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完最近一次的講壇，再來編最新一輯的期刊，就壯了點膽子來異想天開--盡管這兩種活動的預期對象有寬有窄，卻都敞開向同一個研討的空間，在那個自主的空間中，我們正著手重建文明的造血機制。
論文一欄起始于政治哲學的研討，此一領域近來釀成了相當的熱點，從而既以想象的滿足凸顯著制度文化的基本缺憾，又以批判的力道展示著總體文明的超越可能。由此值得慶幸的是，新一代學人經由艱苦的研讀，已在西天取經的路上，寫出了主動跟大師對話的論文；無論其間的取向如何，其專業的技術水準都昭示著，原有的文化貧血癥正有所緩解。徐向東從考察麥金太爾對待傳統和相對主義的態度入手，通過暴露其思想傾向中的悖論，推出了一個在他看來是必要的假設--對于人類來說是好的生活理想，本身有其普遍的道德含義。進而，作者試圖以他選定的論證方式，通過考察道德判斷的本質，來探究某些與全球正義的道德基礎相關的問題，以圖奠立一種較弱形態的基于自由正義的普世倫理。王曉瑩向西方學院左派對解構主義政治的理解提出了質疑，并認為盡管德里達更新了解構主義的術語，用"幽靈學"取代或補充了"語法學"，其解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仍鮮有相通，倒在相當程度上承襲了以休謨哲學和斯密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自由市場學說。
接下來是文藝研究。王小盾基于知識類型的梳理，系統闡發了中國音樂史上"樂、音、聲三分"的觀念，指出歷代史家以樂志或音樂志來命名史傳的相關篇章，目錄學家將音樂資料分列在經部樂類、集部詞曲類和子部藝術類，理論家分別以正樂、靡靡之音、鄭衛之聲等術語來展開批評，其指導思想悉出于此。緣此，作者希望通過對這一現象的綜合考察，幫助揭示認識中國音樂學史的基本思路。川本皓嗣基于內部文本的比較，提出在西方詩學與日本、中國詩學之間，存在著一種鮮明的差別：在前者那里隱喻的地位甚高，而雙關語則身份卑微；在后者那里雙關語卻是關鍵的詩化因素，其地位不亞于隱喻。作者由此對雙關語和隱喻在東、西方的相對重要性進行了探討，認為兩種文化面對詩學的態度有根本的差別。孫康宜基于外部的經典化過程，來探討陶潛如何從官修史書中的隱士和道德模范轉變為不朽的詩人，而現代解讀又如何發現真正的陶潛聲音更具不確定性。如果把早期的詩人傳記看作展露詩人單純隱士性格的面飾，則后起的詮釋就試圖揭開這些面具，去發現有著隱情和焦慮的詩人形象。
再往后是歷史研究。魏丕信考察了明清掣簽授官制的創立與沿革，以及圍繞它的激烈爭論，認為它所經歷的鞏固、常規化和最終被普遍接受的歷史過程，為研究十七世紀中國的制度轉型與政治變化提供了有意思的個案。王志強以清代省例性質的地方法規為中心，從立法角度剖析中央集權政治機制的具體運作。作者論證了地方與中央權力的相對統一和動態平衡，探討了省例與地方官員之權力和利益的緊密聯系，從而揭示了不同層次國家權力主體間的一定差異和緊張。
評論一欄，劉東推演了心智和理論這一對認識論范疇的永恒互動，并希望由此邏輯地尋繹文明過程的階段性和多元性。緣此，理論進口越在某個關頭對某個特定文明發生嚴重入超，就越易形成劇烈的心靈沖突，甚至連其基本語境都可能被外來語法所困擾，而同時心智對理論的制衡也益發緊迫。不過這兩種要素間的巨大張力，并不意味著心智應當拒斥理論，相反不稍松懈地反思和創新理論，并由此良性循環地保持心智發育，反是保持精神靈動開放的途徑。錢曾瑗追蹤了漢學界晚近的顯學--上海研究的學術脈絡，并有選擇地評述了近十五年來的該領域的出版物。作者在此一個案中告訴我們，跟八十年代以來整個學術史的進展同步，在上海研究領域也存在著強烈的社會史關注，以及接踵而來的文化研究的影響；然而，人們對這座迷人城市的興趣正方興未艾，許多令人興奮的新作已呼之欲出。
通訊一欄，發表了盛寧對蘇源熙文章的評議和補充，和李伯重對陳意新批評的回應。對于此類往返論辯，我們編輯部制定了嚴格的章程，要義是維持某種謹慎的平衡：既要杜絕人為炒作，以免因為浮躁而無心觸及學理，又要確保發言自由，以免由于沉悶而無緣探究學理。
針對大陸知識生產的現狀，我曾在一次答問中說過："相比起人文、中學和絕學來，《中國學術》甚至更歡迎社科、西學和理論"。但愿本輯的編排能再次傳達出此種信息，使我們征集到最迫切需要的支持。
劉東
二○○一年六月二十日于北大草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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