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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
大約十多年前在太原召開的第四次唐代文學學術(shù)討論會上，我結(jié)識了畢寶魁同志，并對他提供會議的《王維生年考辨》論文很感興趣。關(guān)于王維生年，學術(shù)界認為向有定論，不必再議，而畢寶魁同則從王維詩句實際出發(fā)，進行細致的考辨，提出新見。我覺得學術(shù)研究應(yīng)有思辨精神，特別對年紀較輕的研究者，我們更應(yīng)珍視。后來我與他作一些具體討論，他也作了一些修
改、補充，我把這篇文章推薦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主辦的《文獻》學刊上發(fā)表，發(fā)表后引起學術(shù)界的重視。
在這之后，寶魁同志的研究大致分為兩路。一是關(guān)注東北文學的歷史發(fā)展，后來撰成《東北古代文學概覽》一書。此書勾勒出東北古代文學的大致輪廓和發(fā)展脈絡(luò)，材料宏富、考證翔實、結(jié)構(gòu)清楚。新見迭出，拓展中國文學史地域性研究，表現(xiàn)出難得的開拓精神。另一方面則仍沿著唐代文學研究的路子走，近幾年來出版了《王維傳》。《李商隱傳》，這次又推出《韓孟詩派研究》。但他并不完全依照傳統(tǒng)模式的格局，而是努力在作家作品
研究上滲入時代的意識，并把專業(yè)研究與拓寬普及面結(jié)合起來，力求使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更易于為現(xiàn)代人所接受。我覺得這樣的治學格局在現(xiàn)在是很值得探索和倡導(dǎo)的。
韓愈研究一直是個熱門，有褒有貶，這種褒貶過去往往受現(xiàn)實政治的影響，而在研究者來說，則視野不免有所偏，對韓愈作品的探討很不全面。近二十年來，情況大有改變，中唐詩歌的流變也受到唐代文學研究界的關(guān)切，己有好幾部專著問世。本書是正式把韓愈倡導(dǎo)的詩派作為專題來研究的，比較全面地把韓愈詩派的形成過程，如時間、地點、主要人物、隊伍形成情況等作清晰的論述，并將韓愈詩派放在特定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下進行研究，使人有具體的歷史感。書中重視從資料出發(fā)，來作理論概括在充分占有和運用資料的前提下，闡釋韓愈詩派的特點，使人有充實感。如引征韓愈。孟郊詩近百首，李賀、賈島詩有五六十首，盧仝、劉叉等人詩也在二十首左右，這對讀者認識這一詩派的總體詩風很有幫助。對詩派的研究，現(xiàn)在有些書往往偏重于作所謂宏觀把握，不對作品作具體分析。寶魁同志是一向重視求實學風的。書中對韓愈《感春·五首·其三》一詩考釋評析甚為透徹，對盧仝《與馬異結(jié)交詩》進行全篇講析。這樣的作法，過去同類著作是少有
的。有些爭議的問題，如李賀參加河南府試及參加進士考試受阻之時間，賈島初見韓愈的地點與時間，都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當然還可討論，但這種獨立探討的作法，以及問題提出的視角，是能給人以啟發(fā)的。
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近二十年來成果已經(jīng)不少，特別是唐代文學研究，似乎更受到學界的贊譽。但隨即就產(chǎn)生一個問題：這種研究如何更往前推進，如何引向深入。這個問題如不引起注意，并探索新的路子，則很可能就維持現(xiàn)狀，重復(fù)寫作，來回雖有走動，實際仍是原地踏步。從寶魁同志的這部書，我想到，我們要把現(xiàn)有的研究再往前跨進一步，就要擴大作家作品的探索面，并把作家的活動與當時的社會生活更好更細的結(jié)合起來，使人覺得這一作家確是一個活的人，有個性的人，有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特色的人。要努力顯示古代文學的原貌，使我們今天能走近它的時代。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說："我是把古書放在古人的生活范疇里去研究"，他研究的《詩經(jīng)》，總是努力要"帶讀者到《詩經(jīng)》的時代"。前輩的這些話是很值得我們思索的。
但可能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空想，或是一種幻想，不切實。但我覺得我們是不妨從這方面試著作一作的。我在八十年代撰寫《唐代科舉與學》，就不是按照學科性的寫作方式，而是從唐代人所寫的作品（包括詩。文、筆記，小說），把唐代士人的種種情況通過科舉考試這一共同關(guān)心的社會現(xiàn)象，作整體的描述。這是不妨以韓愈為例，談一些我的看法。過去把韓愈往往寫成儒家正統(tǒng)人物，是思想界、文學界的領(lǐng)袖，好似現(xiàn)在一些社會名流那樣，擺出一副架子。實際上韓愈是一個平常的人，容易理解的人、有自己頭腦的人。譬如他在早期，即德宗貞元時寫給他友人崔群的一封信，其中說："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己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施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為何，無乃所好惡與異心哉？"這篇《與崔群書》是不大為為人注意的，丈其是這段話，似還未有人說起過。我在一篇短文中引錄這段話，說讀到這幾句，自然會想起司馬遷的《太史公自敘》。韓愈一開頭就說，自古以來，就是好人少，不象樣子的人多，而至現(xiàn)在。則賢者往往沒有好的境遇，即使謀得一個低級位置，過不久也就死了，而不賢的人卻總是能做到大宮，而且志滿氣得，長命百歲：這，天意何在呢？試問：韓愈這里發(fā)牢騷己發(fā)到什么程度？另外，貞元十九年，關(guān)中大旱，朝廷下令，說為減輕京都負擔，明年暫停科舉考試。韓愈這時任國子四門博士，自稱還不算"朝官"，但卻給皇帝上了一份奏狀，以為不宜停試。就事論事，這不算什么，但韓愈在這份奏狀的后部分卻忽而引出一個高調(diào)，說"令者陛下圣"，即使古代的堯、舜也及不上，但朝中群臣，其賢"不及于古"，"又不能盡心于國"，于是突然下了八個字："有君無臣，是以久旱"。這確是觸目驚心的。試想，當今的皇上德宗能比得上古代圣君堯、舜嗎？這大家心里都明白。"無臣"是怎么造成的，不是這個"君"的責任嗎？"有君無臣"，實際上是對當時朝政的全盤否定。這在史無前例的十年"文革"中，是會作為"現(xiàn)行反革命"而抓起來的。
韓愈的有些行為也是值得提一提的。李翱所作《韓公行狀》，說韓愈于元和時官職升遷，任國子祭酒。有一位教官（直講），"能說禮而陋于容"，而當時在國子監(jiān)當學官的"多豪族子"，看不起這位直講，不屑與他同桌吃飯。韓愈知道后，就讓差吏把這位直講請來，說"與祭酒共食"。大家知道，國子學是當時設(shè)在長安的最高學府，入學的，"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勛宮二品。縣公京宮四品帶三品勛封之子為之"（《新唐書·選舉志》）。也就是，國子學的學生，差不多都是高干子弟，那末在里面教出的也多是"豪族子"，當然看不起這位非"豪族子"而"陋于容"的直講。但韓愈作為最高學府的校長（國子祭酒），卻能作出如此異常的舉動。韓愈還有不少超常的舉止，其他如孟郊、李賀、盧仝等也有值得注意的特異行為，限于篇幅，這里不能多講，我覺得，他們的這種生活方式，心理狀態(tài)，與其詩歌風格是有有機的關(guān)系的，很值得我們今人思考。
韓愈是很講究道統(tǒng)的。他在《原道》中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傳焉。"研究者一般以為韓愈這里是以孟子傳人自居的。北宋時蘇軾稱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也含有此意。陳寅恪先生《論韓愈》一文，認為"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shù)史上承先啟后轉(zhuǎn)舊為新關(guān)捩點之人物也"，并認為韓愈一方面總結(jié)儒家道統(tǒng)之說，而另一方面又"開啟宋代新儒家治經(jīng)之途徑"。但有個現(xiàn)象值得注意，宋代以程、朱為代表的新儒學，并不承認韓愈的道統(tǒng)地位。宋代理學家認為韓愈雖然提倡道統(tǒng)有功，但他本人的思想并不純正，因此，一般把他排除在道統(tǒng)傳承之外。朱熹在《大學章句序》里明確提出："河南程氏兩君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
傳。"南宋的黃斡在《朱子行狀》中，更進一步把朱熹列進去，說："由孟子而后，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嘉而始著。"因此說韓愈下接宋以后新儒子，對宋代新儒子有開啟之功，事實是否為此，尚待商榷。但這不能貶低韓愈，我個人認為這反而可以說明韓愈思想確非儒家道統(tǒng)所能拘限，這恰恰是韓愈可貴之處，也是宋儒所不能理解，或雖有理解而不能接受的。這是我讀了寶魁同志這部著作后所得到的啟示而產(chǎn)生的一些感想。寶魁同志嘗試著想把學術(shù)著作與普及結(jié)合起來，將嚴謹?shù)膶W術(shù)成果轉(zhuǎn)化為輕松愉快的文學作品，嘗試著走一條學者兼作家的道路，這一想法頗有時代意義，在本書中有很好的體現(xiàn)。書中列韓愈為詩派的旗手，孟郊為先鋒，李賀為大將，盧仝、劉叉為
怪將，賈島等為偏將，可能有些研究者對此會有意見，但這未嘗不是學術(shù)研究走出自己小天地的一條新路。寶魁同志還在進行遼寧省教委"七"重點科研項目"東北文學史"研究，他正當事業(yè)有為之年，這樣把學術(shù)面作適當?shù)耐貙挘瑥恼w上說對自己的治學格局是有利的。希望寶魁同志創(chuàng)新、求實之作絡(luò)繹問世。
1999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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