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柳如是別傳》的撰述主旨與思想寓意
研究綜述及我見
胡曉明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這是中國學術史中的代代相傳的佳話。但是，左丘與孫臏的傳說，畢竟離我們十分遙遠了。著書故事的真實性，也很難去考證清楚的。然而在本世紀中葉的中國，卻有一個當代史家，在失明臏足的情況下，用了十年的光陰，完成一部八十余萬言的大書奇書。這就是陳寅恪先生與他的最后著作《柳如是別傳》。1964年夏，該書完成初稿時，陳寅恪先生已七十五歲，正如助手黃萱所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鉤稽沉隱，以成此稿，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慨。”有陳先生和他的著作的真實存在，使我們相信左丘所代表的傳統，依然在中國純正的知識人血脈中的慧命相續的存活。但是，《柳如是別傳》究竟是一部什么樣的著作？陳寅恪先生為什么在晚年花這么大的心血來為一個名妓作傳？這本書在陳先生的著作，以及在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中占有一個什么樣的地位？近年來，有關上述問題隨著陳寅恪學術與思想的逐漸被理解，不僅引起了學界的關注，而且引發了一些不同的意見。我們相信，名著的命運，正是隨時間的增加而不斷增加其內涵。所以，陳先生的這本書的命運也是如此。在這篇文章里，我們打算就目前所見到的各種意見，稍加疏理，述其大要，最后也表達個人對這部書撰述主旨與思想寓意的一點想法。是為引言。
一，《別傳》的撰述主旨研究綜述
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關于陳寅恪的研究論著呈逐漸上升趨勢�！秳e傳》的研究也正走向深入。筆者根據目前的資料⑴，將有關《別傳》撰述主旨的意見歸納為七類，簡要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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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榮祖于七十年代撰寫的專著中，認為寅恪之歌頌柳如是，同情錢牧齋，可謂是翻案文章。書名由《錢柳詩箋證》而改為《柳如是別傳》，原因在于“寅恪于錢柳極為同情，甚覺未得歷史之公道，故不惜冗長篇幅為之洗刷煩冤。而于柳如是更由同情而臻于仰慕。不僅贊美其才藝，更服其氣節�！秉S裳在一九八二年寫的《關于柳如是》一文，也認為這本書的性質屬于歷史人物評價的翻案著作。陳寅恪因為同情柳如是，所以撰作此書為柳如是辨誣。這一說法，本來可以代表那些原先多少從野史筆記或道聽途說知道一點關于柳如是其人其事，但又并沒有通讀（更談不上細讀）《別傳》的人們的直接印象。但是黃裳雖然對于錢氏的抗清事跡以及柳如是的政治才華多有肯定，但卻又認為陳寅恪的辨誣是不值得的。在他的心目中柳如是畢竟只是個放誕不羈的風塵女子，末代交際花一類的人物。她與陳子龍之間的關系不是基于愛情，而是基于名士與名妓的風流生活；而她最終歸錢牧齋，也不是基于愛情，而是由于經濟、政治地位的考慮。黃裳明確表示不能同意陳寅恪先生的辨誣。他認為柳如是則由原先的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女子，變而為一個大地主的夫人，并不值得為她申冤。而河東君柳如是之所以做出許多蔑視封建禮法、使當時的正人君子們攢眉怒目的事，也不過是腐朽的地主階級本質的表現，并不值得陳先生為之曲辨的。黃先生的文章體式，屬于書話而不屬于書評。書話作者往往借一本書進行自己的雜文散文的寫作，他有權利不顧原書作者的用心，也不必理解原書作者的用心。甚至要求書話的作者去通讀原書，或許是一件過于認真的事情。更何況，關于地主階級云云的說法，充滿了極左時代的思想斗爭氣息，很難說是嚴肅的學術討論。只是作為歷史對于一部名著的接受痕跡，這里也聊備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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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榮祖又明確提出自遣自證說。關于前者，他認為“寅恪投射一己于三百年前，猶如觀劇者與劇中人同化，實為其興趣不墜的源淵。……而于神往之際，傷古撫今，常常不能自己。因寅恪之思想雖有新的一面，但在情感上甚是依戀舊文化與舊社會，自五四以還即覺扦格不入。晚年社會與文化之變動尤遽，唯有寄情于古人，以渾忘現實之痛苦。寅恪箋釋錢柳詩得到精神上之樂趣，自無可疑�！标P于后者，他說：“《柳如是別傳》一書卷帙浩繁，考證煩瑣，集寅恪一生著述‘筆法’之大成。寅恪欲藉此書自驗學術之深淺以及留示后人其史學方法的范例�！彼�舉證說，書成之后，陳寅恪囑其助手黃萱寫文章總結他是如何做科學研究的各種方法，這正是當事人表明此書的撰述動機的直接證據。依汪氏此說，《柳如是別傳》并無學術思想史上重大的深意，只是一部十分偶然的充滿個人特殊因素的著作。
（三）復明運動史。
持這一說法的有王鐘翰、王永興、何修齡等人。這些人或是明清史研究的專家，或陳寅恪先生的高足。他們對于《柳如是別傳》的重視，正標志著對于《柳如是別傳》理解的深入。早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有關陳寅恪的討論會論文集中，何修齡就有《柳如是別傳》讀后的專論，就筆者所見，這是第一篇系統評價《柳如是別傳》的專論。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從表面上看，全書以第四章《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后之關系》為最長，占整個篇幅的五分之二，比第五章《復明運動》還多出將近一百頁。但根據作者在本書第一章《緣起》中所說的力求窺見錢柳在亡國之后的“孤懷遺恨”，以及珍惜引申其中“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可以說，“第五章《復明運動》實際上是全書主旨所在�！焙涡摭g評價說：關于復明運動，“以往人們知道的只有其中個別的或少量的史實，單個人反清復明的思想情緒，個人或極少數人自發的反抗等局部活動，人們知道的還知道各地規模不等的群眾武裝起義，卻沒有明確意識并提出過在清朝嚴酷統治下這種長期的、廣泛的、有組織的復明運動、民族抵抗運動的潛流，更不知道這種運動曾在‘綢繆鼓瑟之小婦’推動下展開�！倍愐√釤挸鲈S多史實，發現許多“待發之覆”，并加以考證、研究，把隱藏得很深的歷史真相揭示出來，“是一項全新的發掘和概括，一項重要的科學成果。”王永興拈出《柳如是別傳》中“然此文主旨在河東君一生志事”一句警策語，指出所謂河東君之“志事”，正是陳寅恪不斷提到的“三戶亡秦之志”，或曰“哀郢沉湘之旨、復楚報韓之心”，或曰“東海麻姑之感，西山精衛之心”。河東君雖堅持參加復明運動，而未能獲得成功，但陳寅恪不以成敗論英雄，尊崇氣節是柳如是一生志事的主要表現，也是她的立身之本。而陳寅恪以驚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撰著此書，闡揚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意義與歐陽永叔著《五代史論》的學術思想意義相同。王鐘翰進而在陳寅恪的基礎上繼續考辨，補充材料，認同陳寅恪關于錢柳因緣由言情之兒女，變而為愛國之英雄的說法，并提出柳茍不擇錢則名不揚，錢不得柳助而反清復明之志不堅，兩者相得欲彰的新見，以張大陳寅恪關于錢柳共同參預復明運動的觀點。總之，“復明運動”說，明顯地比上面的兩種說法提高了很大的一個層次，更能真實切近地理解《柳如是別傳》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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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鴻生、孫康宜等人持這種看法。關于“復明運動”的說法畢竟將《柳如是別傳》中柳如是與陳子龍、柳如是與宋征輿、柳如是與程孟陽、謝象三等人的詩詞情緣與交往因緣放在一個比較次要的地位，而《柳如是別傳》畢竟又用了大量篇幅對于柳如是的情史與生活史進行了極為詳盡的爬梳考證。這些考證卻與復明運動應無直接的關系，那么，陳寅恪為何要花這么大的功夫來細辨河東君艱難處世、擇婿人海、為爭取婚姻幸福而斗爭的過程呢？蔡鴻生、孫康宜等人從女性史的角度提出，這本書的宗旨乃在于陳寅恪先生晚年對于“紅妝”的關注，從著《論再生緣》到《柳如是別傳》，正是一種自覺的治學旨趣的選擇。但是同樣是“女性史”，其中又有不同的強調重心。蔡鴻生更為看重的是女性悲劇史以及女性中蘊藏的英雄氣質。悲劇史是表明“紅妝”的歷史中往往含有人性與社會的沖突、理想與時代的沖突，“胭脂淚中凝聚著民族魂”。陳寅恪早年對于崔鶯鶯的研究，對于秦婦的研究，以及對于瑟琶婦的研究，都是這個意義上的同一系列探索。不同的只是《柳如是別傳》是對于“天下興亡匹婦有責"的一曲贊歌。“俠氣、才氣和骨氣，在柳如是身上，可說是三者合一”，“奇女志與遺民心的結合”，使本書成為可歌可泣的女性史頌。孫康宜的重點在于從十六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女性文學的崛起與成熟這一背景看問題，認為這本書中經過陳寅恪深入細心的掘發所呈示出來的陳柳詩詞情緣，是晚明情觀新變所促發的一場文化革命的一種結晶。柳如是所代表的歌伎文學傳統與名士文學傳統的融合，所達到的極深細美的情感世界，是該書最為精彩的成就。姜伯勤也認為《柳如是別傳》的這一特點與國際史學界對于婦女史的關注是同步發生的，是通過一系列女性形象的研究，來闡發思想超越的理想人物。余英時也強調了在陳寅恪的心目中紅妝女性的政治與美學意義，是與男性世界形成相當大的區別的，這里有陳寅恪的現實關懷�？傊�，“頌紅妝的女性史”這一說法包容了“復明運動”說，既注重具性別特征化的情感世界一面，又重視女性意義中呈顯出的精神價值與政治道德意義一面，凸顯了陳寅恪自己所聲稱的“著書唯剩頌紅妝”的學術新變的意義。
（四）知識分子史、人格心態史
吳宓、周勛初、姜伯勤、李吉力 等持此說。1961年，吳宓到廣州會見老友陳寅恪，談及《柳如是別傳》的寫作情況。吳宓在日記中記載：“寅恪細述其對柳如是研究之大綱。柳之愛陳子龍及其嫁牧翁，始終不離其民族氣節之立場、光復故物之活動。不僅其才高學博，足以壓倒時輩也。總之，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消閑風趣之行動也。”由于這段話具有當事人口述性質，所以在《吳宓與陳寅恪》一書中披露之后，成為論者廣泛引用的權威性說法。這個說法明顯將“頌紅妝”作為一種表面現象，或一種敘述策略，其真正的深層關注則應含有知識人心態史的更多更深含義。而這個含義的核心，是在易代之際有關文化與道德的基本命運的抉擇。周勛初說：“讀過《柳如是別傳》之后，可知這部著作雖用傳記的形式寫成，實際上卻是一部反映明末知識分子動態的史詩�！弊髡咭蕴旆馗驳臍v史事實為軸心，通過柳如是的奇特經歷，展開一幅巨大的歷史畫卷，“讓讀者看到，在這動亂的年代里，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怎樣在嚴酷的命運面前抉擇自己的歸宿。寅恪先生對柳如是身邊的這些士人，以其對待國家命運的態度為準，予以表揚或貶斥，從而起到了‘貶斥勢利、尊崇氣節’的作用。”姜伯勤一方面從國際史學趨勢來強調“心史”的新史學意義。他認為陳寅恪的“以詩證史”不僅與傳統學術的“詩史”概念不同，而且與陳寅恪自己早年的“以詩證史”方法不同�！耙躁愐〉氖穼W道路上，以《元白詩箋證稿》一書為樗，陳寅恪廣義文化史研究，已經從偏重制度文化史、偏重以文化解釋種族的中心議題，轉向以研究社會風習的時代情感、社會轉變中的價值變遷為重點�！币环矫鎻娬{心史又是作為傳統的文化觀念，“表達的是民族的心靈歷程、在民族危機時所必須保持的‘氣節’、在民族危機時保存故土文化而進行的‘夷夏之辯’，…‘心史’這個中國史學中的獨特范疇，帶有很強的民族文化情結�！崩罴Α≌J為本書可以稱得上是人格的歷史。這種新的歷史敘述可以認為是對于傳統的《資治通鑒》式帝王將相歷史的顛覆。其重大意義在于真正“對于精神人格的張揚，而不是其他任何主題，成為《柳如是別傳》最為興味深長之處，成為其主旨所在�！比烁裥膽B史的說法可以說是由吳宓的“深意”一語引申而來，特別注重這本書的超越一般史學的文化思想意義，以及現代思想文化史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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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溪近年發表一系列研究陳寅恪的論文。關于《柳如是別傳》，他在諸家群說的基礎上，明確提出“明清文化痛史”的新說。他認為此書實際上是陳寅恪自創的一種修史的新文體，特點是涉及明清交替時期的經濟、政治、軍事、黨社、宗教、藝術、文學等各個方面，內容宏博、史事紛繁。陳寅恪綜合運用傳、論、述、證的方法，融史才、詩筆、議論于一爐，將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貫徹全篇。作者更輝煌的學術目標是通過立傳來修史，“說是明清之際的情愛史可也，明清之際的政治生活史亦可也，同樣，也可以說是一部饒有特色的江南黨社史或抗清紀略，還可以說是明清史料史或從新的角度寫就的南明史，更準確而寬泛一點說，應該是用血淚寫成的即撰寫一部色調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3.106如果說《論再生緣》是一種嘗試，《柳如是別傳》則是這種新文體的完成。劉氏的說法重在發皇表彰陳寅恪的學術文體創新意義。對于那些批評《柳如是別傳》文體繁冗、考證繁瑣、篇幅過長、牽扯過多的意見，劉文應是為陳寅恪找出了一種似乎是作者衰年變法的理由。但是“痛史”的說法明顯過于寬泛而不易得其要領。一部書的主旨由于分散到方方面面去，這本書的主旨無疑也就隱而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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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早在五十年代即對這本書作了非常富于創見的研究。他的最為獨到的心得，是認為陳寅恪的晚年作品，應通過他晚年生活與價值系統才能求得相應的理解。而方法正在于透過陳寅恪晚年詩文的考釋，來理解陳寅恪的價值系統，然后通過這一系統，來理解《柳如是別傳》的主旨。這本來是一個正確的讀解途徑。但余氏卻并不滿足于此，更將所謂“價值系統”的問題簡化為一個“北上”或“南下”的去留問題，這就使他對這本書的觀點帶有“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偏執，甚而使他在某些問題上帶有膠柱鼓瑟的機械意味。譬如他認為此書的主人公錢、柳，正是陳寅恪對他自己與陳夫人的自喻，在此基礎上，將此書說成是表達個人特定的身世與命運的一種傷悼與悔恨之作。這就不僅是推論過深，而且按照余氏的一個說法：“陳先生晚年歌頌‘紅妝’，尤其是對柳如是傾倒備至，實已遠遠超出了理智判斷的范圍。”客觀上也有意無意中抹殺了作為此書最起碼的性質，即基本學術著作性質。平心討論余氏的說法，存在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雖有理據卻不免有夸大之嫌。如以錢、柳喻陳、唐這一說法，余氏最有力的證據有四條，一是在《柳如是別傳》的《緣起》中陳寅恪的詩句：“誰使英雄休入彀，轉悲遺逸得加年。”（自注云：明南都傾覆，牧齋隨例北遷，河東君獨留金陵。未幾牧齋南歸。然則灌東君之志可以推知也。）余氏認為這里“夫子自道”的成分很大。但是我們知道陳寅恪并沒有“入彀”，而陳夫人也并沒有“獨留”。河東君之志可以推知，而陳夫人之志，作為陳寅恪，則是無須“推知”的。二是《柳如是別傳》《中秋夕贈內》（1955）詩末兩句：“終負人間雙拜月，高寒千古對悠悠”，用的是牧齋《初學集集·移居詩集》中的“永遇樂”詞語。余氏提問：“陳先生在什么地方最后竟背負了陳夫人呢？我們今天所能推測的只有兩人在去留問題上的歧見而已�！�137我們且不談另有人可以“推測”這里的“終負”不一定就是“背負”，而也可能是“此生辜負”之意，也可能包含四十年代的去英國而未成的遺憾等。更何況即使這里是以錢柳喻陳唐，也不能說明整書以錢柳喻陳唐。三是在《柳如是別傳》中陳寅恪認為錢柳對于鄭成功的態度有冷熱不同，余氏也用來說這是比喻陳、唐對于去留問題的嚴重分歧。并用陳先生自己的話：“河東君及牧齋之性格，一詼諧勇敢，一遲疑怯懦�！卑凳尽斑t疑”二字正是陳先生自己的夫子自道。但熟悉陳寅恪傳記的人恐怕不會認為陳在去留問題上是“遲疑”的，也不會認為“怯懦”是他的夫子自道。四是《緣起》中陳寅恪詩句“孺仲賢妻藥里親”，余氏考出用的是牧齋《和東坡詩》“徒行赴難有賢妻”，和《己丑元日試筆》“孺仲賢妻涕淚流”，這自然是不錯的，但也只能得出“共患難”的意思，而不能進一步引申夸大出在陳寅恪心目中錢柳就是他們夫婦二人。余氏第二個層面的問題是，即使我們認定以上有關錢柳與陳唐的比喻都是真實的，也并不能以詩詞寫作完全代替著作寫作，前者是文學作品，后者畢竟是考史論著，如果可以取代，則《柳如是別傳》恐怕有三分之二的篇幅不必寫，不但陳子龍與柳如是的詩詞因緣的長篇考證成為多余，此書所借柳如是的故事所展開的明清之際政治、經濟、宗教、文藝、軍事的廣闊畫面也成為多余，此書關于歷史真實的許多發人未發之覆，也成為可有可無的陪襯。所以，余英時的“自喻自悔”說，確很難令多數學者首肯。
二、我對于《別傳》作意的幾點理解
我認為對于《別傳》主旨的理解，首先必須區分三個層面，一是事實的層面，一是意義的層面，三是文體層面。事實層面是基于此書的性質是一部學術著作，意義層面是基于此書含有陳寅恪個人的存在感受與思想寓意。這兩個層面的區分也符合陳寅恪自己關于“古典今情”的撰述思想⑵。諸家對于此書的看法，或是在事實層面有所忽略或混淆（如余氏、汪氏等），或是在意義層面有所遮蔽與缺漏（如王氏、劉氏等）。關于事實的層面，我認為需要在上述“辯誣”說、“復明運動”說、“人格史心態史”說以及“明清文化痛史”說等之外，補充一個很重要的“情史”說。只要是認真通讀過這本書的讀者都一定會重視陳寅恪花了很大的功夫去考證河東君與陳子龍、與宋轅文、與程孟陽、與汪然明、與錢牧齋等人的文學因緣、生活交往。陳寅恪對于河東君十三歲（崇楨三年）自盛澤歸家院出，到二十六歲（崇楨十六年）入居絳云樓這一段時期的，如何擇婿人海、爭取婚姻自由的生活史與情感史，作了極為細密精到的考述，清洗煩冤、探隱發覆，完整恢復了中國歷史上一個了不起的奇女子的生活真相與性格真相。其中貫穿的主題是“男女相知”與“自由精神”。這一以“情史”的重構為中心的歷史發覆工作，其意義應不下于陳寅恪對于“復明運動”的歷史、明清文化史的發覆工作。這是諸家說《別傳》所重視不夠的。關于這方面的學術意義，請參看拙文《從鳳城到拂水山莊》，此不贅述。
關于意義層面，應高度重視與細心解讀陳寅恪自己在《緣起》中來說明此書作意的的詩歌。一是《詠紅豆》中“灰劫昆明紅豆在，相思廿載待今酬”⑶，既已表明這是長達二十年的“相思”，于是我們不可以僅僅將《別傳》的思想意義局限在四九年以后。這里的“相思”應是有關中國文化的相思與鄉愁。從這個意義上看“明清痛史新兼舊”，這個“新”字，應指本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新痛史。對于陳寅恪，在四十年代昆明時期郁結于心的紅豆因緣，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憂患意識。如果我們對于四十年代的學術風氣有所了解，則不難懂得當時一流學人心目中的“明清痛史”究竟為何。這里只舉一個例子。1943年，陳寅恪的好友陳垣致方豪的信中說：“至于史學，此間風氣亦變。從前專重考證，服膺嘉定錢氏；事變后，頗趨重實用，推尊昆山顧氏；近又進一步，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故前兩年講《日知錄》，今年講《鮚土奇 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習，不徒為精密之考證而已�！睾趸茧y，行乎患難，愿同人共勉之�！雹葟摹度罩洝返健鄂^土奇 亭集》，正是從經世之學到“故國之思”，正是可以用來說明“明清痛史”的文化情感含量的加重�！翱v回楊愛千金笑，終剩歸莊萬古愁”，這個“萬古愁”，古典與今情即顧亭林所謂“萬古之心胸”，依然是民族文化憂患意識。二是《題牧齋初學集》詩最未兩句：“枯蘭衰柳終無負，莫詠柴桑擬古篇”⑸，柴桑指陶淵明。陶集《擬古》第一首：“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是陳詩的古典�？萏m衰柳的今典即中國文化的命運。不負枯蘭衰柳，與莫詠擬古篇，都是表明詩人對于文化的承諾。即表明對于中國文化的樂觀信念與堅守信念。即《緣起》中所說的此書“乃效《再生緣》之例，非仿《花月痕》之體也�！雹省痘ㄔ潞邸肥侵袊谝徊恳约伺疄橹饕宋锏拈L篇小說，講的是個人的懷才不遇與功名渴望。陳寅恪的意思是此書乃效《再生緣》使中國文化再生，而非寫作發抒個人命運不濟之牢騷。“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間唯此是安流”，正是說出此書所保存的“心史”，其核心即“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使中國文化再生的關鍵。如此看來，陳寅恪用來說明《別傳》作意的兩首詩，一首重在“溫舊夢”，即長期郁結的文化相思之夢；一首重在“寄遐思”，即長存內心的文化復興之思。如此理解陳寅恪有《書竟說偈》中所謂“痛哭古人，留贈來者”⑺，雖不中，亦不遠矣。
關于意義層面，還應重視的是這本書的書名。從原名《錢柳詩箋證》到《別傳》，不僅表明作者對于寫作對象的事實層面的認識深化，而且表明意義層面的深化。中國史傳寫作傳統中，合傳非常講究對象或事件的內在一致性。太史公的若干合傳，遭后人詬病或表彰，正表明這是一個不可不講的“史例”�！秳e傳》的書名可以避免錢柳合傳的不相稱。一方面，不是陳子龍，不是袁崇煥，而是柳如是，成為明清痛史的主角，這又是對于男性中心史的顛覆。另一方面，柳如是最為核心的氣質，是陳寅恪在全書中反復強調的她的自由精神，這一點，極具現代精神。我們知道，沉重的民族感情與現代的自由精神在現代思想史中一直是一個文化難題，但在陳寅恪這里不成為難題。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沒有沖突。陳寅恪不啻為現代思想提供了一個新的文化支點，對于重塑民族魂、士人魂有著深切的啟示。這就是這本書書名《別傳》實際上指向“儒士”⑻即知識人的深切寓意。
現在再從文體層面去看�！秳e傳》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亦文亦史（兼史學寫作與文學寫作于一身）的新文本。這一文本具有歷史發覆與文化想象兩種功用，絕大滿足了陳寅恪的學術性格與心靈世界，即透徹的客觀了解與深沉的主體感受（參拙文《存在感受與學術境界》）的統一。《別傳》的核心是情史，但這個情史，是以男女相知相思情史，寓托文化相知相思情史。是具有中國文學中最為深細優美的心靈世界與中國史學中最為沉痛悲壯的興亡史事的合一。歷史發覆中包含前述社會史考證、政治史考證、心態史考證等。文化想像包含古典與今情。古典中的體驗即溫舊夢、神游冥想，與古人同呼吸，達到一種陳寅恪所謂“古今交融、真幻合流”的奇妙感受。今情即呼喚一個快要滅亡的偉大文化。這個文化的精神與美應該保存保存下來。但卻不斷遭受各種侮辱與踐踏。這個文化的魂靈即寓于知識人（即儒士）之中，其內核即獨立思想與自由精神�？犊鄽�、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品格、自尊自愛獨立自由之人格、優美深細的情感心靈世界，以及博學多識的文采風流，“河東君一人之身，可以當之而無愧。”⑼陳寅恪對于河東君柳如是的文化想像，是本世紀對于中國文化最偉大的文化想象，《別傳》是一個偉大的富有二十世紀思想的文化敘事，《別傳》在現代中國學術經典中的性質，即應由此定位。
注釋
⑴筆者所見專著與文集有：朱傅蒼《陳寅恪傳記資料》（全二冊，香港1977）汪榮祖《陳寅恪評傳》（江西1991）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評證》（臺北1983）《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1989）《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大，1989）《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江西教育，1994）《〈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浙江人民，1995）以及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1995），陳定宇《學人魂》（上海1996）。所見單篇文章有劉夢溪《以詩證史 借傳修史 史蘊詩心《柳如是別傳》的學術精神和文化意蘊及文體意義》（《中國文化》第三期）鯤西《別具一格的傳記文學》（《讀書》1982.7）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讀書》1993.5）李吉力 《悲悼〈柳如是別傳〉》（《讀書》1993.4）黃裳《關于柳如是》（《學林漫錄》1982）。以下不另注。
⑵⑶⑸⑹⑺⑻⑼《柳如是別傳》p1012,p1,p2,p4,p1224,p144,p376.
⑷《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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