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到推出第三輯時，編輯工作已漸入佳境了。從評稿到審稿再到發稿，都大體有章可循。可不知怎的，少了當初亂糟糟的氣氛，這種家常事倒不夠刺激了，像大學的課程表一樣古板。
那就來看看論文罷--畢竟好文章最能提神。對于該欄目的雜亂，我剛發表了幾句搪責，幸請讀者明察："《中國學術》永遠都不追求論題和風格的劃一，以致太過突出編者的主觀色彩……真正堪稱研究的文字，畢竟不允許外行隨便客串，即使是相當優秀的作者，也只能各有各的定位，只能來貢獻自己的看家本領。你或許可以對篇目稍作調整，讓目錄和內容顯得連貫一些，但你絕不要去命題作文，除非那正是別人最拿手的強項。"
汪暉和包弼德兩文，論域碰巧相近，且構成了相應的緊張。前者把天理的成立視為儒學道德判斷方式的轉變，并以禮樂與制度的分化為軸心，探討了這一轉變在唐宋之際跟南北關系、土地制度、科舉制度和其他社會變化的互動，從而試以宏大的敘事和超長的篇幅，部分激活詮釋思想史的馬克思主義向度。后者則借助士人身份的重新界定、"小國家"格局的逐漸形成、文化觀轉而基于心念等細部的解構，回顧了國外近來對唐宋轉型的重新闡釋，并將此轉向總結為對歷史目的論的拒絕，即不再循著"早期現代性"的誤導，把"門閥衰落/平民興起/商業發達/皇權獨裁/佛道脫魅/儒學復興"等因子，強行勾聯成普遍主義的準西方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新因子并未被鎖定為新模型，歷史由此便開敞了可能；而一旦歷史改書為小寫，我們的文明便凸顯為大寫。
接下來的話題是上海。葉凱蒂從19世紀上海地圖的"客觀線條"中，解析出了激烈的權力和價值之爭，足見一張地圖雖看似屬實，終是文化觀念與政治利益的產物。而有關城市未來定義的爭斗，其結局卻是城市整體戰勝了特定群體：圖中反映的多層次文化結構，正乃上海此后發展成現代大都會的基礎。張旭東分析了中國的現代性觀念在當代上海重構自身文化及歷史時的寓言式表述：張愛玲40年代對上海的描繪包含了對現代都市文明和中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諷刺和顛覆，而90年代上海懷舊的文化話語則是在市場化下對資產階級"普遍秩序"的虛擬"回憶"和本土化努力；由此吊詭的是，懷舊中竟摻雜著懷新，王安憶的上海寫作具有結構性隱晦，其憂郁看似源自對舊"黃金時代"的追憶，實則緣于新生活世界正被消費社會吞沒。
張新穎也在研究文學，視角則專注于內在。作者從20-30年代選取三位不同類型的詩人--李金發、戴望舒和卞之琳，示例了中國新詩在借鑒西方和懷戀、歉疚中國古典之間的彷徨與探索，足見中國新詩在獲得了獨立存在的意識后，對自身問題的現代焦慮益發突出。
以下兩篇亦各擅勝場。梁太濟考出《圣政》一書的今本，不只是將兩種原本匯合為一，還將原本"分門立論"的體例改成了編年紀事，并將分別以"臣等曰""史臣曰"領起的論改冠以"臣留正等曰"；對于事條，則高宗朝幾乎全據《系年要錄》作了更換，孝宗朝亦據原所依據的《日歷》重新節錄。曹樹基認定在明代人口增長率的研究中，從資料到方法，何炳棣多有失誤。此文根據區域性人口資料的分析，指出明代中國北方的人口增速高于南方；而且從12世紀初至20世紀初，中國一直存在北、南不同的人口發展類型。
在評論一欄，宇文所安建議懸置實際寫作規則，考慮一些似不實用的文學史問題：我們各種先入的見解（如按朝代來斷代文學）能否成立？我們的想象力可否為觀照過往的物質文化和社會生活提供證據？我們經由中介（如控制文本流傳的經典化）所形成的觀念是否納入了晚出的理解？經此一問，文學史的知識或不再篤定，思力卻應有所深化。王晴佳梳理了后殖民主義的緣起與影響，分析了它對歷史學的沖擊，還聯系國內現狀試探了可能的啟迪。
書評欄仍得益于各主力大學的讀書種子，他們以琳瑯滿目的奉獻，首先勾起了我本人的饞蟲，恨不得拋開繁雜的編務，鉆進圖書館里再不問世事！通訊欄如今也正式開張，其特點首先是心平氣和：無論呼應還是就教，畢竟是為了以文會友切磋學理。
最后要歡送蔣狄青先生赴美深造--謝謝他承擔了以往的編務，也望他以前并非只在付出，因為我們的評稿例會，其智慧含量并不下于尋常的研討班。
劉東
二○○○年五月一日于京郊溪翁莊
|
|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