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說外圍論
一、
社會論
2、評《宋元話本》中市民意識的兩重性
當西方文學還在中世紀黑暗的籠罩下，反復詠唱著神權、帝王、騎士、貴婦時，我國封建經濟高度發展的宋代已別開生面地興起了用白話寫成的以"市井細民"為主角的文學樣式--話本小說。它的最初出現，至少比法國《列那狐故事詩》等城市文學早半個世紀；更先于但丁的《神曲》、薄伽丘《十日談》兩三百年；與日本的平民大眾小說"御伽草子"相比，則幾乎早了六百年。它的誕生，意味著在最古老的封建土壤上形成了新的民主思想萌芽。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凡中外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家、作品都鮮明地反映了當代自己那個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激烈的新舊之爭。作為一定社會在人們頭腦中反映的產物的文學作品，相應地呈現出時代的復雜色彩，不自覺地成為明暗雜揉、瑕瑜互見的矛盾體，這是不奇怪的。但丁站在歷史的分界線上，《十日談》為歐洲近代小說開端，《浮士德》總結了封建文學，"御伽草子"表明平民登上了貴族世襲的"物語"領地，托爾斯泰成為"俄國革命的鏡子"，都是因為它們的時代、世界觀、作品中"有著沒有成為過去而是屬于未來的東西"。既使"他們的殿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但是，其自身反封建的光芒是遮掩不住的。他（它）們的著稱于世，在于他們預示著未來的曙光。
十世紀末，趙宋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生產力得到較大發展，商品經濟的活躍使城市日益擴大繁榮起來。聚集在城市的市民階層，一旦壯大，便頑強地要求表現自己，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出身于市民階層、站在市民立場上的小說作者，說話多取材于當時市民的生活，表現他們的理想、愿望。即使說的是前代，或其它階級、階層的故事，也無不與當代市民的喜怒愛憎息息相關。南宋羅燁的《醉翁談錄》中這樣生動記述："說國賊從懷奸從佞，遣愚夫等輩生嗔；說忠臣負屈銜冤，鐵石心腸也須下淚。講鬼怪，令羽士心寒膽戰；論閨怨，遣佳人綠慘紅愁……"從一側面形象地表明了話本小說與市民階層生活和思想意識的血肉聯系。
但是，在政治上，當時的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剝削壓迫有增無減。在意識形態方面，除了有一千多年儒家正統思想的枷鎖，有與中國傳統倫理合流的佛教"鴉片"外，更有根據宋代統治集團的需要來闡述儒家思想的程朱理學的新的鐐銬。凡此種種嚴密的思想統治，使新興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不可避免地雜揉著兩種互相聯系又互相排斥的矛盾傾向。一方面，經濟地位的低下使他們萌發思變的愿望；政治制度的不合理導致他們對理想的追求；封建禮教的束縛加劇了他們對自由的向往；宗教迷信的勸世使他們渴望個性解放。而另一方面，與封建經濟的密切聯系又生成了他們的依賴性；政治法權的威壓使他們妥協動搖；封建道德的貌似公允讓他們常懷著負罪感；他們的痛苦只能在讖緯迷信中暫時緩解。
從流傳至今的為數不多的宋元話本篇目可以看出：小說話本的主題以表現愛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最多。在題材選擇上我們不難發現：市民民主思想的萌芽是選擇了封建統治階級忌諱最甚但鞭長莫及的領域最先突破的。這在當時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同時，又一定程度地表露出市民階層把個人幸福、個人利益看得至高無上的狹隘性。話本小說的作者和話本中人物形象身上的雙重意識和雙重性格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
(1)借助神意的外衣，肯定人的感情的價值。
表現出人道主義傾向與封迷信色彩之間的矛盾種種維護封建制度的倫理、宗教，實質上都宣揚"天道不變，死生有命"的唯心主義世界觀，要人們甘心忍受現實的苦難，做俯首貼耳的羔羊。而人有沒有享受現世幸福的權利？有沒有爭取到幸福的可能？宋元話本在小說的領域里首先提出了疑問。《勘皮靴單證二郎神》深刻揭露了封建社會中婦女的不幸命運。宋徽宗后宮的普通妃嬪韓夫人，因不堪忍受禁閉式的生活，在明媚的春光里奄奄成病。只一偶然的機會，她見到了木雕泥塑的二郎神，竟會生出一段愛慕之情。結果，讓壞人鉆了空子。韓夫人所以上當受騙，只因為她極少有機會與男性接觸，正常的情感得不到伸發。而皇帝后宮里卻籠禁著三千這樣的婦女。《志誠張主管》里給領軍統帥王招宣做妾的小夫人，只為"一句話說得破綻些"說被"情愿白白里把與人"嫁給了"須眉皓白"的胭脂絨線鋪老板張員外。出于愛惜青春和對買賣婚姻的不滿，她主動去追求店里青年伙計張勝并私贈錢物與他。但終因處處越軌，愿望不遂，被迫自殺。對于韓夫人、小夫人的可悲遭遇，作者的態度基本上是同情、不平的。客觀上控訴了封建制度扼殺人性的罪行。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一方面有統治階級公開合法的淫亂，作為封建婚姻的補充，另一方面又有板著面孔的孔孟之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張生彩鸞燈傳》中的劉素香、張舜美無媒自合，在一個燈宵之夜相愛。舜美愧己在窮途，無纖毫奉報。素香卻說："我愛子胸中錦繡，非圖你囊中金珠。"情愿與舜美私奔。他倆感情深沉、專一，與"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的儒家倫理，"與"滅人欲而存天理"的程朱理學完全背道而馳，也說明了愛情并不象佛教所宣傳的那樣是一種罪惡，而是一種可以啟發人的智慧、鼓舞人去爭取幸福的可貴情感。《玉通禪師私紅蓮記》不無諷刺地寫道：臨安府水月寺住持玉通禪師相傳為古佛出世，修行已經五十二年，眼看就要修成正果，卻被一個妓女一番哄騙就破了色戒。這是客觀上向禁欲主義挑戰的一篇作品，寫出了佛門的清規戒律抵擋不住人的正常情感，多少表現了對宗教藩籬的沖擊。
可惜，在宋元話本中，對封建禁錮的宣戰，缺少一種理直氣壯的氣勢。揭和尚的瘡疤是為了宣揚"前世欠宿債，今生轉來還"的因果報應，說明佛法無邊。張舜美的散而復聚則更是神的一手安排。藉著神的幫助和指點，他們才得遂生平意愿。作為意識形態，宗教本來是自然和社會力量以虛幻顛倒的形式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神是創造出來的，"神權"其實又是人的愿望和意志的體現。宋元話本的作者當然不可能有如此清醒的認識。他們不是無神論者，沒有膽量宣布"神"根本不存在。在冥冥中，他們要尋找一個證明自己正義的力量。于是就很自然地借著神靈的光圈，把自己的意愿說成神的旨意。人權和神權本來是矛盾的兩極，而話本作者在宣揚神意不可違時，已經偷偷地把神意篡改成市民階層的人意了。他們的兩重性就在于：自覺地宣傳人對神的迷信，結果卻不自覺地讓"神意"被"人情"牽著鼻子走了。
(2)用悲劇的結尾，來歌頌反抗禮教的戰士。
表現出對統治者必然地反抗與中間階層習慣的妥協之間的矛盾"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教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這四種封建權力幾乎聯系著中國封建時代的一切社會問題。封建家庭是封建社會里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單位，所有的社會問題總是又集中地體現在封建家庭關系上。《快嘴李翠蓮記》中小康人家的女兒李翠蓮敢于在封建家庭的湖面上投下一塊反抗的石頭。她姿容出眾，書史精通，又是干家務活的行家里手。但偏偏"生得有志氣"，能說會道，事事都有自己的主張。封建禮教規定婦女要"三從四德"，只有做家庭奴仆的義務，而李翠蓮在出嫁前后的短短三四天里，卻絲毫不肯逆來順受。她針對禮教的種種不合理約束，放開喉嚨，發泄不滿，事事爭取自決權。頓時，在全家掀起了混亂和騷動的波瀾。公婆、叔嫂、小姑個個指責她。但她寸步不讓。即使被丈夫休了，仍堅信自己行得端，走得正，不悲傷，不后悔。
李翠蓮對封建禮教的反抗，直接沖擊著夫權。《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中的女主角周勝仙對封建門閥觀念的反抗卻與父權（即族權）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她在金明池的茶坊里與青年范二郎相遇，"四目相視，俱各有情，"就機智地假裝和賣水人吵架向范二郎暗示愛慕，這樣的行為已大大超過了禮教的范圍。然而當她要求以正式的方式與范二郎結合時，卻敵不過父權的淫威了。周大郎是個販海商人，屬于上層市民，既看中金錢，又看重門第。他本想通過自己的財富和女兒嫁給大戶人家，擠進封建統治階級的行列，沒想到女兒要下嫁給"高殺也是個開酒店"的范二郎，從根本上妨礙了他的利益。于是，他就蠻橫地利用封建家長的特權，破壞女兒和范二郎的婚事，把女兒活活逼死，還大罵她是"辱門敗戶的小賤人"。周勝仙死后剛剛活轉過來，就又不舍不棄地去尋找范二郎了，直至做了鬼，仍然設法和情人夢中團圓。
《白娘子永鎮雷鋒塔》中的白娘子，在民間傳說中原是一個妖怪形象。由于人民的喜愛和肯定才從一個蛇精發展成具有進步的市民情操的反封建婦女形象的典型。她追求的愛情是自由婚姻。夫妻互敬互愛，完全不同于妖怪的淫欲。婚后，她對許仙既關心照顧，又忠誠忍讓，更說明她是以人的身份建立家庭，并希望與丈夫"百年偕老"的。她的有情有義使許仙和"妖怪"自由結合后竟生活得十分美滿。然而，封建勢力卻不允許他們過下去。道士看出"妖氣"，想畫符鎮白娘婦；李將仕要在肉體上占有她；法海宣傳色即空，兇殘地把她壓在塔下，都是企圖鞏固封建統治的精神基礎--等級觀念。為了保衛自己和許仙的幸福生活，白娘子奮起反抗。直到被收入缽中，仍然不肯自行現出本相，這種堅強不屈的精神相當動人。令人痛心的是：白娘子竟是被自己的丈夫收入缽中的。小店員許仙身上既有小市民善良老實的一面，又有自私膽小的一面。他的一再輕信和對李將仕的容忍都是佐證。盡管白娘子對他那么好，他仍然反恩為仇，表現出動搖的負心漢的面目。這種軟弱顢頇的性格在小市民中頗有代表性。如李翠蓮的父母，見女兒被婆家休了，面子上不好看，便終日埋怨，迫使女兒只好出家。又如范二郎對周勝仙的生死追求根本不能理解，勝仙費盡苦心好容易與他相會，他卻把她當作鬼魅不分青紅皂白地打死了。市民中比較平庸的人物許仙、翠蓮父母、范二郎與市民中優秀分子白娘子、李翠蓮、周勝仙之間的愛與懼、恩與仇的矛盾，本質上是市民的愿望與封建勢力之間的矛盾。許仙等人最后成為敵人的幫兇，從某程度上概括了中間階層的特點：處在被統治者地位，具有必然的反抗性，但反抗極其有限，一旦受到封輿論和封建勢力的重壓，便不擊自敗。正因為他們把自己的妻子、女兒、情人視為異物，而把官紳僧道、封建禮教視為神圣，封建勢力才可能通過他們發生作用。李翠蓮的嘴終于被封住、周勝仙第二次被釘進棺材、白娘子遭到永鎮塔底，這樣正面人物被反面化，反面人物被如法海卻被當作"真僧"的結局也反映了作者的愛憎不甚分明。
(3)寄希望于當政者賢明，以求實現進步的生活理想。
表現了創造新生活的覺悟與安于舊秩序的麻木之間的矛盾宋人話本《碾玉觀音》訴說得是一對男女青年為擺脫奴役、爭取自由和封建強權發生沖突的故事。養娘璩秀秀本是市井勞動女子，工于刺繡。只因做裱褙匠的父母"家寒"，哪討錢來嫁人"，決定了她"只有獻與官員府第"當奴婢的命運。在大官僚咸安郡王府里，她愛上了碾玉匠崔寧，并雙雙逃走，在自家門口掛著"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來"的招牌，過起自由的、獨立的經營的個體生產的生活來。她追求的理想是經濟獨立、婚姻自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本來，咸安郡王已有過等到賣身期滿就把她嫁給崔寧的許諾，而她卻不肯馴順地坐等封建統治者的"恩準"，害愿冒著生命危險去當逃奴。這反映了她對封建人身占有制的不滿，對封建統治者的不信任。盡管這一對青年觸犯了統治者的尊嚴，遭到一再討代，最后只有到另一個世界去做鬼夫妻，但是，他們創造新生活的主動性，卻透露出市民階層要求民主權利的強烈愿望。《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寫的是上層市民大工場主汪信之的"事跡"。作者意在反映汪信之與封建統治階級之間的一場可悲的誤會。然而，卻通過對他"豪俠"的歌頌，客觀上肯定了一種有異于封建領主的生活方式和自信心。首先，汪信之的財勢不是承襲祖業，而是帶著冒險性質的白手起家，依仗的是手工業的興起，商品經濟的發展。他早年只身從家中出走，全部財產只有一把雨傘，一路靠表演武藝，收幾個唱彩錢，才來到有"耕冶可業"的淮慶。他在山上伐木，在廟中安身，糾合無業游民，燒炭冶鐵，出市發賣。后來又開酒坊，辦漁場，變成個大工場和大地主。表現出早期工商業者的創業精神和經營管理才能。他"使所用之人，各有職掌，恩威并著"，"以致湖內漁民、四方窮民，歸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愿出死力。"顯然，他的行為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意義。其二，他不在其位，要謀其政，與封建士大夫的觀念有天壤之別。他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上書極言和議之非，要求率兩淮忠勇為抗戰出力，在民族矛盾危深的年代，表現出了不可多得的英雄氣概，但因用世心切，于無意中得罪惡了小人，招致殺身之禍，從一側面反映了上層市民要求參預政治的積極愿望和必然遭到的悲慘結局。其三，他仗義疏財，在生死關頭犧牲自己，保全朋友和全家。這固然是受封建宗法觀念和江湖義氣的支配，也反映了新興階級的寶貴品質。其四，他的膽略、計謀也反映了大工商業者的特殊傾向。他獨霸鄉里，拉擾官吏，打擊勁敵，手法狡猾冷酷。發起暴動時搞得驚天動地，在天荒湖巧設迷魂陣，儼然是一個出色的軍事家。凡此，都描繪出一個豪強、機智的人物形象。
汪信之難道存心要與官府為敵嗎？絕不。他在原料、商品、賦稅方面可能與統治者有矛盾，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是不會造反的。因為，他和話本作者一樣，是確信"皇家雨露寬"的。這篇話本的入話寫了兩個與正文截然相反的例子。一個是造得好鮮羹的宋五嫂，得到太上皇的好評，遂成巨富。一個是太學生于國寶，以詞受知太上皇，被欽賜翰林待詔。作者因此認為，在南宋承平時，受到皇家恩澤的百姓不知有多少。象汪信之這樣被小人誣陷激成大禍，乃是命也，時也，不能把帳記在當政者頭上。這種明君清官的幻想很有代表性。如璩秀秀受盡咸安郡王的迫害，卻不敢找郡王算帳，只把罪過推到郭排軍的"閉嗑牙"上，認為只要懲罰了郭排軍，避開郡王的烈火性，便萬事皆休。事實上，"為要觸犯當時的社會制度，就必須從制度身上剝去那一層神圣的外衣。"可是作者和他筆下的汪信之等人恨的只是"畏懦刻薄，專一阿奉宰相"的奸臣劉光祖和二程，所以，汪信之謀反后，又會自首伏法；而新天子即位后，又會大赦天下，讓汪信之的兒子汪世雄合家團圓，祖業盡復，這種百姓忠君，天子明察的幻想，正是市民意識兩重性的又一表現。
(4)做著追求功名財富的夢，又恪守俠義、善良的道德準則。
表現了勞動人民進步的道德觀與小生產者落后的私有觀念之間的矛盾一定的社會心理是人們對社會生活的一種經驗的反映。當整個社會存在著"交道奸如鬼"的惡劣風氣時，受剝削壓迫的下層人民，必然會出現對新道德的新期望。《萬秀娘仇報山亭兒》歌頌了俠肝義膽、反抗強暴的行為。茶坊主的女兒萬秀娘被強徒擄掠，落入虎口，后又被強徒苗忠騙賣給他人。偷兒尹宗"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為了救秀娘逃跑，他險些被人用槍戳死，回到家，又挨了不明真象的老娘三、四拐杖。秀娘為感激尹宗的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許。尹宗卻以義自恃，始終以哥妹相待。最后終于犧牲了自家性命。一個偷兒，有這樣高尚的行為，不是偶然的。他的義舉是建立在與秀娘有同樣的悲苦命運，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情基礎上。所以與封建統治階級所提倡的愚忠、愚孝、愚義、愚信有一定的區別。而秀娘涇渭分明，知恩報恩，智報家仇，也受到作者的肯定。點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是許多下層市民所遵循的信條。《金明池吳清逢愛愛》中酒店女兒愛愛是又一個好例。一年清明節，吳員外的獨生子吳清慕名來到盧愛愛的酒店與之歡會，不料被愛愛父母沖散。愛愛相思而死，香魂不散，竟跟隨吳清做了一百二十天夫妻。吳老員外得知后如臨大敵，急忙求救于道士，阻塞這"邪鬼"。吳清也聽信讒言，欲殺愛愛。善良的愛愛并未因吳清反目就懷恨在心，反而是為吳清治好了病，救他脫出囹圄。并且為他安排了一個錦繡前程：讓他得以與曾在金明池上邂逅、十分愛慕、無緣接近的褚愛愛結成夫妻。懷著深重的情意犧牲自己成全他人，這種行為時常發生在市民階層的人身上。
市民階層的道德準則是他們低下的政治、經濟地位的折光。市民階層在道義上肯定俠義善良，但是囿于私有觀念，又無不歆羨榮華富貴，甚至欣賞剝削階級的生活方式和投機取巧的手段，表現出不遺余力追求發跡變泰的一面。這在上層市民中尤為突出。萬秀娘的父親萬三官人為了發財致富，刻薄至極。他發現自幼在茶坊的傭工陶鐵僧，背著主人拿了五十錢，就在發雷霆："你一日只做偷我五十錢，十日五百，一個月是一貫五，一年十八貫，十五年來，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貫錢……"，不但趕走了陶鐵僧，還招呼襄陽府所有的茶坊都不用他。致使陶鐵僧無處生活，鋌而走險，當了強盜。這是個公開的反面人物。
最集中描寫小市民渴望發跡變泰的是以歷史人物為題材的《史弘肇龍虎君臣會》。開笛藝人劉詔亮替東岳神開龍材笛，有機會獲悉史弘肇將來一定會發跡變泰，就千方百計巴結他，一心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他。有詩為證："結交須結英與豪，勸君莫結兒女曹，英豪際會皆有用，兒女柔脆空煩勞。"作者通過劉詔亮的攀龍附鳳宣揚了一種實用主義的交友原則，告訴人們，交朋友要瞅準目標。倘若是能夠發跡變泰的人，哪怕再陰損缺德，也不要怠慢。因為他們終是英豪，一旦得道，自己也可隨之升天。而沒有福態的人，哪怕再柔情似水，也不必費神周旋，否則只會竹籃打水一場空。在這里感情已成為盈利的商品，是赤裸裸的市儈哲學。
宋元話本記載了市民階層對封建制度的叛逆，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淫虐和殘暴。其中優秀的篇目，至今還能感動和激發我們對人民、對祖國、對美好品質的熱愛，對剝削階級腐朽意識的仇恨。但是，它畢竟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不可避免地蒙著一層封建思想的灰塵。市民階層的民主愿望再進步，也擺脫不了歷史的規定，反抗意識再強烈，也突不破階級的局限；社會理想再崇高，也越不出自身經濟利益的范圍。肩負宋元學使命的人們，頭腦中通向未來的路為什么會受到偏見的封鎖？究其原因，除了他們長期接受封建思想的熏陶，不可能有徹底的反封建覺悟外，直接的社會原因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矛盾。市民群眾被封建統治者掠奪屠殺遠不及廣大農民之甚。因此，他們的反抗也大遜于反封建反壓迫的主力軍--農民，從未達到明火執仗，揭竿而起的地步。其次，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市民階層始終沒有形成一個階級，他們的意識終究不是社會的主導思想。他們或來自農民；或是應仕未達的窮儒生；或從統治階級中落魄而來。因而象一盤散沙，力量脆弱，根據各自經濟地位的高低，對封建統治階級或依附或反對，且表現為種種不同程度。加上小生產者狹隘的眼界和利益，也注定了他們必然是自私、保守、怯懦的。
按照唯物辯證法否定之否定的規律，任何事物自身都包含著它的否定方面。市民意識的幼芽是在板結厚硬的封建土壤中孕育出來的。它的頑強生命力給人以啟示：任何一種古典文學樣式自身的發展，很大程度要受其民主性因素的支配。宋元話本深深扎根在人民群眾之中，開了通俗易曉的白話小說形式的先河；破天荒地把勞動群眾當作正面歌頌的對象引進藝術殿堂，表明文藝走向了為更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歷史道路。它的出現為后世涌現出一批充滿民主活力和藝術光彩的優秀作品開了一個泉眼。帶動了明后期短篇小說創作的繁榮；直接影響著《水滸》的成書；啟發了《金瓶梅》和不朽名著《紅樓夢》對家庭題材的描寫。它又為戲劇在題材、表現手法上提供了借鑒，共同形成元明清文學的主流。如果說晚清時期圍繞著文以"載道"或文以"言情"的爭論，其意義相當于歐洲的文藝復興；那么，宋元的小說、戲劇就是中國"文藝復興"的曙光，是封建的載道文學向近代的言情文學過渡的標志。它是宋代理學喧囂中的一聲清鐘，是封建文苑爆發出的第一朵迎春花，是黎明前來到東方天空的啟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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