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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史苑 --〉新疆三年見聞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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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美國人在新疆 在抗日戰爭以前，除了個別的美國旅行家到過新疆以外，全疆沒有一個美國僑民。但是到了１９４３年間，在新疆的省會迪化卻設立了美國領事館。其經過內幕是這樣的：１９４２年６月，重慶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了一個《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這年下半年，美國將一批軍火運到德黑蘭，經過蘇聯境內的中亞細亞進入新疆，再運進內地。這批軍火是由一個美國少校率領一個車隊運來的，這是美國人第一次成批地到新疆和在新疆活動的開始。 １９４３年（確切日期，我不清楚），美國駐重慶的大使高斯以蘇聯對新疆有領土野心，企圖把新疆變成為第二個外蒙古為借口，要求在新疆省會設立美國領事館，以便“看住蘇聯”。這個要求對蔣介石反蘇反共的政策顯然是有利的，他自然滿口答應。于是，在沒有一個美國僑民的新疆，就設立起美國領事館來了。 這個美國領事館的第一任領事是克拉布（Ｃｌｕｂｂ），原在海參崴工作，是一個研究中蘇問題的專家。第二任領事為華德（ＲｏｂｅｎｔＳｐｅｎｓｅｒＷａｒｄ），原任美國國務院政治計劃委員會副執行秘書。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到任，于１９４６年冬去職。第三任領事為包懋勛（Ｐａｘｔｏｎ，包懋勛系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原在中東伊朗等國工作，于１９４６年冬調來新疆任領事，到１９４９年新疆快解放前的一個多月才離開。包懋勛離開迪化后，其職務交領事館秘書馬克南（Ｍａｃｋｅｎｎａｎ）代理。此人是１９４７年７月到迪化的，在新疆臨解放的頭幾天，他把美國領事館房屋、器具等托英國駐迪化領事福克斯代管，自己帶著一個白俄，乘著吉普車跑到奇臺烏斯滿處進行陰謀活動后，乘車經柴達木盆地前往西藏，在行抵西藏邊境的時候被西藏邊防部隊擊斃，隨同他去的那個白俄也負了重傷。這樣，美國在新疆的活動也就從此結束。 克拉布我沒有見過，他的情形我不清楚。華德和包懋勛兩人，我和他們接觸較多，下面是我對他們兩人所了解的一 些情況。 １９４４年華德到新疆后不久，當年１１月就爆發了伊犁事變，蔣介石派去鎮壓的一個師幾乎完全被殲滅。當時我在迪化擔任中央軍校第九分校主任。因為過去我在滇緬邊境對日軍作戰時，曾和許多美國人在一起工作過，美國政府還贈過我一枚自由勛章，所以我很快就和華德成了朋友，有過多次談話，對于他的思想和作風也比較了解。 華德的政治觀點大體如下： １．他認為戰后美蘇間應該進行全面合作，不應該互相猜疑。如果彼此擴充軍備，進行另一次大戰的準備，對人類將是很大的災難。 ２．他也強調應給予殖民地民族以獨立，但他所理解的民族獨立是美國給予菲律賓那樣的獨立。他在１９４６年７月４日舉行的慶祝美國國慶的招待會上發表的演說，主要內容就是極力宣揚美國在這一天給菲律賓以獨立的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 ３．他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通過政治協商會議共同制定的和平建國綱領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兩黨應該根據綱領的原則處理各項問題，絕不應訴諸武力。當１９４６年七八月間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各解放區時，他仍然希望馬歇爾的調停能獲得成功。 ４．他談到新疆問題時，認為中國歷代統治者對待新疆少數民族的政策，完全是以征服者自居，實行殖民地統治，以致引起各少數民族的極大反感。解決的方法，必須做到民族平等，并幫助他們發展經濟文化。我問他伊犁事變是否有國際背景時，他說：“這很難說，外面有種種傳說，說俄國人如何如何地幫助他們，但沒有充分的事實根據。” 當１９４６年６月間張治中和伊方代表阿合買提江等達成協議，行將改組新疆省政府時，他十分高興，曾對我說：“這將是新疆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同年７月，我以西北行轅參謀長的身份，銜張治中（張那時是西北行轅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之命，前往南疆視察，到過焉耆、庫車、阿克蘇、喀什、莎車、和田等地。他對我此行非常關心，當我于８月下旬回到迪化后，他特來看我，向我征詢南疆之行的感想。 從上述幾點看來，華德是美國羅斯福對外對內政策的一 個竭誠擁護者。他在新疆的一年多里，和蘇聯領事館人員處得相當好。他有病時，都是請蘇領事館的醫生診治的。他在新疆并未積極活動，領事館里只有在迪化雇用的一個職員和幾名工友。他對于朱紹良和吳忠信在新疆的統治，常流露不滿。當時駐在迪化的國民黨情報機關，曾懷疑他是共產黨的同路人。１９４６年冬，華德患腸結癥，情況嚴重，當即由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派人護送，乘蘇聯飛機到哈薩克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治療，據聞曾由莫斯科派來兩名外科醫生到阿拉木圖為他施行手術。他病愈回到迪化后，曾把他到阿拉木圖治療的經過以及受到蘇方很好照顧的情形，給美國國務院寫了一個報告。不料，這個報告去了沒有多久，華德就被調職了，而且聽說他以后被美國國務院整肅了。又１９４６年冬鄭介民（當時任國防部保密局局長）對我說過：“華德在新疆的言行，我曾告訴過司徒雷登大使。”這樣看來，華德之被調離新疆，可能和保密局（即原來的軍統局）的活動也有關系。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我由行轅參謀長調任新疆警備總司令，就職后不久，美國國務院派來接替華德的新任領事包懋勛就來到了。 包懋勛這個人，是美國多年培養起來從事間諜活動的能手。他曾在我國當過某教會的傳教士，會說些半吊子的中國話，對中國的社會情形有相當了解。他的政治見解是：“美國至上”、“美國第一”，處處宣揚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夸耀美國的財富和強大，對共產主義運動是反對的，對蘇聯是仇視的。 包懋勛接任領事后，逐步擴充人員，積極開展工作。除了他的妻子擔任機密文件及密電碼的保管和譯電工作外，領事館還增設有副領事、秘書等職。先后任過副領事的，有馬丁（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４７年）、迪爾克遜（Ｄｉｅｒｋｓｅｎ，１９４８年）；任過秘書的，有博恩頓（Ｂｏｙｎｔｏｎ）、馬克南（Ｍａｃｋｅｎｎａｎ）。先后來過的信使有克拉克（Ｃｌａｒｋ）、凱斯勒（Ｋｅｓｓｌｅｒ）、包奇朗（Ｂｏｕｒｇｅｒｏｎ）、凱德（Ｋｉｄｄｅｒ）等人。他還在迪化雇用了俄文和維吾爾文的翻譯人員。他又要求我的一個英文秘書鄺宇彰（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每天去他的領事館作半天的英文翻譯工作。１９４７年南京美國大使館用專機給領事館送來一架超短波的無線電臺，裝設在領事館的一間辦公室里。這部電臺高達二三公尺，據聞可與華盛頓直接通報，由一個美國人擔任保管、修理和收發電報。 自１９４７年初到１９４９年７月，包懋勛離開新疆時為止，他的重要活動約有下列幾個方面：１．多方搜集有關蘇聯的材料：這是美國國務院給他的主要任務，而尤為重要的，則是偵察蘇聯是否有了原子彈——這是美國當時最為注意的中心問題。包懋勛到迪化后，第二 次和我見面時（第一次是一種禮節性的拜訪）就談起這個問題。他問我有沒有關于這方面的消息，是否聽到過蘇聯境內發生過巨大的爆炸聲音。我說：“沒有，只是聽說蘇聯在新疆阿山地區，用幾十輛汽車晝夜不停地運輸在當地開采出來的礦產。”包懋勛又問：“這些礦是不是鈾礦？”我說：“只聽說在盛世才統治時期曾和蘇聯訂有合同，在阿山的富蘊縣開采鎢礦，是不是有鈾礦還不大清楚。”他對于每一個從蘇聯境內來到迪化的旅客（除蘇聯人外），總要多方設法向他們了解情況，尤其是關于原子爆炸的情況。 他對于新疆境內有多少蘇聯人，從事一些什么活動，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區是否駐有蘇聯軍隊，蘇聯在這三區開采一些什么礦產，由蘇聯開采的烏蘇獨山子油礦的產量有多少，蘊藏量大不大，等等，都進行了詳細的調查。他對于蘇領事館吸收新疆人加入蘇聯籍一事特別注意，曾就此事向我詢問過兩次，并向迪化市的警察局探問過。 ２．搜集有關新疆地方的資料：關于新疆各少數民族的分布情況和宗教信仰，新疆的礦產及農產品，新疆境內交通及通往蘇聯、阿富汗、克什米爾、青海、西藏等處的交通狀況，各地區少數民族的領袖人物和他們的政治傾向，各地區社會團體的負責人及其政治傾向等等，領事館也多方搜集這些資料。 ３．積極拉攏各少數民族的上層人物：他們所要拉攏的都是一些反蘇反共的上層人物；凡屬同蘇方親近或者主張親蘇的人，他都采取審慎和屏棄的態度。包懋勛所拉攏的，主要有以下一些人：維吾爾族的麥斯武德（曾任過新疆監察使、新疆省政府主席）、穆罕默德?伊敏（曾任新疆省政府建設廳長）、艾沙（曾任新疆省政府秘書長）、色以提（南疆阿克蘇的大阿訇）、堯樂博斯（哈密區行政專員）以及迪化維族中的大阿訇等人；哈薩克族的賈尼木汗（曾任新疆省政府財政廳長）、哈德萬（艾林郡王之妻，當時任迪化行政區專員）、薩力士（曾任新疆省政府副秘書長）、烏斯滿（曾任阿山區行政專員）等人；回族中的馬良駿（回族的大阿訇，曾任新疆省監察使）、白文昱（曾任新疆省政府財政廳副廳長）等人；蒙古族的烏靜彬（漢人，焉耆蒙族部落首領之妻）、喬嘉甫（原為塔城區蒙族的女王）等人。他拉攏這些人的目的，一方面是向這些人宣傳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有、最民主的國家，爭取這些人在政治上傾向美國，投靠美國；一方面向這些人了解情況，經常約一些人到領事館喝茶或吃飯，向他們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借以探悉各少數民族的內部情形。 ４．和官方保持密切聯系，并進行滲透：這里所指的官方，主要是指當時在新疆的西北行轅迪化辦公廳、新疆警備總司令部、國民黨新疆省黨部、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新疆外交特派員公署等機構。這些機構的官方人士，基本上都是從內地去的漢人，而且除了極其個別的外，都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在政治上傾向于美國的。雖然當時在新疆標榜著所謂親蘇政策，但包懋勛到迪化后不久，就看出這種政策是行不通的。大約是在１９４７年四五月間，我曾問他對于親蘇政策的意見，他笑而不答。我又說：“我是請你以私人朋友的關系談談你的看法，不是要你作為外交官代表美國政府的意見說話。”這樣，他才說出了他的看法。他說：“據我了解，貴國政府２０年來和俄國的關系一直是不怎樣友好的，一個地方政府能脫離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嗎？如果中央行的是一套，地方行的又是一套，而這個地方政權又和中央的關系是密切的，這怎能使對方相信呢？盛世才曾有過一個時期和俄國人合作，但盛世才那時的政權是完全脫離了中央，形成獨立割據的局面，現在能這樣做嗎？所以，依我看來，這項政策恐怕不易行得通。”他說的這段話，當然有他的用意，但確也道破了新疆當局所謂親蘇政策的實質。 包懋勛懂得在新疆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同南京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他們雖然標榜親蘇，但是對美國人絕不會有所歧視。所以他常約上述這些機關的高級人員去領事館吃飯、喝茶，借以探聽情況；有時他甚至事先不用電話通知，就一直跑到機關問情況。那時正值新疆多事之秋，我們基于利害關系，遇有重要消息也隨時告訴他。在這方面，我和他的聯系較為密切。自１９４７年６月北塔山事件發生后，我經常將前方來的消息抄送給美領事館；尤以蘇聯飛機協助蒙古軍隊作戰，轟炸北塔山我守軍陣地一事，我認為很嚴重，一得到這個消息，立即打電話約包懋勛到我的辦公室，把這個情況告訴他。 他把這個情況立即電告了美國國務院。當時有些美國記者曾向美國國務院詢問這一事件的情況，國務院的發言人答復說：“我們駐在新疆的外交人員曾從當地軍方獲得北塔山事件的第一手資料。” 包懋勛并不以我們隨時向他提供重要消息為滿足，他還要千方百計地從我們的機關里收買干部，進行滲透。下面是幾個例子：我的英文秘書鄺宇彰，每天在美國領事館工作半天，包懋勛除了每月給他５０元美金之外，又對他進行誘惑欺騙。說過幾年后，將負責設法送他去美國免費留學，條件是要鄺宇彰在西北行轅迪化辦公廳和新疆警備總部為他刺探消息，搜集資料。鄺宇彰受包懋勛的誘騙，就替他搞情報活動，但很快就被我發覺了。我曾警告他說，這樣做是犯法的。 外交特派員公署的一個樓科長，也被包懋勛收買，經常把公署和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在外交上的有關文件交給美國領事館，隨后也被發覺了。 此外，在迪化的基督教徒約有１００多人，絕大部分是漢人。包懋勛夫婦常到教堂去參加做禮拜，并捐一些錢幫助辦慈善事業，對這些教徒進行拉攏。 在我離開新疆后，聽說包懋勛還派馬克南到奇臺去見過烏斯滿，而馬克南于１９４９年新疆快解放之前，又特地繞道到奇臺和烏斯滿會面。１９５０年烏斯滿、賈尼木汗、堯樂博斯等人在新疆的叛亂，不能說和美國領事館的陰謀活動沒有關系。 １９４５年有一位美國少校馬克寧（Ｍａｃｋｅｎｉｎ）帶著幾個美國士兵，在新疆設了一個氣象觀測站。我沒有和他們見過面，究竟他們干過些什么，我不清楚。到１９４６年，這些人都離開了。 １９４８年春（大約是三四月間），國防部第二廳廳長侯騰陪同美國大使館武官蘇洛（英文名字記不明確）準將，乘一架美國制的Ｂ２４式轟炸機，飛到迪化。當時張治中不在新疆，在迪化行轅辦公廳負責的是劉孟純，我和劉對于他們的來臨都感到突然，因事先并未接到任何通知。此事曾引起蘇聯領事館方面很大的注意。他們下機后，就向我們說明蘇洛準將是來新疆旅行的。我和劉孟純聯名設宴招待了他們，我還陪同他們到頭屯河（離迪化四十公里，原系一個小型的煉鋼廠，以后停辦了）的一個騎兵部隊和在迪化附近的第九分校參觀過。 在他們來到迪化的第二天晚上，我和蘇洛、侯騰有過二三小時的談話，并由侯騰任翻譯。談話內容頗為廣泛，我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蘇洛準將曾向我詢問了下列幾個問題：１．他問伊、塔、阿三區的武裝力量有多少，我告訴他大約有３萬人。他問步兵多還是騎兵多，我說沒有確實的資料，依據情況判斷，騎兵可能多于步兵。 ２．他問駐在新疆國民黨軍隊的兵力有多少，部隊的裝備情況和彈藥的儲備是否充足，補給和運輸的情形如何，我沒有列舉詳細數字，只是概略地答復了他。 ３．他問在新疆境內有幾個飛機場，第一個機場的跑道有多長，是否每一個機場都貯存有供應飛機使用的汽油，我也概略地告訴了他。 ４．他問伊犁方面是否會向我們發動新的進攻，如果他們進攻的話，我們能否擊敗他們？我說：“現在還看不出他們有向我們進攻的跡象，如果只是伊方那點力量，我們是有把握擊敗他們的，但如有其他國家的軍隊參加，那就很難說了。在這一帶地區的這些民族、語言、文字、宗教、習慣等大體相同，他們只要把服裝一換，就很難辨別了。” 他們在迪化住了兩天，除參觀外，還游覽了市郊的風景區，并買了本地出產的地毯、絨帽等，第三天早上就走了。 同年８月，我到南京和侯騰見面時，問蘇洛準將春天去新疆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侯騰告訴我，他的主要目的是偵察由蘭州到新疆的航空線路，所以當時除蘇洛武官外，還有幾個關于航空、氣象等的技術人員同去。 １９４８年４月間（也可能是５月上旬），美國大使館副武官艾克瓦爾（Ｅｋｖａｌｅ）由蘭州乘吉普車來到迪化。他的父親聽說曾在中國當傳教士多年，他生于甘肅某地，會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他到迪化時，正好烏斯滿也來到了迪化，包懋勛偕同艾克瓦爾來看我，要求和烏斯滿會面，我答應了。第二天就約烏斯滿和艾克瓦爾到我在迪化東門外的住所會見，我亦在座，翻譯的有本部會說哈薩克話的蔣科長和英文秘書鄺宇彰。艾克瓦爾先對烏斯滿恭維一番，然后向他提出下列三個問題：１．當１９４４年伊犁事變發生時，是否有蘇聯的軍隊參加？ 烏斯滿說：“我是在阿山地區起義驅逐盛世才的人，對于當時伊犁方面作戰情形，我不清楚，是不是有蘇聯軍隊參加，不能肯定。但據我所知，紅軍第八團（即駐在哈密的蘇軍）從新疆撤走后，一直留駐在中蘇邊境上，要來是很方便的。在伊犁方面參加暴動的好些領導人，都加入了蘇聯籍，伊犁的蘇聯領事館在當地很有權勢，這是我很清楚的。” ２．蘇聯在阿山地區開采一些什么礦產？分幾個地方開采？ 每個地方有多少工人？蘇聯的技術人員如工程師等有多少人？ 有些什么樣的機器？開采出來的礦產物的形狀、顏色？有多少汽車運輸這些礦產等等。艾克瓦爾對這些問題，問得非常仔細，當某個問題答復得不夠明確時，往往重復問幾遍。當烏斯滿答一段時，他就用筆記錄下來，而且記得很詳細，單是這一個問題，幾乎整整花了兩個小時。 ３．在中亞細亞地區是否發出過巨大的爆炸聲？烏斯滿說，他自己沒有聽見過，也沒有聽旁人說過。 談話結束后，艾克瓦爾對烏斯滿表示感謝，臨行時又對我說，他對這次談話感到滿意，并對我致謝意。 過了一天，包懋勛來找我說，艾克瓦爾想到北塔山去看看，問我能否同意。我答應了，第二天派了司令部的一個少校參謀陪他一道去北塔山。艾克瓦爾是自己駕吉普車去的，他在北塔山守軍的騎兵團長那里住了一晚，曾登上北塔山山頂了望北邊的形勢。他同在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堅守陣地擊退蒙古軍進攻的馬希珍連長會了面，并向他了解當時作戰的詳細情形除了美國軍官來新疆活動外，不少美國記者也曾來過新疆。《洛杉磯時報》（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Ｔｉｍｅｓ）記者法拉克（ＷａｌｄｏＤｉａｋｅ）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到迪化，主要是想了解伊犁事變的背景。我沒有和他見過面，因為我那時不在迪化。 《生活》和《時代》雜志女記者史迪芬（ＢａｉｂａｒａＳｔｅｐｈｅｎｓ）于１９４７年初到迪化住了幾個星期后，去南疆的焉耆、庫車、阿克蘇、喀什等地旅行了約兩個月。大約在同年四五月間，她由迪化搭乘一架國民黨空軍Ｃ４７運輸機前往蘭州，在酒泉附近飛機失事喪命，全機共２０余人均罹難，內中還有一位畫家韓樂然。 史迪芬女士是一個具有進步思想的作家，為人爽朗誠摯，生活樸素。我和她曾見面三四次。她從南疆回到迪化后，曾來看我，和我作了一次兩個多鐘頭的談話，由新疆省銀行總經理羅志枚擔任翻譯。她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這次談活的內容記不完全了，但有一段在我的回憶中還是很清楚的。下面是她這段話的大意：１０８第四篇文獻史料史迪芬說：“我沒有到南疆去以前，在迪化逗留期間，和你們當中的好些負責人談過話，也和在這里的我們美國人討論過，大家都說新疆問題是民族問題，又是外交問題。當然不能說這個看法不對。但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有的說只要實行親蘇政策，只要實行民族平等的政策，問題就解決了。依我看，恐怕不這樣簡單。我在南疆旅行了兩個月，在新疆人口最多的喀什、阿克蘇兩地呆的時間較久。我深入社會的基層進行調查，同許多勞苦人民在一起過了好些日子，才了解他們所渴望的并不是民族獨立或民族的高度自治；他們也并不是如外面所宣傳的那樣仇視漢人，只是由于受宣傳煽動的影響，造成對漢人仇視的心理而已。當然他們更談不上要同哪個國家親善和同哪個國家不親善的問題。他們所最關心的是如何能使他們那種貧窮痛苦的生活得到改善的問題，那怕只是稍許的改善也會感到滿意。”她列舉了好些她親自看到的當地人民生活貧困的具體事例。她說：許多人吃不飽，更不必談什么營養的話，許多人穿得很破爛，住的地方骯臟污濁；好多兒童沒有衣服穿，絕大部分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婦女在社會上毫無地位，出門不帶面紗就會遭到阿訇們鞭子的抽打；在人口那樣稠密的地區，幾乎沒有一點現代化的醫療設備……等等。然后她又說：“地方上封建勢力很大，那些阿訇們作威作福，為所欲為。像這樣，縱然把漢人的官吏全部撤換趕走，仍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她所說的這一大段話，實質上說的是當時新疆的階級矛盾問題。我那時只覺得她說得有道理，但是還不理解她的含義。解放后，經過學習，我懂得了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真理后，回憶起她的話，才理解到她那２０８中國近代史通鑒?解放戰爭些話的深刻意義。現在把她的這段話追述出來，作為對這位美國進步作家的紀念。 美國國際新聞處記者羅伯遜（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美聯社記者麥斯特遜（Ｍａｓｔｅｒｓｏｎ）于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北塔山事件發生后，先后來到迪化采訪關于在北塔山中蒙軍隊沖突的原因和戰況。其時正值由前線送來繳獲蒙軍的作戰命令、旗幟及一門蘇聯制造的小炮等物，我接見了他們，并把這些物件給他們看，他們都拍了照。關于蘇聯飛機協助蒙軍轟炸我北塔山守軍一事，我也根據前線部隊的報告告訴了他們。他們又曾問到這次沖突是否純粹是邊境的爭端。我答復他們說：這是一 個邊界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羅伯遜并獲得我的允許，到北塔山去采訪過。 紐約每日新聞報女記者派克（ＰｅｇｇｙＰａｒｋｅｒ）于１９４７年７月來到迪化，主要也是采訪北塔山方面的消息。我同樣地把所獲得的前線情況告訴了她。她還直接去訪問了蘇聯總領事館，與薩維里耶夫總領事在談話中弄得面紅耳赤。據她說由于她當時提出的問題過于尖銳，薩維里耶夫拒絕回答，以至造成尷尬的局面。 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蘭德（Ｃｈ?Ｒａｎｄ）于１９４７年９月來到迪化，那時正值繼北塔山事件之后的吐魯番暴動發生，伊犁方面參加省政府的人都離開了迪化，局勢相當動蕩。他來見我時，除北塔山問題以外，還談到新疆的整個形勢。 《紐約時報》記者立伯門（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于１９４８年８月來迪化，那時我剛剛離開新疆，沒有見著他。只聽說這個記者的態度很蠻橫，堅持要到伊犁去訪問。當外交特派員公署拒３０８第四篇文獻史料絕他的要求時，他竟然咆哮地質問：“伊犁是不是你們中國的地方？為什么不能去？”經向他多方解釋才作罷。 《芝加哥日報》記者巴納特（Ｂａｒｎｅｔｔ）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到迪化，那時我已不在迪化，他的活動情形我不清楚。 除了以上所述的美國記者之外，還有英國的《泰晤士報》記者莫里遜（Ｍｏｒｒｉｓｏｎ）曾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到迪化訪問，我沒有和他見過面。法新社記者沙瓦萊力（Ｊ?Ｓａｌｖａｒｅｌｌｉ）于１９４７年９月由曾任過國民黨宣傳部長的彭學沛陪同來到迪化，主要也是采訪北塔山事件的消息，并曾經到北塔山去過，拍攝過好些電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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