，是想說明，真正做學問，是不能大而化之的。研究唐代幕府與文學，光是一般性他講講，一、二篇文章也就夠了，但若想在這方面作深一層的研討，就得作史料的搜輯與分析。治史對于治文，是能起去浮返本的作用的。我們看了本書所考出的各方鎮僚佐姓名，就能看出有些大鎮，如并州、幽州、淮南、宣歙、荊南、西川等，不但僚佐的人數多，且人才也特別集中，這就無異于當時的文士分布圖，可以見出當時（特別是中晚唐）人才流動的有趣的走向。這必定會豐富我們對唐代節鎮幕府與文學關系的認識。
當然，考方鎮僚佐，確有一定的難處，這方面的史料較為零散，不易考見某一方鎮在其任期內究竟集中多少文士，現在所列出的僚佐也不一定即能確切反映當時的實際人數。且有不少材料所記較為浮泛，不易考定其任何職，在何年；因此一不小心，就容易搞錯，不過無論如何，這部著作已經提供一個扎實的基礎，。足可供人們作進一步的研討。偉華同志還年輕，一定能以此為新的起點，在文史結合上勤奮探索，作出不斷的貢獻。
一九九三年歲末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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