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語言是存在之家，那么中文就是我們這些"此在"或"定在"的家園，而正力爭中文成為"國際學術工作語言"的《中國學術》，則是這家園中新辟的實驗田。盡管破土才滿兩年，它卻堅定地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并非所有重要思想和重頭文章都注定要先用某一種"國際普通話"來發表，否則，那單一的"語言主場"就會湮滅多重的問題意識。
當然，這家園又從來都向外開敞著大門，因為我們的中國乃是廣義的"文化中國"。本輯論文一欄的開頭兩篇，就分別來自中文文化圈的兩大重鎮--歐洲漢學界和美國漢學界。瓦格納的焦點是近代中國，他以超長的篇幅詳察了《點石齋畫報》的歷史，并將其對映于當時世界各地畫報出版的背景，從而以中國為例描述了"全球想象圖景"的出現。作者的結論是，經由畫報創辦人美查的努力，插圖圖像開始在中國流行起來，并被注入了一種與全球性傾向、城市感受和現代性密切相連的審美風格。裴宜理的焦點是現代中國，她以明晰的筆調提出了"情感的模式"，即革命歲月中廣泛采用過的群眾動員方式，并以此為中共的勝利補充了一種新穎的解釋。作者基于此一視角重訪了中國革命的各個階段，并發現此種視角有助于說明中國和蘇聯的主要不同。
接下來，廖名春對儒家最重要的概念--"仁"進行了字源考辨，認為此字原本從人從心，后被訛寫為從千從心（忎），或者從人從二（仁），因而仁字本作伈字。作者又由此推斷，伈字乃謂心中有人，而此"人"當指一般人，特別是他人，故仁字本義為愛人。陳來從追蹤早期道學核心話語的演變入手，指出了朱子《仁說》及朱子與湖南學者關于仁說等辯論的結果，導致了舊的仁說的終結和道學核心話語的轉變，故從此道學的關注課題從中和說、求仁說轉變到理氣說、心性說、格物說，而朱子哲學的話語亦開始主導道學思想的展開。
明代人口統計是近來學界焦點，以往的"不丁不籍說"（范文瀾）和"納稅單位說"（何炳棣）皆因所本材料的限制而引起爭議。周紹泉藉助最新發現的徽州明代戶帖和黃冊抄底，指出明代戶籍也同樣登記女性，從而再次力證了明代人口制度的登錄原則，為根據戶籍文獻厘清明代、特別是其早期的人口數目和增長進行了奠基工作。作者還考證了戶帖與黃冊之間的繼承性，指出了花戶的復雜性，有助于認識明代的人口文獻和家庭構成。此文是作者扶著重病完成的，其獻身精神可感可佩，所以在此特別祈祝他早日康復。
兩篇社會學論文都圍繞著贍養問題，這已對急速變遷的社會構成了巨大挑戰。郭于華通過分析一個村落社區中贍養家庭糾紛的個案，發現認為家庭權力關系與代際交換在現代社會中的變遷是國家力量對鄉土社會全面進入的結果；而國家行政權力對傳統社會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的替代，國家政治話語對地方性知識的替代，國家儀式對傳統社會儀式與民間信仰的替代，重構了鄉土社會中的行為規范與代際交換的公平邏輯，使傳統的家庭贍養方式與相應的觀念意識面臨嚴峻挑戰。懷默霆通過比較從河北保定和臺灣五大城市得來的調查數據，得出了兩個基本結論：第一，雖然社會急速變遷，大陸和臺灣的子女贍養仍然相當程度地保持著；第二，就子女贍養的義務而言，盡管臺灣的經濟水準更高，保定反顯得更加"現代"。由這種"悖論"得出的結論是，社會組織其實比經濟發展更能動搖傳統家庭結構。
評論欄的主題是史學。張廣達追溯了百年來唐史研究的重大變化，并從史料整理、題材擴大、理論詮釋等方面進行了評估。作者在充分肯定已獲成績的基礎上又指出，既然陳寅恪、張蔭麟、唐長孺等前賢的成就已經昭示，恰由于注重了理論思維和范式更新，現有的學術規范才得以建立，那么如何繼續借鑒海外史學特別是年鑒學派的最新成就，而又善于通過創新來維護本國學術自成格局，便是尚待努力的未來方向。俞金堯述評了歐美過去四十年的兒童史研究，認為其研究范式經歷了兩階段變化：在前二十年，受現代化理論的影響，強調兒童的歷史命運自現代早期以來的重大變化；而自1980年代以來，則從不同的角度批評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指出兒童歷史命運的復雜性，否認對兒童的態度曾有從傳統向現代的陡轉。
等讀者拿到本輯時，怕已快到歲末了，權且抄一段梅貽琦的《大學一解》，聊作共勉的新年賀詞--"其'無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思；其'無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不合時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盡合時宜，及或有合于將來，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進步之機緣胥于是啟，而新民之大業胥于是奠其基矣。"
劉東
二○○一年十一月八日于北大草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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