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是中國愛國士大夫的典范。他的巨大影響，已經超越了時代與國界，播撒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屈原是值得紀念的。不僅因為他具有與國人的中庸性格迥異的執著人格；不肯與奸黨權貴同流合污的高尚節操；更因為他的作品對于推動中國文學的發展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圖一：屈原像
司馬遷在史記中這樣評價屈原和他的作品：“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見意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濁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污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敫然泥而不滓者。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1]
詩仙李白對屈原有這樣的評價：“屈平詞賦懸日月”，蘇東坡也自嘆道：“吾生平所學而不能企及萬一者，屈平一人而已”。[2]當代美學大家李澤厚也稱屈原的作品的藝術價值2000年來只有《紅樓夢》可以與之相提并論。
一、屈原生平簡介
要了解屈原與楚文化，我們首先應對屈原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3]屈原出身高貴，是皇親國戚，所謂“帝高陽之苗裔”[4]。他十分注重內在的自我完善和外在的君子風度。所謂“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5]從〈史記〉的這一段文字敘述來看，屈原在政治生涯的前期可以說是春風得意，平步青云，成為懷王身邊的柱國之臣。擔當了重要的使命。但后來屈原卻遭到了貶黜，這其中的原因是及其復雜的，有懷王自身的原因，有小人的讒害。綜合起來看，首先是由于“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新害其能。”[6]因此，，嫉妒成為了小人進讒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各勢力的黨爭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因為屈原的敵對勢力不是上官大夫、令尹子蘭這幾個人，而是一股強大的集團勢力。當然，放逐屈原的是懷王，楚王的昏庸和時代的流弊才是屈原放逐的最為重要的原因。
圖二：屈原故里 屈原被放逐可以看作是屈原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的分野。這以后，楚懷王“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7]。首先是中張儀連衡之計，與齊國交惡；隨后又在丹、淅之地為秦軍所擊敗；接著又聽信鄭袖之言，放走了張儀。終于客死秦國，蒙受了巨大的恥辱。而此時的屈原，雖然被放逐，遠離了政治權利中心，但仍然“眷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8]然而，屈原救不了懷王，也救不了楚國。君主昏聵，為之奈何。終于，屈原徹底地絕望了。“王之不明，豈足福哉！”[9]遂投汨羅江自盡，結束了他的悲劇人生。
終于，屈原離開了他深深眷念的祖國和家園，投入了滔滔江水的懷抱。但他以及他那些偉大作品所代表的屈騷精神卻流在了人們的意識當中，成為一種永恒。
二、屈騷精神的內涵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都在稱道屈騷精神。但屈騷精神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卻眾說紛紜。我這里簡單地闡述一下我個人的看法。
首先，屈騷精神是一種愛國主義的情懷，也許有人要說當時的“國”與現在的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或者有的人會認為屈原是“忠君”，而不是“愛國”。潘嘯龍〈屈原評價的歷史審視〉提出[10]（刊《文學評論》1990年第四期），在屈原身上，存在著兩種看似矛盾而又統一的精神，即“抗爭精神”與“忠貞精神”。在漢代到明清期間，屈原精神被改塑為“忠貞”、“忠君”的楷模，而在抗戰時期，又閃耀者“愛國詩人”的光芒。我認為這是屈原愛國精神在各個不同時代的具體表現與詮釋。我們不能以今人的國家民族意識來苛求古人，在屈原的時代，忠君與愛國本來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一個統一體。中國人很晚近才有了民族國家的觀念，才認識到了愛國與忠君的區別。愛國主義不可能脫離時代，它具有豐富的表現形式。它作為一種精神層面上的內容，是不需要作出復雜的界定的。我們應該看到，屈原的愛國精神在中國歷史上的許多重要關頭發揮了十分關鍵的鼓舞作用，在抗日戰爭時期，屈原的愛國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郭沫若高度評價屈原，并為他創作了大型歷史劇《屈原》，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一個兩千多年前的歷史人物，能夠引起全國億萬同胞的共鳴。除了愛國主義力量的感召，還有什么能夠激蕩起這億萬顆跳動的心臟。
其次，屈騷精神反映了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和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在屈原的作品中，作者表現了一種與中原內斂的文化大相徑庭的一種對于自我的高度自信甚至于狂熱的崇拜。屈原崇拜自己的才華，自比于堯舜禹湯。認為自己治理國家將會“上能安君，下能養民”[11]；崇拜自己的偉大人格，認定自己是真善美的化身，“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12]總之，在他看來他具有一種光照日月，如幽蘭美玉、出水芙蓉一般的無與倫比的高尚情操與高貴品質。
正是因為屈原有著這樣一種精英意識，才使得他對于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懷有一種常人所沒有的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他希望能夠成為與伊尹、呂尚、周公比肩的賢臣良相，作出一番名垂青史、澤被古今的偉大事業。但是屈原生不逢時，期望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差——他生在了戰國末期的楚國。在他的面前，始終存在著一個強大的對立面。他們在楚王面前不斷進讒，離間君臣。于是，一個痛苦的抉擇擺在了屈原面前，要么“與世推移”，“隨其流而揚其波”[13]，與世俗世界同流合污，要么葬身江魚之腹。但是，屈原對自我實現和自我人格完善的愿望是如此的強烈，以至于他不能放棄自己的理想，即便它已經成為無法實現的渺渺云煙。“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14]屈原正是生活在這樣一種巨大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最終把自己推進了痛苦的深淵。
屈原這種自我意識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所激發出來的那種明知理想很難實現，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寧愿忍受無限的孤獨和深沉的折磨也至死不渝的偉大情懷，成為一種動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巨大力量！
第三，屈騷精神，還表現為一種悲劇精神。有人說中國缺乏古代希臘那樣的悲劇精神，我以為這是極為片面和有失公允的。屈原為什么會自沉汨羅江？這當中一個重要的內在因素就是他所具有的悲劇人格。柏拉圖曾經把人分成兩類：性格隨和的人和脾氣執著的人。屈原明顯屬于后者，明知自己的目的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夢，卻一心一意地去追逐，直到生命的燈火燃盡，這便成就了一種悲劇的美。在《山海經》中有所謂夸父追日的傳說，夸父看到日落西山，想要追逐太陽，于是他不停地奔跑，希望能夠趕得上太陽，留住那光陰。但是，他失敗了，他因為饑渴而最終倒下了。每當看到這個故事，我便深刻地體會到了一種超凡的悲劇的美。夸父是在和命運抗爭，這使他具有了一種英雄悲劇人格。而屈原也具有這樣一種人格，這就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他一生不同凡響的悲劇命運和悲劇歸宿。當他一切的努力成為徒勞，生命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他便毫不遲疑地選擇了死亡。這是最后的抗爭方式，其結果雖然并未能夠改變他自己和楚國的命運，但是卻成就了他的完美，成就了他的永恒。裴多菲有一首膾炙人口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15]在茍全性命與為理想獻身之間，屈原選擇了后者。正如俄狄浦斯不能改變自己殺父娶母的宿命一樣，屈原的抗爭是徒勞的，但他的悲劇精神與他的不朽詩篇一樣，成為了一種永恒，成為了后人難以企及的一座精神的高峰！
三、楚文化對屈原及其創作的影響
在中國的先秦文學中，有兩座豐碑。一座是《詩經》，另一座便是《楚辭》。《楚辭》的獨特藝術魅力對后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屈原的作品被晚清的劉師培稱為“中國文章之祖”，南北朝沈約也講過“一世之士莫不同祖風騷”。對于屈原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我想是毋庸質疑的，有人給屈原冠之以“東方荷馬”的美名，我想也是實至名歸。至于楚辭的藝術風格和藝術特點，由于我知識的淺薄，這里不能作深入地闡釋。值得注意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屈原以及他的文學作品不是孤立存在的，我們必須把它放在楚文化這個宏大的背景之下進行研究，才可能得出較為深刻和全面的結論。
圖三：文征明書屈原作《離騷》 我們探詢楚文化與屈原的關系，必須首先了解一下楚文化的源流。歷史上生活在楚國傳統范圍內的民族主要有南蠻、華夏和東夷[16]。楚族屬于南蠻的一支，是遠古三苗族的后代。據《史記》載：楚之先祖出自顓頊高陽。[17]高陽氏當生活在今中原一帶地區，可見楚族可能與中原地區有一定的淵源。但楚國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國家，由此它便具有了十分復雜的文化因素，成為一種相互雜糅而又獨具特色的“泛楚文化”。毫無疑問，被楚國所兼并的那些中原民族的國家，例如陳、蔡、申、息等，早已進入階級社會，其文化與中原核心地區的文化當無太大差別。但其他一些民族在被楚融合之前，其文化的性質問題，卻還很模糊。趙輝在其《楚辭文化背景研究》中談到楚由于長期與百越、百濮、東夷等民族混居，免不了受其影響，這便使楚文化具有了蠻夷文化的某些特征，如禮教意識淡薄，鬼神觀念濃厚等。趙輝還通過援引大量的文獻資料得出這樣的結論：楚文化在其發展的歷程中出現了缺環。正是由于這種文化缺環，使楚文化具有了明顯不同于中原地區文化的特殊性，而這種文化的特殊性成為了楚辭不同于中原文學的本質特征。
談到楚文化，首先想到的便是楚地的巫風。楚國是一個巫風盛行的國度。濃烈的巫風培養了楚人對于神靈頂禮膜拜的虔誠情感和非理性的浪漫情懷。這種具有某種原始的宗教色彩的巫風與中原的理性主義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在中原地區進入“子不語怪、力、亂、神”[18]的時代時，生活在楚地的人們還在對著他們篤信的自然神祗虔誠地祈禱。當孔子將“黃帝四面”和“夔一足”作出極為巧妙的解釋時，中原地區的神話文化或者宗教文化就已經被消解殆盡了，而楚地的這種宗教傳統和神話傳統卻繼續存在了幾千年，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一些邊遠地區，仍然可以看到巫風所留下的文化痕跡，由此，巫文化在楚文化中的影響力就可見一斑了。
接下來，我們便可以進一步探討楚地的神話傳統對于屈原的藝術創作產生的巨大影響。楚國由于巫風濃厚，使得神話避免了歷史化的災難，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神話。這些神話和原始宗教融為一體，滲透入楚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通過多種途徑給楚國的文學以巨大影響。[19]在楚地的神話系統中，神話人物經歷了一個神的人化的過程，在最開始的原始崇拜中，神具有截然不同于人的獸性，其形態與常人大不相同。而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戰國時代，神便開始走下神壇，具有了人性。在屈原的《九歌》中，塑造了湘君、湘夫人、宓妃、山鬼等一些列神話人物。但她們無不具有人的情感，人的秉性。“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20]這與望君歸的思婦又有怎樣的不同。“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21]，這與懷春的少婦又有著怎樣的差別。但她們畢竟是神而不是人，她們可以“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22]正是這種似人似神的境界，為我們展現了一種非同于中原地區禮教匡縛的浪漫情懷，如果沒有這樣的一片沃土，我們很難想象屈原能夠寫出如此奇絕的詩篇。
圖四：傅抱石畫湘夫人 這里還需要特別強調的便是炎帝系的南方神話中表現出來的那種英雄們為追求理想而至死不渝的悲劇意識。蚩尤戰死以后，神靈依然戰斗不息；共工與顓頊爭奪帝位失敗，竟然一怒之下撞倒了不周山，使得“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刑天與帝爭神，被帝砍掉腦袋，“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23]；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埋于東海。”[24]“他們都是悲劇性的英雄，功業未成而身首異處。但他們面對強大的敵人和無限的痛苦，既沒有妥協，也沒有后悔。”[25]
到此，我們對于楚文化精神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一個簡單的認識。它具有較強的追求意識、英雄意識與悲劇意識；有著一種百折不撓的斗爭精神；更有著一種甘愿為了自己追求的事業而犧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的巨大勇氣。這里，我還要談及一個人——譚嗣同，他是維新變法運動的倡導者，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他與屈原雖然相隔千年，但身上流淌著的是一樣的愛國情懷與為理想獻身的精神。當他面對劊子手的屠刀，發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吶喊的時候，我感到了什么才是屈騷精神，什么才是楚文化的精髓。這種精神綿延千年，一直影響著一代又一代楚人，并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結論
屈原及以其為代表的屈騷精神，植根于楚文化的土壤之中，在楚地獲得了發展并成為楚文化的杰出代表。在這里，我們大可不必討論中原文化與楚文化孰主孰次、孰優孰劣的問題，中國的文化本身就是多元一體，相互關聯，相互滲透的。我們現在所應該做的，是盡量發掘屈騷精神的文化內涵，讓其在新的時代呈現出更大的文化魅力，創造出更大的文化價值！
屈原的愛國精神、自我意識、執著追求和悲劇情懷將成為歷史的永恒，屈騷精神將是人類永遠的精神財富！
注釋：
[1]選自《史記·屈原賈誼列傳》（中華書局2005年簡體字本）
[2]摘錄自《楚辭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3]選自《史記·屈原賈誼列傳》（中華書局2005年簡體字本）
[4]選自《離騷》（出自中華書局版《楚辭選集》）
[5]選自《離騷》（出自中華書局版《楚辭選集》）
[6]選自《史記·屈原賈誼列傳》（中華書局2005年簡體字本）
[7]選自《史記·屈原賈誼列傳》（中華書局2005年簡體字本）
[8]選自《史記·屈原賈誼列傳》（中華書局2005年簡體字本）
[9]選自《史記·屈原賈誼列傳》（中華書局2005年簡體字本）
[10]選自周建忠著《楚辭考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一版）
[11]選自《楚辭章句·離騷》
[12]選自《離騷》（出自中華書局版《楚辭選集》）
[13]選自《漁父》（出自中華書局版《楚辭選集》）
[14]選自《漁父》（出自中華書局版《楚辭選集》）
[15]選自《裴多菲詩集》
[16]選自趙輝著《楚辭文化背景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7]選自《史記·楚世家》（中華書局2005年簡體字本）
[18]選自《論語通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
[19]選自趙輝著《楚辭文化背景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0]選自《湘君》（出自中華書局版《楚辭選集》）
[21]選自《山鬼》（出自中華書局版《楚辭選集》）
[22]選自《湘君》（出自中華書局版《楚辭選集》）
[23]選自《山海經·海外西經》
[24]選自《山海經?北山經》
[25]引自趙輝著《楚辭文化背景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參考書目：
《史記》，中華書局，2005年簡體字本
《楚辭選集》，中華書局
《山海經》
《楚辭文化背景研究》，趙輝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論語通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
《楚辭章句·離騷》
《裴多菲詩集》
《楚辭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楚辭考論》，周建忠著，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一版
2007年5月作于成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