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科舉 元代 士人 胥吏 地域社會 士大夫政治 唐宋變革論 宋元變革論
緒言
距離1905年這個科舉被徹底廢除的年分大約600年前，經歷了極盛之后的科舉曾被一度取消。說是一度，是因為后來又被恢復。但從取消到恢復，這中間，北方間隔了近80年，南方也間隔了有近40年。幾十年的時間，對于節奏變化很快的現代人來說，也許并不算很長，20世紀似乎也就是一瞬間就過去了，以致于人們還不習慣把它當作歷史。但在節奏緩慢的傳統社會，幾十年則是一個很長的時段，它包含了好幾代人的記憶。在科舉被廢除整整100年后，很多人都把視點聚焦在1905年，探討科舉的廢除給讀書人帶來的沖擊，給社會帶來的變化，以及思索科舉的利弊，并且考察這一制度的本身。而我則想把景深擴大，把鏡頭延伸，投向600年前的元代。試圖通過考察歷史上科舉被廢止的時代，而為人們考察1905，提供一個參照系。在千年科舉的歷史上，除了走向終點的1905年和明初一度廢除之外，元代是唯一的實質上長時間廢止過科舉的時代。除此之外，科舉在蒙古人的政權被廢止，和后來在滿洲人政權被廢除，也是兩者在表層上的相似。不止是表層，科舉被廢止后，對士人的沖擊，對士人的職業取向，對社會的影響，在這些深層面上，也有其類似之處。在這里，我無意對兩者進行簡單的類比，只是想考察一下在元代科舉興廢的事實以及士人動向、社會變化，并闡述一下我所一直思考的與此相關的元代在中國歷史上位置問題。倉促成文，至祈教正。
一、科舉在元代的興廢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效仿中原王朝，建元“中統”。爾后，又于1271年，取《易經》中“大哉乾元”中的“元”字，改國號為“大元”。學界一般認為，元朝由此建立，而其前身，成吉思汗于1206年所建立的則為蒙古。然而，我們敘述科舉在元代的興廢，則需要追溯到1260年以前。由于科舉是中原以漢族為中心的王朝所實行的“公務員”選拔制度，所以這里又涉及到一個非漢族政權的漢化問題。
非漢族政權入主中原之前的漢化程度，往往被研究者估計不足，包括清朝入關之前的狀況。這里清朝姑且不論。簡單看一下蒙古的狀況。1126年的“靖康之變”，把宋朝一分為二。女真人的金朝占據了北部中國，趙氏后人只保住了南部的半壁江山。入居中原后的女真人迅速漢化，以致于后來的蒙古人在劃分時，將原來金朝治下的臣民歸入“漢人”，以此來區別滅南宋后的編戶“南人”。
在成吉思汗之前，未統一的蒙古各個部落，大多臣屬于金朝，每年向金朝納貢。無論是金人的《大金國志》，還是宋人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兩朝綱目備要》，都有成為成吉思汗之前的鐵木真的入貢記錄。受漢化程度很深的女真人影響，蒙古人也逐步走向漢化。包括上述在內的不少史書，都記載了早在1147年蒙古的一個部落首領，效仿中原王朝，建元“天興”，自稱“祖元皇帝”之事。這件事本身雖然還有待于認真考證，但蒙古有著這樣的漢化進程則是毫無疑義的。因而蒙古王朝和后來的元朝效法中原王朝的種種施策，也是極為自然的。
與科舉直接有關，在元朝成立之前，窩闊臺汗在位的1238年，在滅金后急需各級地方管理人材的背景下，采納契丹出身的謀臣耶律楚材的建議，舉行了“戊戌選試”。這雖然是一次臨時應急的權宜之舉，但卻是仿照科舉考試來進行的。“ 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 ”[1]。據《元史》卷81《選舉志》所記，中選者 “皆一時名士”[2]。又據《元史》卷2《太宗 紀 》的記載，這次“戊戌選試”的中選者，被任命為“本貫議事官” [3]。不過，像這樣的選試，由于在蒙古貴族集團中遭到反對，即所謂的“當世或以 為 非便，事 復 中止 ” [4]，因此，在此后將近80年沒再進行 [5]。這中間，在1276年元朝攻占了南宋的都城臨安，繼而在1279年的廣東海上的崖山一役，將南宋徹底滅亡。 在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之時，在漢人宰相史天澤、翰林學士承旨王 鶚 等漢族官僚的推動下，以“戊戌選試”為先例，曾試圖恢復科舉。甚至后來漢族官僚許衡，都具體制訂了“ 罷詩賦，重 經 學”的學校科舉條制，但最終也未能實現。全國統一后的元朝，許多制度都沿襲了宋朝，但科舉制度卻遲遲沒有恢復，事實上被廢止了。
74年后的延祐二年(1315)，在科舉史上是一個值得特別寫上一筆的一年。這一年，元朝終于恢復了議論屢興屢息的科舉。皇慶二年(1313)十一月，深受漢族文化影響的元仁宗，批準了中書省的請求，下詔曰: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征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 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具合行事宜于后:
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官司于諸色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結罪保舉，以禮敦遣，資[貢]諸路府。其或徇私濫舉，并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
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 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 賦詔誥 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 場 策一道，經 史 時務 內出 題，不矜浮藻，惟 務 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愿 試漢 人、南人科目，中 選 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 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 賜進 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兩榜并同。所在官司 遲誤開試 日期，監 察御史、 肅 政廉 訪 司 糾彈 治罪。
流官子孫蔭敘，并依舊制，愿試中選者，優升一等。在官未入流品，愿試者聽。若中選之人，已有九品以上資級，比附一高，加一等注授；若無品級，止依試例從優銓注。鄉試處所，并其余條目，命中書省議 行。於戲！經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咨爾多方，體予至意。[16]
我在這里之所以不避繁冗引述詔書的全文，是因為主要摘錄自中書省上奏的科舉條制的詔書，對于考試的方式、考試的內容和應試者的民族構成等，都規定得極為具體，可以說是一篇考察元代科舉制度的重要文獻。詔書所規定的元朝科舉，不僅是以程朱理學為主要考試內容這一點，就連三級考試名稱的鄉試、會試、殿試，也為明清兩朝的科舉考試所繼承。根據這一詔書的宗旨，元朝的科舉形成前代所無的特色。諸如以朱熹的《四書集注》作為考試定本，以及考試合并為進士試，不復分科等等。
在延祐二年始開科舉之后，盡管受政局不安的波及，小有停廢，但總的來說，還是堅持下去了。特別是元惠宗[7]時期，領銜修遼、宋、金三史的宰相脫脫，通過政變從伯顏手里奪得權力之后，“至正更化”迎來了元朝最后回光返照似的安定，科舉也得以順利進行。從延祐二年開始，直至元末，共進行了16次科舉考試，產生進士1139人[8]。
不過，盡管在延祐二年恢復了停廢幾十年的科舉考試，但無論是對社會環境所產生的影響，還是對政權結構所發生的作用，上不逮唐宋，下不及明清。說句極端的話，元代的科舉只是聊勝于無，或者說幾等于無而已。以效果論，我認為元代科舉盡管為元王朝制造了數量很少身居高位的精英，但從廣泛的社會面來看，在當時所起的政治作用甚微。前面提到，元朝總共16科，取士僅1139人，而據《元典章》所記當時元朝的官員數則為26690人。兩相對照，從科舉出身的官員在全體官員中所占的比例，也可以看出科舉在整個政治系統中的地位。可以說元代的官僚再生產，主要依賴的并不是科舉。 元末明初的葉子奇在《草木子》卷4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一事實，并且發問：“仕途自木華華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腳出身分任省臺外，其余多是吏員。至于科目取士止是萬分之一耳，殆不過粉藻太平之具，世猶曰無益直可廢也。豈時運使然耶，何唐宋不侔之甚也?”[9]然而，科舉的停廢與重開后的作用甚微這樣一種客觀現實，卻對元代讀書人的走向和元代以及元代以后的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停廢科舉后的士人取向
江山易手，社稷鼎革，漢人的統治變成了蒙古人、色目人以及附和他們的漢人的聯合執政。科舉這個官僚再生產的工具，平世也好，亂世也罷，漢族的血統不那么純粹的隋唐也好，純粹的趙宋也罷，從它出現的那一天起，就沒有被廢止過。所以，因易代而耽誤了前程的士子在一直等待著，等到了白頭的士子又輔導著子孫，期待著有一天科舉的重開，來實現千千萬萬個士人的同一個夢。
在依舊存在著士(族)庶(族)之爭的唐代，科舉及第后的“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踏遍長安花[10]”，抒發的僅僅是個人的喜悅與暢快。到了宋代，隨著宋太宗朝擴大科舉，至宋真宗朝已實現了士大夫政治，科舉官僚雖說是所占比例不大，但大多位居顯要。“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11]”，于是，科舉及第，金榜題名成了一個社會的向往。開蒙教材《神童詩》在第一首就堂堂宣稱“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12]。宋真宗也寫詩說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13]。經由科舉而成為高官榮歸故里的范仲淹，在勸諭鄉人的詩中寫道: “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14]孔子的“學而優則仕”，說的是“學而優應仕”的主觀愿望，而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則提供了以前所不具備的“學而優能仕”的政治保障與社會基礎[15]。“取士不問家世”[16]的宋代科舉制度，打破了過去“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貴族官位壟斷，在機會均等的競爭機制之下，寒窗苦讀的盡頭有一個光明的希望。
固然，平等是相對的，科舉考試的長期準備需要大量的財力，甚至是一個家族的投資，無力問津此途的學子自然不少。但也的確有不少貧家子脫穎而出，一躍龍門的。比如，讀書期間連飲食都難以為濟的范仲淹，及第前窘迫到要刮下劍鞘上的飾銀來過節的宋庠、宋祁兄弟。后來，他們都位至卿相。
讀書做官，對于士人來說并不僅僅是治國平天下的價值實現，更多的還是改變個人與家庭處境的現實考慮。士大夫政治主導的優禮政策，首先是對后者的滿足。還是范仲淹的例子，當他及第后，還是大理寺丞這樣的正八品小官時，據他自己講，一年的俸祿已相當于兩千畝土地的收入了[17]。這對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是多大的誘惑!僅從這一點就可以理解屢敗屢試的范進式的舉子那份鍥而不舍的執著了。
在宋代，習舉業是許多士人的必由之路，讀書做官的觀念已溶進血液，殖入遺傳。一個社會的夢想，并不因王朝更替而消失，因為從科舉創立就沒有過中斷的先例。
然而，蒙古人建立的王朝粉碎了幾代人的執著，讓一個社會失望，從而轉向變形。元朝大約一半時期的廢止科舉，肯定對士人的沖擊是巨大的。然而記錄這種精神沖擊的心態史資料并不多，更多的是科舉廢止后，經歷了萬般無奈之后的士人的興趣變化與職業轉向之事實。就是說，只是記錄了結果。
元人揭傒斯在《富州重修學記》中寫道:“時科舉廢十有五年矣，士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里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為政。不數月，境內大治。”[8]這里，把“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的社會風氣與治安惡化均歸咎于廢科舉的結果，又把“境內大治”歸功于“修孔子廟，建小學”，都是夸大其辭。這種夸大其辭，正折射了士人對科舉的期待。而這里所說出的實況，只有“士失其業”。近世的14世紀，固然與已跨入近代的20世紀有極大的不同，但觀察元代科舉廢止后士人的職業轉向與興趣變化之事實，實在是一種相似形的比較與參照。
我們先來看一看《元史·選舉志》中的一段記載。這是謀求重開科舉的翰林學士承旨王 鶚 等人在至元四年(1267)對元代科舉廢止后 的士人狀況所作的概括性的描述:
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
《元史·選舉志》對在科舉被廢止的時代里士人的職業取向做了如上的概括。從這一概括看，一部分士人依然利用自己的知識優勢，在各級政府機構中做了下層的職業官吏，即所謂的“胥吏”。一部分士人則也沒完全脫離文墨，做了官僚的幕僚。正如由宋入元的林景熙所說，“科舉廢，士媒青云，猶假所業以自見”[19]。而另一部分士人則與其自幼所習基本脫離，學了一門糊口的本事，做了手工業匠人，還有一部分士人則做了歷來被列為四民之末的商賈。以上就是《元史·選舉志》所記述的士人職業轉化。那么，這一記述是否準確呢?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史料佐證，并藉以觀察士人在廢科舉后的狀態。我們的考察依照《元史·選舉志》所述順序來展開。
元人唐元《筠軒集》卷12《唐處士墓志銘》載:“公年益茂，忍貧苦學，授徒村塾，生計蕭然。或曰，吏術，時尚也。君舍方冊而從刀筆可乎。自是，始探討科條，舉口成誦。縣有大獄疑讞，資君勘治。然持心寬厚，不忍深刻，志竟不干祿公家，故貧。[20]”從這一記載看，唐處士這個士人，在科舉廢止的時代，大約是金榜題名之夢未泯，最初仍有一種堅持，“忍貧苦學”，并以教授村塾的學童為生。最后終因生計難濟，也順乎當時的潮流，做了刀筆吏。不過，“不干祿公家”那份書生的清高，讓他依然貧困。由這條史料還可以看出，士人“舍方冊而從刀筆”，以“吏術”為業，已成為眾所趨之的“時尚”。
還有一例，記述的情形也很類似。元人危素寫于至元四年(1338)的《送陳子嘉序》記載:“大梁陳君子嘉，工舉子業，使群進于有司，可得高第。既而科廢，學官薦為六安府史。陳君曰，古之圣且賢者，蓋有為委吏者焉，有為乘田者焉，有為抱關伶官者焉。府史，與上官謀議政事者，隨其所得為而致其力學者之事也。乃來江寧省其親而后去。”[21]同樣是做胥吏，這個陳子嘉要比前面的唐處士豁達一些，在作了一番平衡自己心理的說詞之后，也就放棄了自己的堅持，心安理得地去當胥吏了。
元人徐明善《芳谷集》巻下《冷東齋義役規約》就說:“科舉廢矣，珥筆可也。學校具文矣，衙前可也。”就是說，沒有了科舉，也就無需習文了，學校名存實亡，就可以去做衙前之類的胥吏了。元人程文海在《雪樓集》卷十一《閩縣學記》中也指出了當時士人的狀況:“科舉廢，后生無所事聰明，日以放恣，詩書而刀筆，衣冠而皂隸。小有材者溺愈深，居近利者壞愈速。”[22]詩書與刀筆，盡管都是舞文弄墨，但卻不可同日而語。詩書是圣賢書，只有士大夫與向成為士大夫方向努力的士人才有資格翻弄，而刀筆吏所接觸的文書，不過是日常公文或書啟訟狀，為士人所不齒。而衣冠就是由裝束而形成的貴族或讀書人的代名詞，身著衣冠與身著黑衣吏服，社會地位歷來也是天懸地隔。但時代變了，沒有了機會均等的競爭，士人為了生計，也只好平身低頭，從事過去不屑為而現在又不得不為的賤吏職業。
以上是科舉停廢后士人選擇胥吏職業的狀況。這當是當時士人所從事的最普遍的職業。至于做官僚的幕僚，也與做胥吏的情形相近，不過是想尋求一條更為快捷的進身之路。
古代的選官制度，在科舉出現之前，就是漢魏兩晉南北朝的鄉薦察舉。元朝停廢科舉，補充官吏只剩下薦舉一途。在發達的商品經濟已使人們變得不那么單純的時日，薦舉無疑大開奔競之門。同樣是由宋入元的劉辰翁指出，“邸都門仆承受，坐而得要津”，“鄉里小兒起白身，徒步如蠅附驥”。最后他抨擊說，“科舉廢而瓦缶鳴，官簿非而狗尾續也”[23]。
在只此薦舉一途中，胥吏可謂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占盡先機。而元朝政府也極為重視維持其末端統治與進行實際行政運作的胥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84在史部政書類存目介紹元人編的《官民準用》時寫道:“元初罷科舉而用掾吏，故官制之下次以吏員。”四庫館臣的理解沒有錯，龐大的胥吏階層，就是元朝官僚的后備軍。而胥吏的來源，絕大多數則是曾習舉業夢想金榜題名的士人。關于這一點，我在下一章還會述及。
擁有文化知識的士人轉向職業行政人員的胥吏，可以說是最為便捷的一條路。所以入元以后，在科舉停廢的時代，從事吏職，進而企望由吏入官，則是多數士人的選擇。在上述王鶚等人在至元四年建議恢復科舉的十多年后，丞相火魯火孫與留夢炎等人再次上奏建議恢復科舉時也說：“中書省臣奏，皆以為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24]由此可見，十多年間一直沒有改變的“由刀筆吏得官”，當是元代士人的主要出路。
除了因時而變做胥吏藉以謀生藉以進身之外，《元史·選舉志》所說的“作技巧 販鬻以為工匠商賈”也沒有錯。元人揭傒斯也曾指出過“自科舉廢，而天下學士大夫之子弟，不為農則為工為商”[25]這樣的事實。雖然《元史》這樣記，元人這樣說，但士人行商坐販力耕苦作的史料是少之又少，倒是發現幾條士人轉而行醫的史料。雖說在傳統觀念中，醫亦小道無足觀，但醫關涉民生疾苦病痛，在民眾中地位高，并且有大丈夫不為良相，即為良醫之說。所以，士人向郎中轉型，甚至沒有向胥吏轉型那樣痛苦。同是 揭 傒斯，記載一個士人從醫的經歷:
安成有士而隱于醫者曰奔氏，諱清甫，生宋寶祐間。九歲而孤，即強學自愛，視取高科，都美官如指掌。積勤十二年，而國亡科舉廢，又連遭大喪，征徭風火，巨室瓦解。乃盡棄其田疇，取神農黃帝之書，日夜讀之，心通理解，天授神設，以之察脈視疾，論生死虛實寒熱，雖世業鮮能過之。四方無貴賤富貧，求者如歸市，遂以名醫聞。[26]
這是一個十多年勤學苦讀，一心想登高第做美官的優秀士子。但元朝遲遲不開科舉，無情地打碎了他的長夢，無奈轉而學醫，居然竟成為了名醫。還見到一個士人改學醫術的例子:
里人嚴存性，年少而力學，博涉經史，旁及醫藥百家之言。方將以儒術取進士第，以是用于世，而科舉廢矣。于是益取醫家之書而讀之，求盡其術，以游四方，而行其志焉[27]。
放棄舉業改學醫術都有如許之多的無奈與苦辛，要是從事其他職業，對士人的心理沖擊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如果家無余貲，一無所能，又高不成低不就，那么這樣的士人境遇就很慘了。而在那個時代里，的確有這樣的士人，就像清末只會遛鳥當票友的沒落旗人。這樣的士人，被元人劉岳申稱為不擇術與不知命都碰到一起的“棄民”[28]。
以上考察的是在元朝停廢科舉后的士人職業轉向。這種轉向主要是出自生計考慮。如果是家有余貲生活無憂的士人，或者是像前面所述的唐處士最初那樣，能夠忍饑耐苦，保持一份堅持的士人呢?科舉停廢后，給他們的心態與興趣以及價值取向帶來了什么樣的變化呢?
科舉就像有人形容民主一樣，是一種不是最好的制度，但當人類的智慧還沒有設計出更好的制度之前，只能是使用它，并且完善它。科舉通過競爭來獲取官位，相對公平，相對平等，無疑是比貴族世襲進步得多。由于考試是科舉唯一的形式，而考試成績又是科舉唯一的客觀標準，所以為了維護科舉的公正性不受侵害，科舉考試不僅逐漸制訂了嚴密的防止舞弊的規定[29]，而且也對考試的內容做了嚴格的規定。比如出題的范圍、答題的方式等。就是說，這些規定是設計了一種規范的最優的程式。只要嚴格遵循這種規范的程式來準備和應考答題，就會入圍中選。比如嚴格依照官方規定的《禮部韻略》的韻書來作詩，按照八股文的程式來作文，按照官方指定的標準的經書注釋來解經等。本來這是最優的范式，最初的一些人這樣做了，讓人覺得很精彩，于是就形成了范式，進而硬性規定，使得答題都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不僅失去了個性，也嚴重地束縛了士人的精神創造。盡管可以理解，這種方式就像今天的機讀判卷一樣，必須合式，是屬于管理者所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但科舉為人所詬病的，正在于走向八股文那樣的極端程式化。
當然，有了一個格式，一個規定的范式，舉子可以像答填空題一樣，依照范式死記硬背。于是市場上大量的時文、程文之類的應試參考書便應運而生了。舉一個南宋的例子。生長在北方的有名的文人辛棄疾，從金國脫出，回到南宋。當他回到南宋時，看到士人都對科舉趨之若騖，他說，這有什么難的，我花上三百銅錢，在市場上買本時文，照著復習，就能考上。他果真這樣做了，也果真考上了。宋孝宗見到及第后的辛棄疾，打趣他說，你就是用三百個銅錢來換我的官爵的那個人吧[30]。當時這種時文倒也真是幫了應舉士人的大忙。手里有沒有時文，復習的效果以及考試的結果大不一樣。所以說辛棄疾的三百銅錢并不白花。宋人趙性之的《中興遺史》載:“ 姚岳，字崧卿，京兆人。陜西陷沒，岳避地入蜀。途中得進士舉業時文一冊。讀之曰，我平日習舉業，實不及此，遂珍藏之。”[31]后來，這個姚岳有了這本時文，居然考了個第一名。
可以說，元代科舉的一時廢止，對士人來說，在失望之余，不啻是一種解脫或解放。士人可以不必身為形役，顧慮與科舉考試是否合范，自由地研究學問，自由地吟詩作文，總之可以去做自己喜歡的事。這些，并不是筆者想當然式的主觀臆測，是有著大量的事實依據的。我們先來看一下自由研究學問的事例。陳櫟是元代有名的理學家，《元史》在卷189《儒學傳》中為他立了傳。其中寫道 :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于圣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于圣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闕。于是朱熹之說大明于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于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
人們大多看到的是金榜題名時的榮耀，而從陳櫟的傳記中我們可以品嘗出走向榮耀的艱辛之旅。像今天人們教孩子背唐詩、念英語一樣，陳櫟三歲就要背他無法理解的《孝經》、《論語》，五歲就入村塾，讀經史，七歲就把方向明確地確定在進士業進行苦讀。陳櫟絕不是特殊的例子，應當說在科舉的時代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到十五歲的苦讀過程中，陳櫟一定對習舉業產生過厭煩甚至是憎惡的感慨。傳記說他 科舉廢，慨然發憤，當不只是對科舉廢止的失望，多年的努力付諸東流，還包括了對習舉業的情緒。當陳櫟沒有了對科舉的期待，就可以放開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累累碩果，使陳櫟成為元代名儒。
還有士人邱葵，《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23在經部禮類存目介紹他的《周禮補亡》時寫道:“宋末，科舉廢，葵杜門勵門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四書日講》、《周禮補亡》。”取得了不亞于陳櫟的成就。
雖然沒有獲得陳櫟和邱葵那樣的成就與名聲，在擺脫了科舉的枷鎖后，究心經史的士人相當不少。有個叫王天與的士人，寫了一部《尚書纂傳》，他的朋友崔君舉在后序中寫道:“科舉廢亦久矣，士無系累，蕩然失其所挾。向時號為舉子進士，今試使口誦本經不能以句。此宜浸浸返乎醇樸。惟吾友梅浦王君，搜遠尋墜，辛苦纂書傳，晚 又得鄉先生彭集齋往復考訂，無復遺憾，首尾十余年而后就。”無所系累，固然一身輕松，但出于對科舉死記硬背的逆反心理，連在傳統社會應當學習的儒學經典也放棄了，有的士人居然忘到了不能成句誦讀的程度。這就像學生為了應付考試，一通惡補苦背，一旦考試過后，背誦的內容也就丟在一邊，甚至是忘得一干二凈。當然這里的王天與是依舊研究經典的正面例子。歐陽玄也在《元故旌表高年耆徳山村先生歐陽公（涇）墓碑銘》中記載歐陽涇，“至宋亡，科舉廢，乃更沉潛性命之學，手編諸經傳注”[32]。
以上是科舉廢止后，自由展開研究學問的士人事例。還有更多的士人，在沒有了時文八股和苛刻聲韻體裁的限制之后，在詩文寫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績。由宋入元的劉辰翁指出了當時詩文興盛的現象:“ 科舉廢，士無一人不為詩。于是廢科舉十二年矣，而詩愈昌。”[33]元人張純愚在寫給前面提到的陳櫟信中也指出了這一現象: “爰自科舉廢，士以詩為習。”[34]而明人羅洪先則分析了詩文興盛的原因。他說:“當元初時廢科舉，抱所長無所于洩，于是尚行誼，盛文墨，自任斯文之重。”[35]元人李祁更具體指出了科舉廢止后士人有暇為詩的客觀現實:“向時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亦唯務業科舉，罕有能用力于詩者。夫豈其不欲哉?志有所欲專，而力有所不逮故致然耳。自江南被兵，科舉廢，士雖欲出而為詩，流離顛頓，困阨已甚，又何暇及此。二三年來。士稍稍得復田畝，理其故業，故亦稍稍出而為詩。此可為詩道幸也。”[36]
無科舉所累，士人可以專心作詩。而在文獻中，關于廢止科舉后士人在詩文創作方面成就的記載就更多了。曾在南宋末年做過宰相的馬廷鸞，在他的《王甥儒珍集序》一文中寫道，“王甥典謨之學，蚤有聲場屋。科舉廢，輒斂才華而為詩政爾，精麗可喜。”[37]元人戴表元的《張君信詩序》記載: “科舉廢矣，于是君信若慍若狂，始放意為詩，不復如前卻行顧忌。辛卯春，余來吳，君信盡出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氣張，音吐清暢，余為擊節。”[38]由此畢見士人擺脫科舉形式束縛后的放松與輕松。元人陳基寫道:“方是時，士罷科舉之習，一時作者以古雅相尚，而彥徳詩文一出，爭相傳誦。”[39]可見，罷卻科舉之習，便有以古雅相尚之風，個性化的詩文便被爭相傳誦。明王鏊所撰《姑蘇志》卷54《人物》載:“宋無，字子虛，吳人，生宋景定間，嘗習舉子業。科舉廢，遂專工為詩。比對精切，造語新奇，有隱居之趣。所著有《翠寒集》、《啽囈集》。”看來，“專工為詩”的前提正是“科舉廢”。
傳統是有慣性的。在科舉剛剛廢止時，士人的詩還沒有完全脫離時文的窠臼。關于這一點，元人歐陽玄指出: “宋迄，科舉廢，士多學詩，而前五十年所傳士大夫詩，多未脫時文。”[40]歐陽玄這個理學家的眼界也許太高。其實，隨著直接受到科舉停廢影響的士人逐漸逝去，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元人陸文圭在談到世代更替所帶來的變化時說:“廢 科舉不用，三十年來，一洗時文之陋。場屋遺才，老死巖壑，后生新學，無榮進之誘，專志詩書，頗知古人為己之業。”[41]看來，只有“無榮進之誘”，才能“專志詩書”。而知“為己之業”，才是學問自由的最高境界。
在科舉的時代，為了應舉，士人不允許、也無暇有更多的愛好與選擇。這種情況甚至在北宋時代便以出現。曾鞏指出:“自慶歷初罷去公卷，舉人唯習舉業外，以雜文古律賦詩為無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42]
長時間停廢科舉，讓不少士人對科舉再開已經不抱希望，從而絕意仕進，吟詩作文，只為自娛。《江西通志》卷67《人物》載:“熊師賢，字君佐，富州人。元廢科舉，師賢絕意仕進，誦讀自娛。扁 其堂曰寓樂。琴書圖畫，羅列左右，尤嗜古器玩。嘗學琴，后不復操，曰：但識琴中趣耳。生平專力于詩。吳文正(吳澄)謂賢詩沖淡蕭散，不事雕琢而近自然，酷與其人相似。”
在科舉被廢止后，除了從事研究學問、吟詩作文這些讀書人的本行之外，也有不少士人轉向專心治家事親。這樣的士人最易與地域社會結合，從而成為鄉紳。元代有名的理學家吳澄在他的《吳文正集》卷73《故逸士熊君佐墓志銘》中，也記載了上述的熊君佐“長治進士藝，馳俊譽。叔父貢士暨鄉先輩皆期以早達。僅一試貢闈，而科舉廢，讀書娛親于山”。又在卷74《黃亨叔墓志銘》中，記載黃亨叔“科舉廢，學專于身，治移于家，事親禮無違，丁時多虞，不以公私事貽親憂”。此外，在沒有科舉的時代，徜徉于釋道之間的士人也不少。元人李存的《薛方彥墓志銘》寫道，“國初，科舉廢，世族子弟孤潔秀拔，率從釋老游”。[43]
以上，主要援引元代人的記載，分析了在元朝停廢科舉的幾十年間，士人的心態變化以及士人的職業選擇與興趣轉換。從中可以看出，一直實行的科舉被停廢后，讓士人有過失望，但同時也使士人從應試的桎梏中得到解脫，自由地研究、創作與選擇職業。
三、科舉停廢與社會變化
上一章都是就具體的士人的情況進行的分析，從宏觀的角度看，元代的科舉停廢又給整個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與變化呢？此外，還有一個樸素的問題是，元朝為何停廢科舉，科舉的停廢是偶然因素造成的，還是有其必然性？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想在這一章試加回答。
前面說過，北宋太宗朝擴大開科取士的規模，終于形成了“與士大夫治天下[44]”的士大夫政治。在這樣政治格局之下，讀書人充滿了希望，全社會的向學也帶動了文化的提高與繁榮。以科舉為中心，宋朝政府建立了一整套詳密的選官制度，官僚再生產，伴隨著制度的更新完善而有序地進行。然而，到了國土被削去一半的南宋，士大夫政治的基本格局雖然沒有變，但通往仕途之路則變得擁擠不堪。原因淺顯而簡單，就是員多闕少，沒有那么多的位子讓依然源源不斷產生的科舉合格者很快地如愿以償。
其實，讀書人走科舉做官的路一直很艱難。艱難在于競爭激烈。以宋代為例，各級的考試選拔比例基本上不到百分之一。北宋貢舉登科的人數大約是六萬人左右，南宋也不下五萬人。就是說，這五六萬人登科的背后，有著近五六百萬落第孫山的悲哀。而南宋更慘的是，千辛萬苦，死拼硬搏，好不容易熬到金榜題名，多數人還是混不上一官半職，還要經歷漫長的等待。
舉一個例子。我在二十多年前整理點校宋人筆記《鶴林玉露》時，對作者羅大經的生平做過考證。在考證時，從羅大經入仕的曲折，充分感受到那個時代士人的艱辛。江西吉州的羅大經，寶慶二年(1226)進士及第，等了八年之后，在端平元年(1234)才得到司法參軍這樣一個知州下面的小小佐官，而且還是在遙遠的廣西。后來通過進一步考證羅大經的交游，發現就是這樣一個州的佐官，也恐怕是羅大經走了關系才得到的。羅大經在做廣西容州司法參軍時有兩個上司。一個是曾在羅大經的家鄉吉州做過知州的廣南西路提點刑獄范應鈴，另一個是曾在羅大經的家鄉吉州吉水縣做過知縣、并與羅大經的父親是朋友的容州知州王太沖。前者對羅大經極為欣賞，曾打算為了羅大經下一期任職給他空白的職狀。后者則雖屬上司，同樣又是羅大經的飲酒作詩的朋友。如果說這種舊識新交純屬偶然巧合，羅大經的廣西任職與二人沒有任何關系，則是令人難以置信的[45]。由此可見，在南宋，即使是科舉及第，也依然需要托關系自謀出路。這種官途擁擠求職艱難形成了什么樣的結果呢?
南宋經濟遠較北宋發達，而且中央集權弱化，地方勢力強大。在這樣的背景下，科舉本身的競爭激烈，加之及第后的謀職不易，就把不少士人推向了地域社會。就是說，不僅是像以前那樣致仕回鄉的士大夫官僚可以成為鄉紳，未經科舉沒有官歷的士人也可以成為鄉紳。成為高官的希望渺茫，但成為地方領袖則有實際的可能。有了大量士人的加入，更為強化了地方勢力。
然而，滯留于地方的士人并不可能都就地成為鄉紳，更多的沒有太大勢力的士人則利用自己的知識優勢，在沒有可能當官的情況下當了吏，即成了所謂的胥吏。在宋代出現的以吏為職業的“吏戶”，就反映了這種變化。與北宋相比，士人的流動有一個上下的變化。即北宋的士人通過科舉等方式走出地方，向上向中央流動。而南宋的仕途現實，則使士人向下向地方流動。
元朝征服江南，滅亡南宋，除了少部分地區遭到頑強抵抗之外，大多是不流血征服，即沒有受到強烈抵抗就實現了占領。這種形式實現的征服從客觀上看，意義非常重大。因為沒有給江南地域的經濟結構與文化形態帶來嚴重破壞，使元朝政府得以順利接收前政權，并利用其來實行江南統治。同時，也使原南宋統治地域的江南社會變化進程沒有因王朝更替而中斷。
歷來，元朝的戶籍制度，即“諸色戶計”，被認為是很有特色的。比如，在軍隊服役的軍戶，在驛站服役的站戶，手工業工匠的匠戶，打獵的打捕戶，制鹽的鹽戶，水運的船戶等等。其實以職業設置戶籍作為納稅單位，在宋代、特別是在南宋已很普遍，在宋代的文獻中，我們可以找出幾十種戶籍的名稱。可以說元朝的戶籍制度是參考了宋朝的制度，在其基礎上加以擴大的[46]。其實，繁多的戶籍種類的設置背景，正是社會發展的多元化。
宋朝所沒有的，可以稱作是元朝戶籍特色之一的，是儒戶的設立。早在窩闊臺汗時期，參照對佛道等宗教徒的優待，根據耶律楚材的提議，就設置了儒戶[47]。士人可以說是懷著復雜的心理接受這一安排的。一方面是把他們這些社會精英與工匠教徒屠夫行販并列齊名所帶來的屈辱感，一方面對成為儒戶免除賦役受到保護而產生的優越感。
蒙古以及后來的元朝的確是有保護這些社會精英的意圖的。但目的并不是通過他們來恢復往日的士大夫政治，而是根據胥吏行政管理普遍形成的現實，將這些文化人作為胥吏的預備隊而加以保護的。早在南宋平定不久的忽必烈時期，元朝政府就下過命令，從南方士人中選拔官員。而窩闊臺在設立儒戶之前，也以“儒通吏事”與“吏通經術”為條件，命令各地政府選拔官員[48]。從前一章所列舉的事實也可以看到，在停廢科舉的時期，許多士人的確加入也到了胥吏的隊伍中。 元朝重視胥吏的作用，從前面引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元初罷科舉而用掾吏，故官制之下次以吏員”就可以看出，吏具有僅次于官的地位。并且，元朝的官員也主要從胥吏中拔擢。
寫到這里，不禁想起的元代的“九儒十丐”之說。歷來人們多用這一說法來證明在元代讀書人社會地位之低下。清代徐乾學《資治通鑒后編》卷 162記載:“蒙古舊法，分人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這里，言之鑿鑿說是“蒙古舊法”，其實，這種在元代流傳廣泛的說法，出自當時的俳優之口，是沒有什么法律依據的。盡管文獻中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49]但實際上是俳優的戲言，不能當真 。不過這種說法出自俳優之口，反映的則是編劇的士人作為儒者的失落感與不滿。當然也在某種程度上反射出一定的真實。比如一官二吏的排列即是。但儒戶既然是吏的預備隊，其地位是不可能名列“老九”的。他們是與釋道同樣，享有免除賦役等經濟上的特權。元人張鉉在《至正金陵新志》卷9記述了元朝設置儒戶以及對士人的優待:“大德十一年，系籍儒戶，雜泛差役并行蠲免。至大二年，儒人免差。延祐元年設科取士，儒風大振。其明年再詔，隸籍在學儒人毋得非禮科役煩擾。是后有司奉行，不至儒者雜于編戶。 ”
在中國傳統社會里，士人一直是作為精英為社會所尊重。元代士人的“九儒十丐”的不滿情緒，當是與宋代時士人的地位比較而形成的落差。儒戶保證了士人的溫飽與知識優越，但卻沒有像科舉那樣給士人提供一個通往金字塔頂層的階梯。所以士人懷怨。在日本，儒學被稱為儒教。儒士與釋道并列，成為戶計制度下的身分群，大概是以集團劃分為標志，儒學在事實上被視為宗教的開始吧。
雖然，今天研究胥吏，大多描述的是胥吏欺下瞞上、魚肉百姓的負面形象。其實，行政管理胥吏化，從一定程度上說是政治的進步。現在國內也講專業化管理，國外更是重視技術官僚。古代的胥吏，可以說就是一批技術官僚。由熟悉行政業務的胥吏出身的“技術”官僚來管理行政，大概比科舉出身的“道德”官僚要有效率。
科舉是官僚再生產的工具。那么，胥吏再生產靠什么呢?除了來源于法律規定的儒戶，更主要的是靠學校。在元代，書院這樣官督民辦的教育機構很多。其余緒延至明清，成為中國教育史的獨特景觀。廢科舉，只是絕官途。有學校，自然就會士人輩出。宋末元初的劉辰翁就說: “ 科舉廢而學校興，學校興而人材出。故學校又為天地心之心也。 ”[50]這是就人材而言的。從學問的角度看，元人 彭元龍云，“ 惟科舉廢學校存，疑義有問 ”[51]。元人吳師道則看到了元朝政府在停廢科舉后對學校的重視，他說: “ 科舉、學校相表里者也、內儒而仕者，不為進士則為教官。科舉廢而學校存，柄國者豈不以學校為至重哉。 ”[52]
由于朝廷的重視，元代 書 院十分 發 達，清初孫承澤在 《春明夢余錄》卷 56說道：“ 書 院之 設，莫盛于元，而皆 設 山 長 以主之，給廩餼 以 養 之，幾遍天下。 ”[53]元代的百余年 間，興建與恢復的 各 類書 院達四百余所。 所以說，從南宋到元代，活躍于地方社會的士人，除了做胥吏，從事地方教育的也為數不少。順便說一句，元代的科舉廢學校興，與清末廢除科舉后的學校大興也可謂相映成趣。
宋元的戶籍種類繁多，是社會走向多元化的反映。這一點在前面已經提到。元朝停廢科舉，又使士人的職業分化。而社會的多元化又給士人提供了多種選擇的可能。除了業已考述的修身齊家，著書立說，為吏從教，元代發達的商品經濟所帶來的都市繁榮，也是吸引士人的一個流向。都市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市民文化的興盛。而市民文化的興盛，讀書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則無須贅述。中國文學史上的奇葩元曲，就是由士人催開的。這一點自然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綜上所述，似乎不能把元朝遲遲未開科舉歸于元朝新立，未遑制度建設的偶然性。如果這樣解釋的話，那么同樣是非漢族的清朝為何入關未久，席不暇暖，就宣布科舉再開了呢?元朝的幾十年科舉停廢，是在開與不開的政策分歧中宕延造成的。而社會多元化與有效的吏職管理層的存在，則是元朝科舉停廢的必然性因素與背景。而元代科舉停廢所形成的士人分化與社會多元化又是互為作用的。
余論
論述歷史上的時代變化特征，很有影響的是唐宋變革論。持此論者認為中國歷史在唐宋之際發生了重要變化。論述時代變化，如果視角不同，自然結論也不同。如果從政治史的角度看，以宋真宗朝士大夫政治的形成為標志，我同意唐宋變革論的說法。但如果從社會史和經濟史的角度看，我則主張宋元變革論。這里的宋是指南宋。地域社會的崛起則是其標志。元代科舉的一時停廢，促使士人走向地域，加入胥吏行列，則對這一時期的社會變革起到了催化作用。
從宏觀的角度看，元代科舉的停廢，給社會帶來的沖擊是有限的，決不能夸大。前面說過，即使是在科舉盛行的宋代，也只是不到應舉的百分之一的幸運者，能夠獲得金榜題名的殊榮。如此說來，科舉在宋代已與多數士人無緣。而南宋地狹員多闕少的狀況又把已經及第甚至入官的士大夫擠出圈外，也讓渴望進入圈內的士人失望。流向地方的士人的人力資源與發達的商品經濟所形成經濟實力，兩者合流，促進了地域勢力的發展。而元代科舉幾十年間的停廢與儒戶制度的建立又將士人徹底推向了地方。明清兩代雖然科舉得到完全恢復和發展，但強勢而多元的地域社會業已形成，無法改變。如同舊日所說的出將入相，士人也是出官入紳，或者是就地為紳。強勢而多元的地域社會既是中央集權的基礎，又與中央集權相抗衡，二者相反相成。
從微觀的角度看，元代科舉的停廢，其積極意義要大于消極意義。先以學術藝文觀之。程頤說過，“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54]。士人一心習舉業，便無暇也無意他顧。而元代一時科舉停廢，正如元人戴表元所言 “科舉學廢，人人得縱意無所累”[55]，士人擺脫束縛，得到解放，無論學問研究還是詩文創作都有長足發展。再以道德觀之。舉業所習，科舉所試，均是道德文章。創意者本意不錯，無奈即使是道德說教文字，對于舉子來說，也畢竟只是一塊敲門磚。為了應試，內容可以倒背如流，但卻記不到心里。一旦功成名就，便拋棄到九霄云外，把道德教誨用于實踐者不多，抵不住商品經濟的誘惑，貪婪者甚夥。關于這一點，清代的一個理學家已經痛切地指出: “若只從取功名富貴起見，便是懷惠。是終日讀書只做得小人工夫。這個念頭熟了，一旦功名富貴到手，不是將書本盡情拋卻，徹內徹外做個小人，便是將圣賢道理外面粉飾，欺世罔人，敗壞世道。病根都是從習舉業時做起的，豈不可嘆! ”[56]元代科舉廢胥吏興，雖然也有弊病，但如前所述，較之“道德”官僚，行政事務交由“技術”官僚來管理，在業務熟練程度與效率上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應社會變化趨勢而停止或廢除科舉，也可以說是一種進步。
注釋：
[1]《元史》卷146《耶律楚材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3461頁。
[2]《元史》卷81《選舉志》“科目條”(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2017頁。
[3]《元史》卷2《太宗紀》(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35頁。
[4]《元史》卷81《選舉志》“科目條”(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2017頁。
[5]關于“戊戌選試”，參見趙琦著 《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 (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二章。
[6]《元史》卷81《選舉志》“科目條”(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2018-2020頁。
[7]元朝最后的皇帝惠宗，一般被稱為順帝。這是明朝贈予的廟號，意其順從地從中國退出，而從中國本土退出的蒙古人王朝所贈予的廟號則為惠宗。
[8]關于這一統計數字，參見蕭啟慶先生的《元延祐二年與五年進士輯錄 》(《臺大歷史學報》第 24期，1999年)。現在的有關元代科舉比較集中的資料，除了 《元史》卷 81至84《選舉志》四卷之外，尚存有兩科進士錄，即《 元 統 元年 進 士 錄 》和《 至正十一年 進 士 題 名 記 》。關于元代科舉綜合性研究的今人著作，有 桂棲 鵬 的《元代 進 士研究》 ( 蘭 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新近的研究論文有森田 憲 司的 《元朝的科舉資料—以錢大昕的編著為中心—》 (《東方學報》第73冊，2001年)、 陳 高 華 《兩種 <三場文選>中所見元代科舉人物名錄—兼說錢大昕<元進士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2001年)與《元朝科舉詔令文書考》(《曁南史學》第1輯，2002年)、黃仁生的《論元代科舉文獻三種發復》(《文獻》2003年第1期)等。
[9]《草木子》，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中華書局，1997年。
[10]《全唐詩》卷374，孟郊《登科后》(中華書局標點本，1979年)。
[11]《貴耳集》卷下(《四庫全書》文淵閣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 。
[12]《神童詩》，北宋汪洙編纂于元符年間，后世有所增益。作為童蒙教材，近代以前在民間流傳甚廣。
[13]見元人黃堅編《古文真寶》卷一《真宗皇帝勸學》。
[14]宋樓鑰編《范文正公集范文正公年譜》，四部叢刊本。
[15]關于宋代的士大夫政治，筆者有專論 《宋代的皇帝權力與士大夫政治》 (日本汲古書院，2001年)。
[16]《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
[17]關于范仲淹的事跡，參見拙作《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論——以范仲淹為中心的考察》(《宋史研究論叢》河北大學出版社，2005年)
[18]《揭文安公全集》卷10，頁1下，頁2上，四部叢刊本。
[19]《霽山集》卷5《送松存弟序》，頁6下（知不足齋叢書本）。
[20]《筠軒集》卷12《唐處士墓志銘》 (《四庫全書》文淵閣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 。
[21]《說學齋稿》巻2(《四庫全書》文淵閣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 年 ) 。
[22]《雪樓集》卷11湖北先正遺書本) 。
[23]《須溪集》卷6《送人入燕序》(豫章叢書本)。
[24]《元史》卷81《選舉志》“科目條”(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2017-2018頁。
[25]《揭文安公全集》卷9，《送也速答兒赤序》，頁5下，四部叢刊本。
[26]《揭文安公全集》卷12《奔清甫墓志銘》頁35下，四部叢刊本。
[27]元傅若金《傅與礪詩文集》卷4《贈儒醫嚴存性序》，嘉業堂叢書。
[28]《申齋集》卷2《贈談命熊景仁》(《四庫全書》文淵閣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
[29]國內的大學考試的判卷工作我沒有參加過，但日本的大學考試判卷方式，比如封彌糊名等措施，幾同往日的科舉。當舶自中國的科舉。
[30]元王惲《玉堂嘉話》(《歷代筆記小說集成:元代筆 記 小 說 》 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卷2載:“辛殿撰小傳:棄疾，字幼安，濟南人，姿英偉，尚氣節，少與泰安黨懷英友善。肅慎氏既有中夏，誓不為金臣子。一日與懷英登一大丘，置酒曰，吾友安此，余將從此逝矣。遂酌 別 而去。既歸宋，宋士夫非科舉莫進。公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部時文足矣。已而，果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蚨博吾爵者耶?”
[31]見《三朝北盟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卷234援引。
[32]《圭齋文集》卷10，頁12上，四部叢刊本。
[33]《須溪集》卷6《程楚翁詩序》(豫章叢書本 )。
[34]《定宇集》卷17《張純 愚與先生書 》(《四庫全書》文淵閣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 年 ) 。
[35]《羅念庵集》卷11《劉桂隱文集序》(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42年[1563]刻本)。
[36]《云陽集》卷4《王子嘉詩序 》(《四庫全書》文淵閣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
[37]《碧梧玩芳集》卷12 (豫章叢書本)。
[38]《剡源戴先生文集》巻8，頁11上，四部叢刊本。
[39]《夷白齋稿外集》巻下《送申屠彥徳序》，四部叢刊本。。
[40]《圭齋文集》卷8《李宏謨詩序 》頁2上，四部叢刊本。
[41]《墻東類稿》卷6《送蕭仲堅序》，常州先哲遺書。
[42]《歷代名臣奏議》卷166(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
[43]《俟庵集》卷24(《四庫全書》文淵閣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
[44]《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1，熙寧四年三月戊子條(中華書局點校本，2004年)。
[45]關于羅大經的生平，參見新近再版的點校本《鶴林玉露》(中華書局，2005年)所附拙作《羅大經生平事跡考》與《羅大經生平事跡補考》二文。
[46]據黃清連《元代戶計制度研究》(臺灣大學文學院，1977年)統計，元代有大約83種戶籍。
[47]關于儒戶的研究，參見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
[48]《至正金陵新志》卷9《儒籍》載:“至元二十八年，南方儒人有德行，文章政事可取者，許各路歲舉一人，量材錄用。元貞元年，諸路凡儒知吏事，吏通經術，行修謹者，各路薦舉廉訪司試選，每道歲貢二人，省臺委官立法考試，中式錄用。”( 《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中華書局，1990年 )。
[49]元謝枋得:《疊山集》巻2《送方伯載歸三山序》(《四庫全書》文淵閣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
[50]《須溪集》巻3《廬陵縣學立心堂記 》(豫章叢書本)。
[51]元袁俊翁《四書疑節》彭元龍序(豫章叢書本)。
[52]《禮部集》卷15《贈姚學正序》(《四庫全書》文淵閣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
[53]《春明夢余錄》，北京出版社，1992年。
[54]《二程外書》卷11(《四庫全書》文淵閣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
[55]《剡源戴先生文集》巻8，《陳無逸詩序》，四部叢刊本。
[56]清陸隴其《松陽講義》卷5(洪氏唐石經館叢書)。
（此文為二○○五年九月在廈門大學舉辦的“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選讀論文，此后收入會議論文集《科舉制的終結與科舉學的興起》，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二○○六年十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