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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讀了鐘敬文先生的《不廢胸頭一像高》（《中華讀書報·家園》4月5日）一文，實在不能不為他七、八十年如一日的"魯迅情結"所感動。鐘先生為我們后輩學子樹立了一個不計個人恩怨，知人論世，大義為先的光輝典范。
鐘先生說："我從年青時起，就是魯迅的崇敬者……"這是一點不錯的。翻開魯迅1927年初的日記，就會看一多次"鐘敬文來訪"的記載。在第一次訪問后，鐘先生曾寫了一篇《記找魯迅先生》，記下了訪問經過，也記下了魯迅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自己的強烈印象。關于為什么要去訪問，文章這樣說：
這很明白，一方面，想代表廣東青年，對于這位思想界的先驅者，時代的戰士（我覺得他之所以值得我們敬佩，與其說在文藝上，毋寧說在激進的思想和不屈的態度上，至少，我個人是這樣想），表示誠意的歡迎，一方面，瞻仰豐采，以釋數年來傾仰的私懷。
在當時的廣東進步青年中，鐘先生的這個看法和態度，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正是基于對魯迅先生的敬仰，鐘先生在是年五、六月間編成了《魯迅在廣東》一書，七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該書收錄了關于魯迅的訪問記、印象記之類十二篇，魯迅在廣州和香港的講演記錄稿三篇，雜文一篇。這是繼臺靜農先生編《關于魯迅及其著作》（上海北新書局1926年出版）之后的又一本關于魯迅的專集，在魯迅研究史上同樣具有重要價值。
然而，對這本書，魯迅先生卻甚為不滿。他在給北新老板李小峰的信中提出了如下三條要求：
將書中的我的演說，文章等都刪去。
將廣告上的著者的署名（袁按：即"魯迅著"）改正。
將這信在《語絲》上發表。
此外，魯迅還說："看了《魯迅在廣東》，是不足以很知道魯迅之在廣東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幾十頁白紙，才可以稱為'魯迅在廣東'。"
魯迅先生為什么不喜歡鐘先生編的這本書？十五年前，我曾在《曾迅研究史》上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簡單論及，現在有必要稍加補充：
（1）魯迅認為收入書中的他的講演記錄稿皆未經他過目、審閱，很不準確；特別那篇名曰"雜文"的《讀書與革命》，多有出入；
（2）售書廣告上署名"魯迅著"更要不得（但這與編者鐘先生無關）；
（3）魯迅在廣州親歷了"四·一二"、"四·一五"大屠殺，目睹了許多革命青年被殺害，在對這些青年營救無效后，他憤而辭去了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和中文系主任的職務。這深深的感慨與義憤，需要"幾十頁白紙"才可寫盡，現在的《魯迅在廣東》怎能表現呢？
（4）魯迅把鐘敬文當成了顧頡剛的好朋友，而他和顧頡剛則一向不睦。
前三點都不難理解，而第四點卻大大委屈了鐘敬文先生。其實，鐘先生雖與顧頡剛先生相友善，但充其量只是文友，談不到任何不正當關系，更沒有聯手反對魯迅，大可不必"愛屋及烏"，對他編的有關自己的書態度冷淡。何況魯迅、顧頡剛二人的交惡，雖有原則是非，但也夾有不少誤會呢？至于《魯迅在廣東》收入的魯迅的幾篇講演（那篇雜文也是據講演稿整理的）記錄稿，雖有很多不準確處，但并非有意歪曲，應予體諒和指正，未可一概抹煞。至于事先未經魯迅先生本人審閱，是一較大疏漏，但恐怕也與急于出書有關，并無什么惡意。再說，當時魯迅先生于中大辭職后，移居廣州東郊白云樓，閉門謝客，鐘先生想要訪問請教也有困難。總之，鐘先生編輯《魯迅在廣東》功不可沒，魯迅先生是應該予以體諒、肯定的。
難能可貴的是，鐘先生始終不介意魯迅先生對《魯迅在廣東》的不滿和冷淡，他始終把自己當在不斷從魯迅的"言論和行動中得到滋養和啟發的學生"。他不斷撰寫悼念魯迅的詩詞，研究魯迅的論文，1981年魯迅百年誕辰紀念時，他更出版了論文集《關于魯迅的論考與回想》以及譯文《魯迅的印象》。對于魯迅，他有自己長期形成的總體評價：
對于評論像魯迅這樣的文化巨人特別是民族文化斗士，首先--或主要應該看到他那不可企及的地方，看到他對當時乃至于未來的巨大作用……要著眼于他的大處，要處！至其它一些次要的事情，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失誤，那就應該看得輕淡些……不要輕重無別，乃至于輕重倒置。
正因為有這樣一個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總體評價，鐘先生才能夠七、八十年如一日，"不廢胸頭一像高"。這是鐘先生多么令人敬重的"魯迅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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