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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范文瀾大學畢業后，任蔡元培私人秘書。一九一八年，經許壽裳介紹，到沈陽高等師范學堂任教。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先后在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任教。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愛國運動興起，范文瀾參加了天津人民群眾的游行示威等活動。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失掉聯系。一九二七年，在北京會見李大釗。范文瀾常在課堂上講共產主義，天津警備司令部要逮捕他，經校長張伯苓協助，于是年五月，離開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學、師范大學、女子師范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中法大學、輔仁大學任教，最忙時每周上課三十小時以上。這時，范文瀾與個別黨員以及黨所領導的團體--教聯、左聯、互救會發生聯系。一九三O年九月，閻錫山派兵查抄范文瀾住宅，搜出《紅旗》等書報文件，指為共產黨而逮捕，經入營救獲釋。暑假后，為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國文系主任。十一月，周樹人(魯迅)至北京，在范文瀾家中與左聯等團體的代表會談。一九三三年暑假后，為女子文理學院院長。一九三四年暑假后，又被反動派逮捕，經蔡元培等人營救獲釋。一九三五年，在中法大學任教。一九三六年，在河南大學任教。
"七七"事變后，在黨的領導下，范文瀾創辦抗戰講習班，親自上課，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一九三八年六月，開封淪陷，隨河南大學轉移到雞公山一帶。不久，與黨取得聯系，在遂平創辦抗日訓練班，又隨新四軍在信陽一帶開辟游擊區，又在第五戰區抗敵工作委員會做統戰工作，長期奔波于桐柏山中。一九三九年九月，在竹溝鎮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0年一月，到達延安，為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一年，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三年，在中央宣傳部工作。
抗日戰爭勝利后，范文瀾因工作調動，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到達晉冀魯豫邊區，任北方大學校長。一九四七年，兼歷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八年七月,北方大學與華北聯合大學合并為華北大學，吳玉章為校長，范文瀾為副校長兼研究部主任、歷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九年，隨華北大學遷至北京。參加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代表會議籌備會。九月，由該會推選，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一九五O年，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改為中國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瀾為所長。一九五一年，中國史學會成立，郭沫若為會長，范文瀾為副會長，主持日常事務工作。一九五四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一九五六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一九五九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一九六五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一九六九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同年七月二十九日逝世于北京。
范文瀾在私塾讀書時，就已經讀了四書、五經和《泰西新史攬要》等書。他尤愛讀《禮記》"大同之世"、陶潛《桃花源記》。還瞞著塾師和家長，偷閱中國古典小說。中學時代，課外喜讀翻譯小說中的《魯賓遜漂流記》、《國粹學報》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學時代，從劉師培治經、陳漢章治史，黃侃學文。常讀《新青年》。在南開大學任教時，應顧頡剛之約，組織樸社，出版書刊。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文心雕龍講疏》，是范文瀾的第一部學術著作。一九二六年，出版了《群經概論》。一九三一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龍講疏》改為《文心雕龍注》，于一九三六年出版。從范文瀾早年三部學術著作看出，他文學、經學、史學都很精通。
此外，范文瀾還于一九二九年編過一本"消遣苦悶的歲月"的資料書--《水經注寫景文鈔》。于一九三五年寫過-本宣傳愛國思想的通俗讀物--《大丈夫》。以上這些書，還都是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作品。
抗日戰爭以后，范文瀾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他在政治上不斷前進，學術上也邁入了馬克思主義的康莊大道。《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寫出來的兩部重要著作。
范文瀾到延安后，開始撰寫中國通史，以"為某些干部補習文化之用"。當時擬定"略前詳后，全用語體，揭露統治階級罪惡，顯示社會發展法則等幾條"。作為準繩。上冊(上古到五代)于一九四一年出版，中冊(宋遼到清中葉)于一九四二年出版，下冊只完成鴉片戰爭到義和團運動部分，題名為《中國近代史》上冊，于一九四六年出版。而上、中冊合稱《中國通史簡編》。
《中國通史簡編》的出現，是中國史學史上一個革命性的前進。該書一問世，就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嚴禁，這正好說明它的戰斗作用。全國解放后，范文瀾對該書的缺點，作了檢查，主要是：非歷史主義的觀點；在敘述方法上，缺乏分析，頭緒紊亂。接著，他提出了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階級斗爭論是研究歷史的基本線索；在生產斗爭中的科學發明；漢族社會發展史的階段劃分；漢族封建社會的分期；初期封建社會開始于西周；自秦漢起中國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歷史上的愛國主義；歷史上戰爭的分類等九個問題，進行了論述。根據他對這些問題的見解，修訂《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編(遠古到秦統一)于一九五三年出版，第二編(秦到南北朝)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第三編第一、二冊(隋唐五代)于一九六五年出版，共約一百一十萬字。第三編第三、四冊：(遼宋金元)及第四編。(明到清鴉片戰爭以前)已準備修訂，可惜沒有來得及親自完成。《中國近代史》上冊是研究這段歷史的一部開創性的著作。范文瀾主張把中國近代史劃分為四大段：(一)一八四O--一八六四年(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二)一八六四--一八九五年(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三)一八九五--一九O五年(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四)一九O五--一九一九年(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第一大段包含反帝反封建兩個主要矛盾，而反封建矛盾尤為發展。第二大段包括國內民族斗爭和反帝兩個主要矛盾，而反帝矛盾較為突出。第三大段包括反帝一個主要矛盾。第四大段包括反封建一個主要矛盾。"研究中國近代史，以上述各個主要矛盾為基礎，同時配合著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種發展情況，綜觀主要的次要的各種矛盾相互間的聯系和影響，從而了解歷史的全貌。"《中國近代史》雖未寫完，但范文瀾留下了他對這段歷史的完整看法。
《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是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地敘述中國通史的著作。范文瀾既懂得馬克思主義，又熟諳中國的傳統文化，并且較好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民族特點結合起來，形成他的著作的獨特風格。兩書雖都有缺點，大醇小疵，功績是首要的。
范文瀾對于歷史研究，提出學習理論、掌握資料、文字表達、言行一致四個問題，勉勵后學。他說："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論和我們自己的整個思想意識、思想方法、生活行動全面地聯系起來，這樣，才叫做馬克思主義者在做史學工作。"語重心長，希望甚殷。
范文瀾對黨的事業滿懷責任感。他在延安寫作條件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寫成《中國通史簡編》。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評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對 此書進行修訂。十年動亂中，他帶病工作，直到逝世。
在范文瀾逝世十周年的時候，近代史研究所同人選錄他的文章十七篇，分為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歷史研究的方法和對資產階級歷史學的批判、中國經學史、思想史的專題研究四組，編為《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出版，以作紀念。
錄自卞孝萱：范文瀾《中國史學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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