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眾所周知，“班昭（曹大家）（？）、蔡琰（文姬）（？）、李清照（易安居士）（1084–1155？）”三者均為中國歷史上才華富艷冠絕一時的獨特女子。三人俱因特殊的生命實踐與時勢主客觀條件的造就，融冶焠煉其不足為外人道卻哀樂入心的深刻體驗。而其中血淚交織動人尤甚者，筆者以為非蔡文姬莫屬。蔡文姬與曹大家，二者雖皆識見深雋各擅勝場，但蔡文姬半生流離問天無語，較之曹大家，蔡文姬匱闕其終生安穩的風平浪靜；而與易安居士相較，蔡文姬前無亦師亦友的良人在側、后無親朋舊知的慰懷，其凄冷可想而知！
吾人據《后漢書·列女傳》所載的五言體與賦體的悲憤詩條陳縷析，愈覺其生命乖舛實是非言可喻。而歷代文人為其幽微演繹者繁不勝數，筆者從中細覽，發現絕大多數只純粹著眼抒論其斑斑血淚的蹇厄，亦即究竟其整體文學表現及其生命悲劇遭逢。雖然就鑒賞者的評論角度而言，大體無可厚非。然而此處卻有一大癥結點被簡約帶過，甚而只字不提。即是作者本身“文姬別子”何以竟能毅然割舍的所在緣由。此事其間起心動念的意緒轉折，乍看之下似乎無關緊要。然若以歷史觀點細察，將會發現這一事件在《悲憤詩》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起承作用。何以吾人為此言，其因即在于：“文姬別子”所上承的是文本作者一十二載邊荒胡風的流離異邦；接續的，即為歸鄉后觸目盡非故物之嘆！加諸何以蔡琰竟能遽舍親子回歸漢地，她個人是緣于怎樣的考量，其背后讓她做出非如此不可的主要成因究竟是怎么被組構而成的？凡此總總，均在吾人析探之列。
二、張修蓉先生對“文姬別子”的見解
筆者在考察《悲憤詩》的過程，發現絕大部分文字的詮釋關注面向均為義理模糊的文學角度，歷代評析《悲憤詩》其抒懷彌彰處亦多對“別子”的因由視而不見。唯有近人張修蓉先生著作的《漢唐貴族與才女詩歌研究》一書，完整搜羅《悲憤詩》歷代各家考評，亦著墨甚深篇幅演繹“文姬別子”所以順理成章的因素。筆者細審其立論后，在此歸結張修蓉先生的主要論證。
張修蓉先生在論斷蔡文姬舍子歸漢的思量處境，其持論的觀點乃在于“孝親”觀念在漢代的高度體現！
歸鄉與“父母團聚”重享天倫是她日夜魂縈夢牽的最大愿望，……（頁36）
……“返鄉”的念頭，渴望父母的孝思畢竟勝過了“兒子”……（頁37）
為了朝夕思念的父母，她終于拋下親生兒子，……（頁37）
由以上舉例我們可以發現，張修蓉先生以“孝親”一事作為“文姬別子”的最大因由所在。且為強化“重孝”說，又以其父蔡邕（132–192）與歷漢諸帝的廟號皆涵攝“孝”字為輔助論證。
案：蔡邕以孝篤名，這種家風當然影響了蔡文姬，何況漢代以“孝”立國，每位皇帝之封號都冠一“孝”字。
而以上二例確實事出有據。我們在《后漢書·蔡邕列傳》可檢索到相關載記：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未嘗解衣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頁1980）
張修蓉先生立論所據即是根源于此。而遍覽《后漢書》諸帝紀，亦如其所言，其封號皆冠以“孝”字，如其時“孝獻帝”即其一也。附帶一提的是張修蓉先生以“時間點”為立論所憑，以此論斷當曹操（155–220）以重金欲贖回蔡琰時，其使者并未告及蔡琰“親歿”一事，故蔡琰在思親心切下，寧舍子而返鄉。其原文茲摘要簡錄于下：
琰之被擄，事在初平年間，而非興平年間。（頁40）
從此一往十二年，她始終不知父母已亡。（頁40）
曹操以重金贖蔡文姬回鄉，顯然事先未讓其知悉父母已亡。（頁37）
由此三端，即可串聯張修蓉先生圓說論述的始末。其例證之一，所謂蔡琰被擄一事，“當在初平年間，而非興平年間”。即因《后漢書》指陳其事為：“興平中，天下喪亂”。而此處“‘興平'當作‘初平'，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用沈欽韓之說法，當可從。”而“初平”年號方為正朔定解。之所以需重新確認事件年代，乃因亙古迄今對此事質疑相詢者多不勝數。如宋人蘇東坡及便曾言及此惑：
《苕溪漁隱叢話前編》引東坡之言曰：“又琰之流離，為在父歿之后。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為董卓驅擄入胡，尤知其非真也�！�
因此張修蓉先生在此舉出與東坡先生同時之人蔡寬夫援證己見：
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后……（頁40）
即蔡邕被誅于初平三年，故張修蓉先生認定蔡琰被擄時日應為“初平二年”（即公元192年），而其間又歷經三年流離，即于“興平二年”（即公元195年）方才暫落胡地。故其筆端的“感時念父母”便更言之成理。綜合上述所言吾人即可明白，張修蓉先生于詮釋別子因由時，為何以“孝親”為最大歸依。
概括上述所說可知張修蓉先生的立論根據雖其來有自。然細審其論證，卻有“以文詮史”之偏，且局限一隅匱乏周覽之全。蓋文史哲三領域雖有同體異用之別；然不論是何抒議皆應具備清晰的史觀，否則，試問將何以周解繁多史實背后的歷史背景、社會因素、時代意識、及事件結果的脈絡。因此，吾人將秉持史學觀點照鑒“文姬別子”的始末來由。且不拘泥于人物的示現場域。亦即擴大檢視范圍：如曹操其人金贖蔡琰的用意與目地、蔡琰寡歡胡地的左證論析、與此一事件究竟突顯出怎樣紛錯的人事交集。故吾人將于下段章節就此質疑羅列提問。
三、歸納“無奈棄子”的根本原因
吾人在此章節將以《后漢書·列女傳》的文本為經緯，據此言述何以筆者將由“政治權謀”觀點，解析蔡琰身不由己“無奈棄子”的作為�！戳信畟鳌げ嚏滴谋竟卜秩握鹿潯Ｊ锥纹鹋d即簡賅的交待了蔡琰得以歸漢的因緣所在：
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于祀。（頁2800）
故后世所據以解讀文姬得以歸漢，即為“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亦是起因于此，故世人皆以曹操的“念舊”作為文姬得以歸漢的惟一解釋。然而，實情是否真是如此？其實有諸多疑處可堪質問。首先觀諸曹操個性，由《三國志·武帝紀第一》可得：
太祖少機警，有權數。
所謂的“機警，有權術”，即為曹操一生言語行舉的寫照。且既然曹操“素與邕善”，則何以自蔡邕誅沒后十余載，方才思憶起故友之女徐行贖歸，故其贖歸的出發點絕非“痛其無嗣”如此單純。吾人由《列女傳·蔡琰》中段以后敘述可窺其矛盾：
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奔拔募нM，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廄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頁2801）
蔡琰返鄉后“重嫁于祀”，董祀即為蔡琰再醮之夫，兩人均為同郡陳留人。及祀犯法當死，蔡琰請見曹操一事便透露出諸多先前贖歸動機的可議。由“文姬詣曹操而請之”文句可明白，“詣……而請之”所具言的即為在語賓客前蔡琰即多次欲與曹操謀會，然卻不得其門而入。因此蔡琰迫不得已選擇公開場合陳研其志（所謂迫不得已，乃指漢代名門貴族階層之婦女有嚴謹男女之別），其志則欲詣請曹操請赦免董祀的死罪。
試想，曹操既然有心照料故人之女，又何以會將蔡琰婚配于“近于刑”的董祀。再者，姑且不論董祀犯罪行為是如何致之，既然蔡琰著急欲與曹操晤會，又何以“文狀已去”，曹操仍不愿廣開善門與其一見？蔡琰于“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之刻求見亦非刻意為之，此亦不得已！她亦明白“文狀已去”，若再不把握時間，恐怕董祀性命不保。故由曹操語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奔纯擅靼妆藭r曹操意愿的勉強與不得不然。畢竟對曹操而言，蔡琰的舉措唐突且出乎意外，遂致曹操心生不快。至“文姬進”，由“蓬首徒行”四字已足堪概括董祀“犯法當死”所帶給蔡琰的身心折磨。至其“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更是將其神態的苦凄無奈躍然紙上。
故而“眾皆為改容”，即具象了彼時氣氛的凝聚張力。可以想見當時眾人的目光必是由蔡琰身上移轉至曹操凝聽的面容，眾賓客們必定急欲明白曹操將如何表態：
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
曹操至此才略為松口，但仍看得出其寬宥董祀之心甚為單薄。蔡琰隨即又進言道：
文姬曰：“明公廄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
至此想必曹操已騎虎難下，“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然而此處亦存一疑：若董祀其過輕微，則原本“犯法當死”卻因一人之故再獲重生，而如此重過輕判如何杜悠悠眾口；而若董祀本罪不至死，卻判其犯法當死，則其根據又何在？故曹操的暫作沉吟，無非在于計較思量自己若行寬宥之舉，則對己身有何損益利弊。凡此種種皆將文字表象下的曲折心緒表露無遺。然曹操機心之重亦非只此一端，續文言道：
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余卷，流離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蔽募г唬骸版勀信袆e，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庇谑强槙椭臒o遺誤。（頁2801）
由上述對話觀之，所謂操“因問曰”的“因”字，頗可耐人尋味。蓋其言說的場域，順上下文脈絡審視，尚屬前文“文姬救夫”范疇，故其“因問曰”之“因”，假如不是曹操趁蔡琰因情勢前來的地利之便而問之；則是存心考較卻于無意中顯其氣度之隘，只因曹操前慍猶在。而蔡琰所言：“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便愈顯前述“大眾陳言”的無奈委曲。文末的“繕書送之，文無遺誤”更是將曹操存心考較的用意彰顯無遺。試問，若原典真已散佚，則從何知悉文句脫落所在；若原典仍存，則曹操仍責命繕寫，其考較用意則不言可喻。再試問：以曹操如此為德不卒，真能痛心蔡邕無嗣？因此曹操贖歸蔡琰，其目的乃在于政治權謀的考量，因彼時乘勢初起，故與董卓一般“亟于名而借賢者以動天下，蓋汲汲焉”。且距蔡邕之逝尚不及十載（即邕誅于初平三年，公元193年，操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贖歸蔡琰），蔡邕雖曾侍董卓，但經其所救的儒士其數甚伙：
誠以卓能矯宦官之惡，而庶幾為知己也。
卓大怒，將殺植，蔡邕為之請。
且邕之將刑，為其奔波營救者斯亦眾矣！
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
故由此亦可知曹操贖文姬時所考量的，乃是蔡邕其雖經人事十載，卻仍存德澤余溫的聲名清望。故而曹操以此為養其仁義聲名的手段亦不足怪矣！且由《列女傳》相關有限載記亦可明白，若曹操真“素與邕善”，則何以他與蔡琰之間的互動如此淡漠索然，更遑論將殺其夫卻無以言告，今若以良善本心度測曹操贖歸蔡琰的用意，亦謬誤矣。是以曹操為將蔡邕政治上的剩余價值徹底利用遂行贖歸之舉！他的私心所肇致的卻是蔡琰與其所出“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的斷腸分離。
四、由“本質易染”論述蔡琰的無窮哀嘆
蔡琰別子的外部緣由，即為上段章節論述的舉證。而吾人將于此章節由蔡琰的天賦本質與其泣血作品《悲憤詩》，作其何以“懷憂終年歲”的探究論述。蔡琰以名門之后守禮謹嚴的一介女流，被徙擄異域長達十數載，其間始終對異邦生活難以適應，如其五言體《悲憤詩》的示現意緒：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禮。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吹我耳，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
由上述“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禮”二言，便可見蔡琰以此簡筆高度濃縮非我族類的格格不入。且此人事捍格于賦體《悲憤詩》，演繹的更為真實刻骨：
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
蔡琰的積郁塊壘實有以致之。從廣義而言，漢民族本具安土重遷之不移習性，但總因諸般無可逆料的客觀變數而摧殘支離。觀乎有漢一朝，上至尊榮的皇親貴戚，亦不乏有公主身肩“為國安而和親”的無奈遭遇。其中亦有詩作衍繹心聲者，即屬漢武帝時劉細君《烏孫公主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常思漢土兮心內傷，愿為黃鵠兮歸故鄉。
同為漢世女子，后起蹈舊的蔡琰必然曾耳聞目睹相關的巷議街譚與文史記錄。對照兩者同異處，吾人發現二者遠適均為不甘之迫，而對異鄉生活種種的不習慣，與“欲言不敢語”的戒慎恐懼，更是漸層暈染痛苦的鮮明對映。故若以此二詩為參酌標的，則更可厚積研究者對《悲憤詩》時代背景的了解，與蔡琰個人悲憤滿懷的體會。且由此觀之，若非蔡琰尚有二子可供其分心解頤，（所謂的“阿母常仁惻”即是敘其情篤），則蔡琰恐怕早已郁逝異鄉。故曹操欲贖歸蔡琰前，必然與左賢王達成某種程度的政治交易，而蔡琰即為其中可堪哀之的交易物品。再從蔡琰可由“重金贖歸”的言語，亦不難明白她與左賢王之間感情存有的狀態。是故，在兩相逼迫下，蔡琰才不得不棄子歸漢。
而張修蓉先生所持論：“曹操以重金欲贖回蔡琰時，其使者并未告及蔡琰親歿一事，故蔡琰在思親心切下，寧舍子而返鄉�！蔽崛艘詾榇苏f猶有未竟。以當時胡漢互動的頻繁，加諸蔡邕系乃海內大儒，其歿絕非無聞于世；加諸蔡琰心思的敏銳程度，雖滯居異邦十數載，真有可能不曾與聞親歿之事？且張修蓉先生又言：由“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可知蔡琰仍以為父母尚存，故因思親而別子。筆者以為此處尚可深思。蓋從“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至“邂逅昔時愿，骨肉來迎己”的時間推進計算便長達十余年（即劫擄琰于初平二年，公元193年，操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贖歸蔡琰），故又焉知其殷念父母非入胡之初，且“念”之一物，有生之懸念與逝之哀念。若欲據此強言蔡琰對親歿一事毫無所悉，且與“別子”事因牽強附會，則吾人以為此處猶需商榷。而“骨肉來迎己”中“骨肉”之義，亦非指父母雙親，其應為曹操為掩私心而刻意昭顯的旗幟名義，因若不為此言，則“名不正言不順”矣！且張修蓉先生再言及：“蔡琰返鄉后，才明白父母早已亡故，倘若早知，或許不致有棄子之舉�！贝搜燥@有矛盾。因其自胡返漢悠悠數千里，就算蔡琰先前不知親歿，難道沿途目睹眼前歷歷的殘破光景，她還能樂觀以對嗎？而就算早知親歿，她依然是別人手下的棋子，她仍需棄子，只因她不是自己的主人。是故，因政治權謀的交相運作，致成蔡琰不論去留皆非己心能夠決定，故其“懷憂終年歲”無非是尸居余氣己難從心之譬。
五、結語
蔡文姬之《悲憤詩》以“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概括了“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彼刂碌纳`涂炭；就作者本身而言，此后卻是流離十數載生命哀哉之飄零異邦。《悲憤詩》一作就其普遍性而言，具體收攝了廣大人民浮沉亂世的悲哀；若以蔡琰生命遭逢觀之，則如此宏觀詩史的文字表現，不啻是蔡文姬個人對于彼時人禍亂世所發出最沉痛吶喊的控訴。而被“辱身”、無奈“棄子”，終成驚弓之鳥。吾人可以理解何以蔡琰有“流離成鄙賤，�？謴途鑿U”惶惶竟日之哀。書作此文，除感其彤管清揚，更希望能以切近人情之語匯，筆述其“不得不然”的悲哀。因此《悲憤》二字，所析義的即為蔡琰個人在大時代氛圍里，身不由己喪亂于動蕩兵災的實況。希望藉由這樣的論述，能增益眾人對《悲憤詩》的了解與認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