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溫泉，男，字源春，號田畔居士，1939年6月11日生于福建省順昌縣，祖籍長汀縣。1965年7月畢業于廈門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在學期間，曾主編詩刊《鳳凰木》。1958 年開始創作，發表詩歌40余首、對聯20余副、文藝評論及新聞報道多篇，散文、小說在地方獲獎多次。現為閩北客家聯誼會常務副秘書長。
（一）楊時故里的新文化義舉
將樂縣向有“文化之邑”美稱。不僅在宋朝就有文化大家楊時，而且其后還有楊時的兒子以及馮夢得等等一大批文化明星，直至如今，仍是文人薈萃之地。
將樂縣正在建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時期的文化新邑。將樂縣客家聯誼會、將樂縣客家文化研究會于1993年楊時誕辰940年之際，舉辦了第一屆楊時研討會，如今（2007-09-11）又舉辦第二屆楊時研討會。這是將樂縣建設新“文化之邑”，促使新“文化之邑”煥發更加燦爛光芒的眾多舉措之一。將樂縣改革開放以來，一手抓經濟建設，使將樂城鄉經濟空前繁榮，同時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民主與法制建設，為建設和諧小康社會顯示了新姿態，展現了新風貌，卓著的業績日新月異，光彩奪目，令人驚嘆。研討楊時，是挖掘、保護、繼承與光大本縣和我國古代文化精華的重要舉措之一。挖掘、保護、繼承和光大楊時文化精粹，把它作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元素之一，是十分有意義的工作。這不僅有利于展示將樂的文化底蘊，增濃文化氛圍，發展將樂的文化旅游，吸引投資等事業，也有利于將樂、福建，以至我國兩個文明建設，對目前和今后建設和諧小康社會有益。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研究楊時，借鑒楊時，超越楊時，讓將樂這個“文化之邑”展新圖、顯新貌，在地球上放出更奪目的光輝，這就是將樂研究楊時之路和目標。
（二）楊時值得崇敬、紀念、頌揚、學習
楊時（1053—1135）將樂縣人，是北宋中期至南宋初期的理學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學家（詩人）。他是當時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至今仍有許多閃光點值得崇敬、紀念、頌揚、學習。楊時4歲開始讀詩書，8歲就會吟詩作文，15歲潛心研讀經史，曾游學邵武。熙寧九年（1076）中進士。此前，他就在將樂含云寺講學、著書。之后，他一邊為官，一邊專心研究理學、繼續著書立說，又把求學于程顥、程頤的學習筆記整理成《二程粹言》；他寫許多奏疏、詩文，不僅言治國利弊之實事，反映民生疾苦，而且充滿理學，告老還鄉之后，在故里仍筆耕不輟、著書立說。他“倡道東南”，師承“二程”，以儒學為核心，吸收釋、道精粹，又吸收當時其他學者，如張載等的“唯物主義”學說，光大洛學，“傳之沙縣羅從彥，再傳延平李侗，三傳而及朱子，開閩中道學之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語）。他是“程氏正宗”，又是“道南第一人”，“閩學鼻祖”，是中國傳統儒學和宋明理學發展史上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是由洛學逐步向閩學過渡、最終建成閩學思想體系的中間環節和淵源所在。楊時的哲學思想，在楊時健在時就對朝鮮和日本影響很大。楊時的理學為中國哲學史建立了一塊豐碑。
楊時是宋朝很有建樹很有影響的政治家。他歷任州一級的司法、防御推官、教授、通判等職，任過瀏陽、余杭、蕭山等縣令，任過朝廷的秘書郎、著作郎、國子監祭酒、左諫議大夫、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等職。死后高宗賜“左太中大夫”，謚文靖。他任地方官時，所到之處“皆有惠政、民思不忘”，秉公辦案，剛正不阿；反映實情，賑濟災民；興修水利，蓄水灌田。他在朝廷任職時，不結黨營私，不黨同伐異，而是不畏權勢，據理直言，積極抗拒“金”的侵略，維護國家統一，不乏愛國之舉。他對內政外攘、德治法治、發展生產、正確處理生產關系等方面，都有適應當時歷史條件的主張和業績。他的主張和業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既鞏固封建統治又體恤民情，在自己行政能力范圍內，忠實履行自己的理學主張和職責。
楊時與建陽人游酢樹立了“程門立雪”的尊師敬道楷模。他一生既虛心拜師孜孜學習，又兼收并蓄刻苦鉆研，有所創建、尊師超師；他又一生誨人不倦，多處辦學親授，傳道育人；也十分重視家教，自立家規，要求嚴格，把五個兒子都培養成對社會有用之人。
楊時是宋朝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令人肅然起敬。楊時逝世后，“身后肖然，家徒壁立”。他“學有本原，行無玷缺”，“言正而行端，德宏而學粹。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辯邪說以正人心，推圣學以明大義。而陳疏義，足以扶國本于當時，注經義可以開來學于后世。”楊時盡管積善積德一生，但他對自己還不滿意，他在《齒落抒懷》詩中寫道：“身上蕭條事事空，齒牙凋落剩衰翁。渴心尚欠冰凌解，病骨長思藥力攻。文幾倦親塵土暗，斷編慵理蠹魚封。南床穩臥陶公宅，枕上悠揚一榻風。”他的老師說：“圣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二程粹言·人物篇77》）楊時畢竟是人不是神，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世間的好事要大家來做，世間的惡事要大家來除；一個人，只要他盡善盡力而為，就對得起天理良心、對得起祖先和父老鄉親了。
總之，楊時值得我們崇敬、紀念、頌揚、學習。現在，不僅將樂故鄉人崇敬、紀念、頌揚、學習他，他任過官、辦過學、講過道的地方的人都在崇敬、紀念、頌揚、學習他。
將樂有這樣的宋代文化大師，是將樂人的驕傲，也是順昌人的驕傲。理由有三：
1、順昌縣是將樂縣的鄰縣。將樂古代文化和楊時文化及其延續文化對順昌影響很大，而且是相互影響的。
2、順昌是將樂的兒子。將樂在三國東吳永安三年（260年）置縣，屬建安郡，為閩越早期置縣的七個古縣之一。唐貞觀三年（629年）拆將樂東南兩鄉置將水場。垂拱三年（687年）分南鄉將水口為蠲科鎮。景福二年（893年）改為將水鎮，后又改為永順場，隸屬建州。五代后，后唐長興四年（933年）永順場才升為縣。因“縣有順陽鄉，水有順陽溪”而名為順昌。（注1）
3、傳說順昌縣元坑鎮漠武村是楊時出生地。傳說有孕的楊時之母得夢，天上“文曲星”下凡來投胎，算命先生命書箴告：“擇居古鏞嶺，生在十里潭；七歲返故里，家聲世澤長。”又箴告：“……恩父樂居彌勒肚，慈母分別十里潭；……”因謨武上三里下七里聽不見水聲，被稱為“十里澄潭”，楊時父母就搬到謨武居住生下楊時。楊時長到七歲舉家要搬回古鏞嶺那天，其父突然急病死了，就葬到順昌城東溪南“彌勒獻肚山”，至今那山仍叫“彌勒肚”（注2）。這當然僅是民間傳說。據史載，楊時之父楊殖于元佑五年（1090年）去世（是時，楊時已37歲了），葬于將樂龜山，后因龜山腳建機磚廠，繼而又建龜山村，楊殖墓于1988年春遷到將樂水南鎮烏石山麓，與楊時墓相鄰。但民間傳說可以證明楊時對順昌的影響，他至今在順昌人心中還有崇高的地位。今順昌姓楊的有三四百戶，都自稱是楊時后代，在元坑鎮謨武村及鄭坊鄉較多。
楊時還是客家人的驕傲。因為楊時也是客家人。楊姓是中國第6大姓、將樂縣第3大姓。楊時是楊震的后裔（注3），屬“四知堂”。楊姓來源，有7種說法。一般認為兩種，《姓篡》說是以國（封地）為姓，《唐書宰相世系表》說是以官得姓。但有一個共同采認的事實——楊姓出自姬姓，是周文王的子孫，當然更是黃帝的后裔。（注4）《姓纂》載：“周武王子唐叔虞封于晉，出公遜子齊，生伯倩（僑），天子封為楊侯；子國，以國為姓。”楊國在今山西洪洞東南一帶。對于伯橋為楊姓氏得始祖這一點，《唐書宰相世糸表》有不同看法。《唐書宰相世糸表》認為：周宣王之子尚父，被封于楊國，是最初以楊為姓的人。春秋時，晉國滅楊。楊成為晉武公孫子突的封地。突被稱為羊舌大夫。突的孫子肸（字叔向，又稱叔肸），以封邑作為自己的姓氏，人稱楊石，又叫楊食我。春秋周敬王匄六年（公元前514年），晉滅羊舌氏，伯石的兒子逃往華山仙谷，遂居華陰（今陜西省），稱為楊氏，史稱楊氏正宗。（注5）
楊姓最早的繁衍地在山西洪洞一帶。春秋時亡國后，王室后裔逃往陜西弘農、華陰一帶。戰國時，楊伯僑第十六世孫楊章任秦惠文王的左庶長，因戰功顯赫被封為華陰侯，楊氏從此再次崛起。山西華陰成為楊氏的發祥地，楊章被尊為華陰楊氏開基祖。故有天下楊氏“源于三晉”、“楊氏出關西”之說。東漢時，關西華陰的楊震被稱為“關西孔子”名動天下。楊震（59-124年），字伯起，東漢弘農華陰（今陜西省華陰）人。弘農楊氏是一個名門旺族。他在東萊任太守時，昌邑（今山東省巨野東南）縣令王密為了感謝他的舉薦之恩，深夜到驛館拜見，以10錠黃金相贈。楊震十分生氣，毅然拒絕。王密說：“夜黑人靜，是不會有人知道的。”楊震義正辭嚴地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說沒有人知呢？”后人，楊氏子孫以“四知堂”作為自己的堂號，激勵子孫潔身自好。東漢楊昌時，華陰楊氏開始向外播遷。西晉末年始，楊氏后裔逐漸渡江南下，擴散于南方諸省。五代時，楊伯僑第五十四世孫楊榮(字子江)的先祖從夔州順長江而下，遷居江州湖口(今江西九江)。楊榮考中后唐（923-936）進士，官任鏞州（今將樂縣）司戶。楊榮任期滿時因時局動亂，回籍路途阻塞，選擇在將樂縣城北郊龍池團杉田里定居，成為將樂楊氏開基祖。楊榮有2個兒子，即楊勝達、楊勝遠。長子楊勝達有5個兒子，其中第三子楊明即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楊時的祖父。楊時的父親叫楊殖。楊時在《先君行狀》中說：“自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至先君始勵其子以學。”（注6）
楊時后代，在外省（次子楊迥死后葬于江蘇宜興；第三子楊遹長年居住在常州，死后葬于江蘇江陰）、三明市地區漳平地區各縣、在順昌縣……都有，而且有到海外發展的。現在楊時后裔又有幾十代了，有人宣稱他是楊時后的第58代（注7）。客家人崇文尚德，尊師敬道，勤勞儉樸，吃苦耐勞，家教嚴格，誠實直爽，剛正不阿，助人為樂，開拓進取等等精神品質，與楊時有文化上的先后相互影響。
（三）楊時值得研討
楊時值得我們花時間、精力、財力去研究。一是我們要出版、研究普及他留下的大量著作（著有〈禮記解義〉、〈列子解〉、〈史論〉、〈周易解義〉、〈三經義辯〉、〈解字說〉、〈二程粹言〉、〈龜山集〉等，體現他對理學和文學的貢獻）；二是要研究他的清正廉明、依典執法、敢揭弊端、寬政仁民、體察實情的政績；三是要研究他正已育人的言行和方式方法（特別是進行德育的家規、學規的可操作性）；四要研究他所處時代狀況，認識他這位文化巨人之所以產生的歷史背景（經濟、政治、文化……周邊國際環境等）；五要研究他對后世的影響；六要研究他在今天的意義。
研究楊時，既要站在宋朝歷史階段的角度去研究，又要站在今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角度去研究，一句話，要運用歷史唯物辯證法去研究。
研究楊時，既要肯定他對發展中國古代文化的貢獻，其時的先進性（他“洛學南傳”，傳至朱熹，把儒學發展到高峰，其理學成為元、明、清的官方和民間思想核心體系），又要用今天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包括現代科學技術理論和知識以及倫理要求）、現代法制要求去衡量、去品評。
研究楊時，既不能簡單地一分為二，也不能簡單地用階級分析法和歷史階段性質區分法簡單地去任意定格。前面說過，挖掘、保護、紀念、研究、頌揚楊時，不僅有利于展示將樂的文化底蘊，增濃文化氛圍，發展將樂的文化旅游、吸引投資等事業，而且有利于將樂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設，有利于和諧小康社會建設加快速度。楊時著作等身。其著作，一是激活我們理論思維的資料（哲學著作、政論著作、家規、書院規等）和形象思維的資料（詩詞等）；二是理清理學發展脈絡環節不可或缺的資料；三是含有建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文化的有益元素和值得借鑒的方式方法。我想，古今中外人間，不完全同，也不完全異吧？“善言古者必援今，善修辭者必揆諸理，審時世之異宜，合皇王之一道”（注8），這也是“理一分殊”吧。
楊時在理論和實踐上為宋明理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他主張民本和諧思想。發展二程“理”的學說，認為“理”是宇宙萬物之源，人性即理。又吸收張載“氣”的思想，認為天地萬物皆為一氣。他對二程的“理一分殊”作了進一步闡述。創立了“致知必先格物”的“理一分殊”學說，使北宋理學更加系統化。
楊時理學思想的特色是“中庸”。中庸的核心是愛人，即施“仁政”。主要包括民貴、寬政、法治和愿治相結合等。民貴就是把人民重為社稷之根本，他指出：“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財本搖也”、“人君所當法者堯舜而己”、“蓋天下之是非廟堂之心可以獨運，合天下之智事則事無不濟矣”（《楊龜山先生集》卷四）；民為邦者，統治者必須愛民，寬政是愛民的主要內容，“寬者得眾”（《楊龜山先生集》卷十二），楊時主張：愛人節用、取用適時、安撫農民、使民有家產，目的是為了休養生息，使民安居樂業；楊時還是中國歷史上提出法治與愿治相結合較早的人。他提出一套立法、執法、變法的主張。“愿治”就是要辯忠邪，舉賢才，“當以禮義廉恥之俗為急”。“中庸待人”（《楊龜山先生集》卷十四）是愿治的核心。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學的一個重要范疇，它始見于楊時和程頤關于《西銘》主旨的討論。在楊時看來，“理一分殊”的關系就是仁和義的關系，理一為仁，分殊為義，仁是本體，義則是本體之用。這就是說，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存在著“理一而分殊”。據此，人人都應當有共同的仁愛之心，又應當愛有差等。楊時通過這一闡釋，從人生哲學方面論證了儒家道德準則的神圣性。他對此說的創造性發揮，為以后理學的發展開創了道路。從歷史的角度看，楊時的哲學思想既反映了統治階級的最根本的利益和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深火熱的勞動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楊時以誠為核心，賦予誠意直心、忠信、自然隨順天道的內涵，反對私意，爭勝急利之心以及權謀機巧，并將誠意上升為天道，以天道自然說明人道自然，其范圍并未超出傳統儒家論“誠”的框架，楊時的思想基點是儒家思想，他對佛的批評與認同都是從肯定儒家學說的意圖出發的，楊時是儒家思想忠實的擁護者。
儒學發展到宋朝，產生了各種學派。上個世紀不少人簡單化地以誰是唯物主義（還分含有辯證法因素的唯物主義和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等）、誰是唯心主義（還分客觀唯心主義、主觀唯心主義等。楊時，自然被定格在客觀唯心主義），進行或褒或貶，進行人為切割分離，客觀上制造對一些古文化和古文化人的敵意，造成對一些古文化和古文化人予以歧視、予以遺棄、予以扼殺，造成一些古文化中對今天建設新文化有益的元素被埯埋。我們今天要把它們（他們）挖掘出來，重新檢測、鑒定、利用，創造繼往開來文化思維生動活潑的局面。
“理學”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僅指“程朱理學”；廣義的既指“程朱理學”，也指“陸王心學”。理學萌芽于中唐以后，至宋朝，“二程”、楊時及其后續以及把儒學發展到最高峰的朱子理學體系，直到清朝逐漸衰微。它的產生發展是同中國封建社會從前期轉向后期的轉折而引起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各種變化聯系在一起的，也與當時中國外部政治影響、外部文化影響（如佛教）有關。理學自南宋末起，程朱理學派成為主流理學派登上統治思想的寶座，成為欽定的官方正統之學。理學融匯儒釋道三教，結合自然科學發展，使儒學思辯化、哲理化，并發展了儒家學說的道德倫理，成為中國帝政時代后期社會意識形態的核心和士林學術思想與思維定式的規范。但理學內部不斷分化，宋朝學派林立，在“程朱理學”形成過程中，就有反對派，浙東學派就斥之為空談天理、性命、人欲、義利的“虛學”、“偽學”，主張“實學”。二程大講天理，明朝王陽明卻說“心即理”，我的心即理、即宇宙，你們說的道都早就在我心中。不論什么派，在發展中國文化上都有建樹，不過多少高矮之分而已。要把其中蘊涵的有益于今天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元素（營養成份）鑒別出來，就要通過挖掘、清理、研究的系統工作。
有人評楊時有復古傾向，一是言必稱孔孟，二是反對王安石變法。事實上，他是借古訓來解決現實和未來問題，是他用古訓與問題結合，加入自己的思想、理想、策略的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說他反對變法，其實他在行政方面的言行，是與王安石變法意圖一致的，只不過路徑方法不同罷了。他不是也上疏請除茶、鹽二法么？！他是看到不少別有用心的人假王安石變法之名，貪贓枉法大營私利、變本加厲搜刮民脂民膏的做法不滿而已。但他打蒼蠅卻打傷廚師，這是他的歷史過錯。
宋朝理學內部，也有“虛學”、“實學”之爭，有人重倫理，內省修養，輕實務學問；有人重實務學問，輕倫理內省修養。人總有其價值觀，但價值觀有正確的、錯誤的，有高尚的、有低級的，儒、釋、道都有其特定的標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楊時《龜山集》品評楊時的言辭著述說：“尚非空談性命，不達世變之論。蓋瑕瑜并見，通蔽互形，過譽過毀，皆講學家門戶之見，不足據也。”我認為，對任何學說學問都有正確地學還要正確地用的問題；不論“虛學”、“實學”，正確地學正確地用，都是實學；即使邪學、偽學，如能正確地了解正確地使用，也可變為有用之學，——因為一個人的思想絕非某個人一個人的思想，都是客觀存在在人腦中的能動反映，只不過有的人的腦子是多棱鏡或哈哈鏡罷了。
自古至今，都有愛走極端者。議“天人合一”，有人認為人要完全順天意，就要聽天由命，“死生由命，富貴在天”；有的人認為“人定勝天”、“我心即天”、“天就是我，我就是天”，我愛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愛怎么干就怎么干。說“王道霸道”，有人認為對一切人、事、物都要施“仁”，有人認為對一切人、事、物都要施“霸”施“暴”，以我至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論“義利”，有的人認為“君子恥言利”，只能“重義輕利”，有人認為“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北宋·李覯語）二程朱子理學發展到后代，就過分強調“去人欲，存天理”（而不是“節人欲”、“限人欲”），一切理論、倫理都圍繞著“滅人欲”三個字。“滅人欲”論者說“人而有欲，禽獸不如”；宣揚極欲者則說“人而無欲，禽獸不如”。
我們主張的“天人合一”、“天道”、“人性”、“事理”，是反對兩個極端的。應當是人文價值觀與科學價值觀的統一，道德與法制的統一，窮天道人性操行表現與實際勞動操作技能的統一。所有知識都與道德有關，科學活動也包含道德。道德家搞倫理教育也應與科學技術新成就結合起來，而科學活動也必須遵循普遍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事實上，楊時的理學核心，其闡述的學說，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與當時的“實學”只是“理一分殊”的差別。我們在研究、繼承楊時文化時應注意到科學知識對道德進步的重要影響，又注意到道德修養對科學進步的促進作用。俗話說“皇帝也要有人管”。我們在重視道德風尚建設的同時，一定要重視法律規章制度建設。善良人都是聰明人，而聰明人未必是善良人。我們要對一切人講道理；但要注意到，跟不講道理的人講道理，就是自己不懂道理。我們要對一切人講道德；但還處于不能取消司法部門和國家軍隊的時代。以德以法治國治企業治家，綜合治理，以倡導“八榮八恥”促進社會和諧，這是今天我們該遵循的方針。既“格物致知”又“知行合一”，個人內省修養加刻苦學習突飛猛進的現代化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能，并與社會實踐結合起來，才能逐步達到知天知命的性善境界，才能德、智、體全面發展，才能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合格勞動者。
（四）“文曲星”楊時為何在宋朝到將樂投胎
文曲星楊時為何在宋朝到將樂縣“投胎”？我想，他是時代的產物，地域經濟、地域文化發展不平衡以及地域社會人文傳統的產物。
（1）經濟的發展。我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到宋代，由于冶煉技術發展，特別是焦炭煉鐵技術的運用，促使生產工具數量和質量大提高，促進了以農業生產為中心的宋朝經濟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促進了文化的發展。
（2）文化的發展。中國古代文化自身發展到宋代，需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新文化，面對釋、道的活躍，儒者對儒學進行內省反思，對儒學基本范疇用新事物、新觀察、新知識進行新闡釋。這不能不影響到對儒學思想體系的核心有不同理解，因而出現了各種學派。各種學派的相互影響，促近了儒學的發展。“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于世。”（陳寅恪語）“宋代文化的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達于頂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及。”（鄧廣銘語）統治者提倡讀書，把提高各階層的文化水平作為消彌人民反抗、減少刑事犯罪和民事糾紛的有效手段。即所謂“一邑為學則風俗美厚，雖有惡人亦變為善”。當時文化比較普及，幼童學校，官辦的很多，私辦更多，連婦女也能詩能文。尊重婦女的王安石和歧視婦女的程顥，其家里的女人幾乎都能詩能文。
（3）政治比較開明。宋朝統治者不論所謂變法派還是保守派，都認為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都需要變法，特別是面對金的入侵，宋朝統治者內部主和主戰也議論激烈，但皇權政治比較寬容開明，允許各政治派別并存，允許各文化學術派別同時林立。抗金派李綱被罷免，太學生因此向朝廷請愿；為避免太學生被鎮壓，楊時為太學生陳東等人辯護，就主張“言者無罪”。此時的封建社會，還處于上升期，統治者對自己的統治地位和統治能力還充滿自信，不會象明清那樣，封建皇權統治行將崩潰時期，統治者缺乏自信而大興文字獄。楊時在朝，一邊怒斥“如今士大夫不敢對天下大事暢所欲言，不過是為了明哲保身而已”，一邊自己剛正不阿，對皇帝和朝廷直諫批評、痛陳弊端，對眾權貴屢屢彈劾，連推舉他為朝官的蔡京也不放過，還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然而他卻未受到打擊報復，倒是官運亨通、仕途順達。楊時歌昇平、頌龍恩的言辭少，倒是分析朝政弊端的奏疏多。他的詩，雖然理性思維多于形象思維，但言志抒懷感情豐富，佳句多是格言箴言，沒無病呻吟，沒低級趣味，也沒盲目頌太平，更沒諛詞。他抒發志向雄心、著書育才、宦海體味、社會見聞、兵況戰事、血親眷戀、童年細憶、流年嘆逝、投閑歸田、褒友為善、憫人頓挫、山川田園、天地季景、花草蟲畜、民情風俗……的復雜思想感情躍然紙上，對“權門車馬日紛紛”、“玄白定知非世尚”、“太平陳朽富，一旅百夫耕”也有揭示，題材內容相當廣闊。
（4）科舉制度實施最佳，取士不問出身。宋朝的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執行得最佳的科舉制度。取士不問出身，不問貧富，不問農工商，都可通過讀書、科舉登上仕途，而且升遷很快，不論資排輩。讀書入仕，“學而優則任仕”的孔子名言，得到基本實現。這促成了“人人尊孔孟，家家誦詩書”的社會風氣，形成了從乞丐、妓女到武人和皇帝都以讀書為榮以不讀書為恥的修身準則。這與“粗人以戰斗取富”的五代武將目不識丁、極端輕視文化，認為“安朝廷、安禍亂，直須長槍大劍”、“如毛錐子，焉足用哉”的狀況不同。宋時洛學，楊時及其后的理學育人書院，都是貫徹“學而優則仕”的，正適應了科舉制的要求，適應了“官本位文化”。
（5）客家傳統影響。將樂是純客家縣，客家文化醇厚，客家精神濃烈。楊時是客家人，客家人向來崇文敬德，尊師尚教，不忘祖根，重讀書明理、求有為耀祖。楊時4歲讀詩書，8歲善詩文，“程門立雪”求名師，這都不是偶然的。
（6）國際環境變化和地域發展不平衡。楊時所處的時代，是政治經濟南移的時代，東南經濟比北方經濟先進，而金的入侵，政治也逐漸南移，程顥說：“吾道南矣！”是科學預言。發這預言，不僅是他看清了楊時的聰慧、尊師的品德、師承洛學的至誠和學而有成，而且是他看清了中國歷史形勢和閩中文化的基礎。（“福建出秀才”在宋代號稱“天下第一”。有人統計，在宋朝，福建狀元和進士都僅次于浙江。）他不會不認識到“吾道南矣”不是楊時一人所能完成的。楊時的道，即使完全等同于“二程”，或高于“二程”也不能“道南”，如果沒有較多的“道南”之人和“道南”的其他條件，也就不可能“道南”。所以，程顥“吾道南矣”的預言，可與諸葛亮隆中對媲美。
（五）楊時的時代局限性
孔孟創立儒家學說，是在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的社會大變革時代，其理論適應了新社會的創建、發展、鞏固之需，到漢朝的獨尊儒術，儒學就體系已經完備；其后大儒，基本上是釋經主義者，即使朱熹這樣的集儒學之大成的大儒，也是以注釋“四書”來摻加自己的符合儒學理論核心的一些新觀點新理論而已。而這些新觀點新理論，自然反映了封建歷史新階段統治者的新要求，自然也會吸收對新經濟、新政治、新社會的新觀察成果，自然也會吸收當時的新科技成果。不過，以儒學正統自居的大儒，如他們的祖師孔子一樣，只重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大術，對于稼穡之事，視為君子不為的雕蟲小技。所以，他們的理學，雖然吸收了些當時生產、自然科技知識，但僅止于肉眼的遠察，很少有人親做實驗。我讀楊時所輯其師語錄《二程粹言》，聽到其師二程，一說到天地人及其關系時僅止于氣、性、陰陽、五行的顛來倒去闡釋論證，說到關于日食、月食、雷、電、雨、露、霜、冰、四季、地震、洪災、鬼、神等等，其知識水平不如今小學生。
儒學發展到頂峰而出現的理學，是封建社會經濟矛盾、政治矛盾、文化矛盾（也是儒學本身內部矛盾）的必然結果。理學的萌芽、發展到欽定為統治思想，預示新的社會關系萌芽。理學創立以后，中國封建社會雖然時起時伏，還有幾座秀麗的山峰，還有幾處繁榮，但總體上是在走下坡路了。這從理學于唐朝后期萌芽，發展到集理學大成朱熹，把所有的天理、人性、圣人君子之道的理學核心歸結概括為三個字——“去人欲”（后來變為“滅人欲”）——就可看出來。程顥就岐視婦女，朱子的門徒們把小女人的腳捆綁起來，好讓女人受虐待而不能遠逃，年青女人丈夫死了多年也不準改嫁，甚至受活寡也要受到死。貞節坊充斥國中，連小小的山村順昌縣謨武也有。理學發展到后來成為變態的理論，摧殘人性、摧殘人權的理論，理學的泛濫，促使中國封建社會畸形化。這主要原因是城市發展、商品經濟和手工業大作坊發展的后果觸痛了一向重農輕商輕工的儒學家，也當然觸痛了依賴佃戶、莊院奴才長工自產自供來養活的地主。他們，對于中國城市的發展、手工業大作坊的發展、商業的發展、洋貨洋文化的傳入，一片恐慌；為牧歌式的、桃花源式的小農經濟受到威脅、岌岌可危而一片恐慌；他們深感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于是便拜請堯舜孔孟亡靈來當門神鐘馗。不可否認，這些理學家的感覺還是十分靈敏的，他們看到了封建社會的天空“臭氧層”出現了個大洞，他們要煉石補天，補地主總代表——天子——的天，“皇恩浩蕩”的天。后期信奉朱子理學的一些統治者，把愛國、治國、平天下的信條，變成自以為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中國”永遠是世界中心國的教條，誤認為五千年沒有間斷的文明史是可資自滿和傲慢的本錢，從而把它變成沉重的包袱；于是，干脆閉關鎖國——門一關，就是家天下；甚至于連一扇窗戶也不開，生怕屋外的一絲新鮮空氣飄進來引發感冒；甚至于實行駝鳥政策，頭往沙堆里一鉆，好象這樣子就與外界的一切都無關了，就太平無事了、萬壽無疆了。他們的補天術，是起了作用的，——延長了封建統治的壽命。本來，全世界在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唯中國最發達，中國早該先于英國、法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早該誕生、發展現代科技。當然也應看到，中國不能先于英國、法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不能先于歐洲誕生、發展現代科技，與經濟基礎落后的金、元、清的入侵和統治有關，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就是被清朝和外國侵略者扼殺的。
橫看縱看宋朝的志士能人、學者士大夫知識分子和所謂變法派保守派政治家，都有個共同點，政治上都忠于皇權（封建專制制度中央集權），都“愛國”（與金講和的人也說是為了“愛國”）都強調要富國強兵，都要大統一（中央集權），都承傳孔孟的濟世理想，都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他們所研究闡明的對象不同，途徑不同，師承不同，方法不同，所代表的經濟基礎和階層人士之利益也不同。因而學理偏向不同、外形色彩也不同。
浙東學派和功利主義思想家們反對程、朱等人只談論一些關于道德性命理氣等類的抽象問題，而且還反對從事于這些空談。陳亮認為學者首要任務是要講求兵刑錢谷等等可以富國強兵、復仇雪恥的實用學問，舍此不講，卻天天低頭拱手，徐行緩語地去談道德性命，并自以為是得到了古圣先哲關于正心誠意的不傳之絕學，這般人實際上都是一些“風痹不知痛癢“的人。他認為天下“千途萬撤，因事作則”因而學者都應“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他不愿做一個“枯木死灰”般的人物。
實際上，實學與理學之爭，僅僅是各有所側重而已；但影響到后代，“實”與“虛”的論爭思潮，確使某些人各走兩個極端。
暫不評論浙東學派對程朱等的評論說得對不對，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從二程到楊時等人直至朱熹和朱子的門人辦學傳道，是為了培養圣人、君子，都貫穿官本位思想，突出孔子強調的“學而優則仕”，而不是“學而優則事工、事農、事商、事科技”，不論官學私學，都不培養能工巧匠，而把能工巧匠的培養任務留給民間的“師傅”，中國的科技發展，在現代新興學校創辦之前，科技人才幾乎都是靠民間師承的。即使理學本身發展，起初也靠民間師承，后代才欽定。我看，這是現代科學技術為什么不首先在中國產生、發展的原因。
師承關系，在今天中國仍有意義，不論民間師傅還是官私學校的老師，我們都該尊敬。老師，在中國古代是五位至尊的第五位，“天地君親師”供奉在大廳中堂（客家人稱“天子壁”）神龕上，每天早晚要禮拜。元佑八年（1093年），楊時與游酢（他倆好友加同學，后來又加親家——楊時第三子娶游酢之女為妻）“程門立雪”故事，自然是“千古佳話”，我們今天仍要學習他尊師敬道精神。不過，“程門立雪”是限于當時條件所致，我們今天不須去模仿，我們不要學其形式，要學其精神，要拜見老師求教，電話相約就行，讓老師先有安排準備就行，不要想見就見，走到老師家門口連聲“報告”都沒有就亂闖。我們尊師有多種形式，也不需要走到另一極端以賄師、賴師來尊師。
仕當然要學而優，然而不能僅僅“學而優則仕”。仕（當官）要德、才、健兼備，做各行各業的工作也要德、才、健兼備。我們的社會之風是，既敬好官，更敬科學家、技術能手、能工巧匠、各行各業的先進人物勞動模范、見義勇為者、助人為樂者、利稅交得多的企業家……。我們做具體工作的人要研究探討義理，而專做探討義理的人或宣傳工作者、思想工作者，也應學習科學技術，深入實際學習工農兵。如今的學者、倫理工作者也要利用電腦、信息高速公路和電化教學工具，否則，不能算合格。
（六）研討楊時的良好開端
將樂縣第一屆、第二屆楊時研討會，是楊時研討的良好開端。楊時研究，是個系統工程，挖掘、保護、研究、運用楊時文化，是系統工程，需要組織專人進行和各方人士主動支持、配合，才能完成。楊時文化，有物質性的，有非物質性的，如何開發運用，須有個長期規劃和短期計劃，大家共同努力實施，從到達一個個小目標以致達到大目標。
開發運用，目前該做的，一是保護好、依舊樣修膳好墓地、故居、遺跡，不僅要列入文化旅游點，更要列入教育基地點、普及古文化知識的基地；二是收集整理出版發行楊時著作和有關資料，使其普及于大眾；三是組織專人進行專題深化研究，以出學術新成果；四是要普及學術研究新成果，使其成為正人心、節人欲、養人性、樹高德、端民風、促政廉的“催化劑”；五是不能停留在知天識理上，還要制訂出可操作化的規范來。
面對古代文化，要有一個“圣人”心態。楊時輯錄的聽二程講課筆記《二程粹言·天地篇19》說：“子曰：天地之心，以復而見。圣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講得精妙絕倫。圣人未嘗復，人類歷史也不可復，任何歷史文化都有其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其服務的特定時代和特定人群對象。遠古文化，已死亡的，我們對之不要過分哀挽；對至今還活得很爽的，我們不要太愛或太恨、或甚至害怕而恐慌。宋明理學創立發展過程中，許多學派的代表人物在當時相互論戰起來，相互視為水火不容的大敵，如今其故鄉都把他們搬出來和睦相處，藉以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似可哂笑。《二程粹言·論事篇4》說：“子曰：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圣人為能通其變于未窮，使其不至于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二程粹言·人物篇82》）我們不要如“文革”時那樣狂急浮躁，還是寬容點、“中庸”點好。“公天下之事，茍以私意為之，斯不公矣。”（《二程粹言·論事篇28》）然則，我們發展適應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先進文化，是“公天下之事”，就該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要求、“八榮八恥”社會公德規范來指導，該立足于當今，該面向國內外實情及其發展趨勢。鄧小平說：“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去研究新問題，去創建有一定超前性的新理論、新文化，何嘗不要“三個面向”？“三個面向”就是要面向科學，就是要運用科學發展觀，就是要與時俱進。遠古文化精華，只做為構筑新文化的基礎之一或工具之一，或比較參照物之一。二程和楊時認為，天地人，理一也，反復教儒要通天地人之理。如何通呢？有人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有人說，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杜甫說，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登上珠穆朗瑪峰如何？還是看不清整個地球嘛！如今是宇航時代，我們該到宇宙中去返觀研究整個地球上的古今一切。“惟圣人凝然不動”、“惟圣人善通變”（語見《二程粹言·人物篇100、101》）。毛澤東說，“六億神州盡舜堯”；中國圣人多得是，一起來研究研究吧。
最后我要重復說，挖掘、保護、研究、運用楊時文化，是要把楊時文化的精粹作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元素之一，而不是為了振興儒學、發展儒學，搞什么新儒學、創建儒學歷史新高峰；我們的目標是，繼承本地本國古今文化精華、吸收全世界各民族古今文化精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發展適應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先進文化。
2007/9/10，順昌
注解：
[1]《順昌縣志》（1994年8月第1版）
[2]見《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福建卷、順昌分卷、謨武村卷、續集》正文第一頁《楊龜山出世》。
[3]融達資本網：《閩北“三楊”（楊億、楊時、楊榮）對東南文化開發的啟迪與影響》。
[4]《百家姓辭典》，穆柳森編著，海天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5][6]中華楊氏網：《福建建寧楊氏起源考究》（見《中根網》轉載）。
[7]據自稱是楊時后代者在網站上的貼子。
[8]《順昌邑志》（明·正德版）
參考文獻：
①楊時：《二程粹言》
②《楊時詩選》
③《宋史·楊時傳》
④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
⑤張邦煒：《宋代文化的相對普及》
⑥林榮發：《閩學鼻祖楊時》
⑦葉坦：《宋代浙東實學經濟思想研究——以葉適為中心》
⑧丘山石：《論閩學文化遺產的挖掘與保護》
⑨高秀昌：《二程洛學與朱熹閩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