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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原名恩鐮，字賓四，民元(1912)易名為穆。生于清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卒于1990年8月30日。他是我國現代著名的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以其淵博的學識，建立獨特的文化史學體系，在二十世紀的史學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錢穆一生勤勉，淹通四部，著述豐厚，對傳統文化諸領域都有研究，但主要歸于史學。其史學包括歷史(主要指通史、史學理論、史學方法等)、學術思想、文化，他在這三大領域都做出了貢獻。
學術思想是錢穆學術的重心，即治學的主線。在諸子學、經學、玄學、佛學、理學、清代學術等方面都有創新。
于諸子學，他從先秦學術思想史出發揭示了諸子學的基本精神，即平民階級之覺醒，并以儒墨兩家為軸心疏理諸子，建立了諸子互動的學術系統。對于老子其人其書，經考證老子為三人，而混三為一自《史記》始。至于《老子》，則從其書中的理論推測書的時代背景，先秦思想發展線索，以及語言文字等角度，證明其書為戰國晚期作品。又以史家的眼光從動態角度把握諸子統一，認為諸子統一雖然始于先秦，但完成在秦漢之際，表現為一個過程，以《易傳》、《中庸》為代表的秦漢儒家起了主要作用。
錢穆治經學同治諸子學一樣，從史學立場出發，泯合了今文經與古文經的門戶之見。注重經學的淵源，強調儒家典籍在先秦不稱經，經學產生于漢代，“六經”也為漢儒所為，還孔子與“六經”歷史的原貌，其深意在破今古文門戶之見。他把經學發展分為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個時期，并對經學在不同時期特點進行研究，勾勒出經學發展的轍跡。他把人文主義、注重歷史、天人合一、通經致用及教育等概括為經學精神，并本著這種精神，闡述了考據與義理二者不可偏廢的經學方法。《易》學與《四書》學也是他經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他以考據與義理相結合，獨創一套《易》學、《四書》詮釋的新體例。另外，揭示《四書》之間的內在聯系，描述其義理的演進過程，突出《四書》在經學史上的地位。
錢穆于玄學、佛學也不乏特色。他揭示玄學的精神為“個人自我之覺醒”，主要研究了王弼、何晏、嵇康、阮籍、向秀、郭象這三家六宗的思想，并由此追述了玄學的淵源、發展、流變。他對佛學，并非一概加以拒斥，對佛籍、佛教在中國的傳入與傳播，以及發展與流變，都進行詳細考證，指出佛學在中國傳播與發展的歷程，實際上是不斷中國化的過程，突出中國文化的包容意識與較強的生命力。
錢穆也非常推崇理學，稱理學為“大我之尋證”。認為宋明儒是平民儒，無論在師道、學術，還是在治平方面大有返回先秦儒的風格。正如先秦儒融合諸子百家，擴大儒學一樣，宋明理學的最大貢獻在于以儒學為主干融合佛老，形成一代新儒學。基于這一總體認識，他從史學角度貫通理學，揭示理學發展的淵源、發展與流變，泯合了所謂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的絕對對立。對朱熹學術思想的研究則是理學的重心。他把朱熹與孔子并舉，突出了朱熹在孔子以下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接著分別從學術、思想、治學方法等方面具體研究朱熹，揭示了朱熹作為一代通儒，以及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的特征，體現了從朱子原書治朱子的精神。錢穆還對王陽明學術進行探討，肯定王陽明思想的價值就在于他能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解決宋代理學所留下來的問題，如朱陸的對立、儒佛的抵牾，在他那里基本得到解決。
清代學術思想是錢穆治學術思想史創獲頗多的領域。他稱清學為“民族精神之發揚”與“物質科學之認識”。他對清代學術的研究集中在其學術的淵源，以及學術思想自身的發展與流變上。他把清學溯源于宋明學術，尤其是明季的東林學派，強調清學與宋學的聯系，反對那種僅僅以漢學來論清代學術的觀點。于清初，他認為明末諸遺老雖然身處亂世之秋，但上承明緒，在經史子集，政事治平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貢獻，開辟學術思想史上的一片新天地。清中葉由于政治箝制等原因，學術向考據、訓詁方向發展，雖然在整理、編纂古籍上有所貢獻，但經世精神卻消失。他尤其批判清代漢學的門戶之爭，先是古文經與今文經分裂，后是今文經內部分裂，經學走上窮途末路，這時諸子學復興，開啟了晚清學術發展的新氣象。
錢穆對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就總體而言，反對用西學剪裁中國傳統學術，注重從本民族文化中闡發其學術。由于有堅實的學問工夫和深厚的基礎，敢于反對潮流和陳說，提出石破天驚的見解和觀點。他破除了經、史、子、集分割的看法，破除了考據、義理、辭章裂解的做法，破除了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漢學與宋學的長期爭論與對立，破除了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門戶之見，破除宇宙觀與人生論的分離，直接中國文化的大本大源。他注重學術與制度、典章等項目的結合，他也重視學術史與思想史的結合，治思想史是以學術史為根基的，治學術史也以發掘其思想為指歸，把學術史的博大與思想史的精深統一起來。使傳統學術的研究在當代有了一個新發展。
錢穆是淵博的史學大師，可以說他的全部著作都是歷史著作。他綜合、創造性地發揮傳統史學思想，建立自己獨特的史學理論及方法。在理論上，他吸取傳統史學的同時，也注重消化西方吏學，主張史心與史識、智慧與功力相結合，突出人在史學中的地位，把歷史看成活的歷史，他的歷史觀是生命哲學的歷史觀。在方法上，他治史力求共殊相別，變常互通，以求尺度準確，重視歷史的民族性、個性，內外兼修，通專互涵，以求主客統一。他治史涉及廣泛，如通史、部門史、文化史，注重淵源流變，把典章制度、民族融和、學術遞嬗有機地結合起來。
文化是錢穆史學的歸宿，他的史學實際上是文化史學。他多次指出，歷史是形式，文化則是內容，研究歷史實質上是研究歷史背后的文化。于文化，他建立了以人文主義為特征的文化學理論，認為，人是文化的中心，把人生、人類生活當成文化的本質，并對文化的結構、要素進行研究，強調它們之間的互動性，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的方法。他倡導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傳統滿懷“溫情與敬意”的態度，反對偏頗的民族虛無主義。他也重視中西文化比較，揭示小國文化的精神，對于未來的文化，他主張集異建同，未來世界的文化是多元共處，反對西方中心論。他的這種在不忘本民族文化基礎上，主張不同文化共融的思想，在當代文化建設中愈來愈具有現實意義。
嚴耕望在評述錢穆學術成就時指出：“近六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為興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筆勁悍，幾無倫比。直到晚年，后輩學人從先生問學，仍常感到先生思如泉涌，能隨時提出新觀點；退而思之，大多實有理據，并非恣意想像之說。惟先生天分太高，所提論點，往往如天馬行空，讀者未必人人都能理解，都能接受。但先生任何論點，多富啟發性，好學深思者，讀先生書，不論能否接受，皆能獲得一些啟示，激發讀者別開蹊徑，不致執著，拘守成說，不能發揮。此為先生著作除了建立本身論點之外，對于史學教育之另一項貢獻，殊為難能！”又“穆自民國二十年代，驟躍居史壇前列，聲譽日隆，與同輩中年齡最少，而年壽最永，其謝世亦標識同輩史壇落幕。民國以來，史家述作甚豐，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國文史哲藝，諸多別識，今后學人含英吐華，必將有更深遠之影響。”
輯自汪學群《錢穆學術思想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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