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研究第三輯序
李學勤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閻純德教授主編的《漢學研究》，第一、二兩集于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問世，其內容精采充實，博得讀者交相稱贊。現在第三集即將出版，各方面質量又有增進，一定會在學術界得到更廣泛的歡迎。
《漢學研究》越辦越好，是國際漢學研究這門新興學科日益成熟的一種體現。這使我想起去年２月１９日《中華讀書報》頭版頭條報道的標題：“國際漢學研究冷板凳坐熱”。許多年間，這個學術領域是無人愿坐的一條冷板凳，如今竟能用一“熱”字形容，委實來之不易。
常常有人把國際漢學和漢學研究混在一起，其實兩者是密切相關而又互不相同的。漢學是對中國文化、歷史、語言等方面的研究，在我們這里一般是指外國在這方面的研究，這是相當古老的學科，就西方而言，可以上溯到１６世紀中葉。漢學研究，在一定意義上也可叫做漢學史，是對漢學本身及漢學家進行研究，在我們這里，只是近十幾年才真正開展起來。按照我的私見，從７０年代末以來，漢學研究的發展似當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主要是對國際漢學情況的調查了解和漢學作品的翻譯介紹。這一階段的工作，不妨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編輯的《國外研究中國叢書》為其代表。這套叢書的主編是今春逝世的孫越生先生，第一種《中外西藏研究概況》于１９７９年出版，第二年出了《日本的中國學家》，隨后《美國中國學手冊》（有增訂本）、《俄蘇中國學手冊》等陸續印行。情報所后來擴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中心之下設有國外中國學研究室。該中心還同院外事局合編了《世界中國學家名錄》。這些書在幫助國內學者認識國際漢學現狀，擴大中外學術交流上，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對于孫越生先生，我們應該特別紀念。
８０年代，國際漢學著作的翻譯顯著增多。流行甚廣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海外漢學叢書》等，都是在８０年代后期發軔的。同時，在不少期刊上，也先后開辟了有關漢學論介或譯文的專欄。
到了９０年代，漢學研究的發展進入第二個階段，標志是研究機構的建立和專門刊物的出現。應該說，得風氣之先的，是四川外國語學院１９９１年成立的國外中國學研究所，以及該所張良春先生主編的《國外中國學研究》第一輯，同年５月，由漓江出版社印行。季羨林先生在為之撰寫的《前言》中說：“當我最初聽到四川外國語學院成立了一個國外中國學研究所的時候，我頗為感到吃驚：怎么還會有這樣的組織呢？但是，繼而仔細一想，我‘頓悟’了：這樣的組織不正是過去完全沒有人想到過而我們今天卻是非常需要的嗎？”季先生所講代表了很多人的感受，這本紅色封面３５０多頁的書引起了相當普遍的驚奇。
然而僅僅幾年，如前引《中華讀書報》文章所描述的，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漢學研究所、北京外國語大學漢學研究中心等機構紛紛設立，《國際漢學》、《漢國漢學》、《漢學研究》、《世界漢學》等刊特相繼創辦。回想季先生說的感覺，真是有點恍如隔世了。我想這正是季先生所說的，我們非常需要漢學研究。
當前，我們已經面臨國內這種研究發展的第三個階段。
如果允許在這里妄言的話，我要說這個新階段的特點應該是研究的強調與深入，以及漢學研究作為學科的成熟。
在國際上，漢學同別的學科門類一樣，業已愈分愈細，以至于沒有誰能自稱為全面的漢學家了。不少學者主張，研究中國文學的是文學家，研究中國歷史的是史學家，他們各自找中國的同行討論切磋，漢學這個范疇好像已不必要了。但是，對于中國的學術界來說，仍然需要系統了解國際漢學。我們不但應當知道各國漢學家怎樣研究和看待中國的歷史文化，還應該知道他們為什么這樣研究和看待我們的歷史文化。這就必須把各國漢學和漢學家置于學術史的大背景中來考察，既要有個案研究，也要有綜合研究。國際漢學研究這一學科確是大有可為。
《漢學研究》介紹漢學，研究漢學，已經做出卓越的成績，為建設國際漢學研究新學科貢獻了力量。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我們且拭目以待。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０日于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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