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知音》是《文心雕龍》的重要篇章之一。《知音》不是“鑒賞論”，也不是“批評論”，更不是“鑒賞—批評論”，而是一篇“教人如何成為作者知音”的閱讀指導。其要有四：確立“務先博觀”的閱讀原則，闡明“先標六觀”的閱讀視點，揭示“披文”—“見異”—“玩繹”的閱讀過程和批評“貴古”、“崇己”、“信偽”、“會己”的閱讀錯誤。《知音》的閱讀理論對提升中學語文閱讀教學水平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文心雕龍；知音；閱讀理論；中學語文；閱讀教學
《知音》是《文心雕龍》的重要篇章之一。據有關學者統計，從1962年至2005年，研究《知音》的論文，中國大陸地區一百四十篇，臺港地區十六篇。[1]這些篇章雖不乏精辟的見解，但主要是把它作為“文學批評”或“文學鑒賞”專論來研究的，在某種程度上“游離”了《知音》“教人如何成為作者的知音”的篇旨。而論述《知音》與中學語文閱讀教學關系的，筆者僅見到臺灣學者王更生的《文心雕龍新論·拾貳文心雕龍在國文教學上的適應性·七從深究鑒賞方面看》一節談到。[2]因此，從“閱讀”的本位視角來研討《文心雕龍·知音》，將“澄明”被“文學批評”和“文學鑒賞”所“遮蔽”的閱讀理論，使之服務于今天的中學語文閱讀教學，以達到提高中學生閱讀能力的目的。
《文心雕龍·知音》的性質
《文心雕龍·知音》的性質，歷來說法不一。歸納起來，大體有三種代表性的觀點：一曰“鑒賞論”。周振甫指出：“《知音》是講鑒賞的，是鑒賞論。”劉文忠也持同樣的觀點：“《知音》篇就其主導傾向來說，是偏重于鑒賞的，因此，我比較同意《知音》篇是鑒賞論的看法。”[3]二曰“批評論”。繆俊杰認為：“整部《文心雕龍》都貫串著他對文學批評的見解和對作家作品的評論，但比較集中談到文學批評的專篇有《知音》。”[4]三曰“鑒賞—批評論”。王運熙在《<知音>題解》中明確指出：“本篇論述文學鑒賞和批評。”[5]詹锳也認為：“《知音》篇是專門講文學鑒賞和批評的。”[6]
三種觀點盡管不同，可思路是相同的：都是用今天的文學理論概念來“套”《知音》。要知道齊梁時代的劉彥和是不可能想到今人所謂的“批評”、“鑒賞”等各種專論；假如他腦子里有“××論”，恐怕也寫不出“籠罩群言”的《文心雕龍》。顯然，三種觀點的不足是“以今律古”，把《知音》“現代化”。而這種“用自己的理論武器把《文心雕龍》這個有機整體肢解得七零八落，搞成幾大‘塊'幾大條”做法，“都是遠離了《文心雕龍》的根柢。”[7]事實上，正確的做法是：研究者對“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進行古今之間的“對話”，考察他“說了什么”、“怎么說的”和“為什么這樣說”。即覘文見心的“居今探古”，不是張冠李戴的“以今律古”，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居今責古”。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筆者試圖重新研讀《知音》，以探求彥和的“為文之用心”。
《知音》是《文心雕龍》第四十八篇，從彥和所用的題目看，是以俞伯牙和鐘子期的故事作比，表明讀者應當成為作者的“知音”。彥和認為，讀者和聽者相似，后者是通過聽樂曲來“解讀”演奏者的“樂心”；前者是通過讀文章來“追尋”作者的“文心”。而讀者要讀“懂”文章，才能稱得上作者的“知音”。這種閱讀是“譬目之照形”的“心之照理”，是“覘文輒見其心”的推己（讀者）及人（作者），不是以個人愛好為中心的“主觀鑒賞”，不是某種批評理念和批評方法的“演繹”。因之，《知音》不是“鑒賞論”，也不是“批評論”，更不是“鑒賞—批評論”，而是一篇“教人如何成為作者知音”的閱讀指導。
《知音》的結構和內容也證明了這一點。全篇圍繞“知音”展開：第一段指出由于人們“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導致“知實難逢”；之后又以“楚人以雉為鳳”、“魏民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礫為寶珠”說明形器容易驗明，還發生這樣的錯誤，何況“文情難鑒”，優劣就更不好辨別。第二段批評“知多偏好”的主觀鑒賞態度，認為這種做法是“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進而提出“務先博觀”、“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的全面觀點。第三段是全篇的重點，先闡述閱讀的視點——六觀（位體、置辭、通變、奇正、事義、宮商），后指出閱讀的過程：披文—→見異—→玩繹。段尾指出，讀者注意這些問題，就能成為真正的知音。不難看出，《知音》的要義在于教人如何讀懂文章，做一個“深識鑒奧”的“知音君子”；它是一篇閱讀指導，而不是今天文學理論意義上的“批評論”、“鑒賞論”。
必須說明的是，彥和講的“文”是廣義之文，包括有韻之文和無韻之筆，不是專指今天所謂的“文學”；或許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他主要著眼于詩賦等文學體裁立論，但畢竟還涉及了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等許多非文學體裁，故此，彥和所“披”之“文”應該是包含文學和非文學的廣義文章。此外，《知音》主張的“博觀”、“六觀”是《序志》中“彌綸群言”之“唯務折衷”的延伸，是《論說》所推崇的“義貴圓通”的具體體現，符合彥和提倡的“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理論主張。
《文心雕龍·知音》的閱讀理論及其對閱讀教學的啟示
彥和以“知音”為核心的閱讀理論，對中學語文閱讀教學具有重要的意義。其要有四：
一、確立“務先博觀”的閱讀原則。文章眾多，有的偏于質樸，有的偏于華麗；而讀者又有各自的偏愛，且都“各執一隅之解”，結果“人莫圓該”——沒有人能全面完備地解讀文章，在認識上產生“東向而望，不見西墻”的片面性。對此，彥和提出“圓照之象，務先博觀”的閱讀原則。“博觀”即廣泛的閱讀。在他看來，閱讀與聽樂、觀劍的道理是相通的：“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讀者只有閱讀面廣，積累豐富的閱讀經驗，才能提高文章的鑒別力，進而“圓照”文章。反之，閱讀面窄，對文章的認識就會受到局限，怎么可能“深識鑒奧”？接著彥和指出了怎樣“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這里的“喬岳”、“滄波”是喻指優秀的文章，“培塿”、“畎澮”是喻指平庸的文章。彥和認為，讀者應該先觀“喬岳”、“滄波”，培養較高的鑒別能力，然后再看“培塿”、“畎澮”，就能區分妍蚩，辨別優劣。與之相反，如果讀者僅僅博觀“培塿”、“畎澮”，鑒別力不但無法提高，反而下降；久而久之，心態也隨之“低俗化”，遇到“喬岳”、“滄波”，也不能見其美，甚至“發生拒斥的作用”。[8]彥和指出“博觀”的要點，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中學生一般是12至19歲的“才童”，精力充沛，思維活躍，樂于接受新事物；但分辨力相對較弱，容易為世俗、流行的東西所迷惑。針對他們的特點，教師有意識地引導就顯得非常重要。筆者認為，教師要指導“才童”“閱喬岳”、“酌滄波”，而“喬岳”、“滄波”就是享譽中外的經典。因為這些文章經受了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民族的“閱讀考驗”，歷久而彌新，具有典范作用。“才童”如能進入“經典世界”，無疑找到了“精神的家園”。在經典的熏陶、習染下，他們的鑒別能力則不斷提升，就不會被“培塿”、“畎澮”的東西所迷惑。
彥和還指出，讀者的閱讀態度應該是“無私”、“不偏”的。其實只要做到了“博觀”——“閱喬岳”、“酌滄波”，就會生成“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愛憎”的態度，“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彥和“務先博觀”的閱讀原則是“扼要之論，探出知音之本”。[9]
二、闡明“先標六觀”的閱讀視點。為了避免讀者“各執一隅之解”的片面性，使之能對文章的“圓照”，彥和進一步從操作角度提出了“六觀說”。他指出，考察文章的文辭和情志，先從六個方面入手：“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
“觀位體”指考察《鎔裁》講的“設情以位體”，看作者是不是明確所選體裁的體制規格要求。如《明詩》有云，四言詩“則雅潤為本”，五言詩“則清麗居宗”。就是說，“雅潤”、“清麗”分別是四言詩、五言詩的體制規格要求。彥和以“雅潤”、“清麗”為標準，指出“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這就是“觀位體”。
“觀置辭”指考察《麗辭》、《比興》、《夸飾》、《練字》等篇講的造句用字問題，看文章的語言運用如何：麗辭是否精巧、允當，有異采奇氣；比興是否“觸物圓覽”，“擬容取心”；夸飾是否“夸而有節，飾而不誣”；練字是否“叁伍單復，磊落如珠”。
“觀通變”指考察《通變》講的“參古定法，望今制奇”，看作者撰寫的文章在前人的基礎上能否有所變化、發展：是否遵循“叁伍因革”的通變原則，擺脫“競今疏古”的訛淺之風；是否“規略文統，宜宏大體”；是否“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是否“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是否“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
“觀奇正”指考察《定勢》講的奇正，看作者怎樣處理新奇和雅正的關系：是否“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是否能像“五色之錦”“以本采為地”；是否能避免“逐奇而失正”，“失體成怪”；是否能“以意新得巧”，“執正以馭奇”。
“觀事義”指考察《事類》講的“據事以類義”，看文章的用典是否恰當：是否“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是否能“事得其要，雖小成績”；是否存在“微言美事，置于閑散”的錯位之弊或“引事乖謬”的“不精之患”；是否能“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
“觀宮商”指考察《聲律》講的音律聲氣，看文章的聲律調配得是否得當：飛與沉的運用是否如“轆轤交往，逆鱗相比”；雙聲是否不隔字，疊韻是否不離句；是否做到“異音相從”，“同聲相應”；是否“左礙而右尋，末滯而討前”；是否具有“玲玲如振玉”，“累累如貫珠”審美效果。
筆者認為，彥和的“六觀說”是指導讀者如何成為“內行”，看出“門道”，對中學語文閱讀教學至少有四點啟示：第一，強調“觀位體”，以培養學生的“文體感”。閱讀對寫作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通過閱讀來形成學生的文體感，將有助于他們寫出“合格”的文章。因此，閱讀教學應把“觀位體”放在第一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彥和指出：“才童學文，宜正體制”，“童子雕琢，必先雅制”。第二，指導學生重視“觀置辭”和“觀聲律”，以體會語言運用之妙。學生在寫作中常感到“有話說不出來”或“說得不夠漂亮”。有效的辦法是指導他們閱讀典范文章，看看人家是怎樣遣詞造句，調配聲律，用心揣摩，然后借鑒、化用。第三，要求學生考察文章如何用典，學會“援古以證今”。用典與作者的學養深淺有關，恰當的用典能提高文章的表達效果。這是比較高的要求。第四，引導學生進行古今范文對比，識通變、辨奇正。這種比較，即可以提升學生的文章辨別能力，又可以使之學習古今作者是如何傳承和創新的。后兩點知易行難，教師要注意引之導之，循序漸進。
三、揭示“披文”—“見異”—“玩繹”的閱讀過程。彥和在介紹“六觀”之后描述了讀者成為“知音”的過程：
“披文”的感性閱讀（感讀）。“披文”是閱讀的初級階段，是“感性閱讀”（感讀），即感受文本形式，獲得對文章的初步印象。彥和認為，盡管“世遠莫見其面”，“文情難鑒”，但觀察文章還是能了解作者的內心世界。彈琴者志在山水，琴聲能表其情；更何況作者將心思形之筆端，其中的情理怎么能隱藏？因而，與“綴文者情動而辭發”相反，“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宇文所安認為：“這是中國傳統文論關于規范的閱讀過程的一個最清晰的表述。按照這種說法，閱讀文本的過程與生產文本的過程正好相反，它的最終目的是‘知'作家之心。”[10]可謂深得彥和的“文心”。
“見異”的知性閱讀（知讀）。“見異”是閱讀的中級階段，它是“知性閱讀”（知讀），即讀者在“披文”的基礎上“讀”出作者的與眾不同之處（“照理”），“雖幽必顯”。在彥和看來，讀者只要心思敏慧，用“心靈之眼”去洞照，文章的情理就無不明白。而“俗鑒之迷者”不接受深刻的文章而贊賞淺薄之作，是因為他們“識見之自淺”，識見淺陋，就無法理解高雅文章的精妙之處，更無法理解才士的為文用心。“此莊周所以笑《折柳》，宋玉所以傷《白雪》也。”
“玩繹”的品味閱讀（品讀）。“玩繹”是閱讀的高級階段，是在“見異”的基礎上進一步品味、把玩。對此彥和作了生動的描繪：
夫唯深識鑒奧（即“知之”——引者注），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眾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為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玩繹方美。
“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眾人，樂餌之止過客”是說讀者愛好它，對它產生感情，達到“好之”的地步；“蓋聞蘭為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玩繹方美”是指讀者由“好之”上升為“樂之”——他已不是戀慕它，欣賞它，而是與文章融為一體（“服媚彌芬”），與作者的心靈相交融，真正做到了“知音”（見下圖）。
披文（知之）—→見異（知之）—→玩繹（好之—→樂之）
彥和對閱讀過程的描述，對中學語文閱讀教學很有啟發。其一，重視培養學生的“文本細讀”能力。“文本細讀”是指讀者從“文本形式”入手去探尋意義。讀一首近體詩，宜從詩的格律形式（五律或七律）入手；讀一篇散文，宜從散文的文體樣式（敘事、抒情或明理）研閱；讀一篇小說，宜從小說的文體范型（情節型、心理型或象征型）切入。即先看文章“怎么說的”（披文），后看它“說了什么”（入情）。長期以來，中學語文閱讀教學偏重于從外部（時代背景、作者生平等）考察文章（這當然也是必要的），甚至對某些名作進行牽強附會地“泛政治化”解讀，忽視了對它的內部（文本形式）的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培養學生的“文本細讀”能力刻不容緩。其二，提高學生的“見異”能力。提高“見異”能力，歸根結底是“博觀”。只有“操千曲”、“觀千劍”，“閱喬岳”、“酌滄波”，學生才能“曉聲”、“識器”，“形培塿”、“喻畎澮”，分辨出《白雪》的高雅與《折楊》的低俗，不為“時流”所迷惑；才能準確把握文章的特點——尤其是閱讀題材（或文體）相同的文章，能同中見異，不為它們“題（或體）同”所遮蔽。其三，引導學生盡可能進入作者的內心世界。在西方解釋學看來，任何一種解釋都必然帶有讀者的“先入之見”（前理解或前見），客觀地解讀文章似乎是不可能的。余英時則指出：
正因為我們有主觀，我們讀書時才必須盡最大的可能來求“客觀的了解”。事實證明：不同主觀的人，只要“虛心”讀書，則也未嘗不能彼此印證而相悅以解。如果“虛心”是不可能的，讀書的結果只不過各人加強已有的“主觀”，那又何必讀書呢？[11]
既然如此，學生通過文章是可以“觀”作者的文心，成為作者的“知音”。
四、批評“貴古”、“崇己”、“信偽”、“會己”的閱讀錯誤。彥和指出，讀者在閱讀時應防止以下四種錯誤：一曰“貴古賤今”。指重視古人，輕視今人。“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秦始皇、漢武帝輕視與他們同時代的文人韓非子、司馬相如，沒有給韓、馬二人以應有的待遇。二曰“崇己抑人”。指抬高自己，貶低他人。班固與傅毅，“文在伯仲”，可班固卻嘲笑傅毅：“下筆不能自休。”曹植則極力貶低陳琳，把劉修比作古代亂說話的田巴。“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三曰“信偽迷真”。指把假的當作真的。樓護口才雖好，卻荒謬地談論文章，說什么“史遷著書，咨東方朔。”結果“輕言負誚”。四曰“會己嗟諷”。指合乎自己的愛好就稱賞。“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他們所好不同，但在認知方式上卻是驚人的一致：都是執一隅之解，見樹而不見林，違背了“務先博觀”的閱讀原則。彥和列舉的這些錯誤，至今仍然存在。像“崇己抑人”、“會己嗟諷”是比較突出、普遍的。在閱讀教學中，教師應有意識地提醒學生，告訴他們“不該這樣做”，以幫助他們樹立“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愛憎”的正確閱讀觀。
綜上所述，《知音》的閱讀理論對提升中學語文閱讀教學水平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筆者視《知音》為閱讀指導，意在恢復其本來面目，使之在閱讀教學中能充分發揮作用，并不是排斥從“鑒賞論”、“批評論”角度去研究。如果本文真能把筆者的想法表達出來，也算是“余心有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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