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殞歿，微言乖絕；王官失守，諸子爭鳴。漢武抑黜百家，表彰六經，開二千年經學冠冕之氣象。《春秋》紀年，《左傳》敘事，馬遷《史記》，雖變而為紀傳，然《班志》仍附《春秋》，蓋以史出《春秋》，源流分明。逮傳習六藝之士升而為經師，立而為博士，封爵食祿，弟子數千；而著作文儒，莫與抗衡，乃沉思翰藻，繪繡鞶帨，于是論疏繁盛，書箴累積，摯虞流別，文集攸分，而沿波討源，導自諸子。原隰沃衍，阡陌縱橫；萬脈競態，朝宗歸海。劉申叔分季周學術為心理、社會、宗教、政法、術數、文字、工藝凡一十六門，各為之序，觀其所溯，無不與六經諸子有關。昔皮子經降史，史降子之說，實昧于遞嬗之跡；元瑞經即史，子即集之論，乃見于蛻化之痕。至章實齋標舉“六經皆史”以來，錢曉徵視經史無二，劉鑒泉謂以六藝統群書，馬一浮極言六藝統攝一切學術，夫統經攝史，容不相同，而其把握傳統學術之本末流衍，誠殊途而同歸。
章實齋曰：“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言理。”蓋事縱有繁簡，而理莫不蘊之。及贏秦滅學，書藏屋壁，義絕朝野，漢初摭拾遺散，已文有磨滅，言有楚夏，不求故訓，難質奧蘊。西漢闡微旨隱義，東漢詁典制名物，雖有側重，猶理事兼顧。其后打成兩橛，各執一端者，已非夫子贊述之諦義。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六經原道敷章，循理設教，道原萬物之文，理循五情之曲，駢辭儷語，天籟人韻，渾與圣人義理一體。諸子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然逐意而騁辭，博辯以飾文，所謂道術文章，互為體用。西漢承六經諸子遺意，猶不汲汲于雕龍，故遷、固獨傳《儒林》而不別標《文苑》。逮及晉宋，虛浮競煽，尚巧貴妍，辭意乖張，道文兩歧。蔚宗感染時風，分而為二，非唯經師文士雜錯，猶老韓同傳，且于行道為文之意，亦已遠矣。
竊謂考據以義理為鵠的，義理藉考據以徵信，學術托辭章而垂遠，三者可側重，不可軒輊，善用相濟，隔則滯礙。自伊川三分其學，清儒各隨性之所近，妄第甲乙，聚訟不息。推原究因，才多偏曲，學有專攻，三者兼顧，亙古希有；中智下士，畢生勤劬一經一子一史一藝，或汲汲于名物訓詁典制之確，或矻矻于經義微旨事理之奧，或孜孜于辭理文脈義法之美，略能兼擅，顧盼自多，專意一途，矜氣自夸，遞相非笑，轉相鄙薄，實皆鄉曲偏隅之俗說陋見，不足拱手賢哲，與語大道也。
傳統學術，源一流百，散化萬形，還歸本相。思窮其枝葉，自當獨專一門；將求其會通，則須兼擅眾學。專精云者，專心聚神，精于一藝。精于一藝，須植相關術學以厚其基，基之不廣不厚，則欲深不得，欲精不能，所謂狹而不通流于局，徒有專精之名。兼通云者，博覽群籍，通曉多門。通曉多門，當融各科精神以貫其通，若泛濫無歸，博不能約，必理有窒礙，思有隔閡，終致駁而不精流于雜，虛負兼通之譽。通專之義，復有廣狹，有一書之專精，有一科之熟精，有同類之兼通，有異類之會通，一書專精不易，異類會通更難。非專精無以探驪珠，不博通難以開風氣。歷觀古今，密而不爽。
夫子敏求，多聞一貫，圣門嫡緒，由博返約。西漢博士，墨守家法，東漢經師，漸多通儒。董仲舒下帷三年不窺后園，何劭公覃思十七年不窺門。董專治《春秋》，以之比事決獄，強國教化，可謂精而能用；何兼研六經，而獨表《公羊》三科九旨，治亂遞嬗，可謂博而能精。許叔重五經無雙，鄭康成遍注群典。叔重撰《說文》，守古文，為東漢古文學之殿軍；康成注《三禮》，揉古今，已捩轉一代之風氣。
魏晉之際，荀勖、束皙紹承兩京經學之緒，董理汲冢竹書之紀，既為經師，又作史家，加之荀、袁紀漢，應、裴注史，史體繁興，注家蜂起。《隋志》史部，開類三十，得書八百，較之經部，猶有過之。經史并駕，錯以為用，溯源尋因，蓋由專而通，由通而變，由變而繁者也。
沈周吹五音之律琯，研韻調聲；李杜吸天地之元氣，滌滓濯窳：是銳意于詩者也。韓柳掀雷抉電，振興八代之衰；歐蘇翻江倒河，溉澤四朝之脈：是專志于文者也。然比章勘句，又無不熔經煉史，含《詩》咀《騷》，翻鑄偉辭，吞吐奇葩，另辟洞天，轢古切今。濂洛關閩之學興，仁智禮義、忠信孝悌之義密。朱文公兼蓄并包，辟數百年獨步制舉、牢籠人心之天地。宋明諸子，其發揮圣人義理，亦合亦離，或異或同，雖不免一察以自好，然皆根植六經，綜貫百家，體驗身心，出入釋老之心得。
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皆以獨立之人格，軼群之智慧，博綜經史小學、九流百家，乃至天文、輿地、文學、經濟、釋道，而又明統知類，各有側重：梨洲以史學學案著，亭林以小學考據名，船山以哲學義理稱。乾嘉而降，吳縣三惠專于經，嘉定七錢兼通史，汪中、畢沅、王先謙邃于子。而錢大昕兼擅經史、小學、金石，倡金石證史、異文求聲之風氣。婺源江永博通古今，兼義理、考據于一身，尤勤精三禮。戴東原學出婺源，通貫群經，洞究天文、律算、輿地諸學，治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至其解釋經義注重字、詞，為乾嘉標志之段王學奠定基石。段玉裁、王念孫父子皆精通古音，湛深經學，并能由博取約，以合御分，演繹聲音貫穿訓詁之旨，歸納文例融會經典之義，發凡起例，溉益學術無窮。
其他專門名家者，或究研一書，如閻若璩之于《尚書》，胡渭之于《禹貢》，顧棟高之于《春秋》，焦循之于《孟子》，趙一清之于《水經注》，馬瑞辰、陳奐之于《毛詩》，陳喬樅、王先謙之于《三家詩》，吳廷華、胡培翚之于《儀禮》，邵晉涵、郝懿行之于《爾雅》，劉逢祿、陳立之于《公羊》，寶應劉氏二世之于《論語》，儀征劉氏四世之于《左傳》；或專注一門，若陳厚耀究治律術，余蕭客搜輯古注，李富孫裒集異文，程瑤田詳究名物，盧文弨、顧千里擅長校勘，章學誠、莫友芝精研目錄，金榜、金鶚、任大椿探繹禮制，顧祖禹、陳芳績、楊守敬疏證輿地，葉奕苞、王昶、馮登府輯校金石。凡所攻錯，無不窮蒐廣證，洞悉精微，勝義碻論，為后學所憑信，聚璞積礦，為來者所取資。清季以俞樾、孫詒讓為宗師，孫精深而俞淵博；以章炳麟、劉師培為殿軍，劉守成而章傳缽。
自甲骨、卷子、竹簡、清檔出，傳統學術亟須重新整合，而王國維適當其時。陳寅恪稱其學云：“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崖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而論其貢獻為三：一曰取地下實物與紙上遺文互釋，二曰取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互正，三曰取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互參。若非其知識之博，難以取六者而互證；若非其識斷之精，二十世紀上半葉之學術進程將不免趨緩。他如馬一浮之理學，楊樹達之小學，陳寅恪之史學，于省吾之子學，皆取精用宏，非抱守一隅者所能同日而語。余英時曾辨析嚴耕望之學問，謂其“規模弘大承自賓四師，辨析入微取諸陳寅恪，平實穩健尤似陳垣，有計劃而持之以恒則接武呂思勉”，其在史學上“達到通博與專精相反相成”之境界決非幸致。此非唯表揭嚴氏治學之方法精神，于錢呂二陳之治學特色亦不啻點睛飛龍。
戴東原謂學問之道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非博通難以有識斷，無識斷而強作解人，必流于臆斷，而欲識斷精審，又非專精不可。學問無窮，生命有限，雖飲河果腹，象鼠異需，識大識小，各隨資分，然志不可不高遠，心不可分人我，氣不可爭短長，學不可存功利，而后方能涵照如鏡，應聲似谷，識斷平實，而無氣質之偏。
吾國傳統學術，有其道一生二，又復盤根錯節之特點，與現代學術異趣。大道多歧，秉性不同，取途各異，成就殊相。然學不躐等，教有先后，善乎南皮之言曰：“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張氏所言，已揭橥有清二百七十年學者治學之奧蘊，而足為治傳統學問之楷式。倘能明生衍交錯有本末，乃先乃后；知博通專精可互資，勿固勿局；際前賢來哲貫承啟，再接再礪。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念茲在茲，終身以之，庶幾撮壤崇山之業，幸或一至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