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唐史史料學》，是為攻讀唐史者提供的教材，同時也可作為研究工作者的參考讀物。
研究唐史為什么必須學習唐史史料學，或者說得廣泛一點，研究歷史為什么必須學習史料學？我認為應該從認識論的高度來回答。
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認為，認識來源于實踐。實踐包括生產斗爭、階級斗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研究歷史就是一種科學活動。人們通過實踐，接觸事物，對研究歷史來說主要是接觸史料，來獲得感性認識。感性認識積累多了，就要如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里所說的“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發展到理性認識，即抓住歷史事物的本質，找出其中規律性的東西，在理論上作出貢獻。這就是歷史研究工作者所承擔的任務。當然，這不是說任何知識都要通過自己的實踐獲得，前人、別人的研究成果，只要是正確的都應該接受。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更應作為駕馭史料、觀察分析歷史現象的指導。因此理論總是首要的，同時史料也是不可缺少的。對后者當年恩格斯曾強調地指出：“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干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查審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而史料學者，正是指示需要掌握哪些史料，并研究這些史料的源流、價值以及利用方法的一門學問。很難設想，研究某個歷史事物時對所需要掌握的史料都不甚了了，卻能獲得豐富的感性認識；也很難設想，對這些史料的源流、價值和利用方法一無所知，卻能很好地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作。
這部《唐史史料學》，就是本如上的理解來撰寫的。希望通過它告訴人們研究唐史應掌握哪些史料，以及這些史料的源流、價值和使用方法。
為了能夠實現這樣的意圖，在撰寫上我作了如下的考慮。首先，應該掌握哪些史料？也就是說應該講哪些史料？這沒有現成的東西可作為藍本。因為不僅建國以來大專院校里不曾開設過唐史史料學的課程，不曾出版過教材、專著，就連建國前也沒有這樣的著作，國外也未聽說過有為唐史研究撰寫的史料專著。這就只好自起爐灶，自定取舍標準，即凡研究唐史真正用得上的就應該講，否則就不必講。這和史學史不一樣，史學史只要是史學著作都得講，不管這部著作有沒有提供不見于其他文獻的史料，史料學則不論是否史學著作，只要有史料價值就要講到。例如北宋時范祖禹的《唐鑒》，只是一部對人君說教的史書，并無史料價值，史學史可以講，講唐史史料學就不必提出，又如《文苑英華》，是詩文總集而不是史學著作，史學史里不能講，但唐史史料學卻必須講，因為它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唐史史料。當然，也不是書里有一點唐史史料的都得講，這樣范圍太廣了，反易使讀者有目迷五色之苦。因此只能就重要的、即書中全部或大部分是史料的來講。對現代著作也是如此，凡是給有史料價值的文獻作校勘、注釋、補訂、輯佚的，以及提供其他有用史料的，如唐長孺先生的《唐書兵志箋證》、岑仲勉先主的《元和姓纂四校記》等，都應該講到，否則，即使是公認的史學名著也只好割愛。
用這樣的標準來擇取，要講的還是比較多，因而需要有個次序先后，即分個類。但圖書館通行的幾種分類法在這里都用不上，因為這些分類法很多地方是借鑒于國外的，用來分現代的書籍、尤其是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的書籍固然很好，分我國的古籍就不甚合適。就歷史書來說，這些分類法一般都是先世界史，再國別史，國別史里的中國史則是先通史，再斷代史，結果《史記》、《南史》、《北史》、新舊《五代史》分在通史，其他《漢書》等等按朝代分別安插進斷代史里，一套《二十四史》拆得七零八落；在通史里，紀傳本的《史記》、編年體的《通鑒》、紀事本末體的《通鑒紀事本末》以及現代的通史著作甚至教科書、通俗讀物都可以統統混雜在一起，有些史學名籍如講典章制度的《通典》、《文獻通考》等卻又分到歷史以外的政治大類里。我認為，在編制出真正同樣適用于我國古籍的新分類法之前，還不如老老實實承用過去傳統的四部分類法，這是古代學者根據當時書籍的實際品種來制訂的，而且隨著書籍品種的增減還作過多次調整，如常用的《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和過去的四部分類已有許多不同，后來《書目答問》的分類和《四庫全書總目》又有出入。當然，今天看來，這些四部分類法還是存在若干毛病的，因此在這部《唐史史科學》里又作了點調整。
所列舉的書籍從哪幾方面來講述？過去《四庫全書總目》是書名、卷數、作崐者姓名和簡歷。內容優劣，有時也講幾句版本。現在既是史料學當然有所不同，除崐書名、卷數、作者外，有些與撰作此書并無關系的簡歷就可以省略不講。版本也只講常見的或有關系的，用不到像《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亭知見傳本書目》那樣把所有舊本一一縷陳。書的內容則主要從史料角度來講，力求把所提供史料的源流、價值以及應該如何利用講得清楚些。此外，有關的知識性東西也適當附帶講一些，使沒有機會在課堂上聽老師講授的青年人可把它作為自學的入門指導書。
在考慮怎樣把這部史料學寫好時，我常常想起前輩學者的幾部入門指導著作。首先是呂思勉師的《經子解題》，這是半個世紀前我開始接觸古籍的啟蒙讀物，它為我打開了研究古代文獻的大門。以后我還閱讀過梁啟超先生的《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總成績》，陳垣先生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也都對我有極大的吸引力。這不僅由于他們學問精深淵博，更重要的是他們撰寫這些入門書時態度誠懇，不敷衍，不打官腔，處處為讀者著想，對讀者講老實話。要知道，介紹古籍這件事，如果不負責任，本來是很容易做的。上者可以暗襲《四庫全書總目》以及其他清代學者的有關著作，或者摘抄原書的序跋、目錄，打幾句“此書內容豐富，有一定參考價值”之類的官腔就了事，下焉者更可找幾本性質相同相近的書來東拼西湊地亂抄一通，不用付出多少勞動。至于這本書究竟應該怎樣讀，怎樣用，應該注意哪些問題，卻絕口不談。這也難怪，因為有些編寫者自己就沒有讀過用過這些書，哪來經驗可以對人家傳授呢？上面所說的前輩學者這幾部著作則不然。所介紹的書都認真讀過或用過，有些還作過深入的研究，不曾過目的書決不說，研究得不深的也決不亂說，決不用官腔來敷衍塞責。同時，自己研究的心得，取得的新成果新見解，則盡量告訴讀者，毫無保留。盡管這些心得見解不一定都能成為定論，但比以謹慎為借口，不敢或沒有能力講出自己的見解者要高出萬萬。因為不講自己的見解，一味陳陳相因，那讀者看前人或別人的書好了，又如何必讀你書里那么一點轉引人家甚至抄襲人家的東西呢？這點抄來的東西對讀者能起什么啟發誘導作用呢？我的學問自不敢和這幾位前輩學者相比擬，但撰寫這部《唐史史料學》時，在不說假話、不打官腔、以誠待人、無保留地把個人心得公之于眾這些方面，總力求向前輩學者看齊，以期讀者看了這部史料學能真正知道點新東西，對研究唐史能起點作用，而不致感到失望，感到上當受騙。
這部《唐史史料學》的初稿是1979年寫出的。當時我剛調來陜西師范大學，史念海教授要我指導中國古代史專業唐史方向的碩士研究生，需要給他們講授唐史史料學的課程。因為等著印發講義，只花了不到20天時間，寫成10萬字左右的急就文章，其茍簡率略自無待言。因此在實際講授時已需大事損益，到1982年把它兼作歷史文獻學碩士研究生教材時就決心徹底重新改寫，只是由于其他教學、科研工作較重，不久又兼任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領導職務，在寫畢了紀傳類后就再也擠不出時間。這樣拖延到了1986年，國家教委所屬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把它列入重點項目，井撥付了專款，再不完成這個改寫任務將無法交待。于是商請賈憲保講師代我充實紀傳類以下的篇幅，新增加的類書、敦煌吐魯番文書兩類則全部由憲保講師撰寫。憲保講師曾經是我指導過的唐史方向碩士研究生，這兩年又代我給研究主講授唐史史料學，在唐史史料和研究上已具有深厚的功力，因而勝任愉快地完成了這項工作。最后再經我仔細審閱潤飾，又增寫了書目一類，然后送請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正式印行公世。當然，詳略失當甚至錯誤之處總在所難免，希望同行包括青年同行給我指出，后來居上本是事物發展的規律。
本書正文中提及前輩學者及友好之處，均直書姓名，不用字號，也不再加師、兄、先生、教授等稱呼，因為加了易有親疏尊卑之嫌，不如一律不加為妥。
黃永年
1989年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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