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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克昌教授等積十余年之力撰寫的《全漢賦評注》終于出版了，這是一件十分值得慶賀的事情。該書凡1016千字，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色。
一、開創性。古代注釋漢賦作品數量最多、質量最高者，應是唐代李善的《文選注》，共注及漢賦15家，凡29篇（其中《天子游獵賦》、《兩都賦》、《二京賦》各析為兩篇）。明清時期的漢賦注釋有零星突破，但在總體成就上不及李善。新時期出版了數種《文選》譯注本，而其他20余種歷代或斷代辭賦選，所注漢賦篇目也大致沒有超出《文選》的范圍。注漢賦最多者是曲德來等先生編寫的《歷代賦廣選新注集評》（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該書選注漢賦39家，凡73篇（包括建安賦2家，6篇），這與漢賦的總數相比仍有很大距離。雖然也出現了5種賦家別集校注本，但大量的漢賦作品依然無人問津。我們無意指擿當代學人不夠勤奮或對漢賦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因為人所共知，漢賦的艱深晦澀將會使注釋者步履維艱，非有深厚的國學功底與無私的獻身精神而不敢動手。龔克昌先生卻不怕困難，敢啃硬骨頭，他憑借著自己扎實的學術功底、研究漢賦30余年的豐富經驗以及對漢代文化的極大熱情，與弟子們一道開始了這項史無前例、辟荊拓莽的工作。經過十余個寒暑的辛勤耕耘，終于完成了這部100余萬字的巨著。該書共評注漢賦70余家，195篇（不含建安賦），不僅將前人未曾注及或不屑一顧的小賦、殘賦、殘句全部納入注釋的范疇，而且還注意搜集最新資料，將尹灣漢墓出土的《神烏賦》也收入書中并詳加注評；至于僅存篇目的賦作，也略加介紹，以供參考，因而收錄作品之“全”是前所未有的。該書是自古以來第一部也是目前惟一的一部將現存所有漢賦進行評注的著作，其開創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資料性。在《全漢賦評注》中，每篇賦分為作者小傳、正文、說明、注釋、辨析五個部分（有些賦作略去作者小傳與辨析兩部分）。“作者小傳”簡介作者的一生行事、思想傾向與主要著作，是我們理解賦作的前提；“說明”交代正文出處，賦篇的創作原委、思想內容、藝術特色以及文學史地位等，其中頗多中肯、精當的見解，有助于讀者正確、深刻地理解與評價作品；“注釋”簡要明晰，周備通達，不作繁瑣考辨，但有時進行必要的征引；“辨析”則對于圍繞該賦的有爭議的問題提出個人看法，發蒙解惑，創見頗多，是著者多年研究的結晶。顯然，《全漢賦評注》為我們解讀漢賦作品提供了全面的、可靠的而又十分有用的資料，它既便于一般讀者閱讀欣賞，又具有很強的學術性與資料性。
在當代研究漢賦的隊伍中，龔克昌先生是治漢賦時間最長（始于1961年）、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學者之一，堪稱是漢賦研究的權威。但由于大多數漢賦是第一次注解，沒有任何現成資料可資依傍，著者只有遍稽群籍，獨立思索，自下論斷；加之漢賦中奇字僻字很多，殘斷錯訛嚴重，注釋、串通的難度實非一般典籍所可比擬。但龔先生是一位治學極為嚴謹的學者，他絕不放過任何一個詞句。有時為了準確注釋一個詞，查閱資料竟達數小時甚至數日之久。龔先生和他的弟子們絕不盲從任何譯注本或點校本，而是查閱原始出處，認真謄錄，謹慎作注，旨在為學術界提供最可信的研究資料。例如劉向《雅琴賦》，嚴可均《全漢文》從《文選注》和《初學記》中鉤稽出7句賦文，而錯誤多達5處（《全漢賦》亦然）。龔先生經過細心核查，糾正了這些錯誤。《全漢賦評注》反映了著者一絲不茍、嚴謹務實的治學態度，值得古籍整理者借鑒。
三、學術性。《全漢賦評注》融鑄了龔先生30余年的科研成果與心得體會并又有新的發展和完善，使得這部雅俗共賞的評注本具有很強的學術性與前沿性。對于較為著名的漢代賦家賦作，該書較多地吸收了龔先生《漢賦研究》中的有關論述。例如司馬相如的“作家小傳”，歷述相如一生行事，實際上是一篇簡明的司馬相如年譜；而在《天子游獵賦》的“辨析”中，則又集中討論了兩個問題：一是《文選》所載《子虛》《上林》二賦本為一篇，應題為《天子游獵賦》，二是司馬相如的生年應在前172年左右。（前漢分冊第121～122頁，163～165頁）這些觀點著者在《漢賦研究》中有極為詳盡的考論，此處僅僅是撮其指要而已，但語言更為凝練、準確。又如在孔臧《諫格虎賦》的“辨析”中，龔先生指出，《諫格虎賦》的人物名稱、賦篇結構、使用語言與思想內容等方面都與司馬相如的《天子游獵賦》極為相似，而前者簡略，后者繁富，前者很可能是先出的。接著龔先生又經過縝密推算，發現孔臧生年早于相如一二十年，創作活動也比相如早得多。相如賦是后出的，他借鑒了孔臧賦的格局與模式并加以擴展鋪張，成為漢賦的奠基者。但孔臧的賦是首創的，其功不可沒。（前漢分冊第107～109頁）這樣，龔先生經過深入研究，不僅肯定了孔臧在賦史上的地位，也糾正了學術界一貫將孔臧置于司馬相如之后的錯誤。
對于那些不太知名的小賦甚或是殘賦，龔先生也往往把它放在漢賦發展乃至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考察它的歷史地位及對文學史所作的獨特貢獻。如對于劉勝的《文木賦》，龔先生在“辨析”中指出：“用一篇文字來描寫一草一木，并非自劉勝始，屈原有《橘頌》，枚乘有《柳賦》，《七發》中還寫過梧桐，等等。但屈、枚的辭賦主要表現描寫對象的精神面貌和外部環境，象劉勝這樣對文木的紋理作如此生動、細致、形象的刻劃，在此之前的文學中是難得一見的。出現在《文木賦》中的這種筆墨，與劉勝的生活環境有關，與賦體文學的特征有關，與文學發展的進程也不無關系。其后，文學中精雕細刻的筆墨漸多，花草樹木也漸漸成為辭賦的描寫對象。” （前漢分冊第223頁）又如在蔡邕《筆賦》的“辨析”中，龔先生說：“蔡邕是東漢后期著名的書法家，他創造了飛白書。……《筆賦》是繼崔瑗《草書勢》和趙壹《非草書》之后，現存最早的有關描繪書法藝術的專文，也是最早進入書法藝術的賦篇。” （后漢下第848頁）從賦學史與書法學史兩個角度來品評蔡邕其人其賦，令人視野大開。龔先生這樣從宏觀的、整體的、發展的角度來考察每一篇具體作品，做到點面結合、宏觀與微觀互相參照，三言兩語就提示出作品的深刻內涵與文學價值，同時也大大提升了讀者的理解層次，使人頗受啟發與教益，表現出文學史家深厚的學識與敏銳的目光。如此精采的點評在書中是經常見到的。
龔先生對漢賦的注釋也頗見功力。漢賦本身即具有羅列名物、堆砌辭藻的特點，并且其中有不少人名、地名、動物、植物之名不為今人所知，不少詞匯已被歷史淘汰，這就為注解設置了重重障礙。龔先生不僅成功地解釋了每一個詞條，而且還常常將釋詞與挖掘作品內涵、分析賦作藝術結合起來。例如《天子游獵賦》“楚使子虛使于齊”句注云：“子虛，虛構的人物。這是漢賦的一個特點，即虛構幾個人物進行對話，從對話中展開作者的創作意圖。子，古代對男子的美稱。虛，空。” （前漢分冊第128頁）交代了漢賦常借主客問答來組織賦篇、表達思想的藝術結構。又如班彪《北征賦》的注釋旁征博引，詳注各種歷史典故，有助于讀者對該賦主旨的理解。（后漢上第33～41頁）
不難看出，龔先生《全漢賦評注》的撰寫是在深入研究漢賦的基礎上進行的，每一句評論、每一條注釋，都凝結著龔先生對漢賦問題的學術思考。據悉，龔先生的另一部80萬字的著作《中國辭賦研究》也已由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們若將兩書對讀，則不難看出龔先生在評注的基礎上從事研究、在研究的指導下進行評注、研究和評注、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治學特色。當然，作為一部襤褸開疆且又卷帙浩繁的著作，《全漢賦評注》也難免有其不盡完善之處。不過，這畢竟是次要的，并不能掩蓋該書所取得的成就。
總之，《全漢賦評注》具有鮮明的開創性、資料性和學術性。它既是20世紀漢賦研究的總結，又為21世紀的漢賦研究鋪上了一塊基石。它的出版是學術界的一樁盛事，必將把新世紀的漢賦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龔克昌教授《全漢賦評注》得到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和山東省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的資助。全書凡1016千字，分三冊印裝，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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