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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屋嘉言>序》節選

　　 蔣介石在北伐后提出一項解決中國問題的總體辦法，即軍隊要黨化，而黨、行政機關、社會、以至全民都要軍隊化。這與金天翮二十多年前的主張如出一轍，尤其蔣在國人經歷了北洋軍閥的軍人統治之后仍能提出這樣的主張，最說明類似的觀念在這么多年后仍有相當的生命力。(蔣介石:《今日黨員與政府軍隊及社會之組織唯一要素》,《盛京時報》，1928年8月18日，第1版。)應該指出，蔣的主張也受到許多國民黨文人的反對。但對尚武觀念的生命力實不能低估，直到1935年仍有文人提出“武化本位”的觀念。任中敏針對當時的“文化本位”觀念說:“‘五四運動'以后，有一部分文化運動者，以毀棄吾國一切所固有者為時髦。乃十年以來，經過一大循環，今日又以談中國本位的文化為時髦矣。今日之勢，人則事事不許我有本位，我則事事多以個人為本位；當前應解決者，正是‘中國本位的武化'問題！此而不談，改談文化，未免讀《孝經》以退黃巾之嫌”(參見任中敏《<白屋嘉言>序》,《國風》，7卷1期，1935年8月1日，第20頁)。這是抗日戰爭已將爆發的前夕，說這樣的話自有其時代緊迫感的今典在。但“讀《孝經》以退黃巾”一語仍透露出清季以來甚為流行的“文人無用”論的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