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遺物中發現最多、最具基礎研究價值的當屬物質文化遺物。物質文化的范圍相當廣泛，凡是人體與物質的自然發生交涉而產生的文化現象都在其列，凡有形的可見的物質均可視為其一部分，而這之中不同質地的各類器物當屬大宗。對器物進行研究是考古學研究中的基礎工作之一，它的研究對于研究考古學文化傳統、社會意識、人文環境、技術水平等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代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是個極為重要的朝代，在物質文化領域，它上承輝煌燦爛的商周青銅文化下接六朝瓷器文化傳統，實現了日常生活用具由銅質到瓷質的轉變，在青銅器的使用上也逐步實現由莊嚴肅穆的青銅禮器到樸素實用的日常生活用器的過渡。在漢代，許多具有禮器性質的器物或遭淘汰或因時而異轉變成實用器；同時，隨著生活習俗、文化社會觀念等的轉變，大量新興實用器得以大展雄風，它們在漢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之后的六朝時期，由于瓷器的興盛，銅器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漸趨消亡。因此，兩漢可以稱得上是青銅文化的最后輝煌時期，漢代青銅文化研究是整個青銅文化研究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由于客觀或主觀的原因，對漢代青銅文化的研究始終是學術界的一個薄弱領域。這種現象從圖書館中卷帙浩繁的三代青銅文化研究專著和論文與難得一見的兩漢青銅文化研究的對比中可見一斑。不管是學術偏見還是歷史慣勢使然，這種現象終究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也是需要我們投入一定精力去解決的問題。
而今，《漢代青銅容器的考古學研究》（下文簡稱《研究》）一書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學術空白。該書按地域將漢代青銅容器分為中原、西南、嶺南三大區系，并分別對青銅器器形、紋飾、銘文三個方面的發展演變關系加以研究，考察出青銅容器從周制到漢制、從祭祀禮器到日常用器的演變規律，從青銅容器領域考察了周制的進一步崩潰和漢制的確立及其發展演化。
《研究》一書給學術界帶來一股新風，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漢代青銅文化注入了活力、奠定了基礎。
一、漢代青銅容器的文化因素分析和三大區系的劃分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確定考古遺存的文化性質、各考古學文化的內在結構以及研究各區域間文化相互影響的關系等方面都具有其獨特的無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它也成為考古學研究中被經常使用且屢試不爽的方法論之一。
《研究》一書對漢代常見的30余種青銅容器逐一進行文化因素分析，并逐一探求各器物、各類型的文化源頭。在此基礎上，把漢代青銅容器劃分為以秦、晉、楚為主的中原系、以巴蜀和夜郎文化為主的西南系、以及以濮越器為主要類型的嶺南系三大區系。
這種區系類型的劃分并非隨意為之，而是在認真分析漢代各類型青銅容器的文化構成的基礎上得出的科學結論。三大區系的劃分有著其內在的科學性。春秋戰國時期的禮崩樂壞以及各諸侯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的逐步獨立并強大，成就了列國文化的輝煌及繁盛。據研究，三晉地區文化是對宗周文化的直接繼承，而荊楚大地則被認為是較多的保留周文化傳統的地區。其余各國文化雖然各有特色、相對獨立發展，但是，它們都或多或少的與楚和三晉有著聯系。戰國末期，隨著大秦帝國的強大及其對六國的武力征服，秦文化得以傳播到全國各地，但是，由于秦帝國統一不久即被漢王朝取代，故其在文化領域的影響力并不算太強。西漢早期，青銅容器反映的“六國文化的再現”隨著漢王朝中央集權的進一步確立而逐漸融合、統一，并最終形成漢文化。再者，西漢早期的近百年與兩漢的數百年相比畢竟是個較小的時間段，既然《研究》是以兩漢為基點進行研究，理應從大局著想。因此，《研究》一書將三晉、秦、楚等文化傳統下的青銅容器統一歸入中原系自然是合乎情理的選擇。西南系的釜、甑、鍪、刁斗等器物具有典型的巴蜀或夜郎文化的性質，有著獨立的文化發展傳統，雖然器物的某些特征受到中原系青銅器的強烈影響，并且它們最終也沒有逃脫被漢化的命運，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到它的獨立特性和文化傳統的發展韌性。六朝時期該文化區內仍然有釜、鍪、刁斗等陸續出土，正說明了這一點。嶺南系的青銅器與西南系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性，該地區獨有的锜、提筒、長頸壺等反映出百越文化的傳統特性，而且這幾種器物一直到東漢末期仍有存在，并沒有被中原系的青銅器所取代，說明其文化韌性同樣深厚！
由此可知， 《研究》一書中三大區系的劃分是科學的，是合乎漢代青銅容器的內在分布規律及發展邏輯的。
二、考古類型學理論的靈活運用及其意義
考古類型學是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論之一，它通過對有形的各種考古遺存的形態排比，探求存在于事務內部的變化規律、邏輯發展序列。類型學是研究器物的行之有效、簡便易行的方法。《研究》一書通過對漢代青銅容器的類型學排比，在實踐中闡釋了考古類型學理論方法，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容器一般包括口、頸、腹、底、圈足、足等部分，不同功能的器物，其各組成部分的變化是有很大差別的，某些部位的變化能夠反映使用者的思想觀念的變遷、意識形態的轉變等。《研究》對三大區系內 30余類器物做了科學的類型學研究，根據器物多樣性特點以及器物自身特征，找出各器物本身具有典型特征、變化幅度大、速率高且能反映器物自身演化規律的部分來分類、分型定式，并且毫不拘泥于某一特征，而是按照各器物的特點靈活變通。有的以圈足的不同來劃分，如中原系圓壺分直壁式圈足、弧腰式圈足、覆斗式圈足三型，提梁壺分直壁式圈足、弧腰式圈足兩型。有的按照口沿的不同劃分，如扁壺分蒜頭形、圓直口形兩型。有的按照足部的不同劃分，如鉤鏤、鋞都分獸蹄足、熊形足兩型。有的按照腹部的不同劃分，如匜分為折腹、弧腹兩型，碗分直腹、斜弧腹兩型，洗分深腹、淺腹兩型。對于器形比較復雜的器物則參考多個部位的變化綜合分類，然后再分型定式，如鼎分三類，第一類鼎的一耳位于一足上方，扁球形腹，圜底，其下分方形耳、圓形耳兩型；第二類鼎的特征為扁球形腹，圜底，耳足不重合，其下又分為方形耳、環形耳兩類；第三類鼎的特征與第二類相似但腹不同，其下分為扁球形腹和罐形鼎兩類。再如，樽也分盆形樽、筒形樽兩類，第二類按照紐和足的變化又分三型，單環紐、獸蹄足，三動物紐、熊形足，博山蓋式頂、單雀紐。有的根據器物多個部位整體變化綜合分型，如根據腹部、底部、口沿的不同將碗分為七型，根據口沿、腹的不同將銅鍪分為四型。有的器物則直接分式而不分型，如嶺南系的長頸壺分三式，雙耳釜分三式。這種分類方法完全照顧到各類器物的自身特點，并且參照其發現數量的問題，因而具有很大的科學性。
有許多學者批評考古類型學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繁雜的工作，認為它是純粹的分型定式，為了分型定式而分型定式，只見器物不見人。這實在是一種學術偏見，相信看了《研究》一書的學者會或多或少地改變這種偏見。《研究》書中各類器物的分型定式完全反映了一種文化的傳統關聯以及各類器物自身的發展邏輯。如圓壺的三種型分別源自楚文化、三晉文化及秦文化，提梁壺的兩型亦體現出楚與三晉文化之間文化傳承德差異，鼎的分類同樣體現出秦、楚、三晉、越文化的不同。這種類型學考察充分利用了文化因素分析的成果，體現了兩種理論方法的關聯性。
《研究》一書中各類器物型式的劃分不僅讓我們清楚地看出各類器物自身的發展演化軌跡及其文化傳承關系，同時也解決了學術界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例如，關于長頸壺的來源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它源自秦文化系統的蒜頭壺，一種認為它源自嶺南百越文化系統的匏壺。作者通過比較三種器物的分布范圍，存在的時間長短、先后順序，得出長頸壺源自匏壺的論斷（ P237）。作者通過比較鋞與提筒的地域分布及演變關系，否定了鋞與提筒的關聯性，并根據器形特征及演變規律找到鋞與筒形樽之間的相似特征（P125）。再如，作者不同意中原系甑的形成與早期甗的下部鬲之袋足萎縮退化有關，認為其與甗下部小口罐形鼎有著很大的關聯（P93）。不僅如此，作者還提出一些頗有見地的觀點：作者認為銅锜的出現與西南系的鍪關系密切；認為雙耳釜底出現與B型鼎的退化密切相關，二者不只形態一致而且年代上相互連接；認為滇文化中的銅鼓來源于西南系的夜郎式釜等等。
漢代青銅器的類型學研究對于我們今后開展田野工作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研究同樣具有重大意義，以后田野發掘中凡是出土青銅容器的漢代墓葬，其年代的判斷均可以《研究》一書中的有關論斷作為參照。
三、兩個學術問題的初步解決
漢代青銅器的總體發展譜系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的一個薄弱環節。漢代青銅 器的發展演變情況如何？其原因何在？有沒有規律可循？《研究》一書給了我們初步的答案。青銅容器占漢代青銅器的大宗，它的變化規律恰恰能說明上述問題。
漢代青銅容器經歷了“文化面貌復雜多元化的西漢早期階段——漢文化形成的西漢中期階段——漢文化確立的西漢晚期階段——漢文化繁榮的東漢階段”的持續發展過程，實現了青銅器由祭祀禮器向實用器的轉變。漢代青銅容器無論從器形、紋飾還是從銘文上都體現了上述變化。西漢早期，傳統的青銅禮器如鼎、鈁和圓壺等占主導地位，以蟠螭紋、虬龍紋、云氣紋等靈異紋飾流行，器形和銘文也與戰國晚期基本相同。西漢中期，青銅禮器所占比重仍然較大，器形變化不大，其日用器的功能尚未凸現。但是，隨著匜、鈁、壺、提筒等的萎縮或消亡，日常用器的數量、種類都增加，早期的靈異紋飾基本被淘汰。西漢晚期，青銅容器在種類、器形、紋飾等方面均發生重大轉變，鈁匜消亡，鼎壺也呈現出實用形態；相應的，日常用器如釜、甑、碗、缽、锜、鐎壺、刁斗、樽、卮、鋞、鍪等卻大行其道。紋飾中的云雷紋、蟠螭紋等靈異紋飾也被鎦金的變形云紋和繁縟的細線鏨刻紋取代。東漢時期，日常用器如洗、樽、耳杯等成為主題，魚羊鹿鼎等祥瑞圖案及各類吉祥語如“宜侯王”、“宜子孫”、“大吉”等充斥器身，青銅容器的實用性和商品性得以充分發揮。
上述文化發展歷程與兩漢時期的統治政策密切相關。西漢早期，國家剛剛統一，中央集權尚未完全確立，所以存在多種生產經營方式，青銅容器面貌復雜，各種文化傳統的青銅器得以延續，“再現了六國文化”。西漢中晚期，國家統一性增強，中央集權完全確立，中央王朝對銅器生產實行專控，銅器的文化面貌趨于統一，實用器類型、數量也逐步增多。東漢時期隨著官營的退出，私營經濟大行其道，器物的實用性得到完全體現，不管是器物的造型還是其紋飾銘文都顯示出商品化特征。
《研究》一書中對上述問題的解讀為我們全面認識青銅文化提供了方便，其基礎性價值不容忽視。
四、考古類型學理論在器物紋飾及銘文上的應用
前文已述，凡是有形的東西均可納入類型學研究的范疇。《研究》一書中對漢代青銅容器的紋飾及銘文的類型學研究把類型學的應用領域擴展到抽象的紋飾以及銘文，這是一種新的嘗試，為我們開展類似研究提供了經驗。
書中將漢代青銅容器的紋飾分為錯金銀類、模鑄類、細線鏨刻類、漆繪類、鎏金刻劃類等五類，并對各類紋飾的起源及傳承作出解釋，同時結合各類器物進行分期研究。西漢早中期的紋飾表現手法及內容與戰國時期中原地區所出雷同，但至晚期則基本衰落，從西漢晚期開始西南、嶺南地區的紋飾逐步取代中原地區傳統的紋飾，柿蒂紋、菱形錦紋等成為主流。對于銅器銘文，作者根據其內容進行分期，并從銘文中看出沿用青銅禮器與新興實用器在銘文使用方面的差異。西漢時期，銘文內容一般包括所有者、容量、重量、制作者、編號、紀年等，到東漢時，銘文內容突變，各類吉祥語如“宜侯王”、“宜子孫”、“大吉”等取代了前期的規范的銘文。
紋飾和銘文的變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代青銅容器從祭祀禮器到日常用器的轉變。
五、論據充分、資料翔實
《研究》一書中，各章文末共引用各類文獻 421條，繪制圖57幅，繪表32個，列出參考文獻340條。這一連串的數字說明作者具有科學認真的學術素養。作者所繪各類器物的分類分期圖，能讓我們直觀地認識漢代青銅器的發展演變規律。作者盡量詳細大量地占有資料，而且對所有資料都進行嚴肅認真的鑒別分析，書中各種論斷都有根有具，力爭實事求是，絕非信口開河或主觀臆測，其論據的充分性、資料的翔實性都是值得我們借鑒學習的。
另外，作者給我們列出了三個附錄，分別介紹漢代青銅容器出土情況、古代文獻著錄漢代青銅容器情況和六朝青銅容器出土情況。這充分體現了作者的良苦用心，為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青銅文化提供了方便。
正所謂“金無足赤”，任何學術研究都有或多或少的不足之處，例如在“透物見人，以物見人”方面，透過漢代青銅容器來研究漢代的物質文化生活、工商政策、文化交流、思想觀念等尚需要深入的研究。誠如 劉釗 先生在序言中所說“在資料的完備程度、考古類型學的運用及探索青銅容器所反映的歷史現象等方面，該研究還存在著錯誤或不足”。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忽視《研究》一書的價值，它的基礎性、開創性意義仍然是巨大的，相信更深入的研究將從此書開始。
（《漢代青銅容器的考古學研究》 吳小平 著 岳麓書社2005年7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