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郢書燕說”[1]與“遼東白豕”[2]的典故，意在諷戒穿鑿附會與少見多怪[3]。客觀地說，由于時代的日新月異，今人與古代詩文愈來愈遠愈來愈隔膜，少見多怪是必然的；快節奏的消費時代缺乏精雕細琢的氛圍，遭遇功利困擾的訓詁實踐，也不可避免郢書燕說。惟其如此，就訓詁學這門古老的學科而言，運用傳統而科學的訓詁方法，有針對性地進行方法訓練和實踐指導，關注并解決古籍整理、辭書編纂和語文教學中出現的問題——這與理論建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許嘉璐先生1980年代曾強調：
任何一種語言，特別是它的詞匯，無不受使用該語言的人們在其中生活的環境的制約。文言幾乎伴隨著封建社會延續了兩三千年，它所反映的生活，特別是各個時期的風俗習慣（包括某些制度），前后變化很大，有些已不為今人所熟悉了解。這就給我們的注釋工作增加了困難。根據古今習俗的差異，對有關詞語做出準確的注釋，讓讀者正確地認識古代社會，是古書注釋者的責任。[4]
語言為全社會所共有。語言的任何一個“零件”必須為整個社會所了解、所公用、所遵循，否則語言就完不成其作為交際工具的任務。這一特性體現在語詞上，就是它的每個含義與用法一定是“無獨有偶”的，即不但“在這里”這樣講、這樣用，在別的地方也應如此。古人不信孤證、重視前人有無成訓，就是這個道理。[5]
訓詁實踐中出現的典型問題，就是由于對古代生活習俗的不了解，由于對語言社會性的忽略。例如李白《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長干行》：“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對于其中的“床”，二十多年來新解不斷，竟然有五種之多：
第一種：“床”是榻，長0.84米，只能容一人獨坐。《初學記》卷二十五引《通俗文》曰：“床，三尺五曰榻，八尺曰床。”《釋名·釋床帳》曰：“人所坐臥曰床……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李白《長干行》：“妾發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小姑娘“門前”擺上一張臥床，當然說不通，也只能是榻。東漢的一尺約合公制24厘米，三尺五為0.84米。[6]
第二種：“床”是馬扎，古稱“胡床”[7]：“李白拎著一個馬扎，坐在院子里，在明月下思鄉。唐代的窗戶非常小，月亮的光不可能進入室內。尤其當你的窗戶糊上紙、糊上綾子的時候，光線根本就進不來。”
第三種：“床”由“胡床”演變而來的“繩床”[8]：“如果是睡眠之床，作者躺在床上，詩中所用‘舉頭'、‘低頭'也是不好解釋的。……唐明皇時期對胡床進行了改進，增加了高度，并設置靠背，成為類似現今使用的折疊式躺椅，具有坐、倚、臥的功能。……詩人在庭園中，倚靠在繩床上假眠，于似睡非睡的朦朧之中，身感涼意，看到繩床之前潔白的月光，便‘疑是地上霜'了。”
第四種：“床”是井欄或轆轤架（汲取井水的起重裝置）。理由是：1、果真是睡在床上，就只能說“開眼”望明月，“閉眼”思故鄉；頭靠著枕，怎么好一下子“舉頭”又一下子“低頭”呢？2、普通老百姓的“床”都是靠墻放的（北方的炕更是固定于墻的），怎么能繞床騎竹馬、弄青梅呢？3、解作“臥床”，“疑是地上霜”句無法索解，因為室內不可能結霜，在臥床上看不見地上霜。[9]釋“床”為井欄的專文節錄如下[10]：
“床”，古義又作“井欄”，《韻會》稱“床”為“井干，井上欄也。其形四角或八角。”《淮南王篇》（見郭茂倩《樂府詩集·舞曲歌辭》）有“后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之句，“床”也作“井欄”解。《淮南王篇》以后，詩人們寫到井欄，多用“銀床”或“玉床”。庾丹《夜夢還家詩》：“銅瓶素絲綆，綺井白銀床”句，直接由《淮南王篇》脫出。又如李白《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床。”李商隱《富平少侯》：“不收金彈拋林外，卻惜銀床在井頭。”納蘭性德《虞美人》：“銀床淅瀝秋梧老。”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懷余對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崢嶸。”王琦注云：“古樂府多有玉床金井之辭，蓋言其木石美麗，價值金玉云耳。”
有人曾指出“床”字可解作“轆轤架”，并引浦起龍《讀杜心解》載杜甫《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床”句引《名義考》：“銀床，轆轤架。”此義差近。如果我們把前引各詩句中的“床”字解作“轆轤架”，均可通。
第五種：《長干行》“繞床弄青梅”的“床”是幾案[11]：
“床”，尚有幾案（今稱桌）一義，為歷來字書、詞書所未列，下先舉《太平廣記》中數例：卷111王琦條：“又見床舁珍饌，可百床。”卷115張法義條：“錄事署發文書，令送（法義）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前案（按即案卷），簿盈一床。”卷129彭先覺條：（彭博通力大）“嘗與家君同飲，會瞑，獨持兩床降階，就月于中庭，酒俎之類，略無傾泄矣。”以上三例，或置放珍饈、酒俎，或置放文簿，其“床”皆幾案也。證之杜甫詩中指“書床”，則其義更明。如：攤書解滿床（《又示宗武》）。床上書連屋（《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之九）。風床展書卷（《水閣朝霽奉簡嚴云安》）。散亂床上書（《溪漲》）。身外滿床書（《漢州王大錄事宅作》）。這五例之“床”，皆置放書卷之幾案也。又《驅豎子摘蒼耳》詩云：“登床半生熟，下筯還小益。”登床，謂擺放于食桌上也。其他詩文中的例，如：庾信《寒園即目詩》：“游仙半壁畫，隱士一床書。”盧照鄰《長安古意》：“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王建《宮詞》：“延英引對碧衣郎，江硯宣毫各別床。”錢起《幽居春暮書懷》：“仙箓滿床閑不厭，陰符在篋老羞看。”張喬《題友人草堂》：“三畝水邊竹，一床琴畔書。”《北史·赤土國傳》：（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等請使赤土，其王請駿等入宴）“前設兩床，床上并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鱉、豬、蝳蝐之肉百余品。延駿升床，從者于地席。”《唐書·李吉輔傳》：“初，政事堂會食，有巨床，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以上各例之“床”，或置放書卷，或置放筆硯，或置放食物，亦皆幾案也。
沿襲而補充論述有[12]：
唐代韓琬《御史臺記》“彭先覺”：“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于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床腳盡折，而枕不動。觀者逾主人垣墻，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家君同飲，會瞑，獨持兩床降階，就月于庭，酒俎之類，略無傾泄矣。”(《太平廣記》卷一九二引)文中第一個“床”字，是我們常見的家具——睡床，但第二個“床”字如仍釋為睡具，則捍格難通。此處的“床”出現在“會飲”的場合，而且是正在“會飲”中，因為人色晚了，于是彭博通便一只手各持一張“床”，獨自把兩張“床”平穩地拿到了月光下的庭院里，“床”上放置的是“酒俎之類”(謂樽酒俎肉，泛指酒菜)，而酒菜卻沒有一點撒潑出來，表明彭氏確實“膂力絕倫”。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器具呢?據此情理推測，應當就是我們日常使用的幾案一類的用具。或以為坐椅、睡床也可以放置酒菜，未必別有新意。此言雖不無道理，但我們要注意，此處的環境是朋友相見歡飲，地點或在家中(可能性更大)，或在酒店，酒菜自然應擺在日常餐飲的用具上，而不會放在作為臨時之用的坐椅或睡床上。此“床”釋為“幾案”，當可信之。
唐人對“幾案”一類的東西稱之為“床”，文獻中屢見之。如杜甫《驅豎子摘蒼耳》詩云：“登床半生熟，下箸還小益。”詩中“登床”的是“半生熟”的蒼耳，茶碗放在“床”上，此“床”若非幾案又是何物?詩中所謂“登床”，正如今之所言“上桌”。宋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卷一一引趙次公注曰:“登床，登食床也。”食床，即飯桌。
又如唐杜光庭《虬髯客傳》云：“行次靈石，旅舍即設床，爐中烹羊肉且熟，遂環坐食羊肉。”（《太平廣記》卷一九三引）此《傳》中“床”上放置的是烹著羊肉的火爐，一行人環坐在“床”的周圍吃著羊肉。此“床”若非如今之幾案之類那又是何物呢?
“床”的“幾案”義，在“飯床”、“食床”等復合詞中表現得更為明確。如宋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二載：“賓客欲致奠于其家者，以飯床設茶與酒饌于其庭。”此“飯床”即指飯桌。《漢語大詞典》已收錄該詞，釋為“供吃飯用的幾案”，甚確。現代潮州方言中，“飯桌”就仍稱之為“飯床”。“飯床”又稱“食床”，如唐薛漁思《河東記》云：“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于食床上。”（《太平廣記》卷二八六引）“食床”一詞，《漢語大詞典》收之，釋曰：“食桌”。山此可見，“床”的確有“幾案”、“桌子”的意思。
李白詩中“繞床弄青梅”之“床”字亦當作此解。“繞床”，即謂“圍繞幾案而行”。其用例，在古詩中并不少見，如：李白《猛虎行》：“有時六博快壯心，繞床三匝呼一擲。”趙嘏《贈薛勛下第》：“一擲雖然未得盧，驚人不用繞床呼。”鄭嵎《津陽門詩》：“繞床呼盧恣樗博，張燈達晝相謾欺。”“繞床弄青梅”之“繞床”，用意雖與此殊，而詞義卻并無差別。試想，男孩跨騎竹馬而來，和女孩一起圍繞著低矮的小平桌，邊把玩著青梅邊相互追逐嬉戲，這比圍繞著井欄和坐具要更合情理，從意境上說要好很多。“床”字惟作此解，前述種種疑礙，始渙然冰釋。
上述五說均不正確。究其癥結所在，就是不明古今習俗的差異，違背了語言的社會性。
圖一
“床”和“榻”名稱、形制不同，是兩種家具。60年代河南鄲城出土的西漢后期青色石灰巖雕刻而成的坐榻，平面呈長方形，四角有曲尺狀足，長87．5厘米、寬72厘米、高19厘米。榻面刻有隸書一行：“漢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榻）”。此榻之大小與《通俗文》所記榻之尺寸相當接近（圖一）[13]。榻“有坐榻，有臥榻”[14]，臥榻可以睡覺，《太平廣記》卷四〇〇《蘇遏》：“至夕，乃自攜一榻，當堂鋪設而寢。”又引《李員》：“一夕，員獨處其室。方偃于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司空圖《重陽日訪元秀上人》：“且共高僧對榻眠。”“榻”主要是坐具，孟貫《宿故人江居》：“靜榻懸燈坐。”《太平廣記》卷四五八《李黃》：“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云：‘且坐。'”“同榻”是優待禮遇，表示尊敬和親熱。《舊唐書·富嘉謨傳》：“并州長史張仁亶待以殊禮，坐必同榻。”又《張光晟傳》：“命同榻而坐，結為兄弟。”又《王琚傳》：“玄宗命之同榻而坐。”又《張守珪傳》：“時盧齊卿為幽州刺史，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漢、魏、晉時代獨坐小榻的尺度大致是：長：75—130厘米；寬：60—100厘米；高：12—28厘米。”[15]
圖二
圖三
50年代末河南信陽一號楚墓出土的戰國時期的實物床，長225、寬136、高42．5厘米（圖二）[16]，其形制與我們今天所用的木制床大體相同，爾后二千多年沒有多少改變[17]。打虎亭東漢墓壁畫中的床，床前設曲柵足大長幾，幾上放食案和杯盤等食器，是一種宴享時專用的大床（圖三）[18]。如果說有變化，那就是“盛唐到五代時期的床、榻已普遍增高”[19]。文物學者明確指出從隋唐開始“床”的變化[20]：
在中國古代，“床”并非如今日僅是為睡眠或臥床而專門陳放于臥室的臥具，它是朝會、辦公、宴飲乃至睡眠無不使用的坐臥具。原來中國古代人們生活習俗是席地起居。史前建筑低矮，僅蔽風雨，室內空間狹小，席地起居自不待言。夏商時依舊沿襲，周時所定禮儀亦均依室內席地起居習俗而定。室內滿鋪筵，人須脫履而入室，在筵上鋪席以備坐臥。這時已開始使用家具，出現了低矮的坐臥具，即名為“床”，殷商甲骨文中也可見到床之形象。當時床極低矮，實仍依席地起居習俗。1957年在河南信陽長臺關一號楚墓的木槨左后室中，發掘出一件拆散后葬入的黑漆木床，下設六足，床長225厘米、寬136厘米，但足高僅17厘米。低矮寬大，宜于席地起居習俗。
椅子這種典型的垂足高坐坐具的出現和逐漸流行，使得原來床為坐、臥兼用的主要坐具的地位發生動搖，并且隨著椅子使用的普遍，最終使床喪失了作為辦公、宴飲時坐具的功能，退而成為只用于臥息睡眠的專用家具，其陳設位置也由殿堂、官署及民宅中無處不在，而退到只陳設于專供休息的臥室之中。這種變化自隋唐始，五代北宋時日趨明顯，著名的傳為五代作品的《韓熙載夜宴圖》中（圖四），可以看到各種桌、椅、屏風的圖像、桌、椅等已是主要坐具，雖仍繪出大床，它已不是主要坐具。在圖卷最后部分，還明顯繪出陳放其上的被子等寢具。
圖四
唐代的“床”的確是“朝會、辦公、宴飲乃至睡眠無不使用的坐臥具”。官府設床，《太平廣記》卷三八〇《王璹》：“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床幾案褥。……廳上有床座幾案，如官府者。”唐李涪《刋誤》卷上《壓角》：“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幾，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床，連上事官床，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舊唐書·封倫傳》：“內史令楊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擊賞倫。每引與論宰相之務，終日忘倦，因撫其床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床上還可彈琴，唐蔣防《霍小玉傳》：“盧氏方鼓琴于床。”唐詩中的“床”也表現出與上述文物的一致性：
記得竹齋風雨夜，對床孤枕話江南——韋莊《寄江南逐客》
小樓才受一床橫，終日看山酒滿傾——杜牧《宣州開元寺南樓》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張仲素《燕子樓詩》
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且喜閉門無俗物，四肢安穩一張床——盧仝《客淮南病》
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賀舅姑——張籍《烏夜啼引》
獨臥空床好天氣，平生閑事到心中——吳融《寓言》
結發為妻子，席不暖君床——杜甫《新婚別》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后余空床。床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聞余香。——李白《寄遠》
顯而易見，“床”就是眠床、臥床而不是榻，它能容“四肢安穩”，而非“只能容一人獨坐”。《全唐詩》中大量出現的“床”，即是這種與人們生活至關密切的家具。“床前明月光”之“床”，其實正是眠床：
西樓半床月——許渾《趨慈和寺移宴》
覺來半床月——李賀《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
半床斜月醉醒后——鄭谷《重陽夜旅懷》
穿屋月侵床——杜荀鶴《山中寄友人》
一片月落床——孟郊《秋懷》
片月到床頭——岑參《宿岐州北郭嚴給事別業》
猶臥東軒月滿床——杜牧《秋夜與友人宿》
秋月滿床明——元稹《夜閑》
青軒樹轉月滿床——李賀《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
呈現的都是皎潔月光照射床前或床上的景象，恰可與“床前明月光”相互印證。在詩文描寫之外，揚之水先生提供了敦煌壁畫“最為形象的例子”：“時屬盛唐的莫高窟第148窟東壁的一幅。這是觀無量壽經變中‘未生怨'故事的一個場景，圖繪宮廷深院回廊曲折，重重院落中各有廳堂房舍，或前楹開敞，或三面高懸半卷與低垂的簾幕。廳堂房舍中設床，床側或置屏風。如果我們為《靜夜思》設定場景，它正不妨作為選擇之一。而這樣的例子真是太多了。”[21]王運熙先生指出：對李白《靜夜思》有直接影響的，是漢代的《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和南朝的《子夜秋歌》（“仰頭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床前明月光”兩句所描寫的是：靜悄悄的秋夜，明亮的月光穿過窗子灑落在床前地面上，一片白皚皚的，簡直像是濃霜。[22]
“床”確有井欄義項，除了“新解”所引諸例之外，唐詩中也有少量詩句吟詠，例如：
卻惜銀床在井頭——李商隱《富平少侯》
井有轆轤床上轉——李賀《后園鑿井歌》
玉井金床轉轆轤——花蕊夫人《宮詞》
前有吳時井，下有五丈床——李白《洗腳亭》
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無名氏《河中石刻》
梧桐墜井床——唐彥謙《紅葉》
澄澈瀉銀床——蘇味道《詠井》
它們顯然都有一個共同點，即詩句或詩題中少不得一個“井”字，否則便不指井欄。魚玄機《酬李學士寄簟》：“唯應云扇情相似，同向銀床恨早秋。”溫庭筠《瑤瑟怨》：“冰簟銀床夢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輕。”兩詩“銀床”之“床”均非井欄，而是眠床。李嶠題名為《床》的詩，吟詠的即是眠床。這表明語言具有社會性，詞的意義是被社會所制約著的，今天我們閱讀和理解古代詩文，切不可忽略這個重要原則。漢劉熙《釋名·釋床帳》：“人所坐臥曰床。床，裝也，所以自裝載也。”裝載是床的特點，揚之水先生指出：“凡上有面板、下有足撐者，不論置物、坐人，或用來睡臥，它都可以名之曰床，比如茶床，食床，禪床。”因而放置器物的支架、基座也可稱“床”[23]：放琴的器具叫琴床，如白居易《和裴令公新成午橋莊》“瀑布濺琴床”；擱置毛筆的器具叫筆床，如岑參《山房春事》“一片山花落筆床”；刺繡時繃緊織物的架子叫繡床，如白居易《繡婦嘆》“雖憑繡床都不繡”；將井臺圍置于中的井欄，也稱作“床”。然而，正如我們不會用眠床的基本義去排斥井床、琴床、筆床、繡床、胡床或繩床，我們同樣也沒有任何理由用井床來取代眠床的基本義。顯然，唐詩中單說“床”，就是指眠床，而不指榻、井欄、胡床或繩床。白居易《詠興》“床前有新酒”之“床”指胡床，是承接上句“舟中有胡床”，正如揚之水先生所說：“如此含義眾多的‘床'中，卻不包括胡床。換句話說，唐人舉胡床，也不會獨以一個‘床'字而名之。”[24]
井欄說學者認為“正因為古代井欄都很高,故繞井欄追逐并無危險”。然而其所宣稱“考古發現的一口唐代水井井欄有1.85米高”、“河南湯陰白營發現的一口龍山文化早期的水井,木井欄高2.65米”[25]，其實是對所征引發掘報告的曲解。發掘報告原文分別是“現存井口距地表深1.85米”[26]、“井口距地表2.65米”[27]。井欄高度，目前所知最低為0.25米[28]，最高為1.20米[29]，文物學者概括道：“大體上，古代井欄高度約在半米左右。”[30]井欄固然可防人畜墜井，但半米左右的高度，不足以杜絕意外的發生。唐李元《獨異志》就把“小兒墮井”視為“橫禍”，宋袁采《袁氏世范》卷下告誡道：“人之家居，井必有干，池必有欄。深溪急流之處，峭險髙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兒狎而臨之。”因而民間禁忌小孩在河邊、溝邊、湖邊、井邊玩[31]，有學者認為“小孩子在井邊玩耍是家長們所絕對不允許”[32]，“兒童在井欄周圍嬉戲玩耍，木身就是危險的行為，父母必見而止之”[33]。
之所以釋“床”為“幾案”，是只知道“床”為寢具[34]，而不了解“床”同時也是會飲、宴飲使用的坐臥具，或者將兩者對立起來。《晉書·王羲之傳》：“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于導，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并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35]《太平廣記》卷一九三《車中女子》：“女乃升床，當局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陳以品味，饌至精潔。”《太平廣記》卷三六〇《鹽官張氏》：“有黃袍人乘輿來，上床，與張共食。”進食的處所都是床上。杜甫《少年行》：“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明了床是進食的處所，就不至于產生如下疑問而把床當作“坐凳”：“這位少年郎無論多么‘粗豪'，也不至于隨便跑到別人的睡床上坐了下來，況且酒店里除了桌凳之外，是不會安放睡床的。”[36]專用于餐飲的可稱“食床”，高啟安《唐五代敦煌飲食文化研究》[37]：“食床即用來盛放餐飲具、食物和人們圍坐進食的家具。……莫高窟盛唐113窟北壁的婚禮宴飲圖，其食床為四條腿，進食者均胡坐或一腿垂下直接坐在食床上。”《太平廣記》卷二八六《板橋三娘子》：“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于食床上，與客點心。”《太平廣記》卷四七二《汴河賈客》：“置于食床上，欲食。”再看杜甫《驅豎子摘蒼耳》“登床半生熟”，“床”上進食，則“登床”不可釋為“上桌”。郭知達注把“床”釋作“食床”，與黃庭堅把王羲之“坦腹食”的“床”稱作“飯床”一樣[38]，宋人對前代“床”的注釋或理解，反映了唐宋“床”的差異。
床與幾案，是不同的家具。“幾是古代人們坐時依憑的家具，案是古時人們進食和讀書、寫字時使用的家具。人們常把幾案相提并論，是因為幾和案在形式上難以劃出它們截然不同的界限來。幾與案的形制差別不大，只是幾的長寬之比略大些”[39]。案“因用途之不同，分為食案與書案兩種。食案是送食物的托盤，木制涂漆，長方形的有四個矮足，圓形的三個矮足。可置于席上或床上，用時陳設，用畢即撤去。書案是用于讀書和辦公的長條形矮桌，其兩端寬足向內彎成弧形”[40]。《唐語林》卷二《文學》：“有小案置御床上，有書兩卷。”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五：“二更后，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床，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詈不已，因覆硯于書上。”“乃登床”、“復升案”，可見“案”在“床”上。回頭再看“幾案”說的例證，“床”都不可釋為“幾案”：
其一，如前所述，唐代的“床”是朝會、辦公、宴飲乃至睡眠無不使用的坐臥具。杜甫詩“風床展書卷”（《水閣朝霽奉簡嚴云安》）、“散亂床上書”（《溪漲》）、王建《宮詞》“江硯宣毫各別床”，“床”上置放了書卷或筆硯。然而“床”上有枕席、可臥眠：“風床席自翻”（白居易《張常侍相訪》）、“床上無氈臥”（王維《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別床鋪枕席”（元稹《代九九》）。不能因為“床”上置放了書卷、筆硯，就取消了它的臥眠功能，彼“床”仍是此“床”。
其二，唐韓琬《御史臺記·彭先覺》：
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于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床腳盡折，而枕不動。觀者逾主人垣墻，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家君同飲，會瞑，獨持兩床降階，就月于庭。酒俎之類，略無傾泄矣。
彭祖博通“臥”而有“枕”的“床”，就是下文“獨持兩床降階”的“床”。否定這一點，就違背了語言的社會性。況且把后者釋為“擺放日常餐飲的用具”即食案，那么彭祖博的力氣比“舉案齊眉”的梁鴻妻子孟光[41]大不了多少，壓根兒談不上“膂力絕倫”。“膂力絕倫”的彭祖博可以“獨持兩床降階”，而常人充其量雙手僅可舉一床，《太平廣記》卷一二五《唐紹》：“犬周章卻伏床下，……遂舉床，以剪刀刺犬。”《資治通鑒》卷一六六：“（齊文宣）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舉床，墜太后于地，頗有所傷。”
其三，唐杜光庭《虬髯客傳》全文是：
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床，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發長委地，立梳床前，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甚。”靖出市買胡餅。客抽匕首，切肉共食。
旅舍所設之“床”，張氏“立梳床前”，虬髯客“取枕欹臥”，可見此“床”有枕頭可躺臥，這就排除了幾案的可能。
其四，杜甫《驅豎子摘蒼耳》：“登床半生熟，下箸還小益。”杜甫《斗雞》：“斗雞初賜錦，舞馬既登床。”兩“登床”為一床。《舊唐書·音樂志一》：“內閑廄引蹀馬三十匹，為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抃轉如飛。”安設三層板床，乘馬登床后可在上面旋轉如飛[42]，可見“舞馬登床”是紀實[43]。
再說“床”能不能繞。文物學者指出：“從殷周歷經秦漢魏晉乃至隋唐，低矮的床一直是人們坐臥寢處都離不開的多功能家具，同時也是室內陳放的最主要家具。一些別的家具，多是圍繞著床而陳設的，例如屏扆安放在床的側后，書寫或進食的幾案放置床前，可供伏倚的憑幾擺在床上，‘承塵'懸掛在床頂上方，等等。”[44]明瞭這一點，就不會質疑“繞床”。從唐詩中不難看出，床是幼兒學步的憑借，也是孩童嬉戲的場所。元稹《哭女樊四十韻》：“騎竹癡猶子，牽牛小外甥。……涴紙傷余畫，扶床念試行。”白居易《重傷小女子》：“學人言語憑床行，嫩似花房脆似瓊。”又《贈內子》：“寒衣補燈下，小女戲床頭。”元稹《六年春遣懷》：“婢仆曬君余服用，嬌癡稚女繞床行。”“嬌癡稚女”既然可以“繞床行”，《長干行》詩中“發初覆額”與“騎竹馬”的男女兒童“繞床弄青梅”，又何足怪？如果說“嬌癡稚女繞床行”“并未表明要繞床一圈，幼兒學步扶著床來回移動，也可以說‘繞床'”[45]，那么下述例證完全“有著明顯的環繞著‘床'奔跑追逐的動作”[46]：《太平廣記》卷三三六《李氏》：“上都來庭里婦人李氏者，晝坐家堂。忽見其夫亡娣，身衣白服，戴布幞巾，逕來逐己。李氏繞床避走，追逐不止，乃出門絕騁。”《太平廣記》卷三四八《沈恭禮》：“堂前臥，忽有人繞床數匝。”
床也是下棋、博戲的場所，《舊唐書·后妃上》：“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床，與后雙陸。”《新唐書·后妃上》：“至是與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典籌。”“樗蒲”（摴蒱）在床上進行，唐薛能《并州》詩：“庭前蛺蝶春方好，床上樗蒲宿未收。”“樗蒲”有些類似于擲色子（骰子）。“色子（骰子）”是用骨頭、木頭等制成的立體小方塊，六面分刻一、二、三、四、五、六點；“樗蒲”則如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六《投五木瓊橩玖骰》所述：
古惟斫木為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五子之形，兩頭尖鋭，中間平廣，狀似今之杏仁。惟其尖鋭，故可轉躍；惟其平廣，故可以鏤采也。凡一子悉為兩面，其一面涂黑，黑之上畫牛犢以為之章。犢者，牛子也；一面涂白，白之上即畫雉。雉者，野雞也。凡投子者，五皆現黑，則其名盧。盧者，黑也，言五子皆黑也。五黑皆現，則五犢隨現，從可知矣，此在摴蒱為最高之采。挼木為擲，往往叱喝，使致其極，故亦名呼盧也。其次五子四黑而一白，則是四犢一雉，則其采名雉，用以比盧降一等矣。
《晉書·劉毅傳》：
于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馀人并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后。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
五子四黑一白者為雉，是次勝采。劉毅擲得雉，十分高興，不停地“繞床”行走。《宋書·鄭鮮之傳》：
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于毅，毅甚恨焉。……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于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于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說，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禮。
一擲五子皆黑者為盧，為最勝采。脫鞋上床，鄭鮮之此時興奮得赤腳（徒跣）下地，“繞床大叫”，顯然不是“博徒圍繞著矮小的桌子，且行且喝”。唐詩中的“繞床”，往往描述樗蒲者的行為，用的就是上述典故。例如李白《猛虎行》：“有時六博快壯心，繞床三匝呼一擲。”李商隱《代應》：“關西狂小吏，惟喝繞床盧。”趙嘏《贈薛勛下第》：“一擲雖然未得盧，驚人不用繞床呼。”鄭嵎《津陽門詩》：“繞床呼盧恣樗博，張燈達晝相謾欺。”
“新解”似乎不明“詩家語”，過于拘泥。正如詩人流沙河所批評：“見有霜字，便斷定為冬夜，說天寒關窗睡，又無玻璃，不可能有月光照亮床前。此為福爾摩斯說詩，逗笑可也。”[47]詩要求精練，敘述不妨跳躍。《長干行》“門前”與“床”本不同所，“新解”不知鏡頭切換之妙，以致產生“門前”不能擺臥床的疑問。“疑是地上霜”是說月色濃重，猶如秋霜，是一種夸張性的比喻[48]，或者理解為詩人在特定環境中一剎那間所產生的錯覺，真好像是地上鋪了一層白皚皚的濃霜[49]，因而質疑“在臥床上是看不見地上霜的”就顯得幼稚。一說“床”是眠床，就非得讓詩人一直“睡在床上”“頭靠著枕”不可，就只能“開眼”“閉眼”不許“舉頭”“低頭”。“新解”說：“我們不妨可以這樣設想，時當三秋，游子寓于逆旅，夜深人靜，游子佇立于井欄之側，井欄前月光似水，清輝滿地……。”不乏想象力。既然如此，又怎能排除詩人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夢初回的可能[50]，怎能排除詩人“夜半獨眠覺”之后“夜半起端坐”或“攬衣中夜起”[51]的可能呢？誠然，如果詩人已上床，頭平臥枕上，何來下兩句舉頭、低頭的動作呢？可見夜深了，詩人尚未睡，他舉頭賞玩皎潔的秋月，不久即低頭沉思，墜入想念故鄉的愁緒中[52]。但不至于據此推知當時詩人應該是坐著，從而得出“床”是凳的結論[53]；有人為了說明“舉頭”“低頭”的順理成章，考證出“床”就是幾，斜靠著身子也可以睡覺[54]，可謂削足適履，都迂腐得可愛[55]。
清人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凡作井欄解的“床”字都一一注明，凡作眠床解的“床”字如“床前明月光”概不加注；歷代學者對“床前明月光”之“床”也從無異議。可是當代卻“新解”涌現，這表明今人對唐代“床”的功能和用例都很不了解，以致誤釋。[56]
注釋：
[1]《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2]《后漢書·朱孚傳》：“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慚而還。”
[3]黃侃先生指出：“近人治學之病有三：一曰郢書燕說之病，一曰遼東白豕之病，一曰妄談火浣之病。”（《黃先生語錄》，《蘄春黃氏文存》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量守廬學記續編——黃侃的生平和學術》，三聯書店2006年）
[4]《中學課本文言文注釋商榷》，《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0年第6期，收入《未輟集——許嘉璐古代漢語論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06頁。
[5]《中學課本文言文注釋商榷（續）——簡論注釋學的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收入《未輟集——許嘉璐古代漢語論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26—527頁。
[6]晏炎吾《從“床前明月光”說“床”》，《字詞天地》1984年第3期。程瑞君《唐詩名篇詞語新解五則》（《北京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釋為“榻”、“胡床”一類的坐具，魯梁《“床前明月光”的“床”還是解釋為“睡床”為好》（《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反駁其說。
[7]馬未都《〈靜夜思〉新解》，《中華讀書報》2008年3月19日（胥洪泉《〈靜夜思〉中的“床”不是“馬扎”》劉麟《李白詩中的“床”——兼與馬未都先生商榷》反駁其說，見《中華讀書報》2008年4月30日、6月18日）；馬天祥《〈“床”字釋解〉糾謬》，《華夏文化》1998年第3期；楊森《敦煌家具研究》認為“是胡床的一種變體”，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42頁。
[8]曾維華《李白〈靜夜思〉中的“床”》，《社會科學報》2003年9月18日。
[9]王曉祥《“床前明月光”新解》，《浙江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王曉祥《“床前明月光”新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老丹《“床前明月光”的“床”》轉述郭沫若說，《編輯之友》1994年第5期；羊玉祥《話說古詩中的“床”》，《文史雜志》1995年第4期（羊玉祥《古詩文鑒賞方法21講·第六講考析字句與弄清文意》，巴蜀書社2002年）；張天健《唐詩答疑錄》第一編《李白〈靜夜思〉“床前明月光”之疑》，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年；楊向奎《“床前明月光”之“床”的意象體系闡釋》，《伊犁教育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施慶利《“床前明月光”的“床”字義辨》，《漢字文化》2006年第4期；楊光治《古詩文誤讀何其多》，《羊城晚報》2007年4月5日（寧源聲《也說“床前明月光”的“床”及其他》反駁其說，《中華讀書報》2007年11月14日）。
[10]朱鑒珉《床·井欄·轆轤架》，《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樊維綱《釋“床”——兼說“床前明月光”、“繞床弄青梅”》（《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反駁其說。
[11]樊維綱《釋“床”——兼說“床前明月光”、“繞床弄青梅”》，《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
[12]趙蕾《李白詩“繞床弄青梅”之“床”字新解》，《古典文學知識》2006年第1期。
[13]李宗山《中國家具史圖說》159、32頁，湖北美術出版社2001年。
[14]《資治通鑒》卷六十三胡三省注。
[15]陳增弼《漢、魏、晉獨坐式小榻初論》，《文物》1979年第9期。
[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42頁、圖版三〇，文物出版社1986年。
[17]夏桂蘇、賈南強《漫說古代的床》，《文史知識》1991年第2期。
[18]李宗山《中國家具史圖說》162、172頁，湖北美術出版社2001年。
[19]李宗山《中國家具史圖說》240頁，湖北美術出版社2001年。
[20]楊泓《床的變遷》，《中國文物報》1999年11月30日。
[21]《說胡床與交椅兼及唐代的床前月色》，《北京日報》2008年2月15日。
[22]《談李白〈靜夜思〉》，載《望海樓筆記》，東方出版社1999年。
[23]《說胡床與交椅兼及唐代的床前月色》，《北京日報》2008年2月15日；樊維綱《釋“床”——兼說“床前明月光”、“繞床弄青梅”》引《中華大字典》：“凡安置器物者，多名曰床。如筆床、琴床、茶床、印床。”（《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
[24]揚之水《說胡床與交椅兼及唐代的床前月色》。馬未都先生所舉白居易《詠興》“床前有新酒”之“床”指胡床，是承接上句“舟中有胡床”。關于“胡床”，參看：楊泓《胡床》，《文物叢談》，文物出版社1991年（又《逝去的風韻——楊泓談文物》，中華書局2007年）；曾維華《論胡床及其對中原地區的影響》，《學術月刊》2002年第7期。
[25]宣炳善《李白〈靜夜思〉的民俗學闡釋——兼論樂府傳播的民俗機制》，《民間文學論壇》1998年第2期。
[26]趙強《略述隋唐長安城發現的井》，《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6期。
[27]安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河南湯陰白營龍山文化遺址》，《考古》1980年第3期。
[28]百度百科“后埠古村”。
[29]王國俊、龔雪《街巷盡頭有個尋找古井欄的人》，《金陵晚報》2005年5月31日。
[30]朱啟新《說井床》，《文物物語》，中華書局2006年。
[31]任騁《中國民間禁忌》25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32]樊維綱《釋“床”——兼說“床前明月光”、“繞床弄青梅”》，《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
[33]趙蕾《李白詩“繞床弄青梅”之“床”字新解》，《古典文學知識》2006年第1期。
[34]《太平御覽》卷八四九引《燕丹子》：“太子常與荊軻同案而食，同床而寢。”
[35]《太平御覽》卷三七一引《世說》作“在東床坦腹而食”，卷四四四引《世說》作“在東床上坦腹食”。宋孔平仲《珩璜新論》：“東床坦腹，人謂之睡。按《羲之傳》乃食也。”
[36]羊玉祥《話說古詩中的“床”》，《文史雜志》1995年第4期；羊玉祥《古詩文鑒賞方法21講·第六講考析字句與弄清文意》，巴蜀書社2002年。
[37]民族出版社2004年，230、235頁。
[38]《博士王揚休輾密云龍同事十三人飲之戲作》：“王郎坦腹飯床東，太官分物來婦翁。”
[39]胡德生《中國古代家具》16—18頁，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
[40]楊泓《家具演變和生活習俗》，《文物叢談》，文物出版社1991年；《逝去的風韻——楊泓談文物》，中華書局2007年。
[41]《后漢書·梁鴻傳》：“每歸，妻為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42]楊泓《馬舞與舞馬》，《逝去的風韻——楊泓談文物》，中華書局2007年。
[43]明楊慎《丹鉛余錄》卷十五：“觀此說，則杜詩‘登床'之語蓋紀實也。”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登床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于下也。”“舞馬既登床”一作“舞馬解登床”，則“登床”者是馬。
[44]楊泓《帳和帳構》，《文物叢談》，文物出版社1991年；《逝去的風韻——楊泓談文物》，中華書局2007年。
[45]趙蕾《李白詩“繞床弄青梅”之“床”字新解》，《古典文學知識》2006年第1期。
[46]趙蕾《李白詩“繞床弄青梅”之“床”字新解》，《古典文學知識》2006年第1期。
[47]流沙河《蛀蟲微語·誤看月如霜》，《重慶晚報》2002年7月5日。
[48]王運熙《談李白〈靜夜思〉》，載《望海樓筆記》，東方出版社1999年。
[49]馬茂元賞析文，《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249頁。流沙河《蛀蟲微語·誤看月如霜》：“異鄉游子，夜深半醒，朦朧迷離，判斷不清，誤認床前月光為地上霜，亦未想過夏秋之夜絕不可能有霜。……如果他到室外井旁站著，頭腦清醒，卻疑月光是霜，那就讓人讀不懂了。”（《重慶晚報》2002年7月5日）。
[50]馬茂元先生賞析文，《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249頁。
[51]三句分別見白居易《北亭獨宿》《冬夜》、柳宗元《感遇》。
[52]王運熙《談李白〈靜夜思〉》，載《望海樓筆記》，東方出版社1999年。
[53]劉國成《“床”字小議》，《語文月刊》1984年第11期；阿房《“床”字試解》，《西安晚報》1996年8月13日。
[54]喬松《李白〈靜夜思〉中的“床”字》，《語文月刊》1985年第3期。
[55]流沙河《蛀蟲微語·誤看月如霜》，《重慶晚報》2002年7月5日。
[56]筆者十年前曾撰文批評“新解”（見顏春峰、汪少華《論“床前明月光”的“床”》，《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第4期），不料十年來“新解”變本加厲，同時未見到臺灣、香港地區同類“新解”。假如“新解”僅見于大陸，那就可憂可悲了。故好為人師，再做進一步闡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