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元明時期，已走向了發展的衰敗時期，這期間的戲曲和小說，代表著這一時期文學發展的高峰。元明戲曲較大比例是“才子佳人”戲。縱觀這些“才子佳人”戲，結構模式大同小異。那就是“公子落難、邂逅佳人、一見鐘情、好事多磨、公子中舉、終成眷屬”為模式主線，講述著一個個纏綿的故事。
一、“才子佳人”戲曲的結構模式反映著當時文人的內心世界。
《西廂記》原名《鶯鶯傳》，又名《會真記》。是元代著名戲曲作家王實甫的杰作，也是元雜劇中最優美宏偉的大型喜劇。周德清稱贊《西廂記》“諸公已矣，后學莫及”。它在中國文學史上和中國戲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是我國古代戲曲發展高峰之一。
《西廂記》是一個純粹的古代才子佳人的戀愛故事，崔鶯鶯和張君瑞的密約偷情，終成秦晉的凄美悱惻的愛情史，令幾代讀者為之迷醉，“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是這出劇的中心主題，并成為千古名句，而小丫環紅娘的名字，最后演化成促成姻緣，成人之美人士的代名詞，廣為傳誦。
《琵琶記》說的是陳留遭災，三年荒旱，蔡伯喈辭別新婚嬌妻趙五娘赴京趕考，一去不返。趙五娘挑起生活重擔，侍奉公婆，克盡孝道，但雖有張大公相助，兩老還是撒手人寰。五娘賣發造墳，懷抱琵琶千里尋夫.蔡伯喈不僅得中狀元還入贅相府，雖享盡榮華但內心深感不安，其妻牛小姐因得不到丈夫真正的愛也陷入苦悶之中。趙五娘終于走進了牛府，蔡伯喈也認下糟糠之妻。蔡氐一門得到皇帝旌表，這里似乎有一個美妙的大團圓，但他們演出的卻是一幕深沉而凄婉的大團圓的悲劇。
《拜月亭記》取材于關漢卿的雜劇《閨怨佳人拜月亭》。此劇主要寫書生蔣世隆與尚書之女王瑞蘭在戰亂逃難中相遇，于患難中相慕相愛，私結百年之好。后王父因不喜歡秀才，于招商店中不顧世隆身染重病，強行帶走瑞蘭，拆散一對恩愛夫妻，從此世隆、瑞蘭斷絕音訊。蔣世隆之妹瑞蓮逃難中與兄失散，被瑞蘭之母收為義女，與瑞蘭相見后頗為相投。瑞蘭攜瑞蓮在花園拜月，析禱夫君安康，二人始知本為姑嫂。后蔣世隆赴試中狀元與瑞蘭團圓，瑞蓮也與其兄患難之交武狀元陀滿結為夫妻。
《荊釵記》寫南宋時期溫州士子王十朋，家貧卻才華橫溢，與錢玉蓮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玉蓮拒絕豪富孫汝權求婚，以木頭荊釵為聘，和十朋結為夫婦，并立誓永不相負。未久，十朋考中狀元，拒絕萬俟丞相招贅。萬俟授意孫汝權纂改十朋家書為休書，玉蓮接信后含冤投入甌江自盡。十朋得知妻亡，痛不欲生，立誓終生不再娶。玉蓮被福州安撫錢載和救起，收為義女，喜聞萬俟逼婚真相，卻又復得十朋病死的誤傳，也立誓終生不再嫁。5年后，萬俟遭貶，十朋擢升吉安太守，繞道路過溫州，至江心寺追薦亡妻，恰逢玉蓮也來寺拈香悼夫，兩人驚疑如夢。在退隱的鄧尚書熱心撮合下，當元霄千盞紅燈映亮甌江時，夫妻以荊釵為憑，重新團聚。
《西廂記》、《琵琶記》、《拜月亭記》、《荊釵記》中的男主人公一律是風流倜儻，才高八斗，趕考必中狀元，仿佛狀元是專為他們而設置的。女主人公一律是絕色佳人，溫柔多情。“才子”與“佳人”共同提示出當時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與內心世界。
（一）“狀元情結”反映當時文人的“功名觀”
“書中自有黃金屋”是當時文人人生追求的真實寫照。元朝統治者長期停止科舉考試，堵塞了知識分子的仕途，不少人悲觀失望，消極頹廢，但也有不少人懷著滿腹不平之氣，反對蒙古這一少數民族的統治者。蒙古統治者把漢人視如草芥，更激起了巨大的民族矛盾。“學而優則仕”的夢破滅后，不少知識分子傾向于被壓迫的人民群眾一邊，加之謀生的需要，使他們將吟詩作賦的才華用于戲曲創作。他們不僅能夠深入了解被壓迫者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而且有很高的藝術修養和才能。他們對功名表面傲視而實質追求。傲視與追求的矛盾沖突反映在戲曲中，就能揭露社會的黑暗和下層人民的疾苦，統治階級的奢侈，又因為功名伴隨而來的富貴榮華使他們割舍不下，他們只能執著于個人的幸福與榮辱，而不能與統治者徹底決裂。例如，作者通過蔡伯喈這一主人公形象的描寫，真實地反映了元代知識分子主體地位的失落和性格的失落，他們有自己的理想，但又不敢堅持自己的理想。性格軟弱，精神苦惱，是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特點，作者對此持批斗和同情態度。于是乎“中狀元這一情節設計很好地解決了這一矛盾，又很好地滿足了他們的欲望。
（二）“佳人情結”反映著當時文人的“愛情觀”
《西廂記》中的崔鶯鶯一出場，原來都在虔誠地念經拜佛的大小和尚，都一個個“沒顛沒倒”勝似“鬧元宵”，通過這些和尚的動作就把鶯鶯的美貌襯托出來了。《琵琶記》中的趙五娘，則是一個光彩奪目的藝術形象，在她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勞動婦女的一切美好道德與情操。《荊釵記》中的錢玉蓮，誓死不嫁二夫，投江殉節，決不屈服于邪惡的封建勢力，顯示了弱女子們仍有鋼鐵般的堅強性格，她們的行為取向更符合高尚的傳統美德。表現了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形象：克盡孝道，忍辱負重，忠貞于丈夫，又沒有嫉妒心。
元明時期知識分子的“愛情觀”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也就是建立在“功名觀”之上，自古就用“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來勸知識分子“十年寒窗苦”。對封建社會下層貧苦人民來說，要想改變窮苦命運，既然無法生在將侯官宦之家，也只有發奮苦讀，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封妻蔭子。否則就會一輩子潦倒，艱難度日。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誰不愿意搏一把呢？有人“一搏”而能成名，皆大歡喜；有人“屢搏屢敗”仍不肯罷手，一輩子都考不取的大有人在。“可憐童生生白發”啊！
因此，與“功名觀”緊密結合的“愛情觀”，雖然也反對封建禮教和社會黑暗腐朽，但是作者還是通過“中狀元”這一情節來使劇情的矛盾沖突得到圓滿解決。當時知識分子對功名、美人的追求以及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沖突是形成這種“結構模式”最根本的原因。
而湯顯祖的《牡丹亭》對這種模式有重大突破，為湯顯祖本人贏得了“東方莎士比亞”的美譽。《牡丹亭》有別于一般的“才子佳人”戲，杜麗娘之死是基于對愛情的渴望。以前的戲曲，男女主人公一見鐘情，一見傾心，都產生于“見面之后”，少不了一個“見”字，然后才是一系列大同小異的情節鋪排。而杜麗娘僅僅是做了一個夢，因夢而亡，尖銳地揭露了封建禮教把婦女追求愛情的自由，束縛到何等殘酷的地步。
因此，作者塑造了杜麗娘這個反抗性很強的藝術形象。杜麗娘自游園傷春之后，勇敢地做夢，勇敢地尋夢，勇敢地為情而死，勇敢地為情而生，她反叛得堅決徹底，對愛情忠貞不渝，雖然柳夢梅最后也中了狀元，但杜麗娘并沒有把柳夢梅中狀元作為她們二人結合的先決條件。因此《牡丹亭》更具有反封建性，更具有進步傾向。博得了歷代讀者對《牡丹亭》的格外垂青。而湯顯祖并沒有徹頭徹尾地反封建，他還是用“中狀元”來給全劇定了一個大團圓的結局。因為作者生在封建時代，思想終究還是有局限性的。
文人們通過對完美佳人的構設追求，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對情感婚戀的渴望，表示自身在社會上的價值，獲得情感與自我實現的雙重慰藉，佳人的形象從根本上說是恪守封建禮教的，其容貌才情亦是圍繞男子的需要塑造的，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的追求。
二、科舉制度是當時文人的追求支柱和精神枷鎖。
在中國歷史上，很難找出哪種制度比科舉制的影響更為重大而深遠的了。科舉制對隋唐至明清1300年間中國政治、教育、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科舉塑造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文化形態與知識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為東亞國家的科舉制和西方國家的文官考試制度所借鑒，對當今中國社會的文化教育也還有深刻的影響。
所謂科舉，就是中國和東亞國家帝制時代設科考試、選才任官的制度。自從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建立進士科以后，特別是唐代以后，科舉制逐漸發展壯大。到中晚唐時期，絕大部分年份都開科取士。
1864年12月，在狄更斯主編的周刊《一年到頭》上，刊載了一篇《中國的競爭考試》的文章，談到科舉制的穩定性和獨特性，指出科舉的獨一無二之處在于：“科舉這個教育機器幾乎是從不間斷地實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沒有被動搖過基礎的制度，是在權威一再崩潰和顛覆中唯一能維持全面而廣泛的影響的制度，當其他帝國統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踐踏為塵土時，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卻是神圣的唯一避難所。”1866年12月，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中國的競爭性文士考試制度是該國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續了一千多年。長期以來，它得到每一個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認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贊同和接受。”
科舉制度使儒家學說把“學而優則仕”的思想灌輸在國民頭腦中。“學而優則仕”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讀書人的唯一出路。在封建社會中，讀書人本著“十年寒窗苦，一舉成名天下聞”的目的走上仕途。尤其科舉制度施行后，科舉成了封建知識分子進入官場的入場券，成為他們為獲取高官厚祿權勢的手段。“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讀書人便“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苦讀圣賢書”，他們只是閉門死讀書，讀死書，不學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業，多數人變成了“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現了像范進、孔乙己式的人物。因無一技之長，科舉制度成了當時文人的追求支柱和精神枷鎖。到了科舉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無業游民。以至到了元明之后，中國開始落后于西方國家。在歷史上一直處于領先地位的中國衰弱了。科舉制度實際上是中國落后的不容忽視的原因之一。參加考試的人遠比封建王朝需要的人要多。落榜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來考。以致浪費了很多其他方面的人才，中國的科技落后了、思想落后了。接著就挨打了。廢除科舉后，“學而優則仕”成了“學優而無仕”了，讀書人沒有了出路，在苦悶、惆悵、無奈之后，才真正砸掉了這個“精神枷鎖”。為了生計，他們便開始尋找新的出路。“學而優則仕”思想受到了極大的沖擊。
1905年是中國教育史上的重大轉折點，它正式廢除了從隋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的進士科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的科舉制度。從新學堂的興起到中國高等教育蓬勃發展的今天，中國的教育體制呈現了多元化發展的勢頭。
廢除科舉制度是搗毀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礎。科舉制度是經歷漫長歷史階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歷代統治者為了更好地奴役廣大勞動人民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從隋帝創立科舉是“倡天下讀圣賢書考進士及第”的風氣。我們可以理解為：天下讀圣賢書，實際上是讓天下人去讀儒家的“經書”，而這些經書是經過歷代詮釋者為更好地做忠君的順民角度去闡釋的，尤其是經宋代理學家提出維護封建統治的“倫理”“綱常”之類，讓天下人恪守封建倫理道德而已。所以，我們說倡科舉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讓天下人讀書，而在于統治者的“治天下。”所謂“治天下”，是“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也就是說讓讀書人中舉，走進仕途成為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員幫助皇帝治理天下。從這一點看，我們還可以說科舉具有某些積極意義。在科舉施行一千多年中，許多讀書人本著“匡社稷濟蒼生”的目的參加科舉，的確出了些治世之能臣，為人民為國家做出很大的貢獻。但科舉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即“以科舉銷盡天下英雄氣。”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就是中了科舉的“英雄”們，做了官后，幫助統治者奴役百姓，而百姓也成了“順民”，這樣，封建官僚機構便可以正常運轉。廢除科舉，就意味著封建官僚機構的基石被搗毀，封建官僚機構如風雨中的大廈搖搖欲墜了。結果在廢除封建制度六年后，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就被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縱觀科舉制度的一千多年，文人們靠它成名、享樂、治國、安邦……各取所需，科舉既成就了許多人才，也埋沒了許多人才。它存在一天，就有人追求它一天，也就束縛知識分子思想一天。弗洛伊德在《詩人與幻想》中說，作家創作的動因是幻想，是受到壓抑的愿望在無意識中的實現。只有一個愿望沒滿足的人才會有幻想，也只有幻想才能滿足受潛抑的愿望。藝術是原欲的補償。
在當時知識分子看來，黃金屋和顏如玉只有在功名之上才會有，功名只有在科舉之上才會有。這一“鏈狀”關系決定了元明戲曲的“結構模式”必然是喜劇式的結尾，這一喜劇式的結尾反映的恰恰是當時知識分子悲劇式的生存狀態，他們便在作品中彌補缺憾、渲泄不平、馳騁才華，實現自己的夢想。這也是科舉制度與文人的生存狀況之間的矛盾、人們的價值觀念與理想追求之間的矛盾沖突造成的。
如今，我們研究元明戲曲的“結構模式”和當時知識分子理想追求之間的關系，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當時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給予他們應有的理解和同情，樹立正確的理想觀、價值觀、榮辱觀。為祖國建設事業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劉虎澄編寫《西廂記》，中國古典文學故事叢書，陜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2]周建順編寫《琵琶記》，中國古典文學故事叢書，陜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1997年8月第2次印刷。
[3]劉虎澄編寫《牡丹亭》，中國古典文學故事叢書，陜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1997年8月第2次印刷。
[4]周明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實用教程》，江蘇教育學院。
[5]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2002年12月第20次印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