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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無疑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值得感念的一年，這一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戊戌政變”——光緒皇帝被幽禁，“戊戌六君子”慘遭殺害，僅僅維持了一百天左右的維新運動就此壽終正寢。本書作者依據各種新舊史料重新架構“戊戌維新”與“戊戌政變”的敘事模式，不僅詳細交代了戊戌年間復雜的社會背景，分析了“戊戌政變”發生的深刻內因，同時也以“同情與理解”的態度重新評析了參與維新和政變的風云人物。作者既沒有人為抬高康有為、梁啟超一系的“維新派”，也沒有故意貶低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而是客觀評價他們的功過，以真實的人物形象盡量還原當時的歷史場景。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引　子
第一章　騷動的春天
　　伏闕憂危數上書
　　開學會振士氣
　　愛國的權力
第二章　問題并非那么嚴重
　　西花廳問話
　　警惕“雅各賓主義”
　　“伴食宰相”的西方認知
第三章　一個親王之死引發的政治地震
　　晚清政局中的關鍵人物
　　令人遐想的十三天
　　撲朔迷離的決策內幕
　　閃電擊倒了翁同龢
第四章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感覺錯位的一次召見
　　“政治新銳”的失望
　　設譯局透露出耐人尋味的信息
第五章　黨爭：中國政治的頑疾
　　變科舉為新政第一要義
　　新舊黨爭拉開了序幕
　　乘勝而進，立廢八股
　　“政治邊緣人”的權利訴求
　　所謂維新志士
第六章　其實不是一個新舊問題
　　以改革的名義
　　結黨攻訐，各立門戶
　　禮部六堂官“集體下崗”
　　超常升遷的軍機四章京
　　廢我軍機？
　　軍機人臣找到了應對辦法
　　不僅僅是一個飯碗問題
第七章　風起于青萍之末
　　風乍起
　　一個值得琢磨的細節
　　誰知我心
　　“康不得去，禍不得息”
　　想象中的敵人
　　“非袁莫屬”
　　告不告密確實是個問題
第八章　巧合，還是陰謀
　　期待客卿
　　一笑泯恩仇
　　覺悟似乎太遲了
　　了無深意的會面
　　列強斗法與寵臣失寵
　　走，還是留？
　　解鈴還須系鈴人
　　墻倒眾人推
第九章　失望的結尾
　　“欽差大臣”悄然出走
　　吁請太后出園訓政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
　　事情正在起變化
　　歸復舊制

戊戌變法的非主流解讀

　　《1898年中國故事》很容易讓人想起幾年前的一部電視劇：《走向共和》。比起過往思維慣性中的臉譜形象，本書對歷史人物復雜性的刻畫與分析，產生的震動要大得多，至于這種分析合理與否，則見仁見智了。

大清的回光返照

　　110年前，力漸不支的大清朝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一場新政轟轟烈烈地展開，后人稱之為“戊戌變法”。

　　這次回光返照僅持續了103天。隨后，一場由慈禧太后主導的政變，在一夜間否定整個新政。光緒被囚，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等事接連發生，變化之快，讓整個帝國都摸不著頭腦。

　　清代宮廷最不乏謎團。這次新政起始與終結的突然性，以及一波三折的過程，留下了太多的疑問：新政期間，光緒與慈禧的關系到底如何？慈禧對新政的態度究竟有否變化？袁世凱告密的動機到底是什么？疑問不但引出了研究成果，更提供了娛樂化的效應，諸如大刀王五一類的傳說都與這場詭譎的政爭聯系到一起，可見其紛雜態勢。

　　近日，一本《1898年中國故事》出版，再度聚焦于“戊戌變法”。作者在翔實史料的基礎上，對新政做了一次理性的梳理，對康有為的作用、“帝黨”“后黨”之爭、袁世凱與光緒的關系、新政失敗原因等等，提出了不同于傳統的觀點，作為一家之言，其分析很值得讀者一觀。

邊緣人康有為

　　歷來提起“戊戌變法”，康有為都被視作主導性人物，《1898年中國故事》卻給人另外一種感覺。

　　康有為的變法思想曾給予光緒很深的影響，但他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政治地位。整個變法期間，光緒只與之見過一面，而且據作者看來，這次會面相當不理想。并且，光緒僅賜給康有為一個總理衙門章京的官職，未使之進入權力中樞。對于康氏的“旗手”身份來說，這一點令人難以接受。

　　整個新政的主導者是光緒皇帝，他所依賴的理念，并非只來自康有為一人的建議，而是整個國家政治改革的共識。至于具體的實施者也好，反對者也罷，均是朝中大員。康有為更像一位先鋒，而非主將，他只能屢次借助為別人代寫奏折的機會，來闡述自己的思想，為維新制造輿論，而沒有施展身手的余地。

　　《1898年中國故事》所述，讓人覺得康有為更像一個不甚精明的算計者。在推動新政大局的同時，他更關心的是自己的政治地位。皇帝賜官之低讓他大失所望，在政局一日一變之際，他所計較的卻是如何為梁啟超謀得官報總經理的職務，以及京師大學堂中的總教習一職會落入誰手。為了名利，他甚至不惜以別人的名義奏請重用自己，如此一來，讓他在“帝黨”“后黨”兩派中都留下了不好的名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維新派的分裂，并一度引起了光緒的不快。在風云變幻的大勢面前，康有為并沒有睥睨一切的雄心，反而在小算盤的撥拉聲中，使自己成為政治邊緣人。

被逼出來的“兩宮之爭”？

　　許多人一向認為，以慈禧為首的“后黨”在維新過程中處處掣肘，其打壓導致了變法失敗。不過本書提供了另一種解說：即慈禧對變法的態度，系從支持轉為反對，所謂“后黨”也是在外力刺激下被迫形成，而慈禧對光緒的最終否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由維新派造成的。

　　據作者所述，慈禧對于變法起初并不持反對態度，她只提出兩個底線：即不動祖宗之法，不損滿人貴族權勢。作者據史料分析，在變法初期一系列重要人事變動的安排，均系出自慈禧與光緒協商的結果，其中甚至包括將帝師翁同龢排出政壇之外。

　　本書對歷史人物的分析，頗多讓人意外之處，翁同龢即是一例。歷來翁被視作“帝黨”，他的離職似乎說明了維新派的受打壓程度。而據本書所言，在籌措《馬關條約》賠款的過程中，翁的一系列舉措已令朝廷失望。因與康有為在儒家理論上有明顯分歧，他也曾從力薦康氏轉為暗中阻止，導致光緒大為惱火。當清廷試圖請湖廣總督張之洞入京主政、推行變革之際，翁又加以阻撓。這些細節，多有包括翁本人日記在內的史料為證。問題的不斷積累，外加慈禧、光緒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終于引致皇室在變法之初將翁調整“出局”。

　　此外，《1898年中國故事》呈現的紛爭，并不像傳統所言那樣，是改革派與反對派的博弈，而是漸進派與急進派的對立。在作者看來，包括光緒在內的維新一派，選擇了一條急功近利的道路，成為日后失敗的致命原因。

　　從迅速取消科舉制到高級官員集體下崗，再到裁撤大量的地方官吏，維新派均未給政局留下緩和的余地。康、梁等人的變法訴求，雖有理念支撐，卻無通盤考慮，四面出擊而無重點攻堅，反倒使官場陷入恐慌，終致主流輿論站在了自己的對立面上。

　　早在變法前，張之洞等人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漸進改革的主張，并得到官場的普遍認同。在本書作者看來，包括剛毅、榮祿在內的軍機大臣等人——即傳統意義上的“反派”，初期對變法并無抵觸，只是希望采取緩和策略。

　　然而康有為等人的激進心態，對光緒產生極大影響，進而使維新派將緩和派視為守舊一方，首先挑起黨爭，大肆攻訐，使后者對新政心生惡感。同時，這種激進也觸動慈禧，讓她覺得當初立下的兩條底線勢必被突破，因而選擇站在了傳統勢力一方，所謂“后黨”就在維新派的急躁心態下被迫出現，皇帝與太后之間的“兩宮之爭”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兒了。

袁世凱是保皇派？

　　袁世凱向榮祿告密一事，歷來被視作變法失敗一大根由，袁世凱也因此被視作光緒遭難的罪魁。本書確認袁氏告密之實，但對其本意提出了不同看法。

　　書中援引袁世凱當年9月20日上的奏折為證，指出其中向光緒提出三點建議，即不要冒進、任用張之洞等老成持重官員、對維新派不應太過信任。按時間順序，當時袁氏已從譚嗣同處獲知對“后黨”下手的計劃，因而作者認為，袁世凱不愿因兵變導致大亂出現，也不希望將光緒與慈禧任何一方置于危險境地，于是在奏折中隱晦提請皇室注意。在他向榮祿告密后，也曾表示維新派的圖謀與光緒無關，如連累皇帝，自己就該死了。

　　同時書中對告密過程提出新解。此前史稱袁氏于 9月20日晚向榮祿告密，導致當日政變發生。而作者援引日記資料，認為當日晚袁氏尚未講清全情，榮祿就因其他事務中斷談話，轉日才獲悉來龍去脈，而此前政變業已發生，因而袁氏告密一事，對大局并無太多影響。

　　而此時的北京，作者用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語來形容。政變之初的慈禧，似乎尚未針對光緒，只是要緝拿新黨。但當她從被捕者口中得知這些人本要對自己下手時，便將之視作政治陰謀，遷怒于皇帝，這對母子之間的裂痕便越來越大。最終，垂簾聽政的一幕重演，除京師大學堂外，所有新政被廢，譚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清廷在勉力支撐了最末一次之后，頹然倒地。

推理換不來歷史真相

　　《1898年中國故事》的諸多觀點固然新鮮，在閱讀時也能帶來一些快感，然而仔細思量，這一家之言仍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

　　本書所得出的推論，一是基于史料，二是基于情理。慈禧對新政的態度、光緒召見康有為等場景，相關史料并不多，作者通過推理方式，將當事人的心態加以了補充描述，讀來并無失卻邏輯之處，但只合于常理，卻未必合于歷史真相。

　　在這本書的作者看來，歷史的走向如何，是充滿偶然性的。若以這種思維方式反觀作者的那些分析，就能發現一個問題：在看起來合理的過程中，假若確曾出現一些偶然現象，并可能改寫歷史，卻未被作者所知，那么他目下得出的這些“合理”推論，未必能站得住腳。

　　在史料的使用上，本書也有不完善之處。即以袁世凱告密一事為例，作者得出的諸多結論，其史料均只源于袁世凱的日記。需知，日記的書寫夾有主觀色彩，尤其牽涉這種載于史冊、關乎聲名的事情，當事人能否保持客觀，我們無法打保票。僅以此孤證說明袁氏行為，甚至心理，還不足以服人。

　　因而，《1898年中國故事》看來更像一種解讀，而非結論性的作品，讀者大可參照而讀。

原載《城市快報》2008年11月15日

第一章　騷動的春天

　　當膠州灣事件爆發時，中國思想界正在醞釀新一輪變法維新思潮。兩年前在北京出盡風頭的康有為雖然不知道北部中國發生了什么事，但他恰巧離開差不多隱居講學兩年之久的故里廣州，于1897年9月至上海。稍后至杭州西湖泛舟。11月，復還上海。

伏闕憂危數上書

　　在上海，康有為拜會了文廷式，向他討教北京官場的情況。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師，師生關系非同尋常，而且因光緒帝寵愛珍妃，愛屋及烏，皇上對文廷式自然是另眼相看，推崇備至；而文廷式則自以為當今帝師，有時不免不知收斂，無形中不知惹得多少顯貴不舒服。

　　但不管怎么說，文廷式是京城乃至全國范圍內的顯要名流，只是由于他深深介入了宮廷內部紛爭，于是在甲午戰后失寵于慈禧太后，又受到言官彈劾，遂被驅逐回江西原籍，郁悶中經營煤礦，等待時機東山再起。文廷式不僅對京城官場的人脈了如指掌，而且自認為帝黨中堅，當然樂意為帝黨物色康有為這樣的青年才俊。

　　康有為與文廷式也不是初次認識，他們于《馬關條約》簽訂前后，一起在京師從事過救亡運動。文廷式在甲午戰后力主追究李鴻章的責任，并予以嚴懲。對于《馬關條約》，文廷式痛心疾首，堅守拒約、遷都、抗戰三大原則，這些主張都深刻影響了康有為。

　　稍后，文廷式為改革現狀，挽救國家，在北京發起成立強學會，思開啟風氣，變法圖強。康有為、梁啟超聞訊加入，并逐漸成為該會領袖人物。康有為與文廷式政治理念比較一致，因此文廷式也就樂于為康寫了密札數通，為其到北京后疏通各方面關系提供方便。

　　康有為此次北京之行主要是為了請求清政府準許國人移民巴西。康以為中國人滿為患，若大規模移民巴西，不僅可以化解這個問題，而且可以在巴西建立一“新中國”。據康說，這個想法由來已久，在1895年公車上書后似乎就已堅定了這一信念，在其當年不得不離開京師南下時，曾與友人陳熾鄭重相約：“君維持舊國，吾開辟新國。”廣東具有移民海外的悠久傳統，如果一切順利，康有為可能會成為海外移民的領袖，在巴西廣袤的土地上建立一個以華人為主的新國家。

　　然而甲午戰后，中國的政治不僅沒有多大變化，而且在康看來，簡直是一切不變：壓制更甚，心慮必亡，于是“欲開巴西以存吾種”的信念更加堅定。與此同時，康遇見葡萄牙人及曾經游歷過巴西的中國人，知巴西政府曾來約通商招工，其使至香港，而甲午戰爭起。巴西使節在香港逗留數月，本計劃戰爭結束后與中國方面進行談判，不料戰事久拖不決，只好空手返國。而香港、澳門的商人獲悉此消息后，均愿承擔此任，尤以何穗田的計劃最為詳盡，任雇船招工之事。

　　何穗田又名何廷光，澳門巨商，且具有非凡的政治眼光，與孫中山、康有為等人都有不同尋常的交往。康有為此次赴京，其實只是為了這樁移民巴西的生意。

　　在北京的那些天，康有為主要為移民巴西的事奔波。他通過關系找到當朝大臣李鴻章，向李詳細介紹了這個構想。李鴻章原則上表示同意，只是他略感困難的是，此事并非中國政府說了算，而必須待巴西政府委派專使前來談判乃可行。

　　李鴻章的表態合乎情理，在這種情況下，康有為再待在京師似乎已經沒有多大必要。

　　在這一短暫時間里，正是中國外交危機急劇發生及變化的關鍵時刻。由巨野教案引發的膠州灣危機弄得朝中大臣不得安寧，尤其是德國政府不僅不肯讓步，反而步步進逼，至12月5日出兵占領即墨城，故意擴大事態，迫使中國政府讓步。

　　康有為有著天生的政治熱情，他是不得已才從事移民巴西的商業活動，一旦有機會參與到現實政治中來，政治熱情使他很快放棄一切。這段時間，因文廷式等人的關系，接觸了不少像李鴻章、翁同龢這樣的朝中大臣，他與他們的地位雖然比較懸殊，但這并不影響他發表自己對這些外交危機的看法。因為在過去的若干年里，康有為曾就中國政治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向清政府表達過意見，這幾次上書雖然都沒有取得具體效果，但康有為的名字在京城官場似乎并不陌生。所以，膠州灣危機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難題，但對康有為來說，無疑使他因此而獲得了一個難得的發言機會。據他自己后來描述，膠州灣事件確實給他極度脆弱的心靈以致命打擊，愛國保種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奮筆疾書，上書言事，很快草就《外釁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少存國祚呈》。康有為期待由此重演1895年公車上書故事。

　　在這份后來被稱為《上清帝第五書》的文件中，康有為詳盡分析了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以為甲午戰后三年來，萬國報館議論沸騰，咸以瓜分中國為言。其分割之圖，傳遍大地，籌劃詳明，絕無隱諱。康有為推測，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實在為列強瓜分中國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德如成功，列強必群起而效尤，諸國咸來，并思一臠，瓜分豆剖，漸露機牙，猶如地雷四伏，導管遍布，一處火燃，四面皆應，膠州灣事件只不過是列強的借口而已。

　　在康有為看來，中國如欲擺脫被動的國際環境，只有在內政上下功夫，使中國盡快以近代民主國家的形象出現在世界舞臺。至于如何變法，康在這份奏折中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取法俄、日以定國是，鏟除舊制度根基，建立君主立憲體制。
　　中策：大集群才而謀變政。
　　下策：中央政府拱手無為，聽任疆臣各自變法。

　　康自信，實行上策，國家可以富強；能行中策，中國還可以維持積弱的局面；僅行下策，大清王朝則不至于盡亡。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上中下三策都不實行，那么幅員日割，手足俱縛，腹心已到，大清王朝欲為偏安，無能為計，必將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人宰割，終必如前明一樣，重演煤山故事。

　　康有為此時的官方職務為工部主事，理所當然，這份建議書要想上報清廷政治高層，只能通過工部主管予以轉遞。不料工部尚書淞淮讀到“職恐自爾之后，皇上與諸臣雖欲茍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時，以為這些詞句盡管說得極為痛心，極為真誠，但無疑具有明顯的“犯上”傾向，至少不是吉祥之言。淞淮為此極為震怒，而且決定不能以工部的名義轉遞。

　　淞淮字壽泉，滿洲鑲藍旗人。原為翁同龢任工部尚書時的屬員，據說是翁一手提拔起來的。翁同龢獲知康有為上書情形后，覺得有必要通過正常渠道將這份上書送到光緒帝手里，所以他憑借自己與淞淮的交情，先后兩次到工部與淞淮交涉，作疏通工作，勸他將這份上書轉呈。或許是淞淮受到其他更高層面的壓力，或許是他真的認為這份上書沒有多少價值，總之他并沒有聽從翁同龢的勸告。

　　不過，康有為在呈遞給工部的同時，就有意識將這份上書分發出去。京城內外廣為傳抄，且刊載于報，受到一些士大夫和開明官僚的稱贊。而翁同龢大概也是通過外間的流傳看到這份上書，并找淞淮進行交涉的。

　　翁的交涉并沒有起到作用，京城官場上關于這件事的各種傳言大概也使康有為有點不快。總之，根據他的既定計劃，將于1897年12月11日（十一月十八日）離開北京，返回南方，因為“是時將冰河”，不便久留，所以“行李已上車”。

　　臨行前，康有為又草三疏交內閣侍讀楊銳分轉監察御史王鵬運、給事中高燮曾上之，又與戶部主事曾習經（剛甫）相約同赴都察院面呈，并先與都察院主管徐壽蘅言之。就政治理念而言，康有為清楚地知道徐壽蘅本屬舊黨，不過他的優點也很突出，即“能待士”。徐壽蘅看了康的上書后，并不像淞淮那樣以為有什么問題，很爽快地答應將這份文件轉呈清政府高層。
當此時，梁啟超的內兄、時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菜也在膠州灣事件的刺激下，激昂忠憤，欲聯九卿上書清廷，于是康有為在臨行前也為他起草了一份奏折。不過遺憾的是，當李端棻拿著這份奏折找人聯署時，竟然沒有人同意。不得已，李端棻將此折轉交國子監司業貽谷上之。

　　處理完這些文件后，康有為前往當今帝師翁同龢的官邸告辭。翁不在家，康“投以書告歸”，留個紙條，說他將在今天（12月11日）返回南方。

　　翁同龢并不是故意不見康有為，這些天他正為膠州灣的事情忙得不可開交。所以當他退朝回家看到康的留言后覺得有必要勸他留下，以為外援，遂以帝師之尊枉顧南海會館，明確告訴康不要走，并告訴康，他已在今天早朝時力薦康于上矣，謂康有為之才過臣百倍，請舉國以聽。相信朝廷不久將“大用君矣，不可行”。

　　或許是翁同龢知道光緒帝將大用康有為的心跡，或許是其真的愛才如渴，總之，翁期待這位將來終有一日掌握清政府大權的年輕后生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計較一時之得失，不要因為這些小小的挫折就放棄多年的追求，更不應該因為上書無法轉至高層就意氣用事一走了之。他似乎還就自己所知的一些情況作了介紹，甚至向康表白自己也是主張變法維新的新黨，與他在本質上是同道。

　　在翁的勸說下，康有為回心轉意。他覺得無論從哪個方面說，自己都應該繼續留在京城利用已贏得的機會，更應該對得起翁師傅的厚愛，為國盡力，為國效忠，在政治場上進行一番拼殺，以達到光宗耀祖、留名青史的人生目的。不管怎么說，康此時至少相信，留在京師進行政治投資，肯定要比回到南方進行移民巴西的商業活動有利得多，也有效得多。

　　對于翁的誠懇挽留，康有為感激至深，他在后來所作的一首詩中比較真切地留存了這次晤面對其后來的深刻影響。詩中寫道：

　　膠西警近圣人居，伏闕憂危數上書。
　　已格九關空痛哭，但思吾黨賦歸歟。
　　早攜書劍將行馬，忽枉軒裳特執裾。
　　深惜追亡蕭相國，天心存漢果何如。

　　詩意雖然比較隱晦，但多少透露出他們談話的信息。他把自己與翁的關系比喻為韓信與蕭何，說翁深夜來訪并挽留他，就是韓信月夜追蕭何，是大清王朝禮聘能夠輔佐江山的能臣賢相。他在這首詩的“題記”中說得更明白：“膠變，上書不達，思萬木草堂學者，于十一月十九（12月12日）曉，束裝決歸。是日朝，常熟力薦于上，凌晨來南海館，吾臥未起，排闥入汗漫舫，留行，遂不獲歸。”不過這次見面并不見于翁同龢的日記。

開學會振士氣

　　翁同龢的挽留是康有為中止回歸故里的原因之一，而康最終決定留在京師的另一背景是另外一位官場朋友、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的幫助。

　　高燮曾（1841～1917），字理臣，名楠忠，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甲午戰敗，高燮曾聯名上奏折彈劾李鴻章誤國，要求懲處，以儆將來，又曾疏指慈禧太后懿旨有“挾朋比私，淆亂國是”之語，具有濃厚的維新思想。

　　根據康有為自編年譜的記載，他在戊戌年間曾數次為高燮曾代擬奏折，可見他們的關系非同一般。康在準備離京南下的時候，曾草三疏由楊銳分發給王鵬運、高燮曾尋機上奏清廷。這次草擬的奏疏特別是康轉交給高燮曾的那份奏折究竟是什么內容我們不太清楚，但根據他的一貫做法，似乎是借助高的力量推薦自己。12月12日，高燮曾向清政府呈遞了一份《請令主事康有為相機入西洋弭兵會片》。這是清政府官員第一次正式舉薦重用并請求皇上召見康有為，因而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視。片上當日，即有上諭責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核辦理”。

　　然而由于高燮曾的建議有違清廷慣例，所以總理衙門在經過研究后并沒有采納。這其中并不像康有為后來回憶的那樣有多少陰謀，因為高的建議不僅有違慣例，而且從當時的實際情形看，委派康有為相機參加西洋弭兵會更不是當時之急務，不需要現在就作出決定。總理衙門當時最頭痛的事情還是正在進行中的中德、中俄交涉。也正是在這一交涉過程中，康有為不斷從旁介入，方有后來故事的發生。

　　清政府沒有很快啟用自負的康有為，這其實也在康的預料之中。所以當他決定繼續留在京師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政治策略實際上就已形成，即繼續采取先前行之有效的政治手腕：既上書求變法于上，復思開學會振士氣于下，以雙管齊下、上下其手的老辦法，在向清廷上書的同時策動正在京師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成立新的政治組織，并以此為陣營，相機聯名上書，向清政府施壓，重演1895年公車上書故事。

　　1898年1月5日，康有為策動在京廣東應試舉人及各界名流二十余人聚會于南海會館，宣布成立粵學會，欲續先前強學會之舊，意在團結粵籍維新志士。康又覺得各省會館皆為各地京官會集的中心場所，因此值得在各省會館中推廣這一以地域方式命名的新學會，于是草疏交江西道監察御史陳其璋上言，請將總署同文館群書頒發各省會館，以便各京官講求。正是在粵學會的影響下，清政府接受陳其璋的建議，奉旨照辦。各省旅京志士紛紛成立區域性的維新團體，從而使百日維新前的新學會總數急劇上升。

　　在創辦成立粵學會的同時或稍前，康有為還與詹事府中允文煥、翰林院編修夏虎臣等滿洲官員數人計劃籌組“經濟學會”，擬將京中八旗士大夫自親王及各大臣以下集中在經濟學會的旗下，“講求實學，可以為天下風氣”。由于該會的組織構成以八旗貴族為主，故曾一度有“八旗學會”之稱；又由于此會的主體為八旗士大夫，因此康有為等人計劃邀請慶親王奕勖主持，并將已擬定的章程送呈，甚至已代他草就序文。奕勖原則上答應了康有為等人的請求，但對“經濟學會”這一名稱略有異議，堅持要刪除“會”字。奕勖的意見不為康等人所接受，“議不合，事遂已”，經濟學會最終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