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賈植芳先生1936年到1947年間及80年代初所寫的文章，編為“且說說我自己”、“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從清理重災區入手”、“開放與交流”、“回歸與超越”五輯，另有附輯“別人眼中的自己”。集中文章多為別的選集所無，極富文獻價值。
 |
歷史的背面：賈植芳自選集 | |
| 作 者：賈植芳 著 出 版 社：山東教育出版社 ＩＳＢＮ：9787532826674 出版日期：1998-10-1 定 價：￥25.50 元 |
||
賈植芳（1915～2008），山西襄汾人。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翻譯家、學者，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早年主要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是“七月派”重要作家之一；后長期致力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成就卓著。
這一本小書，是從1936到1947年間我所寫的這一類短文的大部，幾經離亂，本來連能想出的，收在這里的這些文章，要不是幾個熱心的友人的幫助，也都在失落之數，現在居然還能湊集這么一本，不能不感謝友情之可貴，尤其是辶條兄、劉兄、孫兄、敏君，真真的得謝謝他們。
我是一個偶然拿筆的人，雖然這點興趣也增加和鼓勵了我甚大的生活力量，但處在這樣的時代里，它也給我帶來更大的憤懣和悲哀。我常嚼味著安特列夫的一句話：“垂死的人想活在著作上，是項可悲哀的事”，我雖絕無在文學上成仙入圣的企圖，但按真正嚴格的人生道路說來，時代性的個人選擇范圍說來，這工作可說是一種“逃避”，而就這樣可悲的“逃避”，還是不容易逃避的！
這真如對外戰爭的沉悶期中，一直鞭策我鼓勵我，我尊敬的一個友人來信說，就當做悲哀的玩具那樣的寫一點什么罷，這種在無可如何中獲取一點什么罷的悲寂心情，真使我感泣！我那時正在舊式軍中，連象狼那樣把嘴按在地上出一口氣也不行，我充滿了一個兵士的陰暗簡單的感情，對于刺刀的信仰。……光陰真快，我“病”了近一年，雖然還在不算恢復健康的環境中，但由于愛我的友人的慫恿，我編了這一本小書，“在戰斗最激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做過軍人的我懂得這道理。所以一邊我不禁悲哀的想，這本小書，又算什么呢？我想命名做“悲哀的玩具”，就是出于這點抱歉而暗然的心情的；但有的朋友說，這不行，雖然活在失色的生活里，我們做人不能失色，應該有點火力才行。那么，就叫“熱力”罷，我只好暗然的微笑著這樣同意了。
不過，“悲哀的玩具”呀，我心里要這樣大聲的吆喝，喊叫。
1948年深秋
代序
輯一 且說說我自己
《熱力》序言（1948年深秋）
《熱力》后記（1948年深秋）
《賈植芳小說選》編后記（1983年4月）
我的第一篇小說（1984年11月）
《熱力》新版題記（1985年3月）
遺失的原稿（1986年3月）
且說說我自己（1989年6月）
我的讀書記（1990年5月）
我的戲劇觀（1990年5月）
我和社會學（1990年10月）
我與胡風先生的交游史（1990年10月）
《悲哀的玩具》編后記（1990年11月）
《劫后文存》前記（1991年3月）
我的稱謂憶舊（1992年5月）
我的寫作生涯（1992年7月）
一個老年人的自述（世紀印象）（1993年10月）
《獄里獄外》序（1995年1月）
《獄里獄外》后記（1995年1月16日）
《暮年雜筆》前記（1996年7月）
《獄里獄外》新版題記91996年8月7日）
輯二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溫故而知新（1980年10月2日）
中外所見略同又不可同論（約1985年）
紀念余上沅先生——《余上沅戲劇論文集》序（1984年8月）
《一個探索美的人》序（1986年11月）
記還珠樓主李壽民先生——《獨手丐》等武俠小說總序（1988年3月）
我的難友邵洵美（1989年5月）
我的老鄉王瑤先生（1989年12月24日）
憶覃子豪（1990年8月）
一段難以忘卻的記憶—一悼念陳仁炳先生（1991年3月）
跨越大海的哀思——悼念日本朋友相浦杲教授（1991年3月22日）
蕭軍印象（1991年4月21日）
我與陳瘦竹先生的交游（1992年）
遲到的悼念——紀念一位值得紀念的朋友盧揚（克緒）先生（1993年8月）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曉風著《胡風傳》序（1995年10月18日）
一雙明亮的充滿智慧的大眼睛——為《路翎文論集》而序（1996年7月）
她是一個真實的人——悼念戴厚英（1996年12月）
《莊涌和他的詩》序（1997年2月20日）
《芳草斜陽憶行蹤》序（1997年4月）
輯三 從清理重災區入手
《郭沫若研究資料》審讀意見（約1982年4月）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巴金專集》后記（1983年夏）
《巴金作品評論集》編后記（1984年7月）
《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序（1984年7月）
《巴金論稿》序（1984年9月1日）
瞿秋白對中國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的開拓性貢獻（1984年10月）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修訂稿》中譯本序（1985年8月）
《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英譯本序言（1986年）
《中國現代文學詞典》序（1986年春）
他的文學生命就是真實——在趙樹理誕辰80周年紀念大會暨第二屆趙樹理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1986年9月）
《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序（1987年3月）
《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序（1987年6月）
《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出版百種紀念（1988年2月發表）
《中國現代通俗文學文庫》總序（1988年2月）
《郁達夫年譜》序（1988年8月）
從清理重災區入手（1989年5月27日發表）
與查志華談“現代都市小說”（1989年6月發表）
關于胡風的文藝思想（1990年10月）
六十年來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一瞥（1990年10月）
十年來中國小說之發達（1990年10月）
《人格的發展·巴金傳》序（1991年3月23日）
《新月下的夜鶯·徐志摩傳》序（1992年12月）
《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序（1993年8月）
一部發人深省的歷史實錄——《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中譯本序（1995年11月2日）
《綴網勞蛛》序（1996年6月20日）
《中國近代文學大系》出版感言（1996年9月26日發表）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書系》總序（1997年8月6日）
輯四 開放與交流
中國新文學作家與外國文學的關系——以茅盾為例（約1981年）
《外來思潮和理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資料（1928－1949）》審讀意見（1983年1月5日）
《比較文學導論》序（1983年8月）
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過去 現在與將來（1984年7月）
博采眾花 以釀己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譯叢》總序（1984年12月）
比較文學的由來和發展（1985年1月31日發表）
范譯《中國孤兒》序（1985年春）
《比較文學的理論與實踐》譯文集序（1986年3月）
《屠格涅夫與中國——二十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序（1987年6月）
中國新文學與傳統文學（1987年12月發表）
《牛津格言集》序（1991年1月31日）
開放與交流（1991年2月發表）
《新文學作家與外國文化》序（1991年9月29日）
《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序（1993年10月）
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致詞（1995年5月）
中國近現代留日學生與中國新文學運動（1996年3月）
《比較文學》序（1997年1月23日）
我的感想與感謝——祝賀《中國比較文學》改刊一周年（1997年10月8日）
輯五 回歸與超越
《近代中國經濟社會》前言（1949年1月）
舊時代的回憶和告別——關于《晨曦的兒子——尼采傳》（1949年4月）
《住宅問題》譯者前言（1949年8月1日）
《近代中國經濟社會》再版序言（1949年11月11日）
談利用小說作材料來改編劇本——以《鋼鐵是這樣煉成的》第六場為例（1951年2月19日發表）
果戈理和我們（1952年3月4日發表）
《契訶夫手記》譯者前記（1952年9月）
偉大的人文主義者拉伯雷（1953年8月）
《俄國文學研究》排印后記（1954年5月初）
“用愛和信念勞動’一一紀念契訶夫逝世五十周年（1954年5月16日）
《契訶夫手記》新版題記（1981年3月）
我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討論會上的講話（1986年2月）
我看電視劇《春蠶》《秋收》《殘冬》——兼談名著改編的若干問題（1987年3月10日發表）
《東方專制主義》中譯本題記（1988年11月）
一個跨代詩人的歷史命運——《勃留索夫日記鈔》中譯本前記（1989年4月）
永遠不會過時的事業——在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上的致辭（1993年6月19日）
回歸與超越——與俞儀方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命運（1994年1月13日發表）
上海通俗文藝研究會成立大會開幕詞（1995年4月8日）
《人之子——耶穌傳》中譯本序（1995年6月6日）
《危機與復興——白銀時代俄國文學論稿》序（1996年6月）
附輯 別人眼中的自己
胡風：酒醉花贊——懷賈植芳
潭清：為人拓路 為人鑿梯——訪賈植芳教授（1982年10月28日發表）
何滿子：“這不是個人的文字事業”——《賈植芳小說選》小引（1983年4月）
曉明：賈植芳先生其人其事（1989年8月發表）
伊藤虎丸：賈植芳先生歡迎會閉會致詞（1990年10月19日）
應紅：我眼中的風景——賈植芳先生散記（1991年10月30日發表）
張新穎：賈植芳先生的樂觀和憂憤（1996年12月15日）
陳思和：留給下一世紀的見證（1997年3月15日）
汪凌：在歷史旋渦中挺立——記復旦大學賈植芳教授
褚瀟白：永遠的年輕人——賈植芳先生側記（1997年6月18日發表）
吳中杰：把“人”字寫得端正（1997年9月25日）
編后記
代序
早年讀《水滸》，我對及時雨宋江宋三郎特別注目，尤其是他充軍江州途中，在潯陽樓酒店醉后在壁上的題詩：“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他時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在我看來，他這段自白中所反映的志向與心態，可以用來概括歷史上那些草莽出身的開國皇帝，如劉邦、朱元璋以至洪秀全之類的人生境界，他們都是闖蕩江湖的流氓無賴，言偽而辯，行詭而詐，視民命如草芥，無毒不丈夫。正如俄國一個虛無主義頭目所說，“他們的心是冷的。”
清末四大小說之一的《孽海花》（曾孟樸著）中，有一位官僚說：“帝王將相的權力只有一百年，文人的權力有一萬年。”從歷史來說，屈原的名氣比楚平王大，雖然后者可以貶黜他、流放他，但《楚辭》卻千古流芳；漢武帝可以囚禁司馬遷，以至割去他的生殖器，但《史記》卻是千古絕唱；乾隆皇帝在弄權之余，也算是業余詩人，作品不少，但他的詩作倒不如他大興文字獄的豐功偉績在歷史上馳名，而他治下的曹雪芹的《紅樓夢》卻名列世界經典作品之列；魯迅的名聲蓋過權傾一時的蔣介石；等等。這就叫做歷史無情而又有情。
歷史使人沉思，又給人力量，使人們奮起！
有人說，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都是些理想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他們在人生中所上演的各式悲劇里，實際上正包含著積極的歷史因素，或如馬克思所說，“歷史的最后一個階段是喜劇。
于上海寓所
編后記
為賈先生編一部比較完全的學術文集，使先生多年來的學術活動成果得以集中體現，同時也為我們自己搜讀先生的文章提供一點實際的方便，這樣的內容作為一個話題，在我們幾位近年常在先生身邊走動的“徒子徒孫們”之間說起已經不止一次了。先生復出這些年來，各種各樣的著作和文集盡管出得不算少，其中也不乏像《劫后文存——賈植芳序跋集》這樣的集中反映了先生在某一方面的活動成果的集子，但可能惟其如此，一部系統集錄先生在不同時期和不同領域里的學術成果的文集的闕如，才尤其使人感到了閱讀和了解上的不滿足。本來在80年代中期，先生家鄉的一家出版社曾經有過出版先生的多卷本文集的計劃，并由當時擔任先生助手的陳思和老師著手編出了前兩卷，但說不出到底因為什么，稿子在出版社擱置多年之后，這套文集的出版計劃最終還是被撤銷了，而代之以一本薄薄小小、印數僅為1000冊的“作品選”。這樣的事情在先生自己固然算不得什么，所以盡管只是慰情聊勝于無，他仍舊聲氣爽朗、勝任愉快地在該書的編后記里表達了對參與其事的個人和“家鄉出版社”的“盛情厚誼”的真誠感謝；但我們作為有所期待的先生的讀者，對于這樣的“本來可以如何如何”的機會的得而復失，偶爾議論起來就難免會有些不平，尤其是當某些七七八八的聲音像蒼蠅一樣在你耳邊嗡營不止的時候。
所以，當山東教育出版社來向先生約編一本自選集，先生因為自己另有兩個近作集子正在出版中，擔心再編會在內容上出現重復，因而猶豫未決的時候，我是極力鼓動先生接受這一約稿的人員之一。我的理由是，既然山東方面約編的是“世紀學人文叢”中的一種，選題著眼點明顯在學術方面，篇幅上的限制又放得很寬，那么我們就完全可以放開手來，借機把它編成一本先生一生學術活動的“總結性文集”。
也許是我的豪言壯語起了作用，先生不僅應承了出版社，而且還將協編這本《自選集》的任務交給了我。我自然不能空口說白話，而必須在先生的密切關注和細致指點下，高標準、嚴要求，“把它當成一門學問來做”。做完之后回頭再看，自己倒也還有幾處比較得意的地方。首先是在材料掌握方面，我們這次發掘和搜集到了一批首次入集乃至首次發表的原始文獻，可以令先生減少一些對本書與其它集子內容重復的擔心。這批文獻的寫作時段相對比較集中，其一是50年代初，先生入獄之前曾在報刊上發表過一些時文、雜感和外國作家評介文字，這次我們從中擇出較有代表性的幾篇，列入本書第五輯《回歸與超越》之中了；其二是80年代初，先生平反復出后在資料室坐班期間，曾受邀出任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的兩套大型資料叢書《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的“編委”，并陸續擔任了其中若干種資料集的“責任編委”，從而留下了一批迄今未曾公開的珍貴文獻。照我們現在的想法，在一大群人協作編選的某書中當一個“編委”，應該只是一種名譽性的身份，不會真有什么具體的事情要他去過問的了，可是不，此次我們發掘出來的幾篇先生寫于這一時期的篇幅長大、當初可能僅僅用于指導具體的編選責任人的審稿意見和資料考訂文章，證明先生當年不僅過問了，而且“過”得很細、“問”得很深，分明也是在把這件事“當成一門學問來做”。這樣一種純粹“資料”上的“發現”帶給我自己的也不啻是一種震撼，我想它所具有的意義應當遠遠超乎幾件具體的資料本身，而更在于使人懂得，今天我們在80年代撥亂反正的基礎上從事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和中外文學關系的深入研究的時候，那些仿佛隨處唾手可得、用得根本不當一回事的“基礎文獻”資料集，并不是天經地義地就應該以這樣而非那樣的面貌存在在那里的，而分明也是一種值得我們倍加珍視的“文明成果”；在那些日漸泛黃的冊頁上默然不語的暗色文字的背后，該有多少像先生這樣的老一輩學人和資料工作者的心血、生命、吶喊和抗爭凝聚和鎖閉其間，其中的絕大部分也都是像這樣未經揭示或早經遺忘了的。
1990年10月，先生曾應母校東京日本大學之邀，攜師母赴日作為期一月的訪問講學，其間曾就《我與胡風的交游史》、《我和社會學》、《關于胡風的文藝思想》等題目在多所大學演講，這些演講的講稿大多沒有在國內發表過，此次我們也盡數收錄在這里了。
另一方面在本書的體例設計上，我的想法差不多得到了先生的全面認同，也是一件令我頗感得意的事。這一想法其實也很簡單，即本著“總結性學術文集”的編集初衷，努力使先生迄今為止的學術成就和貢獻能從活動時段和活動領域兩方面都在本書中得到較為全面的反映和體現。為此，我首先按學科門類切塊，將先生在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和外國文學（含其它雜學）這幾個主要活動領域內的學術成果分類輯出，列為《從清理重災區入手》、《開放與交流》和《回歸與超越》三輯（全書第三至五輯），然后再求收輯全面，進而在全面的基礎上有所擇選，選擇尺度的寬嚴當然以先生自己的衡量為準。又由于先生自始至終都并非那種老死戶牖、只知“埋在南窗下讀死書”的學者，而是具有著作家、學者的雙重文化身份，兼以經歷坎坷，他自身的人生遭際、社會交往、思想行為、學術經歷等等本身即是一門不小的“學問”，他的許多以論理形式付諸表達的觀點見解，也往往是以自己在現實人生中的經見和感悟為隱含背景和潛臺詞的，所以要想真正“讀懂”先生的學問，還必須對他的為人有所了解才行。鑒此，我特意輯出了先生的“自述”（《且說說我自己》）和“懷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含“歷史題材”雜文）文字，放在上述三輯“論學”文字的前面作為本書的第一和第二輯，以求能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有一種循序漸進、由感性浸染到理性沉思層層深入的感覺。
作為附錄的一輯十篇“別人筆下的先生”，算是我別出心裁，自作主張收在這里的。歷來各色人等狀畫先生學問人品的文字可謂夥矣，現在我掛一漏萬地從中選出幾篇來，也算是趁機塞私貨，借別人的筆墨就自己對先生的理解作了一回間接表達。知我罪我，好在我們大家都是對先生本人有著真心的欽敬的。最后，本書的書名定為《歷史的背面》，起初泰半是為了照應出版社的擬名格式。他們一定要求在“自選集”的副題之上再擬一個“詩意”的正名，一時倒令先生著實作了幾天難。最后選定這個短語，當然不是因為它的“詩意”，而主要因為這是一個先生在他“座上客常滿”的飯桌上和酒后的書房中時常會對我們提起的話頭，我們聽得熟了，慢慢就深入骨髓，誠所謂“思想里好像有鬼似的”，想人想事很容易就冒將出來，輕易弄它不去。至于它的涵義，先生在自己的回憶錄《獄里獄外》里所說的那段著名的話中，倒是有半句可以拿來作一個注腳：所謂“……比正史、官書更加豐富和實在的東西”，大約只能是在這“歷史的背面”吧。
協助先生編選這樣一本《自選集》，令我從中體會到了比較強烈的膝下承歡之感，為了使這種歡喜保存得更長久，現在我把它說出來；編選進行過程中，包括陳思和老師、謝天振老師、嚴鋒兄、宋炳輝兄、張新穎兄以及先生的女兒賈英女士在內的眾多師友均曾參與意見，或給予某些實際的幫助，謹此一并致謝。
張業松
1997年11月21日于南區蝸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