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二字，說解歧異。漢儒指文字之學為小學。《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yǎng)國子，教之六書、九數。六書著，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而宋人往往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小學。段玉裁深通音訓，幼時讀硃子《小學》，其文集中嘗言：“小學宜興全體，文字僅其一端。灑掃、應對、進退，未嘗不可謂之小學。”案《大戴禮·保傅篇》：“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jié)焉；束發(fā)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jié)焉。”小藝即《詩》、《書》、《禮》、《樂》，大節(jié)乃大學之道也。由是言之，小學固宜該小藝、小節(jié)而稱之。
保氏所教六書，即文字之學。九數則《漢書·律歷志》所云：“數者，一十百千萬是也。”學習書數，宜于髫齔；至于射御，非體力稍強不能習。故《內則》言：“十歲學書計，成童學射御。”《漢書·食貨志》言：“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內則》亦言六歲教之數與方名，鄭注以東西釋方名，蓋即地理學與文字學矣。而蘇林之注《漢書》，謂方名者四方之名，此殊不足為訓。童蒙稚呆，豈有不教本國文字，而反先學外國文字哉？故師古以臣瓚之說為是也。
漢人所謂六藝，與《周禮·保氏》不同。漢儒以六經為六藝，《保氏》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六藝。六經者，大藝也；禮、樂、射、御、書、數者，小藝也。語似分歧，實無二致。古人先識文字，后究大學之道。后代則垂髫而諷六經；篆籀古文，反以當時罕習，致白首而不能通。蓋字體遞變，后人于真楷中認點畫，自不暇再修舊文也。
是正文字之小學，括形聲義三者而其義始全。古代撰次文字之書，于周為《史籀篇》，秦漢為《倉頡篇》，后復有《急就章》出。童蒙所課，弗外乎此。周興嗣之《千字文》，《隋書·經籍志》入小學類。古人對于文字，形聲義三者，同一重視。宋人讀音尚正，義亦不敢妄談。明以后則不然。清初講小學者，止知形而不知聲義，偏而不全，不過為篆刻用耳。迨乾嘉諸儒，始究心音讀訓詁，但又誤以《說文》、《爾雅》為一類。段氏玉裁詆《漢志》入《爾雅》于《孝經》類，入《倉頡篇》于小學類，謂分類不當。殊不知字書有字必錄，周秦之《史》、《倉》，后來之《說文》，無一不然。至《爾雅》乃運用文字之學。《爾雅》功用在解釋經典，經典所無之字，《爾雅》自亦不具。是故字書為體，《爾雅》為用。譬之算術，凡可計數，無一不包。測天步歷，特運用之一途耳。清人混稱天算，其誤與混《爾雅》字書為一者相同。《爾雅》之后，有《方言》，有《廣雅》，皆為訓詁之書，文字亦多不具。故求文字之義，乃當參《爾雅》、《方言》；論音讀，更須參韻書，如此，文字之學乃備。
乾嘉以后，人人知習小學，識字勝于明人。或謂講《說文》即講篆文，此實謬誤。王壬秋主講四川尊經書院，學生持《說文》指字叩音，王謂爾曹喻義已足，何必讀音？王氏不明反語，故為是言。依是言之，《說文》一書，止可以教聾啞學生耳。
今人喜據鐘鼎駁《說文》。此風起于同、光間，至今約六七十年。夫《說文》所錄，古文三百余。古文原不止此，今洛陽出土之三體石經，古文多出《說文》之外。于是詭譎者流，以為求古文于《說文》，不知求之鐘鼎。然鐘鼎刻文，究為何體，始終不能確知。《積古齋鐘鼎款識》釋文，探究來歷，不知所出，于是諉之曰昔人。自清遞推而上，至宋之歐陽修《集古錄》。歐得銅器，不識其文，詢之楊南仲、章友直（楊工篆書，嘉祐石經為楊之手筆；章則當時書學博士也）。楊、章止識《說文》之古文，其他固不識也，歐強之使識，乃不得不妄稱以應之。《集古錄》成，宋人踵起者多，要皆以意測度，難官逭妄斷之譏。須知文學之學，口耳相受，不可間斷。設數百年來，字無人識，后人斷無能識之理。譬如“天地玄黃”，非經先生中授，如此數千年，口耳相受，故能認識。或有難識之字，字書具在。但明反切，即知其音。若未注反切，如何能識之哉？今之學外國文者，必先認識字母，再求拼音，斷無不教而識之理。宋人妄指某形為某字者，不幾如不識字母而誦外國文乎？
宋人、清人，講釋鐘鼎，病根相同，病態(tài)不同。宋人之病，在望氣而知，如觀油畫，但求形似，不問筆畫。清人知其不然，乃皮傅六書，曲為分剖，此則倒果為因，可謂巨謬。夫古人先識字形，繼求字義，后乃據六書以分析之，非先以六書分析，再識字形也。未識字形，先以六書分析，則一字為甲為乙，何所施而不可？不但形聲、會意之字，可以隨意妄然，即象形之字，亦不妨指鹿為馬。蓋象形之字，并不纖悉工似，不過粗具輪廓，或興其一端而已。如■字略象人形之側，其他固不及也。若本不認識，強指為象別形，何不可哉？倒果為因，則甲以為乙，乙以為丙，聚訟紛紛，所得皆妄。如只摹其筆意，賞其姿態(tài)，而闕其所不知，一如歐人觀華劇然，但賞音調，不問字句，此中亦自有樂地，何必為扣槃、捫燭之舉哉！
宋人持望氣而知之態(tài)度以講鐘鼎，清人則強以六書分析之。然則以鐘鼎而駁《說文》，其失不止編閏奪正而已。嘗謂鐘鼎款識，不得闌入小學；若與法貼圖象，并列藝苑，斯為得耳。“四庫書”列入藝術一類，其見精卓。其可勉強歸入小學類者，惟有研究漢碑之書，如洪氏《隸釋》、《隸續(xù)》之類而已。文字之學，宜該形聲義三者。專講《說文》，尚嫌取形遺聲；又何況邈不可知之鐘鼎款識哉！蓋文字之賴以傳者，全在于形。論其根本，實先有義，后有聲，然后有形，緣吾人先有意思，后有語言，最后乃有筆畫也（文字為語言代表，語言為意想之代表）。故不求聲義而專講字形，以資篆刻則可，謂通小學則不可。三者兼明，庶得謂之通小學耳。《說文》以形為主，《爾雅》、《方言》以義為主，《廣韻》之類以聲為主。今人與唐宋人讀音不同，又不得不分別古今。治小學者，既知今音，又宜明了古音。大徐《說文》，常言某字非聲，此不明五代音與古音不同故也。欲治小學，不可不知聲音通轉之理。段注《說文》，每字下有古音在第幾部字樣，此即示人以古今音讀之不同。音理通，而義之轉變乃明。大徐《說文》，每字下注明孫愐反切，此唐宋音，而非漢人聲讀。但由此以窺古音，亦初學之階梯也。要之，形為字之官體，聲義為字之精神，必三者具而文字之學始具。
許君之言曰：“惟初太極，道立于一。”一之為字，屬指事。蓋人類思想，由簡單以至繁復，苦結繩之不足致治，乃有點畫以作識記，則六書次第，以指事居首為最合，指事之次為象形。《說文》之界說曰：“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是也。”“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此皆獨體之文，繼后有形聲、會意，則孳乳而為合體之字。故形聲之界說曰：“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會意之界說曰：“比類合誼，以見指捴，（戈止）信是也。”指事、象形在前，形聲、會意在后，四者具而猶恐不足，則益之以轉注，廣之以假借，如是，則書契之道畢，憲象之理彰。
指事之異于象形者，形象一物，事晐眾物。以二■為例，二■所晐者多，而日月則僅表一物。二■二字，視之察之，可知其在上在下。此指事之最易明白者，故許君舉以為例。
指事之字，除二■外，計數之字，自一至十，古人皆以為指事。但■字從入從八，已屬會意。四字象形，尚非指事，惟籀文作■，確系指事。按：莽布六七八九作■■■■，或為最初之古文，極合于“察而見意”之例。若■兩篆，殊不能“察而見意”也。
六書中之指事，后人多不了然。段氏《說文注》言指事者極少。王箓友《釋例》、《句讀》，凡屬指事之字，悉以為會意。要知兩意相合，方得謂之會意。若一字而增損點畫，于增損中見意義者，胥指事也。若一字而增損點畫，于增損中見意義者，胥指事也。指事有獨體、合體之別，二■一二，獨體指事也。合體指事，例如下列諸字：
本，以木丁一表根。末，以木上一表顛，不，象形兼指事，一以表天，下為鳥形，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一以表地，上為鳥形，鳥飛從高，下至地也。此皆無形可象，故以一表之。又有屈曲其形以見意者，為■象人形，側其右曰■，側其右曰■，交其兩足則為■，曲其右足則為■。■均從大而略變者也，均指事也。更如屈木之顛曰■，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木中加一曰■，赤心木也。赤心不可象，以一識之也。■，牛鳴也，從牛，■象其聲氣從口出。■，羊鳴也，從羊，象氣上出。系豕足曰■，絆馬足曰■。凡此皆不別造字，即于木、牛、羊、豕、馬本字之上，加以標貼者也。
指事有減省筆畫以見意者。如■，暮也，從月半見。■，伐骨之殘也，從半■；■，義為剔肉置骨，■而得半，其殘可知。■，木之余，斷木之首以見意。■有相背之象。■，上象鳥首，下為雙翅，張其翅，以表飛翔之狀，而迅疾之■，從飛而羽不見，疾飛則羽毛不能詳審，故略去羽毛。今山水家畫遠鳥多作十字形，意亦同也。以上皆損筆見意之指事。又有以相反為指事者。如反正為■，正乏即算術之正負，乏即負耳。反人為■，相與比敘也。倒人為■，變也，人死則化矣。反■為■，永為水長，■為分支，分支則水流長矣。■象草出于地；倒■為■，周也，川楚間有陰沉木者，山崩木倒，枝葉入地而仍生，嶺南榕樹亦反倒入地而生，此皆可見蒙密周匝之意。推予謂之■；倒予謂之■，以騙術詐惑人而取其財，斯為幻矣。■象人足，反■為■，蹈也。此皆以相反見意也。故指事有三例：一增一省一相反。今粵人減有字二畫為■，音如毛，意為無有，此俗字之屬于指事者也。
指事有兼會意，而會意有兼指事。蓋雖為會意，仍有指事之意在。■從二人相背，■從二臣相違，相背相違，亦有指事之意。兩或顛倒而成■，悖也；兩止相背而成■，足剌■也：亦兼指事之意。指事之例甚廣，而段氏乃以為指事甚少，此亦未之思耳。但段氏猶知指事、會意，不容廁雜；而王箓友則直以指事為會意矣。要知會意之會，乃會合之會，非領會之會也。
造字之朔，象形居先，而指事更在象形之前。蓋指事亦象形之類，惟象空闊之形，不若象形之表示個體耳。許君舉日月二文為象形例，■象日中有黑子，■象日形之半，此乃獨體象形，■類均是。至合體象形：■象果實，下從木；■象跗萼，下從木；■象阡陌之狀，而小篆作■；■，古文作■，小篆加衣為■，中象毛皮之形，皆合體象形也。■從女加－為兩乳形；■從兒，象小兒頭囟未合，亦合體象形也。自獨體象形衍而為合體象形，亦有不得不然之勢。否則無女之──，無兒之■，孰從而識其為母為兒乎？
象形之字，《說文》所錄甚多，然猶不止此數，如鐘鼎之■，即為《說文》所未錄者（鐘鼎文字，原不可妄說，但連環(huán)之■，可由上下文義而知其決然為環(huán)，經昔人謹慎考定，當可置信）。
造字之初，不過指事、象形兩例。指事尚有狀詞、動詞之別，而象形多為名詞。綜《說文》所錄，象形、指事，不過二三百字。雖先民言語簡單，恐亦非此二三百字所能達意。于是有以聲為訓之法，如：馬兼武義；火兼毀義；水有平準之義，而以水代準（古音水準相近）；齊有集中之義，齋戒之齋，即假齊以行。夫書契之作，所以濟結繩之窮。若一字數義，仍不能收分理別異之功，同一馬也，或作馬義，或作武義；同一水也，或作水義，或作準義：依是則飾偽萌生，治絲而益棼矣。于是形聲、會意之作乃起。
形聲之聲，有與字義無關者，如江之工、河之可，不過取工、可二音，與江、河相近。此乃純粹形聲，與字義毫無關系者也。■部之■，皆有同心合力之意，則聲而兼義矣。蓋形聲之字，大都以形為主，而聲為客。而亦有以聲為主者，《說文》中此類甚多，如某字從某，某亦聲，此種字皆形聲而兼會意者也。王荊公《字說》，凡形聲悉認為會意，遂成古今之大謬。故理董文字，切不可迂曲詮釋。一涉迂曲，未有不認形聲為會意者。初造文字時，決不爾也。
許君舉武、信為會意之例。夫人言為信，惟信乃得謂之人言，否則與雞鳴犬吠何異？此易明者。止戈為武，解之者率本楚莊王禁暴戢兵之意，謂止人之戈。但《大雅》：“履帝武敏。”《傳》曰：“武，跡也。”則足跡亦謂之武。按《牧誓》：“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步伐整齊，則軍令森嚴，此則謂之武耳。余意止者步省，戈者伐省，取步伐之義，似較優(yōu)長。但楚莊之說，亦不可廢。若解止戈為不用干戈，則未免為不抵抗主義之信徒矣。
會意之字，《說文》所錄甚少，五百四十部以形聲字為最多。《說文》而后，字書所收，字日以多，自《玉篇》、《類篇》以至《正字通》、《康熙字典》，無不后來居上。《類篇》所收，有五萬字。至《康熙字典》，無不后來居上。《類篇》所收，有五萬字。至《康熙字典》則俗體浸多于前矣。
后人造形聲之字，尚無大謬，造會意則不免貽笑，若造象形、指事，必為通人所嗤。如“丟”，去上加一，示一去不返，即覺傖俗可笑。今人造牠、她二字，以牠為泛指一切，她則專指女人。實則自稱曰我，稱第三者曰他，區(qū)別已明，何必為此并枝？依是而言，將書俄屬男，寫娥屬女，而泛指之我，當別造一牜我字以代之。若“我?guī)煍】儭薄ⅰ胺ノ冶北伞钡日Z，我悉改書為牜我，不將笑絕冠纓耶？
轉注之說，解者紛繁。或謂同部之字，筆畫增損，而互為訓釋，斯為轉注。實則未見其然。《說文》所載各字，皆隸屬部首。亦有從部首省者：犛部有氂、有■，氂與■，非純從犛，從犛省也；爨部有■、有■，但取爨之頭而不全從爨也；畫部有畫，夢部有寐，有寤，有■，畫為畫省，寤、寐、■，皆非全部從夢。且氂，犛，牛尾也；■，強曲毛也，與犛牛非同意相受。■所以支鬲；■，血祭：亦非同意。畫，介也；畫，日之出入，與夜為介：意亦相歧。寐，臥也，雖與夢義較近，而寤則寐覺而有言，適與相反。謂生關系則可，謂同意相受則不可。不特此也，《說文》之字，固以部首為統(tǒng)屬，亦有特別之字雖同在一部而不從部首者。烏部有焉、有鳥，與部首全不相關，意亦不復相近；犛、■、畫、■四部，尚可強謂與考老同例，此則截然不相關矣。準此，應言建類一首，同意不相受。而江聲、曾國籓輩，堅主同部之說，何耶？
或謂建類一首者，頭必相同，如禽頭與是兕頭同是也。余謂以此說“一首”猶可，顧“同意相受”之義猶未明。且《說文》所載，虎足與人足同，燕尾與魚尾同。如言禽頭與兕同為建類一首，則此復應言建類一尾或建類一足矣。況禽頭與兕頭同在《說文》象形中，字本無多，僅為象形之一種。故知此說瑣屑，亦無當也。
戴東原謂：《說文》：“考，老也。”“老，考也。”轉相訓釋，即所謂“同意相受”。“建類一首”者，謂義必同耳。《爾雅》：“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此轉注之例也。余謂此說太泛，亦未全合。《爾雅》十二字，雖均有始義，然造字之時，初為裁衣之始；哉（即才字）為草木初。始義雖同，所指各異。首為生人之初，基為筑室初。雖后世混用，造字時亦各有各義，決不可混用也。若《爾雅》所釋，同一訓者，皆可謂同意相受，無乃太廣泛矣乎？
于是許瀚出而補戴之闕，謂：戴氏言同訓即轉注，固當；然就文字而論，必也二義相同，又復同部，方得謂之轉注，此說較戴氏為精，然意猶未足。何以故？因五百四十部非必不可增損故，如烏舄焉三字，立烏部以統(tǒng)之，若歸入鳥部，說從鳥省，亦何不可？況《說文》有瓠部，瓠部有瓢字，瓢從瓠省，實則瓠從瓜，瓢亦從瓜，均可歸入瓜部，不必更立一部也。且古籀篆字形不同，有篆可入此部，而古籀可入彼部者，是究應入何部乎？鴟，小篆從隹；雕，籀文從鳥：應入鳥部乎？隹部乎？未易決也。轉注通古籀篆而為言，非專指小篆。六書之名，先于《說文》，貫通古籀篆三，如同部云云，但依《說文》而言，則與古籀違戾。故許氏之說，雖精于戴，亦未可從也。
劉臺拱不以小學名，而文集中《論六書》一文，識見甚卓。謂所謂轉注者，不但義同，音亦相近。此語較戴氏為有范圍。轉注云者，當兼聲講，不僅以形義言。所謂“同意相受”者，義相近也。所謂“建類一首”者，同一語原之謂也。同一語原，出生二字，考與老，二字同訓，聲復疊韻。古來語言不齊，因地轉變，此方稱老，彼此曰考；此方造老，彼處造考，故有考老二文。造字之初，本各地同時并興舉，太史采集異文，各地兼收，欲通四方之語，故立轉注一項。是可知轉注之義，實與方言有關。《說文》同部之字，固有轉注；異部之字，亦有轉注，不得以同部為限也。
《說文》于義同、音同、部首同者，必聯綿屬綴，此許君之微意也。余著《國故論衡》，曾舉四十余字作證。今略言之，■部：{艸富}，葍也，葍，{艸富}也；蓚，苗也；苗，蓚也。交互為訓，綿聯相屬，即示轉注之意。所以分二字者，許君之書，非由已創(chuàng)，亦參考古書而成。{艸富}、葍、蓚、苗，《爾雅》已分，故《說文》依之也。又如袒、裼、祼、裎：袒，許書作“但”；裼，古音如鬄。但、裼古雙聲，皆在透母。裸，但也；裎，但也。裎今舌上音，古人作舌頭音，讀如聽，亦在透母。裸在今來母，于古亦雙聲。此皆各地讀音不同，故生異文。由今論之，古人之文，轉今為簡。亦有繁于今者。《孟子》：“雖袒裼裸裎于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實則但言，我、吾、卬、言，初造字時，實不相關，語言轉變，遂皆成我義。低卬之卬，言語之言，豈為自稱而造？因各地讀音轉變而假用耳。又，古人對人稱爾，稱女，稱戎，稱若，稱而，《說文》爾作氽，即造氽為對人之稱，其余皆因讀音轉變而孳生之字。女即借用男女之女，戎即借用戎狄之戎，若即借用擇菜之若，而即借用須髯之而。古無彈舌音，女戎若而，皆入泥母。以今音準之，你音未變，戎讀為奴、為儂，而讀為奈，皆入泥母。今蘇滬江浙一帶，或稱奈，或稱你，或稱奴，或稱儂，則古今音無甚異也。又汪、潢、湖、汙四字，音轉義同。小池為汙，《左傳》：“周氏之汪。”汪訓池，亦稱為潢，今匣母，轉而為汙潢。《漢書》：“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左轉》亦稱潢汙行潦。汪今影母，音變?yōu)楹@湖陰聲，無鼻音；汪潢陽聲，有鼻音。陰陽對轉，乃言語轉變之樞紐。言與我，吾與卬，亦陰陽對轉也。語言不同，一字變成多字。古來列國分立，字由各地自造，音亦彼此互異，前已言之。今南方一縣之隔，音聲即異，況古代分裂時哉！然音雖不同，而有通轉之理。《周禮·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瞽不能書，審音則準。史者史官，職主記載。“諭書名”者，汙潢彼此不同，諭以通彼此之意也。“聽聲音”者，聽其異而知其同也。汪汙潢湖，聲雖不同，而有轉變之理，說明其理，在先解聲音耳。如此，則四方之語可曉；否則，逾一地、越一國，非徒音不相同，字亦不能識矣。六書之有轉注，義即在此。不然，袒裼裸裎、汪汙潢湖，彼此焉能通曉？下三字與上一字，音既相同，義亦不異。此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也。古者方國不同，意猶相通。造字之初，非一人一地所專，各地各造，倉頡采而為之總裁。后之史籀、李斯，亦匯集各處之字，成其《史⺮篇》、《倉頡篇》。秦以后字書亦然，非倉頡、史籀、李斯之外，別無造字之人也。庶事日繁，文字遂多。《說文》之后，《玉篇》收兩萬字，《類篇》收五萬字，皆各人各造而編書者匯集之。后人如此，古人亦然。許書九千字，豈叔重一人所造？亦采前人已造者耳。荀子云：“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斯明證矣。是故，轉注在文字中乃重要之關鍵。使全國語言彼此相喻，不統(tǒng)一而自統(tǒng)一，轉注之功也。今人稱歐洲語同出羅馬，而各國音亦小異。此亦有轉注之理在。有轉注尚有不相喻處，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當時列國赴告，均用已國通用之字，彼此未能全喻，史官或有不識之字，則闕以存疑。周全盛時，雖諸侯分立，中央政府猶有史官可以通喻；及衰，列國依然自造文字，而史官不能喻。其初不喻者闕之，其后則指不識以為識。“今無矣夫”者，傷之也。華夏一統(tǒng)，中國語言，彼此猶有不同，幸有字書可以檢查。是故，不但許君有功，即野王、溫公輩，亦未始無功。又字有義有音，義為訓詁，音為反切。韻書最古者推《廣韻》，則陸法言輩亦何嘗無功哉！古有諭書名、聽音聲之事，其書不傳，后人采取其意而為音韻之書。為統(tǒng)一文字計，轉注決不可少，音韻亦不得不講也。
假借之與轉注，正如算術中之正負數。不轉注，文字乃多；有假借，文字乃少。一義可造多字，字即多，轉注之謂也；本無其字，依聲托事，如令、長是，假借之類也。令之本義為號令，發(fā)號令者謂之令，古之令尹、后之縣令，皆稱為令，此由本義而引申者。長本長短之長，引申而為長幼之長。成人較小孩子為長，故可引申，再引申而為官長之長，以長者在幼者之上，亦猶官長在人民之上也。所謂假借，引申之謂耳。惑者不察，妄謂同聲通用為假借。夫同聲通用，別字之異名耳。例如前后之前，許書作■，今乃作■。■，剪刀之剪也。漢以后，凡■均作前。三體石經猶不作前。夫妄寫別字，漢以后往往有之，則漢以前亦安見其必無？周公、孔子，偶或誤書，后人尊而為之諱言，于是美其名曰假借。實則別字自別字，假借自假借，烏可混為一談？六書中之假借，乃引申之義。如同聲通用曰假借，則造拼音字足矣。夫中國語之特質為單音，外國語之特質為復音。如中土造拼音字，則此名與彼名同為一音，不易分辨，故拼音之字不適于華夏。倉頡為黃帝史官，黃帝恐亦如劉裕一流，難免不寫別字耳。是故同聲通用，非《說文》所謂假借。《說文》所謂假借，乃引申之義，非別字之謂也。否則，許君何不謂“本有其字，寫成別字，假借是也”乎？“本無其字”者，有號令之令，無縣令之令；有長短之長，無令長之長：故曰無也。造一令字，包命令、縣令二義。造一長字，包長短、長幼、官長三義，此之謂假借。
外此，假借復有一例。唐、虞、夏、商、周五字，除夏與本義猶相近外，唐為大義，非地名；虞為騶虞義，非地名；商為商量義、周為周密義，均非地名。此亦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也。如別造一字，唐旁加邑為鄌，虞、商、周亦各加邑其旁，亦何不可？今則不然，但作唐、虞、商、周，非依聲托事而何？此與令長意別，無引申之義，僅借作符號而已。
外此，復有一例。如重言之聯語，雙聲之聯語，疊韻之聯語。凡與本義不相關者，皆是也。《爾雅》：“懋懋、慔慔，勉也。”“佌々、瑣瑣，小也。”“悠悠、洋洋，思也。”“烝烝、遂遂，作也。”此重言之聯語有此義無此字，亦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之假借也。參差（雙聲之聯語，參與不齊無關）、輾轉（雙聲而兼疊韻。輾，《說文》作■。■與知戀反之轉不相關），诪張（雙聲，诪或作侜，與幻義不相關），皆以雙聲為形容也。消搖（消者消耗、搖者搖動，皆無自在義）、須臾（須，頰毛也。臾，曳也。皆無頃刻義），皆以疊韻為形容也。有看似有義，實則無義者。如搶攘，《說文》無搶，作槍；攘作■：二字合而形容亂義。要之，聯詞或一有義，或均無義，皆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也，皆假借也。是故不但令長可為假借之例，唐、虞、商、周，懋懋、慔慔，參差、搶攘，均可作假借之例。由此可知假借之例有三：一引申、二符號、三重言雙聲疊韻之形容，皆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也。烏得以同聲通用當之哉（同聲通用，治小學者亦不得不講。惟同聲通用乃小學之用，非六書造字之旨耳）！
引申、符號、形容，有此三者，文字可不必盡造，此文字之所以簡而其用普也。要之，《說文》只九千字，《倉頡篇》殆不過三千字，周秦間文化已啟，何以三千字已足？蓋雖字僅三千，其用則不僅三千。一字包多義，斯不啻增加三四倍矣。
以故，轉注、假借，就字關聯而言；指事、象形、會意、形聲，就字個體而言。雖一講個體，一講關聯，要皆與造字有關。如戴氏所言，則與造字無關，烏得廁六書之列哉？余作此說，則六書事事不可少；而于造字原則，件件皆當，似較前人為勝。
造字之始于倉頡，一見于《世本》，再見于《荀子》，三見于《韓非子》，而《說文序》推至伏羲畫卦者，蓋初文之作，不無與卦畫有關，如■即坎卦是已。若漢人書坤作■，《經典釋文》亦然；宋人妄說坤為六斷，實則坤與川古音相近，■■相衍，義或近是。《爾雅·釋水》：“水中可居者曰州。”大地摶摶，水繞其旁，胥謂之州。故鄒衍有大九州之說。釋典有海中可居者四大洲之言。■者■之重也。氣字作■，與三卦近似。天本積氣，主亦相合。此三卦與初文皆有關系。言造字而推至畫卦，義蓋在是。
《序》又言：“見鳥獸蹄{辶亢}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初造書契。”此義漢儒未有所闡。案《抱樸子》：八卦象鷹隼之翮。其言當有所受。《易·系》言：“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所謂鳥獸之文者，鷹隼之翮當居其一。鷹翮左右各三。象其全則為ⅰ，去其身則為ⅱ，此推至八卦之又一說也。
造字之后，經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則文以浸多，字乃漸備。初文局于象形、指事，不給于用。《堯典》一篇，即非初文所可寫定。自倉頡至史籀作大篆時，歷年二千。其間字體，必甚復雜。史籀所以作大籀者，欲收整齊畫一之功也。故為之厘訂結體，增益點畫，以期不致淆亂。今觀籀文，筆畫繁重，結體方正：本作山旁者，重之而作屾旁；本作■旁者，重之而作■旁。較鐘鼎所作踦斜不整者，為有別矣。此史籀之苦心也。惜書成未盡頒行，即遇犬戎之禍。王畿之外，未收推行之效。故漢代發(fā)見之孔子壁中經，仍為古文。魏初邯鄲淳亦以相傳之古文書三體石經（北宋蘇望得三體石經，刻之于洛陽，見洪氏《隸續(xù)》，民十一洛陽出土石經存二千余字）。至周代所遺之鐘鼎，無論屬于西周或屬于東周，亦大抵古文多而籀文少。此因周宣初元至幽王十一年，相去僅五十余年。史籀成書，僅行關中，未曾推行關外故也。秦兼天下，李斯秦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作《倉頡》等三篇。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后世謂之小篆。今觀《說文》所錄重文，古文有三百余字，而籀文不及二百。此因小篆本合籀。文繁重，李斯略為改省。大篆小篆，猶世言大寫小寫矣。
秦時發(fā)卒興戍，官獄繁多，程邈作隸，以趣約易。施用日廣，于是古文幾絕。秦隸今不可見，顧藹吉《隸辨》言秦隸之遺于今者，若秦量、秦權、秦詔版等。文雖無多，尚可見其大意。大概比篆書略加省改，而筆意仍為篆書。即西漢之吉金石刻，雖為隸體，亦多用篆筆書寫，與后世之挑剔作勢者不同。東漢時，相傳有王次仲者，造作八分，于是隸法漸變，即今日所稱之漢隸也。今所見之漢碑，多起于東漢中葉以后。東漢初年之《三公山碑》，尚帶篆意；《石門頌》亦然；裴岑《紀念碑》雖隸而仍兼篆筆，蓋為秦隸之遺。桓、靈時之碑刻，多作八分，蔡邕之熹平石經亦八分也。八分與隸書之別，在一有挑剔，一無挑剔，譬之顏、歐作楷，筆勢稍異耳。《說文序》又言：“漢興有草書”。衛(wèi)恆言：“草書不知作者姓名。”今案：草書之傳世者，以史游《急就篇》為最先，而趙壹亦謂起秦之末。但《論語》有“裨諶草創(chuàng)”之語；《屈原傳》亦有“屈平屬草稿未定”語。此所謂草，是否屬稿之際，作字草率牽連，或未定之稿曰草稿，均不可知。東周乙亥鼎文，阮元以為草篆，后人頗以為非。余謂凡筆畫本不相連，而忽牽連以書者，即可認為草書之起源。如二十并作廿，四十并作卌是矣。又古文■或作■，■從■從■，可以六書解說。■為■之上半，應作■，而今作■，不能以六書解，或古人之所謂草乎？要之，此所謂草，與漢后從隸變者不同，必從大篆來也。
《說文序》言秦燒滅經書，古文由此絕。絕者不通行之謂，非真絕也。秦石刻之■字，即古文及字，又秦碑■字，亦系古文（小篆作■）。而廿字秦碑中亦有之。蓋秦時通行篆隸，古文易亂，不過施諸碑版，一如今世通行行楷，而篆蓋墓碑，多鏤刻篆文耳。
秦漢之際，識古文者猶多。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禮記》、《春秋》、《論語》、《孝經》數十篇。《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漢初傳《尚書》者有伏生二十九篇，而孔壁所得多十六篇。夫漢景末年，去焚書時已七十年，若非時人多識古文也，何能籀讀知其多十六篇哉？可見漢初猶多識古文也。《禮經》五十六篇，亦壁中經，中有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應；余三十九篇，兩漢尚未亡佚。觀鄭康成注，常引逸《禮》，康成當有所受。知漢時識古文者多矣。又，《論語》亦壁中經，本系古文，而《魯論》、《齊論》，均自古文出，雖文字略異，而大旨相同。試問當時何以能識？無非景、武之間，仍有識古文者，孔安國得問之耳。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張之獻書，當在高后、文帝時，張以之傳賈誼，賈作訓詁，以授趙人貫公。賈由大中大夫出為太傅，在都不過一年，期時張為達官，傳授之際，蓋略詔大意而已，豈真以一十九萬字，手指口授，字字課賈生哉！則賈之素識古文可知。又《封禪書》言：武帝有古銅器，李少君識之，謂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案之果然。《太史公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凡此種種，均可見古文傳授，秦以后未嘗斷絕。至漢景、武間，識古文者猶多也。且也，《老》、《莊》、《荀子》，至今古文之別，其書簡帛者，為古文無疑（作《呂覽》時，尚無小篆）。秦焚書時，當亦藏之屋壁。迨發(fā)壁后，人多能讀。不識古文，焉能為此？河間獻王得古文先秦舊書《孟子》、《老子》之屬。《孟子》亦為古文書之，余可知矣。今人多以漢高、項王為不識字。其實不讀書則有之，不識字則未然。項籍少時，學書不成，項梁教之兵法；沛公壯試為吏，皆非目不識丁者所能為。張良受太公兵法于黃石公；蕭何引《逸周書》以對高祖；楚元王與申公受詩于浮丘伯；張耳、陳余雅好儒術；賈山之祖賈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于祛，涉獵書記，凡此皆能識古文之人。漢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其書即《周禮·太司樂》章。竇公目盲，其書蓋未盲時所受，定系古文。然一獻而人能識之，可證當時識者尚多。至東漢許君之時，識古文者漸少。蓋漢以經術取土，經典一立學官，人人沿習時制，其書皆變古而為隸矣。若伏生之二十九篇，當初本為古文，其后輾轉移寫，遂成隸書。高堂生傳《禮》，最初為篆為隸，蓋不可知，《詩》則成誦于口，與焚書無關，故他書字形或有■謬，而齊、魯、毛、韓四家，并無因字體相近而致誤者。《易》以卜筮獨存，民間所傳，自田何以至施、孟、梁丘，皆漸由古文而轉變?yōu)殡`，《左傳》本系古文，當時學者鮮見，《公羊》初憑口受，至胡毋生始著竹帛，為隸書無疑。大抵當時利祿之途已開，士人識隸已足，無須進研古、籀。許君去漢武時已三百余年，歷年既久，識古文者自漸寥落。而一二古文大師，得壁中經后，師弟相傳，輾轉錄副以藏。以不立不官，故在民間自相傳授，浸成專家。此三體石經之古文所由來也。夫認識文字，今三體石經尚有異體。緣壁經古文，結體凌亂，有不能以六書解者，許君不愿穿鑿，因即屏去不錄，如《穆天子傳》八駿之名，今亦不能盡識也。
漢時通行載籍，沿用隸書，取其便于誦習，而授受弟子，則參用古文。《后漢書·賈逵傳》：章帝令逵自選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人與簡紙經傳各一通。蓋簡載古文，而紙則隸寫。至鄭康成猶然，康成《戒子書》云：“所好群經率多腐敗，不得于視堂寫定，傳與其人。”所謂腐敗者，古文本也。
馬、鄭《尚書》，字遵漢隸；而三體石經之古文，則邯鄲淳自有所受。若今世所行之偽古文《尚書》，《正義》言為鄭沖所作，由魏至晉，正三體石經成立之時，鄭沖即依石經增改數篇，以傳弟子。東晉元帝時，梅賾獻之于朝。人見馬、鄭本皆隸書而此多古字，遽信以為真古文孔《傳》，遂開數千年聚訟之端。今日本所謂足利本隸古定《尚書》，宋薛季宣《書古文訓》，字形槐怪，大體與石經相應。敦煌石室所出《經典釋文》殘卷，亦與之有相應。郭忠恕《汗簡》，征引古文七十一家，中有古《尚書》，亦與足利本及《書古文訓》相應。蓋此二書乃東晉時之《尚書》，雖非孔壁之舊，而多存古字，亦足寶矣。
唐人不識古文，所作篆書，劣等字匠。唐高宗時之《碧落碑》，有真古文，亦有自造之字。北宋以還，鐘鼎漸漸發(fā)現。宋人釋鐘鼎文者，大都如望氣而知。清人則附會六書，強為解釋。夫以鐘鼎為古物，以資欣賞，無所不可；若欲以鐘鼎刻鏤，校訂字書，則適得其反耳。至如今人嘩傳之龜甲文字，器無征信，語多矯誣。皇古占卜，蓍龜而外，不見其他。《淮南子》云：“牛蹄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兇于龜者，以其歷歲久矣。”可見古人稽疑，靈龜而外，不事骨卜。今乃獸骨龜厭，紛然雜陳，稽之典籍，何足信賴？要知骨卜一事，古惟夷■用之，中土無有也。《莊子》言宋元君得大龜，七十二鉆而無遺策。唐李華有《廢卜論》，可見龜卜之法，唐代猶存。開元時孟詵作《食療本草》，宋蘇頌《圖經》及《日華本草》，皆言已卜之龜，必有鉆孔，名之曰漏天機。雖絕小之龜，亦可以鉆十孔。鉆孔多則謂之敗龜板也。夫灼龜之典，載于《周禮》。鑿孔以灼，因以觀兆。無孔則空氣不通，不能施燋，無以觀兆。今所得者，累然成貫，而為孔甚少，不可灼卜。或者方士之流，偽作欺人。一如《河圖》、《洛書》之傅合《周易》乎？其文字約略與金文相似。蓋造之者亦撫摹鐘鼎而異其鉤畫耳。夫鐘鼎文字，尚有半數可認，亦如二王之草書箋貼，十有六七可識。余則難以盡知，不妨闕疑存信。若彼龜甲文者，果可信耶？否耶？
貴州有《紅崖碑》，摩崖巨刻，足壯觀瞻。惟文字為苗為華，訖不可知。鄒漢勛強為訓釋，真可謂器真而解之者妄。又如古人刀布，不可識者甚多，周景王大錢，上勒■、■二文，解之者或謂寶貨，或以為燕貨。錢文類此者多，學者只可存而不論。大抵鐘鼎文之可識者，十可七八，刀布則十得五六，至于龜甲，則矯誣之器、荒忽之文而已。
古昔器物，近代出土愈多，而作偽者則異其心理。大抵輕而易舉者，為數必眾。鐘鼎重器，鑄造非易，故偽者尚少；刀布之類，聚銅熔淬，亦非巨資不辦。至于龜甲，則剛玉刻畫，頃刻可成。出土日眾，亦奚怪哉！
是故，居今而研文字，當以召陵正書為歸；外此則求古文于三體石經，亦屬信而有征。至于籀文，則有石鼓文在。如是而一軌于正，庶不至誤入歧途矣。
語言不憑虛而起，文字附語言而作。象形象聲，神旨攸寄；表德表業(yè)，因喻兼綜。是則研討文字，莫先審音。字音有韻有紐：發(fā)聲曰紐，收聲曰韻。茲先述韻學大概。韻分古音、今音，可區(qū)別為五期，悉以經籍韻文為準。自《堯典》、《皋陶謨》，以至周秦漢初為一期；漢武以后至三國為一期；兩晉南北朝又為一期；隋唐至宋亦為一期；元后至清更為一期。泛論古音，大概六朝以前多為古音。今茲所謂古音，則指兩漢以前。泛論今音，可舉元明清三代，今則以隋為今音。此何以故？因今之韻書俱以《廣韻》為準，而言古音則當以《詩經》用韻為準故。
《廣韻》之先為《切韻》。隋開皇初，陸法言與劉臻等八人共論音韻，略記綱紀，后定為《切韻》五卷。唐孫愐勒為《唐韻》，至宋陳彭年等又增修為《廣韻》。古今音之源流分合，悉具于是。
泛論古音有吳才老之《韻補》，雖界限凌亂，而能由《廣韻》以推《詩經》用韻分部，實由此起。至今音則每雜有方音。《廣韻》二百六韻，即以平聲五十七韻加入聲三十四韻，亦有九十一韻。以音理論，口齒中能發(fā)者不過二十余韻，何以《廣韻》多至此數？此因《廣韻》雖以長安音為主，亦兼各處方音，且又以古今沿革分韻故也。
漢人用韻甚簡，而六朝漸繁。即漢前人用韻亦比漢朝為繁。如孔子贊《易》，老子著《道德經》，皆協韻成文。至漢人之詩，用韻尚謹嚴，賦已不甚謹嚴；若焦氏《易林》，用韻亦復隨意；他若《太史公自序》之敘目，及《漢書》之述贊，用韻更不嚴矣。宋鄭庠分古音為六部，后人言鄭之分部止合于漢人用韻，且亦僅合于《易林》、述贊之類，不合于賦，更不合于詩。
顧亭林之《唐韻正》、《古音表》析為十部，律以漢詩用韻，未盡密合。江慎修改為十三部，雖較為繁密，仍嫌不足。戴東原《聲類表》分平聲十六韻，入聲九韻。平聲陰陽各半，而閉口韻有陽無陰，入聲僅系假設，所以實得十有六韻。古音至戴氏漸臻完密。段懋堂《音韻表》分十七部，孔巽軒《詩聲類》分十八部，王懷祖分二十一部，與鄭氏之說相較，相差甚遠。然王氏之二十一部，尚有可增可減之處。
自唐以來，以今音讀古之辭賦，一有不諧，便謂葉韻。陸德明見《詩》“燕燕于飛”以南與音、心為韻，以為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要知音、心屬侵，南屬覃，晉人尚不分部，陸氏生于陳時，已不甚明古音，自葉韻之說出，而古人正音漸晦。借葉之一字，以該千百字之變，天下豈有此易簡之理哉！清高宗作詩，至無韻可押，強以其字作他音協之。自古至今，他人斷無敢如此妄作者。明陳第言，凡今所稱協韻，皆即古之本音，非隨意改讀，輾轉遷就，如母必讀米，馬必讀姥，京必讀疆，福必讀偪之類。歷考諸篇，悉截然不紊。且不獨《詩經》為然，周秦人之韻文，無不皆然。且童謠及夢中歌謠，斷不至有意為葉韻之事。若《左》昭二十五年傳載《鴝鵒歌》，野讀墅，馬讀姥；哀十七年傳，衛(wèi)侯夢渾良夫被發(fā)之呼，瓜音為姑是也。自此說出，而韻學大明。清人皆信古本音之說，惟張成孫不信之，謂古人與我相隔二千年，不能起而與之對語，吾人何由知其本音正讀如此乎？然以反切定韻，最為有據。如等字一多肯切、一多改切，莽字一模朗切、一莫補切。等本與待相通借，多改切之等即出于待；莫補切之莽，古書中不乏其例，《離騷》莽與序、暮為韻，又莽何羅即馬何羅（漢武帝時，馬何羅與弟馬通謀反伏誅。通之后為馬援，援女為明德皇后，惡其先人叛逆，恥與同宗，改稱之曰莽），馬，漢音讀姥，莽、馬同聲，此古本音之極有憑證者也。
《集韻》所收古音，比《廣韻》為多。《經典釋文》所無之字音，《集韻》時有之。如天，一音他前切，一音鐵因切。馬，一音莫下切，一音滿補切。下，一音胡雅切，一音后五切。在唐以前之韻書都無此音。意者丁度等撰《集韻》時，已于《詩經》、《楚辭》中悟得此理，故本音之說，雖發(fā)自陳第，而《廣韻》、《集韻》已作驊騮之開道。是故求古韻，須知其音讀原本如此，非隨意改讀，牽強遷就。《易》、《詩》、《老子》、《楚辭》如此，后漢六朝之韻文亦如此。
唐杜、韓之詩，有意摹古，未必悉合《唐韻》。杜詩于入聲韻每隨意用之。韓則有意用古。其用韻或別有所本，亦未可知。古代韻書今僅存一《廣韻》矣。魏晉六朝之韻書，如李登《聲類》、呂靜《韻集》，悉不可見。意者唐人摹古擬古諸作，乃就古人所用之韻而仿為之，必非《唐韻》亦如此也。自天寶以后，聲音略有變動。白樂天用當時方音入詩，如《琵琶行》以住、部、妒、污、數、度、故、婦為韻，上去不分，非古非今。此音晚唐長安之音，婦、畝、富等字，皆轉入語、虞、姥、御、遇、暮諸韻，觀慧琳《一切經音義》可知。
唐韻分合，晚唐人已不甚知，宋人更不知之。宋人作詩，入聲隨意混用，詞則常以方音協之。北宋人詞，侵、覃與真、寒不混，而南宋人詞則混用不分矣。須知侵、覃閉口音，以半摩字收之，真、寒不閉口，以半那字收之。今交、廣人尚能分別。此其故，當系金元入據中原之后，胡人發(fā)音不準，華人漸與同化，而交、廣僻在嶺南，尚能保存古音。今江河之域，三山二音不分，兩廣人聞之，必嗤為訛音，而在唐時或已有此等讀法。是故唐人有嘲人語不正詩，以其因、陰混用，不分閉口不閉口也。
日人讀我國之音，有吳音、漢音之別。吳音指金陵音，漢音指長安音。聽其所讀漢音，實與山西西部、陜西東部略近。吾人今讀江與陽通，江西人讀江為龔，發(fā)聲時口腔彎窿，與東音相近。陽韻日本漢音讀陽若遙，章讀如宵，張讀如敲，正與山、陜人方音相似，此蓋唐人音讀本如此也。
欲明音韻，今音當以《廣韻》為主；古韻以《詩經》為主，其次則《易》贊、《楚辭》以及周秦人之韻文。顧亭林初欲明古音以讀《詩經》，其結果反以《詩經》明古音。詩即歌曲，被之管弦，用韻自不能不正，故最為可據。陳第《毛詩考》未分部，顧氏分十部，仍以《廣韻》之目為韻標。因《廣韻》雖系一時之音，尚有酌古準今之功。有今韻合而古韻分者，《廣韻》亦分之；有今韻分而古韻合者，《廣韻》亦分之。如支脂之為一類，唐后不分，而六朝人分之。東冬鐘江為一類，江韻古音與東冬鐘相同，所以歸為一類。然冬韻古音，昔人皆認為與東相近。孔巽軒則以為冬古音與東鐘大殊，而與侵最近；嚴鐵橋更謂冬即侵也，不應分為二類。要之，冬侵相近，其說是也。至于取《廣韻》部目以標古韻，本無不合。亦有人不喜用《廣韻》部目者，如張成孫《說文諧聲譜》，以《詩》中先出之字建首是也。要知用一字標韻，原不過取其聲勢大概如此，今不用《廣韻》標目而用他字，其所以為愈者何在？阮蕓臺元不知韻學，以為張氏之書，一掃千古之障，其實韻目只取其收聲耳。戴東原深知此理，故《聲類表》取喉音字標目，如東以翁、陽以央，則頗合音理矣。是故廢《廣韻》之譜而自立韻標，只有戴法可取。
戴氏不但明韻學，且明于音理。欲明韻學，當以《詩經》之用韻仔細比勘，視其今古分合之理。欲明音理，當知分韻雖如此之多，而彼此有銜接。吾人若細以口齒辨之，識其銜接之故，則可悟陰陽對轉之理、弇侈旁通之法矣。對轉之理，戴氏發(fā)明之，孔氏完成之。
前之顧氏，后之段氏，皆長于韻學，短于音理。江氏頗知音理，戴氏最深，孔氏繼之。段氏于《詩經》、楚《騷》、周秦漢魏韻文中，發(fā)現支脂之三韻，古人分別甚嚴，而仍不識其所以分別之理，晚年詢之江有誥，有得聞其故死而無憾之言。江雖于音理較深，亦未能闡明其故。蓋音理之微，本非倉卒所能豁然貫通也。如不知音理而妄談韻學，則必如苗仙麓之讀《關睢》鳩、洲、仇入《廣韻》蕭、豪韻矣。顧亭林音理不深，但不肯矯揉造作，是以不如苗病之多。如歌麻二字，古人讀麻長音，讀歌短音，當時爭論甚多，顧不能決，此即不明音理故也。居今日而欲明音韻之學，已入門者，宜求音理；未入門者，先講韻學。韻學之道，一從《詩經》入手，一從《廣韻》入手。多識古韻，自能明其分合之故。至求音理，則非下痛切工夫不可。
今人字母之稱，實不通之論也。西域文字以數十字輾轉相拼，連讀二音為一音，拼書二字為一字，故有字母之制。我國只有《說文》部首，可以稱為字母，《唐韻》言紐以雙聲疊韻，此以二音譬況一音，與梵書之以十四字母貫一切音者大異。唐末五代時，神珙、守溫輩依附《華嚴》、《涅盤》作三十六字母。至宋沈括、鄭樵諸人，始盛道之。然在唐宋以前，反語久已盛行。南北朝人好為體語，即以雙聲字相調侃。《洛陽伽藍記》載李元謙過郭文遠宅，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郭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彼婢雙聲。”春風曰：“■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蓋雙聲之理從古已具也。
今之三十六字母排次亦不整齊，如喉音、牙音均可歸喉，半齒、彈舌應歸舌頭，故當改為：
疑應讀如豈而齊齒呼之，泥應讀你平聲，從音廣東呼之最清。非、敷二紐，今人不易分別。江慎修言，非發(fā)聲宜微開脣縫輕呼之，敷送氣重呼之，使敷音為奉之清，則二母辨矣。如芳字為敷紐，敷方切。方字為非紐，府良切。微音惟江浙人呼之最為分明，粵人讀入明紐，北音讀入喻紐。知、徹、澄，南音往往混入照、穿、床，閩人讀知如低，則舌上歸于舌頭矣。錢竹汀言古音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紐，古音與端、透、定無異，則閩語尚得古音之遺。又輕脣之字，古讀重脣。非、敷、奉古讀入幫、滂、明，直至唐人猶然。錢氏發(fā)明此理，引證甚多。《廣韻》每卷后附類隔更音和切。類隔者，謂切語上字與所切之字非同母同位同等也；音和則皆同。錢氏謂類隔之說不可信，今音舌上，古音皆舌頭；今音輕脣，古音皆重脣也。且不獨知、徹、澄古讀入端、透、定，即娘、日二紐，古并歸泥。泥今音讀你之平聲，尼讀入娘母，而古讀則尼與泥無異。仲尼之母禱于尼丘，生而首上圩頂，因名曰丘，字曰仲尼。《爾雅·釋丘》：“水潦所止：泥丘。”《說文》：“（丘尼），反頂受水丘也。從泥省，泥亦聲。”漢碑仲尼有作仲泥者，《顏氏家訓》言“仲尼居”三字，《三蒼》尼旁益丘，可見古音尼、泥同讀。娘，金人讀之似良，混入來紐。而來、日古亦讀入泥紐。如：戎陵今讀日紐，古音如農。若，古讀女六切。如，古讀奴。爾，古讀你。《詩·民勞》：“戎雖小子。”《箋》云：“戎猶汝也。”今江浙濱海之人。尚謂汝為戎。古人稱人之詞曰乃爾、戎、若，皆一聲之轉。仍，今在日紐，古人讀仍與乃通。《爾雅》“仍孫”、《漢書·惠帝紀》“內外公孫、耳孫”，師古曰：“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仍從乃得聲。則仍、耳古皆在泥紐矣。由是言之，知、徹、澄古歸入端、透、定。非、敷、奉、微，古讀如幫、滂、并、明。娘、日并歸泥。是三十六紐減去其九，僅存二十有七耳。陳蘭甫據《廣韻》切語上字，以為喻、照、穿、床、審五紐，俱應分而為二。因加于、莊、初、神、山五紐，而明、微則不別，合成四十紐。但齒音加四而脣吻不能盡宣。喻分為于，同為撮口，紐音亦無大殊。陳說似未當也。然如江慎修視若神圣，以為不可增減，亦嫌未諦。如收聲之紐，今讀娘紐而入清音，則多一紐矣。來紐濁音，今有拎字，則為來紐清音，則又多一紐。聲音之道，本由簡而繁，古人只能發(fā)濁音，而今人能發(fā)清音，則聲紐自有可增者在。
清濁之分，本不甚難。堅清乾濁，見清健濁，潔清竭濁，檢清儉濁，今人習言之陰陽平，即平聲之清濁也。上去入亦皆可分清濁，惟黃河流域只能分平聲清濁，上去入多發(fā)濁音，故有陰陽上去入之說，大約起于金元之間。南方上去入亦能各分清濁。上聲較難，惟浙西人能分別較然。故言音韻者，常有五聲、七聲之辨，茲重定聲紐清濁發(fā)送收列表于下：
音呼分等，有開合之分，《切韻指掌圖》首列為圖。圖為宋人所作，世稱司馬溫公所撰，似未必是。開合之音，各有洪細。開口洪音為開口，細音為齊齒。合口洪音為合口，細音為撮口。可舉例以明之，如見紐見為齊齒，干為開口，觀為合口，卷為撮口。音呼應以四等為則，今之講等韻者，每謂開合各有四等，此則虛列等位，脣吻所不能宣，吾人所未敢深信也。
古人分韻，初無一定規(guī)則，有合撮為一類、開齊為一類者，有開齊合撮同歸一類者，亦有開齊分為兩類者。此大《廣韻》中可細自求之。古韻歌與羈、姑與居同部，今韻歌、支、模、魚各為一韻。論古韻昔人意見各有不同。段懋堂以為真與諄、侯與幽均宜異部，戴東原則以為可不分。實則分之固善，合之亦無不可。侯、幽二韻，《詩經》本不同用，真、諄之應分合，一時亦難論定。蓋以開齊合撮分韻，古人亦未斛若畫一也。
孫愐撰《唐韻》，已在天寶之末。其先唐玄宗自作《韻英》，分四百余韻，頒行學官。后其書不傳。唐人據《韻英》而言者亦甚少。大概嚴格分別，或須四百余韻，或竟不止此數。據音理而論，確宜如此。今《廣韻》二百六韻，多有不合音理者。然部居分合之故，作者未能詳言，吾人亦不能專以分等之說細為推求。其大要則不可不知。
四聲之說，起于齊、梁。而雙聲、疊韻，由來已久。至反切始于何時，載籍皆無確證。古人有讀如、讀若之例，即直音也。直音之道，有時而窮。蓋九州風土，剛柔有殊，輕重清濁，發(fā)音不齊。更有字止一音，別無他讀，非由面授，菲能矢口。于是反切之法，應運而起。《顏氏家訓》以為反語始于孫叔然作《爾雅音義》，說殊未諦。蓋《漢書音義》已載服虔、應劭反切。不過釋經用反語，或始于叔然耳。反語之行，大約去孫不遠。《家訓》言漢末人獨知反語，魏世大行。高貴鄉(xiāng)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王肅《周易音》據《經典釋文》所錄，用反語者十余條。肅與孫炎說經互相攻駁。假令叔然首創(chuàng)反語，肅肯承用之乎？服、應與鄭康成同時，應行輩略后。康成注經只用讀若之例，則反語尚未大行。顧亭林謂經傳中早有反語，如不律為筆，蔽膝為■，終葵為椎，蒺藜為茨。然此可謂反語之萌芽，不可謂其時已有反切之法。否則許氏撰《說文》，何不采用之乎？《說文》成于漢安帝時，服、應在靈帝時，去許已六七十年，此六七十年中，不知何人首創(chuàng)反語，可謂一大發(fā)明。今《說文》所錄九千余字，吾人得以盡識，無非賴反切之流傳耳。
遠西文字表韻常用喉音，我國則不然。因當時創(chuàng)造之人未立一定規(guī)律，所以反切第二字隨意用之。今欲明反切之道，須知上一字當與所切之字同紐，即所謂雙聲也；下一字當與所切之字同韻，即所謂疊韻也。定清濁在上一字，分等呼在下一字。如：東，德紅切，東德雙聲，東紅疊韻，東德均為清音，東紅均為合口呼。學者能于三十六字紐發(fā)聲不誤，開齊合撮分別較然，則于音韻之道思過半矣。
學者有志治經，不可不明故訓，則《爾雅》尚已。《爾雅》一書，《漢志》入《孝經》類，今入小學類。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論語》：“子所雅言。”孔安國亦訓雅言為正言。《爾雅》者，厘正故訓，綱維群籍之書也，昔人謂為周公所作，魏張揖上《廣雅》表言：周公著《爾雅》一篇，“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硃文公不信《爾雅》，以為后人掇拾諸家傳注而成。但《爾雅》之名見于《大戴禮·小辯篇》：“魯哀欲學小辯，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辯言矣。夫弈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哀公所欲學之小辯，恐即后來堅白同異之類。哀公與墨子相接，《墨子》經、說，即堅白同異之濫觴。《莊子·駢拇篇》：“駢于辯者，累瓦結繩，竄句游心于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是楊硃亦持小辯。楊墨去魯哀不及百年，則春秋之末已有存雄無術之風，殆與晉人之好清談無異。）張揖又言：叔孫通撰置禮記，言不違古。則叔孫通自深于雅訓。趙邠卿《孟子題辭》言：“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可見《爾雅》一書，在漢初早已傳布。硃文公謂為掇拾傳注而成，則試問魯哀公時已有傳注否乎？伏生在文帝時始作《尚書大傳》，《大傳》亦非訓詁之書，《詩》齊魯韓三家，初只魯《詩》有申公訓故。申公與楚元王同受《詩》于浮丘伯，是與叔孫通同時之人。張揖既稱叔孫通補益《爾雅》，則掇拾之說何由成立哉！
謂《爾雅》成書之后代有增益，其義尚允。此如醫(yī)家方書，葛洪撰《肘后方》，陶宏景廣之為《百一方》。又如蕭何定律，本于《法經》。陳群言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定加三篇。假令漢律而在，其科條名例，學者初不能辯其孰為悝作，孰為蕭益。又如《九章算術》，周公所作，今所見者為張蒼所刪補，人亦孰從而分別此為原文，彼為后出乎？讀《爾雅》者當作如是觀。
《爾雅》中詮詁《詩經》者，容有后人增補。即如“郁陶，喜也”，乃釋《孟子》。“卷施拔心不死”，則見于《離騷》。又如《釋地》、《釋山》、《釋丘》、《釋水》諸篇，多雜后人之文。《釋地》中九州與《禹貢》所記不同。其“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二語，或為周公故訓耳。
以《爾雅》釋經，最是《詩》、《書》。毛《傳》用《爾雅》者十得七八。《漢志》言：《尚書》古文，讀應《爾雅》，則解詁《尚書》亦非用《爾雅》不可。然毛《傳》有與《爾雅》立異處，如《履帝武敏。”武，跡也。敏，拇也。三家《詩》多從《爾雅》，毛則訓敏為疾，意謂敏訓拇，則必改為“履帝敏武”，于義方順。又如，“篨戚施”，《爾雅》以篨為口柔，戚施為面柔，夸毗為體柔；毛《傳》則謂篨不能府者，戚施不能仰者。此據《晉語》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為訓。義本不同，未可強合，而鄭《箋》則曰：”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也；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強為傅合，遂致兩傷。《經義述聞》云：豈有衛(wèi)宣一人而兼此二疾者乎？然王氏父子亦未多見病人，固有雞胸龜背之人，既不能俯、亦不能抑者。謂為身兼二疾，亦無不可。毛《傳》又有改《爾雅》而義反弗如者，如《爾雅》：“式微式微，微乎微者也。”毛訓式為用，用微于義難通。又《爾雅》：“豈弟，發(fā)也。”《載驅》：“齊子豈弟”，毛訓樂易，則與前章“齊子發(fā)夕”不相應矣。
古文《尚書》，讀應《爾雅》。自史遷、馬、鄭以及偽孔，俱依《爾雅》作訓。或以為依《爾雅》釋《尚書》，當可謋然理解，而至今仍有不可解者，何也？此以《爾雅》一字數訓，解者拘泥一訓，遂致扦格難通也。如康有五訓：安也、虛也、苛也、蠱也，又五達謂之康。《詩·賓之初筵》：“酌彼康爵。”鄭《箋》云：“康，虛也。”《書·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偽孔訓為安人之功。不知此康安當取五達之訓。康功田功即路功田功也。《西伯戡黎》：“故天棄我，不與康食。”偽孔訓為不有安食于天下。義雖可通，而一人不能安食，亦不至為天所棄。如解為糟糠之糠，則于義較長。故依《爾雅》解《尚書》當可十得七八，要在引用得當耳。然世之依《爾雅》作訓者，多取《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其余十六篇不甚置意，遂至五達之康一訓，熟視無睹，迂回難通，職是故耳。
《經義述聞·春秋名字解詁》鄭公孫僑字子產，既舉《爾雅·釋樂》之訓，大管謂之■，大■謂之產；復言僑與產皆長大之意。實則僑借為■而已。《離騷》：“吾令蹇修以為理。”理即行理之理，使也。蹇修，王逸以為伏羲氏之臣，然《漢書·古今人表》中無蹇修之名，此殆王逸臆度之言。按：《爾雅·釋樂》，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以蹇修為理者，彼此不能相見，乃以鐘鼓致意耳。司馬相如以琴心挑之，即此意也。是知《爾雅》所釋者廣，故書雅訓悉具于是，學者欲明訓詁，不能不能《爾雅》為宗。《爾雅》所不具者，有《方言》、《廣雅》諸書足以補闕。《方言》成于西漢，故訓尚多。《廣雅》三國時人所作，多后起之訓，不足以釋經。《詩·商頌》“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毛《傳》以球為玉，與共殊義，應依《廣雅》作訓，拱、球，法也。改字解經，尊信《廣雅》太過矣。要知訓詁之道，須謹守家法，亦應兼顧事實。按《呂氏春秋》：夏之將亡，太史終古抱其圖法奔商，湯之所受小共大共，即夏太史終古所抱之圖法也。《書序》“湯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即湯所受之大球小球也。古人視玉最重，玉者，所以班瑞于群后。《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幫國。王執(zhí)鎮(zhèn)圭、公執(zhí)桓圭、侯執(zhí)信圭、伯執(zhí)躬圭、子執(zhí)谷璧、男執(zhí)蒲璧。”一如后世之璽印，所以別天子、諸侯之等級也。湯受法受玉，而后可以發(fā)施政令，為下國綴旒。依《廣雅》作訓，于義未安。
宋人釋經，不信《爾雅》，豈知古書訓詁不可逞臆妄造。此如（辶多）譯西土文字，必依據原文，不差累黍，遇有未瑩，則必勤檢辭書，求其詳審。若鑿空懸解，望文生訓，鮮不為通人所笑。《爾雅》：“繩繩，戎也。”《詩·螽斯》：“宜爾子孫繩繩兮。”毛《傳》：“繩繩，戎慎也。”硃文公以為繩有繼續(xù)之義，即解為不絕貌。《爾雅》：“緝熙，光也。”毛《傳》：“緝熙，光明也。”（“緝熙”《詩經》凡四見）硃以緝纑之緝，因解為繼續(xù)也。按：《敬之篇》“學有緝熙于光明”者，即言光明更光明。于與乎通，與微乎微之語意相同。又《書·盤庚》：“今汝■■。”《說文》：“■，拒善自用之意也。”馬、鄭、王肅所解略同，蔡、沈乃解為聒聒多言。實則古訓并無多言之意。是故，吾人釋經，應有一定規(guī)則，解詁字義，先求《爾雅》、《方言》有無此訓。一如引律斷獄，不能于刑律之外強科人罪。故說經而不守雅訓，鑿空懸解，謂之門外漢。
古人訓詁之書，自《爾雅》而下，《方言》、《說文》、《廣雅》以及毛《傳》，漢儒訓詁，可稱完備。而今之講漢學者，時復不滿舊注，爭欲補苴罅漏，則以一字數訓，昔人運用尚有遺憾之故。此如士卒精良，而運籌者或千慮一失，后起之人，茍能調遣得法，即可制勝。又如用藥，藥性溫涼，全載《本草》，用藥者不能越《本草》之外，其成功與否，悉視運用如何而已。
訓詁之學，善用之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壁壘一新；不善用之，如逢蒙學射，盡羿之道，于是殺羿。總之詮釋舊文，不宜離已有之訓詁，而臆造新解。至運用之方，全在于我。清儒之能昌明漢學、卓越前代者，不外乎此。
(注：■為篆字，無法正常輸入與顯示，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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