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眾所皆知，思想型態之良窳，實乃系乎民族命脈之衰興。是故，從古至今廟堂者所力倡之孔氏學說，其論述于現時然否表里一致，是否僅存其形而漫渙其神，均有賴吾輩以“格物致知”之信念；行「審問、慎思、明辨」之行篤確切，方能于黝暗之世舉光明之煒。孔氏之世距今已然二千余年。若問：吾人要如何方能竭澤窮通究其學思深義？則應之曰：求真之道無它，惟“聽其言，觀其行”斯足矣！若再問何以吾人于此觀點為闡述重心？則再答之曰：“天垂其鑒，人宜自勉，百代一世，道心無違”。欲得夫子“從心所欲”之道，則其生平言語行舉之百端，便不得不嫻熟胸臆。由有形之用推敲其無形化育之功，且佐以諸多史料典籍之反復校比，以去其后儒偏訛附會之言，力求“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以意逆志”。如此，可謂盡得師教矣！吾人為此文以夫子自述之：“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則從心所欲不踰矩”為經；以“論語”之學無常師，師無常法為緯。輔以道、佛述天持平之辭，俾補儒學短言之處，祈能探析孔氏于“知天命”前后，其作為差異緣由之所在。其論析茲分述于后。
二、雖慧莫能了
（一）志于學或志于仕
夫子曾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有此一說：孔子所謂的“志于學”實上是志于士或志于宦。夫子曾言：“學也，祿也在其中矣。”子夏亦云：“學而優則仕”此說是據此二者而立焉。前者“祿”之注解于《說文解字》中釋義為“福”之謂；且此言亦另有上下文，《論語·憲問》：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夏為孔子弟子，所謂“文學，子游、子夏”，下承上教，故其“仕”之晉；實藉“學”之俱；其“器”之用，亦非圖私己身。子夏其能既為夫子稱許，焉有“魯魚亥豕”之千里謬誤。是以上述一說實不宜為此作偏狹之解讀，應視為夫子深明“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之學習真諦，且其亦曾言及“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之語，故綜觀其微言大義，所謂“學”之一字，實非管窺蠡測所能周知解義。學之用在“修心”抑或是“志仕”，雖見仁見智，然夫子以此積累“正德、利用、厚生”之深厚涵養卻是不爭之事實，是故，吾人以為夫子“志學”之標的，實為負載經世濟民之肩承。
（二）立于時或立于勢
行年三十，夫子嘗言：“三十而立”。按時人所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由此即可推論夫子之行所以“大哉”，惟其善學矣！且《易?象》亦云：“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故“立”之謂，即指“學思并用”后進德修業之初成。剴切言之，夫子日后作為所顯現的林林總總，其有以致之之奠基皆始源于此，其核心主旨即為“人身難得”與“己身為用”。此二者之覺，得自于以“人”為主軸的生命思悟。夫子于此階段已然洞見“天，命，仁”識見之三端。于夫子而言，天者，命之主也。命者，實惟盡其在我，所謂“盡人事，聽天命”即是竭力于此。至于仁之存，則不曾絕于彼有涯之生，列舉夫子濟世反正、誨人不倦、取譬修身等諸般示現，其本皆源從于此。故而“三十而立”，實乃立于“時”，而非立于“勢”。《論語·雍也篇》：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知己匱乏叩問有時此其啟也；多聞闕疑然后廣博，行于中道無偏無頗此其行也。夫子一生依道而行因時制宜，其“立”之所由，實有賴對自我不曾間斷的深遂與豐富之探究，“圣之時者任重道遠”旨在斯言！
（三）不惑于天或是不惑于智
夫子曾言：“四十而不惑”。此階段所闡明的即為對“世間智”的了然于心。
在四十歲左右的階段，夫子致力于修身內圣之余，未曾或忘外王濟世之道，《論語·八佾》載：
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由此看來，其慨然承允的，即為對此亂世分崩離析之負任。“人心惟微，道心微危”，夫子深知若欲振衰起敝，則陳言疾效之標的，非掌實權之君王莫屬。故夫子雖見棄于魯，卻堅守熱衷適齊欲待其用。殊不知，值此末世板蕩紛爭，以此圣王之道欲興儀禮周義，大方向雖中正無訛，“然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雖欲讓受教者取法于上，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世道乖張良可嘆也！世人長迷。夫子之道又與俗智截然兩異，其自齊返魯后，仍不為有心者所識用。器用既阻，夫子轉而課詩書禮樂，弟子彌眾。然而，夫子之退實維有以待之，其曾言「吾待價而沽」，可以想見，夫子既溫厚又惘然的心緒，是怎樣一份莫可奈何的沉重！當時的夫子想必細察著每一個實踐理想的可能性，因其待之久矣！然而，他卻不知，他將再次去魯奔齊，甚而十數載流離孤零……
三、歸與之嘆音
（一）知于天命抑是捍于天命
十四載披星戴月，可歸納出一句《論語·堯曰篇》：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后人會如何看待夫子這段艱辛備嘗的歲月，是求仕碰壁累挫失意的政客？還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把他視為一位寂寞的先知？夫子并無遠慮去掛想千秋萬世后的恣評，他不斷的“寓意于行”，不放棄任何一個可以善化今世的機緣。如此輾轉于齊、衛、宋、陳，終止于楚之“負函”。終于，夫子在長久以來不斷的受挫與蹇困中，慢慢的厘清何以天行無言化物有功，何以道行無方，莫非其過在己？《論語·述而篇》：
子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如此思緒，再再出現于無力感之后的反躬自省。十數載的遠游，被拓展的不只是眼界格局，更被清明沉淀的，該是他長久來所會心領受，卻偏執一端的“天命”！夫子于瞬間著實明白，他之所為，何以與世捍格，夫子清楚，“余生”，所該為的該是長久來被略薄的根本。《論語·公冶長》篇：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錯解天命之用，。命兮、命兮，豈有他哉！然而夫子終究為盡人世之功而一再與“天”力爭。雖名為避陳亂卻遠赴楚國“負函”，奈何天命如斯，楚昭王猝逝。總是事與愿違，夫子至此才算偃念息心。“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想來，該是夫子解嘲又真實的體會。
（二）是老之將至抑或志之將滯
夫子自楚返衛，時年六十有三。夫子念茲在茲的，除卻從己受教的青青子衿，想來，猶然未減的，仍然是那份未曾損冷的淑世之心。于彼時，雖有衛出公“公養之士”之器任，然前路之顛沛流離，加之不乏譏評諷鄙，讓夫子此番已有不同昔時之深省。“必也正名乎”、“名實相符”、“名不正則言不順”端正綱常無非名實。夫子之思想作為，從不漠視人倫世事；然而，過份躁急的“己身為用”，卻往往欲速則不達。飽受其累，豈能再之！“耳順”之謂！無非深情憫人心之微、深體“常”與“無常”，皆然物化也。
（三）成事是在己抑或在天
夫子自衛返魯，時年六十有八。
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夫子得返舊居，已近古稀之年矣！其作為亦有弦轍改易之舉。非“本”之頹唐；系“為”之更張。夫子至此總算致力于天命所系。“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二句所表彰的即是教育之道不亦樂乎。夫子重回當年初為人師，那種“有教無類”兼容并蓄的氛圍。夫子知道，文化傳承乃永續之事業，而人壽促限，豈能冀于人身之永生！是故夫子之所以刪詩、序書、訂禮、正樂、贊易。實是有以致之。夫子甚為明白，言語文字無法承載超越智能的部份，然而，若不透諸世間物，則義法又焉能繼任而生？因此百般思量，夫子擇善篤行“述而不作”之志，其微言大義漪盛歟哉！
觀夫子終生行舉，皆然躬身親踐。縱然危燹當前，亦履蹈之。如夫子六十歲過宋，桓魋欲害夫子，夫子慨然言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哲人之任事風范由此現晰。故而，“述而不作”亦可視為“身教”為夫子所首重，夫子早諳“學”、“習”并兼，其功也無言。且夫子于教育之道竭誠盡智廣施博于。門下如顏回之好學、曾子之全歸、閔子騫之廉潔……，無不盡得師教之端！因此，所謂“述而不作”，于此層面又何嘗不是道之有承，焉需作哉之解！故爾，“述而不作”乃夫子生平所然也！非僅桑榆暮景之謂。
四、結語
從“知天命”、“行天命”再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縱然是身處絕境，需歷經否定再否定方能重生，然此窮途實為生命大破大立所必需。觀夫子一生行誼，雖厄難不絕如縷，然其剛毅沉著卻始終屹立鮮明，否則“陳蔡之厄”焉能安生！而“知天命”前后，若簡言夫子前后作為之差異，則吾人以為，一言以蔽之：“生也有涯，器用憑時”。何以吾為此言？蓋有致之也！若非夫子涉世太深，則迷途知返致力學承猶時未晚；然若作如是想，則彼時生命積澤未厚，施教傳道不免心余力乏，亦未可知。是故，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細察之下，與佛家之“觀自在”、道家之“魚與江湖兩相忘”相較，可明顯縷陳出截然不同之生命情調。儒者始終涉世，故“欲”策其心昭然揭也；而佛、道兩家，前者如如不動慈憫在焉；后者超越世情圓融無波，均可為儒者借鑒。歷史人物之多面多變亦如你我。因此，解析歷史無非是歸納還原其本，進而引歸身受，據此而行推陳演繹之功。若問其本何在，則吾人必應之曰：“惟人性而已矣！”是理在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