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發展，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必然受到更多的關注和重視，這是學術的內在要求和發展的切實需要。傅璇琮先生在《中
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總序》一文當中，就把“古典文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如音樂、美術、建筑、宗教、民俗、服飾以及自然科學的交叉研究”視為古典文學研究中“上層結構”的重要部分。具體到賦學研究來說，在豐碩雄厚的既有成果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從文化史的角度開展賦學的交叉和邊緣研究，以此拓展賦學的研究領域、增進研究深度，恰恰即是當代眾多賦學專家對新世紀的共同期望。這一方面充分體現出當代賦學研究領域在方法論上的高度自覺，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以往的賦學研究在這些環節上確實還顯得比較薄弱，需要拓展出新的途徑。
近讀曹勝高先生所著《漢賦與漢代制度》一書，眼目為之豁然一亮。這本專著研究方法之新穎、研究手段之多樣、見解之深湛、成果之豐碩，在筆者個人看來，均可以稱得上是近年來賦學研究中比較少見的佼佼者。此書立足于文學而不限于文學研究，透過漢賦同漢代制度之間的關系，從歷史、考古、哲學、軍事、禮儀、建筑等多個方面入手，對漢賦進行了全新的詮釋和解讀，不僅填補了將漢賦歷史研究的資料，而且也從相關制度的變遷中，看到了漢賦發展與演化的一些軌跡，使漢賦研究中原本比較薄弱的環節得到了大幅度的強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為漢賦乃至其他古代文學專題的同類研究起到導夫先路的作用。
第一，本書通過切實的論證認為，漢賦在藝術表現手法上的夸飾同作者的創作意圖和創作態度的嚴肅性之間并不是一種矛盾對立的關系，而是在內在邏輯上存在著統一性，這在漢賦研究歷史上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獨創而又可靠的觀點。這一觀點的提出，不僅為全書的展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更為未來同漢賦相關的實證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
長期以來所形成的閱讀習慣和思維定勢，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讀者理解領會漢賦表現手法和藝術效果的誤區。對于不少讀者來說，漢賦是否具有寫實的成分，能否同以“征實”為基本特征的史學或考古學研究取得溝通，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為此作者在《緒論》中專門辟出一節，下了不少工夫細致、精密地分析考察了漢賦的“虛構”、“夸張”和“粉飾”特征，厘定漢賦的文學價值同史學價值之間的界限，對于漢賦這種文學體裁的認識功能給予了充分的論證和肯定，從而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將漢賦同漢代制度結合起來進行跨學科綜合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文學創作中，“文”同“史”之間的界限往往并不是非常清晰、可以進行直線式分割的，在千余年之前漢賦作家的筆墨當中鑒別“虛”和“實”，作者的精確判斷本身同樣顯示出非同一般的學術修養和研究功力。
第二，在漢賦研究傳統路徑的基礎上有了大幅度的拓展。改變了傳統漢賦研究多將視角集中在賦作本體即作家和作品研究的狀況，作者通過“制度”這個獨特的角度將漢賦的研究同漢代歷史文化結合起來，在考察兩者之間的有機關系和互動作用的同時，自然而然地旁涉到漢代政治環境、學術思想、民風民俗等方面的發展變遷，實際上就是通過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方法，建立起一種主次分明、宏觀視角同微觀視角有機結合的全新途徑和方法論。
《京都賦的興起與東漢遷都之爭》一節就是鮮明的例證。作者細致分析了杜篤、班固、崔骃、傅毅等作家在東漢馬、竇兩個家族在政治斗爭之間的不同處境和遭際，有力地說明了當時賦家在京都賦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同主張，實際上就是他們輾轉或者沉浮于馬、竇政爭中不同政治立場的鮮明表現，同時更是兩漢政治核心在都城選址觀念以及思想文化形態方面巨大差異的集中反映。杜篤為何在其《論都賦》中主張西遷長安，班固、崔骃為何持相反論調而主張建都洛陽，實際上都同他們所依附的政治勢力的利益需要息息相關，兩者之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傅毅先在馬防幕府，深得器重，馬防失敗，馬氏勢力隨之衰落，傅毅轉而投靠以竇憲為核心的竇氏集團，就傅毅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轉變。《反都賦》和《洛都賦》在建都主張上同杜篤相反，而與班固、崔骃一致，作為幕僚，特別是傅毅這種相當善于改變政治立場的幕僚政客來說，采取同幕主相反的政見顯然是難以想象的，作者正是從這個角度對傅毅這兩篇京都賦的創作時間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見解，這種結論無疑是扎實可信的。以史證賦，以賦證史，賦史互證，歷史同文學之間的默契達到絲絲入扣、圓融無礙的境界，對于前人“詩史互證”的研究方法來說，無疑是重大的發展和推進。
另如在第三章《兩漢禮制變遷中的賦家與賦作》一節中，作者認為，西漢初期主要賦家的代表作當中貫穿著強化儒家禮樂教化思想和君臣尊卑觀念，抑制、反對僭越這樣一條主導線索，主要成因有二：一方面不少藩國王侯心懷謀反之志且躍躍欲試，即史書所謂“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史記》卷十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因此此類賦作大都具有現實的針對性；同時，這些作品也清晰的表現出賦家對于當時政治形勢的清醒認識以及對國家秩序的高度認同。至西漢中期，特別是武帝時期，中央集權得以加強，國力日趨強大，賦家向朝廷集中，不像此前散居于藩國，大賦不僅可以滿足帝王的個人喜好，而且成為進行政治宣傳的主要文學體裁，在“受詔而成”的創作背景、“獻賦求仕”的個人動機以及大賦作家“類似倡優”的社會地位這樣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之下，這個時期的賦作在整體上以歌頌朝廷聲威、鼓吹君權作為基調，同時又流露出對于現實的疑慮和期望。西漢后期，入仕渠道的變化造成辭賦創作隊伍的分化，文士多究心儒術以圖仕進，賦家的創作動機基本上僅來自個人愛好，辭賦創作相對西漢前期和中期來說遂大為冷落。作者對西漢不同時期政治局勢、士人心態以及賦作風貌之間的連鎖關系分析得相當清晰、透徹。再如書中對東漢前期、中期辭賦創作狀況的論述，以及東漢后期散體大賦的衰落和抒情小賦的興起等等內容的分析，都能從兩漢政局變遷遞嬗的軌跡著眼，揭示賦家對當時禮制及其內涵的體認，并在此基礎上推究漢賦創作的盛衰以及作品主題、表現手法演變大勢的深層動因。再比如作者在揭示漢賦中校獵題材持續繁榮的原因的同時，糾正了當前校獵活動研究中的某些偏頗，這顯然是史學研究受益于文學研究的一個突出例證。書中此類例子還有很多，讀之不難發現，故不再贅述。
作者的思維和筆觸在文學、史學、哲學和考古學等等多個領域之間往來穿梭，在不失文學本位的同時，對各個領域的知識、特別是前沿性的知識都能運用自如，游刃有余，通過從多個方面對漢代制度及其相關問題的精深考察，成功地達到了深化漢賦本體研究的目的。從作者的論證過程來看，他有意識地避免了跨學科研究的兩個誤區：一，以制度和考古資料為漢賦作注解、或者用漢賦印證歷史文獻和考古成果。二，前半談歷史，后半論文學，社會歷史、政治背景同文學變遷之間缺少必要的邏輯銜接，于是流為互不相干的“兩張皮”。這是文學研究論文、論著當中相當常見的弊病。圓融而不機械，自然而不做作，文學研究同其他學科的研究互為滋養，主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遂使此書在方法和研究成效上遠遠超出了一般泛泛之作。
第三，史料考證嚴謹細密而不瑣碎，理論概括高屋建瓴而不空洞，前者以后者為旨歸，后者以前者為基礎，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兩個方面相輔相成，有機結合。
對于漢代名物制度的考證自然是本書的重要宗旨，卻不是唯一的宗旨。很明顯，作者通過本書的寫作巧妙地將漢賦化為一個窗口，不僅通過它來考察一代制度及其變遷，更要通過具體制度的流衍變遷觸摸、把握兩漢時代深層政治理念和潛在社會文化觀念躍動的脈搏，在這種研究邏輯之下，歷史文化不再是一堆瑣屑枯燥的材料，而是變成了仿佛具有生命氣息的鮮活情境，易于感知，動人心魄。在第二章《漢賦與漢代校獵制度》當中，作者花費了不少筆墨對漢賦中所見校獵的時間、地點和參與者等內容進行了細密精到的分析，并且廣泛征引大量傳世文獻以為佐證，其中大大小小的考證不計其數，卻絲毫不嫌繁冗瑣屑，其原因首先在于作者的功力足以駕馭大量的資料工作，收放自如，恰到好處。更重要的一點，這一系列的考證工作均有其明確的目標和旨歸，即充分服務于“兩漢校獵制度的變遷與校獵賦主題的演化之間的關系”這一主題。反過來說，作者對兩漢校獵制度中所蘊蓄的文化內涵的理論概括就由此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撐，而不再是無本之木或無源之水了。正是通過這種方法，作者在把漢賦研究大幅度向前推進的同時，也大大提高了漢賦研究的學術品位。一般來說，跨學科研究容易具備這種優勢，但如何將這種研究優勢發揮到最大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還要有賴于作者見識的高超以及用心的精巧和細密。
第四，在嚴格遵循學術軌范和科研邏輯的情況下，作者對于考古資料的運用方式有其特殊之處，獨出心裁，頗具個性。
此書的最終目的顯然不在于考古，但作者有意識地借鑒“三重證據法”，最大程度地利用出土文獻和實物印證歷史文獻和漢賦作品，發現和解決前人未能發現、未能解決的問題，為深化漢賦研究作出了切實的貢獻。作者充分利用歷年來西安、洛陽等古都的考古發掘報告，同漢賦中所描述的都城、特別是宮殿建制相互印證，對于作者論證漢賦的寫實功能和認識價值助益尤多。比如在第一章《漢賦關于都城建筑的描寫與兩漢政治文化之差異》一節中，為了印證班固《西都賦》和張衡《西京賦》中關于未央宮前殿描述的真實成分，作者不僅引用了《三輔黃圖》、《括地志》、《長安圖志》等歷代地理學名著的相關記載，更引用多種當代關于西漢長安以及未央宮的考古發掘報告，多種資料詳細參照比勘，將未央宮前殿的建筑規模形諸具體的數字，從而確切不疑地證明了班固、張衡等人賦作之中的寫實成分。也從一個前人未曾涉及的角度，為漢賦寫作中的特殊觀照方式、藝術風格上鋪陳、藻飾、雕琢等表現手法、以及崇尚雄渾、壯大的美學觀念找到了強有力的根據。另如論文末尾所提供的二十余幅附圖，恰好與正文密切配合，為書中的相關論證作出了相當確切而有力的實物說明。同樣的資料用在不同的研究領域，以及通過不同的方式加以運用、整合，完全會起到迥然不同的作用。作者運用考古資料的熟練、自如和巧妙，在文學史研究領域顯得尤其難能可貴。
作者所選擇的這個題目，其優勢不僅在于深具開拓創新的意義，題目本身還具有極大的含量和延展余地。大概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書在制度上只涉及到都城、校獵和禮儀三個方面。漢代散體大賦作家號稱“苞括宇宙，總攬人物”（署名葛洪《西京雜記》卷二引司馬相如語），其作品可謂萬象森羅，紛然雜陳，沿著本書的研究思路，除了書中涉及的內容之外，似乎還有不少內容值得研究，比如輿服、地理、以及音樂、舞蹈、書法等藝術形式，賦作中就多有鋪陳描繪，目前所具備的這方面的考古資料也已經比較豐富，如果能夠結合考察，似乎能在很大程度上使本書論題得到豐富和發展。作者實際上已經在本書的《結論》部分提出了這種構想，我們期待著在不久的將來能夠讀到作者關于此書的續篇。
作者在《緒論》中強調本書的研究意義的同時，也即為自己的研究確立了標準：“充分利用考古學、歷史學、哲學以及諸如禮儀、軍事、建筑等領域最新研究成果，對漢賦的都城、校獵、禮儀等題材進行系統的討論，多角度、跨學科地對漢賦展開交叉研究，通過分析漢賦所記述的制度，探討漢代制度變遷與漢賦主題、藝術形態及創作傾向的關系，以期開拓漢賦研究的新局面”（《漢賦與漢代制度》第 3 頁），在筆者看來，作者通過其體大思精的深湛研究和精彩論述，已經相當完滿地實現了預期的目標，為當代漢賦研究開拓了一片新天地，也為未來的漢賦研究提供了極為有益的啟迪，樹立了高標準和新起點，在方法上也多有古代文學其他領域的研究可以借鑒之處。
總之，《漢賦與漢代制度》是一部厚重之作，是一部值得細讀、值得研究的好書，相信眾多讀者在閱讀之后，亦必將有感于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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