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胡適和陳垣私誼很好。《陳垣來往書信集》中收有胡適的信17通，陳寅恪
的信19通，可見交往的頻繁（陳智超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陳垣的兩本名著《元西
域人華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均是陳寅恪作的序。1949年，胡適和陳寅恪同機離
開北平。由于二陳一胡為當時中國史學界的重要人物，他們都在南京政府搶運計劃的名
單上。這3個史學大師，從這一年開始分手，各自走了3條不同的道路。胡適先飛美后赴
臺，陳寅恪客居廣州，辭不赴京。只有陳垣能順應潮流，繼續做輔仁大學的校長，一直
做到院系調整以后的北師大。
1948年12月13日，胡適還在給陳垣的信中談論與《水經注》有關的問題。從信中可
以看出兩位學者的交情。胡適在信的末尾寫下這樣的話：“今夜寫此短信，中間被電話
打斷六次之多，將來不知何時才有從容治學的福氣。”（《陳垣來往書信集》191頁）3
個月后，1949年4月29日，陳垣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標志他一生重大轉變的《給胡適
之先生一封公開信》，雖然信的語氣尚不激烈，但卻意味著這兩個朋友之間的友誼結束
了，同時也意味著他和陳寅恪的友誼也劃上了句號。他在信中說：“在北平解放的前夕，
南京政府三番兩次的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當時的陳垣
“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學生們自由學習著、教授們自由的研究著”。關
于陳垣給胡適的這封信，我們至今未見手跡。胡適見到這封信后，寫有《跋陳垣給胡適
一封公開信》，心平氣和地談了他的感想，他認為這封信不是出自陳垣手筆（胡頌平編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2122～2133頁，臺灣聯經版）。不管怎么說，陳垣
從此轉變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幾乎都要否定自己的過去，說自己以前“所講所學皆井
蛙夏蟲之見”（陳智超《陳垣傳略》見《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一輯206頁，山西
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激動地說：“一方面感到聞道太
晚，在先進的人們，先進的知識分子早已為人民革命事業不屈不撓英勇奮斗的時候，而
我過去卻一直對這樣偉大事業毫無認識，未能參加到革命的行列，實覺愧對人民。另一
方面，我也慶幸和感謝黨多年以來的關懷與培養，黨用共產主義世界觀教育了我，使我
能在垂暮之年，獲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榮。”（同上）對陳垣的轉變，陸鍵
東在《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這樣的評價：“陳垣思想的巨大轉變是一個典型，它
映照出時代鋪天蓋地的潮流。北京的人們相信，在這股洪流面前沒有人能置身于外。”
（該書118頁，三聯版）
陳垣是轉變了，從他前半生經歷中，我們推不出他要轉變的必然結果，但他的轉變
又是一個既存的現實。我們對他的轉變不必過分苛求，但也須保留一點懷疑的態度。當
時陳垣69歲，盡管許多資料說他轉變之后，如何學習毛澤東的書和馬列主義，但有一個
基本的事實不容回避，就是一個年過古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種新的
思想？如果說能接受，那么這與一個人的生理和心理狀況均不相符，陳垣的學術研究，
走的是樸學一路，與政治無關，但誰選中了這個本與政治無關的人，讓他成為舊學者在
新時代里轉變的典型呢？在日后的幾乎每一次政治運動中，陳垣都有積極的表現。他曾
寫過一篇《思想改造在輔仁大學》的文章，將自己終身服務的大學說得一無是處，說自
己：“長期為帝國主義服務，思想模糊，敵我不分……”（見《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
問題》上冊，人間書屋1952年）
如果按照當時的邏輯，經過思想改造運動之后，作為舊學者的典型，陳垣迎來了他
自己的新時代，從治學方法上，他找到了新的東西，從思想境界上，他找到了馬列主義，
他是學者，應該從此在學術上達到一個超越過去的新水平，雖然他已是一個老人，但他
還沒有失去學術能力，他應該多為人們留下一些學術成果，但遺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學
術生涯中，我們見到的多是這樣的文章：《斥奧斯汀侮辱中國人民》、《加強政治課程
和時事學習》、《我在三反運動中的思想體會和檢討》、《遵循著斯大林同志的遺志繼
續前進》等等，陳智超說：“解放以來，他還寫作了二十多篇學術論文。”（同上）陳
垣過去的學術特點是以寫專著見長的，但后來卻沒寫一部專書，而應景的文章，要幾倍
于這“二十多篇學術論文。”（劉乃和《陳垣同志已刊論著目錄系年》，《勵耘書屋問
學記》，三聯版1992年）是陳垣年齡太大了嗎？從他的健康狀況看，似乎不是。令人感
慨的是40后代末就幾乎雙目失明的陳寅恪，始終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不僅沒轉變，還
完成了《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和3大卷的《柳如是別傳》，“至文化大革命之
難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幾篇文章，兩本專著，以及《寒柳堂記夢未定稿》。盲目衰翁有
此成績，殊可驚嘆。”（汪榮祖《陳寅恪評傳》第166頁，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陳寅恪雖
然小陳垣10歲，但當時的身體狀況也不好。陳垣似乎適應了時代，但再沒留下了什么傳
世之作，而堅持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卻為后世留下了豐富的學術
遺產，陳垣的遺憾是時代造成的，但個人應當承擔多少責任，后人又該從這遺憾中得到
些什么啟示呢？我所見陳垣的資料不是很多，但從一本《陳垣來往書信集》中，我能略
窺他的個性，該書緊排著收有1935年戴傳賢和汪兆銘給陳垣的兩封信。從信中得知，戴
傳賢復信是陳垣將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寄給他后的感謝信，當時戴傳賢是考試院院
長。汪兆銘的信也是陳垣寄贈《史諱舉例》、《元西域人華化考》后的復信，當時汪兆
銘是行政院院長（見該書624、625頁）。從這信中，至少可以感到陳垣是喜歡和政界要
人來往的，這種個性，在他最終的轉變中，可能也起了作用。史學界對二陳的評價是：
陳寅恪重志節而陳垣識時務，因此二人的命運也就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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