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貶謫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與此相關聯的貶謫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永州作為當時相對偏僻落后的地區，是古代特別是唐代貶謫人士較為集中的地方。考證以柳宗元為主的貶謫永州地區的唐代文士貶永的原因、時間、在永的活動，了解以柳文化為主的永州文化的底蘊成因有一定意義。對作家來說，貶謫不僅是他們人生經歷的轉折，也往往是其創作轉折的契機；作為一個地方，往往因有貶謫人士活動遺跡及其創作流傳而為之增色。
關鍵詞：唐代；貶謫；永州；文士
永州（原零陵地區，含今冷水灘區、芝山區、祁陽縣、東安縣、雙牌縣、道縣、新田縣、藍山縣、寧遠縣、江華瑤族自治縣、江永縣等十一個縣區）作為遠離中原、相對落后的地區，是歷代貶謫人士較為集中的地方，唐代更是如此。唐代貶謫永州地區的文士數量較多，情況也是較為復雜的，現分述如下。
高履行，《資治通鑒·顯慶四年》載：八月乙卯，“高履行貶永州刺史。” 《舊唐書》本傳則謂“顯慶三年，坐與長孫無忌親累，左授洪州都督，轉為永州刺史。卒于官。”知履行于高宗顯慶三年降授洪州都督，四年（659）再貶永州刺史。李峴，《全唐文》卷三二一李華《故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再遷為京兆尹。……權臣所排，出守零陵。” 據《新唐書·李峴傳》載，峴出貶零陵太守在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四月。田承嗣，大歷十年四月，“乙丑，制：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可貶永州刺史。”（《舊唐書·代宗紀》）鄭叔則，“出為昭應令，與京兆尹鄭叔則論辯是非，攻訐叔則之短。時李泌為相，厚于叔則；中丞竇參恃恩寵，惡泌而右延齡。叔則坐貶為永州刺史，延齡改著作郎。”（《舊唐書·裴延齡傳》）崔能，元和“六年，轉黔中觀察使。坐為南蠻所攻，陷郡邑，貶永州刺史。”（《舊唐書·崔能傳》）《柳宗元集》卷五《湘源二妃廟碑》、卷二七《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卷八《段太尉逸事狀》、卷十五《起廢谷》、卷二五《送易師楊君序》、《外集補遺》之《處士段弘古墓志》均有言及。李廙，至德二載二月，“貶李廙江華太守。”（《舊唐書·肅宗紀》）《全唐文》卷三八二元結《道州刺史廳壁記》亦說：“問之耆老，前后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動廙而已。”崔渙，大歷三年八月，“貶崔渙為道州刺史。”十二月，“道州刺史崔渙卒。”（《舊唐書·代宗紀》）穆員《相國崔公（渙）墓志銘》（《全唐文》卷七八四）敘其貶因云：“大歷中，元載顓政，中外附之，公對敭內庭，數其不赦之罪，……未幾有道州之役。” 司馬光《溫公續詩話》記崔渙語云：“抑人以遠謗，吾所不為。”（《歷代詩話》）可知他的為人。
以上諸人貶永、道兩州，為刺史，除田承嗣未到任外，在二州均有政績，他們忙于政務民事，自無多少時間去寄情山水；又因終究還是一個地方的行政長官，心態上不會有過多的失落，也就沒有太多的怨憤，且大多貶期不長，因此就與后文所及的柳宗元等人起復無望、漫長等待竟無結果的悲慘遭遇有所不同，他們既無文集傳世，貶永、道期間更無作品可言，這里僅列其姓名，不作詳考。
唐代貶謫永州地區的文士，較為重要的有王翰、盧象、吳武陵、陽城等，他們的作品與永州的關系雖不很密切，但他們在文學史上有較高的地位，且史載亦較詳。
王翰，《舊唐書》作“王瀚”，（約687—726后），字子羽，并州晉陽（今山西太原）人。他家財富裕，“多名馬”，“蓄妓樂”。少時豪放不羈，俊健超群，喜縱酒為樂，狂放恃才，又極重俠義，視千金如草芥。因其風流倜儻，意氣風發，“發言立意，自比王侯”，才名超群，當時文士如祖詠、杜華等喜與之游。杜華之母還說：“吾聞孟母三遷，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為鄰，足矣。”景云元年（710）登進士第，得到當時先后任并州長史的名士張嘉貞、張說的特別器重。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群類科。張說任兵部侍郎平章事，翰被“召為正字，擢駕部員外郎”。后張說與宇文融不和罷為相州刺史，受張提攜重用的一批文人隨之被貶，翰亦累及，出為汝州刺史，改仙州別駕，再貶道州司馬。《舊唐書》本傳敘其貶因始末云：“翰……頤指儕類，人多嫉之。說既罷相，出翰為汝州長史，改仙州別駕。至郡，日聚英豪，從禽擊鼓，恣為歡賞，……于是貶道州司馬，卒。”其貶道州時間當在張說罷相的開元十四年（726）四月稍后。聞一多先生以為其卒年即在貶道當年的開元十四年；傅璇琮先生以為當在開元十五年（727）至開元二十六年（739）之間，（《唐代詩人叢考·王翰考》）據此，則翰貶居道州時間不下十年。
王翰作品傳世者不多，《全唐詩》卷156存其詩一卷，大多為應制之作，沒有多少特色，但其《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廣為流傳，明王世懋《藝圃擷余》謂“選唐七言絕句……必欲壓卷，還當于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說明此詩的影響之大。《唐才子傳·王翰傳》說：“燕公（張說）論其文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云，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這里所指應主要是其文章，可惜其文章已佚失，無從印證。
盧象（？—約763），舊《唐書》無傳；劉禹錫《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及其后《新唐書》、《唐詩紀事》記其事。象，字緯卿，嵩山隱士、諫議大夫盧鴻之侄，汶水（今山東泰安、曲阜一帶）人，祖籍幽州范陽（今河北涿縣）。開元初（713），由前進士補秘書郎，轉右衛倉曹掾，被丞相張九齡看重，先后被推薦提拔為左補闕、河南府司錄、司勛員外郎。貶齊、汾、鄭三郡司馬，召為膳部員外郎。安史叛軍陷京，“授安祿山偽官，貶永州司戶參軍。”（《唐才子傳·盧象傳》）據李白寫于乾元二年的《贈盧司戶》“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云遙相識，待我蒼梧間。借問盧耽鶴，西飛幾歲還？”可知其貶永時間在唐肅宗乾元二年（759）之前。他是何時離開永州司戶任量移吉州刺史的，已難以確考。
劉禹錫《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謂“公始以章句振起于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驤首，鼓行于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唐才子傳》也稱他“雅而不素，有大體，得國士之風。”但其作品“嘗經亂離，多所散落”，流傳下來的不多，《全唐詩》卷一二二錄其詩一卷，《全唐文》卷三Ｏ七錄其文兩篇。其在永州的作品也難以確考。他雖有些表現遷謫心境的作品，但難以確認是否是貶謫永州期間所作，因為他在貶永之前曾有過左遷齊、汾、鄭三郡司馬的經歷。不過根據詩中所述景象的地域特色，可以作些大致推測，《峽中作》“高唐幾百里，樹色接陽臺。晚見江山霽，宵聞風雨來。云從三峽起，天向數峰開，靈境信難見，輕舟哪可回？”表現官場無常，禍患突起，回程難期的怨苦，應是他赴貶地永州途中的作品；《竹里館》“江南冰不開，山澤氣潛通。臘月聞山鳥，寒崖見蟄熊。柳林春半合，荻筍亂無叢。回首金陵岸，依依向北風。”心情與環境一樣凌亂凄涼，應是他已到江南戀北思鄉所作；《永城使風》“長風起秋色，細雨含落暉。夕鳥向林去，晚帆相逐飛。蟲聲出亂草，水氣薄行衣。一別故鄉道，悠悠今始歸。” 抒寫遭貶生涯的艱難、得歸的欣喜，應是他貶永期滿、得量移將要北歸時的作品；《贈懷素》殘句“初疑輕煙淡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峰”，應為盧象貶永期間與懷素（725—785，唐代著名書法家，永州人，曾寓居永州高山寺）交游，對這位久負“草圣”盛名的書法家高超的書法藝術的評價之語。
陽城（735—805），字亢宗，定州北平（今北京市）人，兩《唐書》有傳。世為仕宦，后家道中落。嗜書，家貧不能得，乃“求為吏隸于集賢院”，竊書讀之，晝夜足不出戶，經六年，無所不通。擢進士第，后隱居中條山，在鄉鄰遠近有美名。為人謙虛恭敬，忠厚淳樸，對長幼強弱一視同仁，嚴于律己，寬以待人，輕財尚義，生活節儉精明。德宗時被征為諫議大夫，因諫阻奸臣裴延齡任宰相，貶國子司業。復因重情義而怠侮捉拿罪犯的臺吏，觸怒龍顏，“以城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
據柳宗元《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貞元）四年（788）五月……后七年……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知其貶道州時間為貞元十五年九月。兩唐書本傳均云“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順宗即位于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知陽城在道州刺史任上為時五年左右。五年里，陽城頗多善政，他治民如治家，愛民如愛子，賞罰分明，為政有遺愛，深為邑人敬佩，如上述柳宗元為之撰《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就稱“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他嫉惡如仇，特別容不下落井下石的小人行為，他的前任因貪贓而被治罪，其下屬為討好陽城，就將其原上司的“不法事”告訴陽城以邀功，陽城“立杖殺之”。陽城在道州的政績最值得記一筆的是他使道州百姓不再像牲口一樣被拿去展覽，而被踐踏人格。史載：當時道州人個頭一般比較矮小，朝廷規定此地每年必須要送一批男人到京城供人觀賞，并將其稱呼為‘矮奴'，陽城認為這是以良為賤，極為同情他們的遭遇，于是就上疏奏請，使朝廷取消了這種侮辱人格的制度，解除了壓在道州百姓心上的巨石，道州百姓無不感激涕零。
沒見陽城作品傳世。
吳武陵（？—834），《舊唐書》無傳。《唐才子傳·杜牧傳》下有一小注說，吳武陵，“唐信州（今江西上饒）人，憲宗時任太學博士，后貶潘州司戶參軍。”《新唐書》、《唐詩紀事》所記較詳，知吳武陵，唐信州人，元和二年登進士第，為太學博士，未幾出為韶州刺史，因贓罪，貶潘州司戶。大和八年（834）卒。《新唐書》又云：“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 ，據柳宗元元和四年作《與楊京兆憑書》“去年吳武陵來”語，知吳武陵系元和三年（808）貶至永州。觀柳宗元《小石潭記》、《與楊京兆憑書》、《與李睦州論服氣書》、《初秋夜坐贈吳武陵》諸篇可知，元和六年吳尚在永州，而元和六年至十年，只有七年有過赦令，推知吳當在此年北還。其居永州約四年。
吳武陵為人正直有同情心，學識淵博而又虛心好學。“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 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頗有文名，“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有識見，善識才，杜牧就是在他極力向崔郾舉薦的情況下脫穎而出的，他曾向節度使李愬薦舉李景儉、王湘等；“有文而強悍”，他在韶州刺史任上，因“贓罪狼籍”，廣州幕吏審訊他時，“持之頗急”，武陵“不勝其忿”，題詩嘲罵道：“雀兒來逐揚風高，下視鷹鹯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委蓬蒿。” 其桀驁不訓強悍之態可見一斑。淮西節度使吳少陽之子吳元濟背叛朝廷時，他親自修書一封，申明大義，勸其放棄，向朝廷投降。
柳宗元頗多涉及吳武陵的詩文作品，從中可知，他是柳宗元貶永期間在學術研究上可以切蹉交流、不可多得的一名文友，他的到來，曾使柳宗元歡欣鼓舞，不僅不斷惡化的健康狀況得到緩解，且在吳的請求下，柳完成了《貞符》這部重要的理論著作的寫作，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詩文唱和，共同切蹉，相互促進，成為一對患難之交。可惜，吳武陵流傳下來的作品不多，《全唐詩》僅卷四七九存其詩二首（《貢院樓北新栽小松》《題路左佛堂》），《全唐文》卷七一八存其文7篇，但據考這些作品不是在永作品，也沒有涉及永州。吳在永應是有作品的，從柳宗元《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可知，但沒有見諸典籍。
貶居永州地區時間最長、與永州山水和人民關系最為密切、涉永詩文創作豐富的唐代文士要數呂溫和柳宗元了。
呂溫（772—811），字和叔，又字化光，河中（今山西永濟）人，是柳宗元之表親、同鄉，貞元十四年（798）登進士第，又登博學宏辭科，因與王叔文友善，“驟遷左拾遺”，拜侍御史，貞元二十年夏接替竇群出使吐蕃，因次年德宗駕崩，順宗即位，吐蕃以中原有國喪為由，留居呂溫達一年之久。呂因不能按時趕回中原都城，在吐蕃常自悲惋。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恰恰是他在絕域，沒有趕上王叔文主持的“永貞革新”，也就免去了與王氏集團人員同時被貶的厄運。元和元年回京城時，進戶部員外郎，轉司封員外郎，再遷刑部郎中。御史中丞竇群薦其任侍御史，宰相李吉甫不報。三年坐誣吉甫，貶均州刺史，再貶道州刺史。
對呂溫貶道州的原因說法不一，兩《唐書》說是誣陷李吉甫事；《唐詩紀事》則說是因受王叔文連累。柳宗元《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記之甚詳，該文“諂諛具畏，遷理于道”語下注：“三年，宰相李吉甫以疾在第，召醫人陳登診視，夜宿住于安邑里第，溫問知之，詰旦，令吏捕登，詰問之，又劾奏吉甫交通術士，憲宗異之，召登而訊其事皆虛。十月，再貶溫道州刺史。”合新舊《唐書》、《唐才子傳》、《柳宗元集》有關資料，確知呂溫被貶道州的原因是誣陷宰相李吉甫，而不是因與王叔文厚善，受“永貞革新”失敗所累。
對呂溫的人品，時人、后人評論也頗有歧異。《舊唐書》說他“性多險詐，好奇近利，與竇群、羊士諤趣尚相狎”，《新唐書》說“宰相李吉甫持之，久不報，溫等怨”，似乎呂溫生性多疑，心胸偏狹，急功近利。而同時名流說法截然相反，劉禹錫說：溫“詩禮于先侍郎，從梁肅學文章，勇于藝能，……年益壯，志益大，……與雋賢交，重氣概……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呂去世后，以詩哭曰：“一夜霜風凋玉芝，蒼生絕望士林悲。”“朔方徙歲行將滿，欲為君刊第二碑。”元稹也說他“國待球琳器，家藏虎豹韜”，“兒童喧市井，羸老哭碑堂”。柳宗元說他“使君幸得出其十二三，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表現對呂溫之死的極度惋惜，對其人品才華的極高評價。從他刺道州期間的行政方式和政績名聲看，應該說，時人的評價較為公允。
據呂溫寫于元和四年的《道州謝上表》“臣去年十月十七日，蒙恩授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奉命前住，不敢遑息，以今（正）月七日到州上訖”和寫于元和五年的《衡州謝上表》“伏奉五月十一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謹以七月五日到本州上訖”語可知，呂溫元和四年正月到道州刺史任，元和五年五月離道州赴衡州刺史任，在道州任時間為一年零四個多月。
呂溫在道州的時間雖不長，但多有善政。他寬厚仁慈，愛民如子，他修訂了有關法規律令，力革“政令之弊”（《道州律令要錄序》）；他派吏搜捕強盜，整肅社會治安（《道州百姓鄧助費念文》），僅一年多時間，道州就“賦稅畢集，流亡盡歸”；在離開道州赴衡州任時，仍然告誡他的屬下和后任應寬厚愛民，不要濫施刑罰；他做到了“恩疏若昵，惕邇如遐”、“賦無吏迫，威不刑加”的地步，竟能讓“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劉禹錫《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使在安史之亂中飽受其苦的道州治理得井井有條，百姓安居樂業，與當地人民建立了官民和諧、民不忍離之的良好關系，以至于他在衡州任上不幸去世時，道、衡二州的百姓“哭者逾月”，“哀聲交于北南”（柳宗元《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今山西省運城解縣）人。唐代著名文學家、思想家、政治改革家、書法家。貞元九年苑論榜第進士，又登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監察御史里行。從貞元九年到十二年，柳宗元可謂青云直上、一帆風順，他有遠大的抱負，正實現著“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的夢想。順宗即位，擢禮部員外郎，積極參與政治改革，新政失敗，貶邵州刺史，赴任途中加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815）有詔召還，出為柳州刺史，卒于任。
從元和元年（805）到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在永州苦苦等待了足足十年，這十年里，朝廷雖有特赦，但保守派并不甘心，擔心改革派回朝給自己帶來新的威脅，于是就慫恿皇帝規定柳宗元等八人“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舊唐書·憲宗紀上》），這樣就將他們牢牢地鎖定在了邊遠的貶謫地了。柳宗元在悲憤、期望、孤寂、奮斗中煎熬了十年。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可分為初、中、后三個時期，即從倉皇凄苦、感情激憤、寂寞孤獨、不適應，到向昔日故友朝廷重臣求援、奮發蹈厲、正視現實而讀書游觀著書，再到求援無效、悲憂窮戚三個階段，但遷謫之意是貫穿始終的。
上述唐代十多位貶永文士中，留下作品的不多，在永期間有作品的更是少之又少。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呂溫，特別是柳宗元，二人不僅創作豐富，而且貶永、道期間的作品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柳宗元，貶永期間創作的巨大成就，最終奠定了他在唐代文學史上的大家地位。 而永州也因為柳宗元的貶居十年及其生活、創作等活動而名揚天下，現永州“柳文化”研究如火如荼。
（2001年一稿，2005年二稿曾獲湖南首屆省級中學語文骨干教師培訓班優秀結業論文，刊于《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3年第1、2期合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