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錢鍾書對吳宓和馮友蘭的幾句評價引起許多人的議論，楊絳先生八十多歲的老人，還要為此寫文章。楊先生當然是要為錢先生說話的，但她那些為錢先生辨駁的話，我以為可以不說，因為即使錢先生對他的老師說過一些苛薄的話，那也沒有什么，錢先生的可愛處也許正在于此，可以想想，一個什么時候說話也四平八穩，滴水不漏的人，那還叫學者嗎？錢先生在學界的為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喜歡臧否人物，這是性格，改不了的，至于話說的合適與否，那是另外一回事，這本來是中國文人的習慣，沒什么大不了的，錢先生可以說別人，別人也可以說錢先生。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中就有許多對錢鍾書的看法。證之夏先生對錢鍾書性格的評價，對于錢先生說吳宓、馮友蘭的那些話，我是寧可信其有，而不愿信其無的，因為如果錢先生沒有這些話，也就不成其為錢先生了。夏先生是一代詞學大家，比錢鍾書長十歲，他們之間的私交也很好，這從《天風閣學詞日記》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把夏承燾日記中有關錢鍾書的記載抄出如下，從中可以見出錢鍾書的性格，也能看出老輩文人對他的看法：
1939年 8 月 18 日“國專暑期課結束。夜赴海格路李拔可先生招飲，始晤趙斐云（萬里）、袁守和（同禮）、孫子書（楷第）、朱少濱（師轍）、錢默存（鍾書），灑饌極豐。八時席散，又座聽決翁、疚齋談至十時。默存、孝魯各健談。”（五冊， 124 頁）
1943年 3 月 9 日“錢鍾書謂黃晦聞有顧詩箋講義，似亦有韻字代諱之說。”（第六冊， 470 頁）
1947年 1 月 27 日“見錢鍾書一散文集曰寫在人生的邊上，純是聰明人口吻。往年在上海見其人數面，記性極強，好為議論，與冒考魯并稱二俊。”（第六冊， 671 頁）
1948年 9 月 17 日“閱錢鍾書談藝錄，博覽強記，殊堪愛佩。但疑其書乃積卡片而成，取證稠疊，無優游不迫之致。近人著書每多此病。”（第七冊， 2 頁）
1951年 5 月 12 日“馬長壽君過談，聞宥錢鍾書事。”（第七冊， 168 頁）
1953年 9 月 8 日“閱錢鍾書談藝錄，其逞博處不可愛，其持平處甚動人。”（第七冊， 344 頁）
1957年 1 月 21 日“得陳友琴書，論陳生書評，告錢鍾書意見。”（第七冊， 586 頁）
1957年 4 月 29 日“得錢默存二十六日復書，謂二主譜引默記所載宮人畏燭煙事，吳槎客拜經樓詩話卷三誠為不可信，謂本之賢愚因緣經。又示和人看花云：凄絕一 花下士，去年猶是看花人。懷李拔可丈作也。與默存二十年前見于拔可席上。”（第七冊， 611 頁）
1958年 7 月 12 日“閱文學研究，錢鍾書評錢仲聯韓昌黎詩集釋，二君博覽皆可佩。”（第七冊， 689 頁）
10月 24 日“又謂文學研究所開第五次批判鄭振鐸學術思想時，即鄭飛機失事之日。近將批判錢默存之談藝錄，默存囑予提意見。”（第七冊， 704 頁）
1959年 1 月 6 日“夕閱錢默存宋詩選，不選葉水心一字，譏為鴕鳥。”（第七冊， 716 頁） 1 月 7 日“午后看錢默存宋詩選注。近日報紙登批判此書文字數篇，予愛其詩評中材料多，此君信不易才。”（ 717 頁） 5 月 4 日“發錢鍾書函，謝其寄宋詩選注及詩，附去感近事一詩。”（ 741 頁）
自京歸杭得錢默存示詩感近事奉報一首
后生可愛不可畏，此語今聞足汗顏。不信千編真覆瓿，安知九轉定還丹。是非易定且高枕，蘊藉相看有遠山。太息鳳鸞滿空闊，九州奇翼竟無還 謂鄭振鐸。
5 月 10 日“得錢默存函，論予所寄詩。”（ 743 頁） 5 月 21 日“錢默存寄來其愛人楊絳所譯法國勒薩日著小說‘吉爾·布拉斯'一厚冊。”（ 745 頁） 5 月 22 日“發錢默存、楊季康復，謝其惠書。”（ 745 頁） 6 月 11 日“看錢默存舊作中國詩與中國畫。”（ 749 頁）
夏承燾說錢鍾書“好為議論”，但對他的評價卻是“后生可愛不可畏”，夏承燾對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談藝錄》也有很直率的看法，比如說《談藝錄》“乃積卡片而成”，但這也并沒有影響了他們的關系，學者之間相互有些苛評，是正常的，不值得大驚小怪。（引文均出自《夏承燾集》 5 、 6 、 7 冊，浙江教育、浙江古籍出版社）
朱自清是錢鍾書在清華的老師，他在日記中對錢鍾書的評價和夏承燾的看法大體是一致的，朱自清和夏承燾在同時代的學者中都是以溫和為人所知的，他們這種性格的學者，評價起人來，一般相對要公允一些，不刻薄，因而也就較他們所評對象的實際不會相去太遠。我們把夏承燾日記中的錢鍾書和朱自清日記中的錢鍾書相比較，再參之以《吳宓日記》中對錢鍾書的看法，我以為他們對錢鍾書的評價和錢鍾書本人的個性是相符的，他們都承認錢鍾書的才華，但對于他的刻薄、喜歡掉書袋、以卡片堆集的著述方式也有不同看法。以下是朱自清日記（《朱自清全集》第 9 、 10 卷，江蘇教育出版社）中有關錢鍾書的記載：
1934 年 4 月 6 日“晚雨僧約飯，有張素癡、中書君、張季康。中書君言必有本，不免掉書袋，然氣度自佳。”（ 9 卷， 289 頁，以下只注頁碼）
1934年 6 月 3 日“公超昨談錢鍾書事，當俟朱定后方可商也。”（ 295 頁）
1934年 6 月 8 日“錢鍾書《論東坡賦》一文，論宋代精神地理智與批評，尚佳，馀亦多恒語，不若其《論中國詩》一文也。”（ 298 頁）
1934年 6 月 19 日“晚與蔣談錢鍾書事，殊未暢所欲言，余說話思想太慢，故總不能恰當也。公超后也為錢進言，均無效。蓋校方不欲加聘新人也（專任）。又謂秦善 聘書尚未發出，公超恐不樂也（錢事）。”（ 300 頁）
1934年 10 月 20 日“郭紹虞來訪，給我看一篇他回答錢鍾書批評的短文，頗感情用事。我為之冊去一些有傷感情的詞句。有一點值得注意，錢在選擇批評的例子時是抱有成見的，這些例子或多或少曲解了作者的本意。”（ 325 頁）
1939年 3 月 27 日“據錢鍾書意見，龐之畫顏色鮮明，然線條不夠穩定。”（ 10 卷， 17 頁）
1946年 5 月 6 日讀錢鍾書的《貓》一文，就現時而論，此文過于玩世不恭。然楊絳的《懷舊》甚佳。（ 402 頁）
近年研究錢鍾書的人對于他的個性和為人都做了不少評價，也引出了一些人的不同意見，但我個人認為，雖然人們對錢鍾書的評價不同，但在對他性格的把握上卻是較為準確的，特別是李洪巖在他有關錢鍾書的幾部著作中做了很深入的探究。李洪巖發現的材料和所進行的分析，都是嚴格的學術研究，可能有不當處，但在總體認識和理解上，他的見識遠甚于孔慶茂所做的有關錢鍾書和楊絳的兩本傳記，就是在材料上，也是先有李洪巖的著作，后有孔慶茂的傳記，前者對后者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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