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歷史上的氣候變遷，既表現出暖濕聯姻、干冷相配的特色，同時也表現出暖濕與干冷交替出現的波動式變化過程。這種自然生態環境，對不同時期中華文明的發展起到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天時地利、冷暖干濕的自然氣候因素，已經限定了人類本能和自我創造的先決條件。人類在創造文明， 發揮自己主觀能動性的同時，必須正確而充分地認識自己和自然的關系，以便更好地完成 “自己創造自己歷史” 的偉大任務。
關鍵詞：氣候變遷；中華文明；崔浩；司馬光；《遼史·營衛志》
據1992年1月7日的《中國減災報》統計，在各種經濟損失中，由氣象引起的災害占57%，居群災之首。如果這一統計大致不誤的話，則在中國古代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下，氣候變遷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推進與消極影響之間的巨大反差，簡直可以用“難以想象”來形容了。而經濟是一切人類文明的基礎，影響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而，氣候變遷對人類文明發展的積極與消極影響，其間的反差，也就很難想象而以道里計了。
氣溫和降水是氣候的兩大因素。研究表明，在中國歷史上，溫暖期也常常是降水較多的時期，寒冷期則降水相對較少[1]，表現出暖濕聯姻、干冷相配的氣候特色；而近5000年來中國的歷史氣候變遷，則明顯的表現出暖濕與干冷交替出現的波動式變化過程[2]。盡管其中的變動幅度僅在±3℃以內，在數量上不算大，但卻對不同時期中華文明的發展起到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充分認識和反思這些多層次、綜合性的影響，能夠更加深刻地認識和理解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歷程。
一
從經濟發展進程來看，中國近5000年來的氣候雖是冷暖交替出現，但總的趨勢是暖濕期越來越短，溫暖程度一個比一個低，干冷期則越來越長，寒冷程度也一個比一個強[3]。這種自然生態環境，直接影響到不同地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基本上決定了中國古代經濟重心不可逆轉的由黃河流域南遷到長江流域的走勢。
同整個古代世界一樣，古代中國也是一個農耕國家，農業是整個經濟生產和生活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生產部門，它在發展進程中的盛衰繁榮，直接關系到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水平，并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否。古代社會，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落后，即使有所改進和提高，也是很緩慢的，因此氣候的好壞以及由此導致的自然災害的有無多少、農作物病蟲害的有無多少等自然因素，就成了影響農業生產的重要乃至決定性因素。研究表明，溫暖濕潤的氣候在總體上是有利于農業生產的，而寒冷氣候則引起農業蕭條[4]，從而直接導致整個經濟的衰退。因此從理論上說，暖濕期也就應該是國家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的時期。考察中國歷史，情況也正是這樣。
從公元前3000年到前1100年，也就是從仰韶文化到商朝后期，是我國近5000年來的第一個溫暖期。黃河中下游地區為亞熱帶氣候，年均氣溫比現在高2℃左右。這種暖濕氣候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以致商代畜牧業雖有其古老傳統而基礎雄厚，但農業已經上升為具有決定意義的國家生產部門，后世的主要農作物品種也大多已有，加上土質疏松，易于耕作，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商王大多酗酒，而且有不同種類的農產品釀造的酒，說明當時有豐足的糧食生產。而此時的南方，河湖沼泊太多，水域面積過大，人們的生產技術低下，排水困難，加上土壤粘性太強，不易耕作，因而黃河流域最先成為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形成燦爛的黃河文明。
從公元前1100年到前850年，是繼第一溫暖期之后的第一個寒冷期。因正值西周時期，所以習慣上也稱為西周寒冷期。周人在滅商前就注重農業生產，建國后的農業發展水平也比商代有所提高。但一般認為，這主要是地廣人稀，農業生產技術提高的結果。至于農業生產工具，則與商代沒有顯著區別。
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也就是從春秋時期到西漢末年的700年間，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二個溫暖期。鐵制農具的使用與推廣，耕作技術的改進與提高，配以溫暖濕潤的優越自然氣候，促進了春秋戰國時期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戰國時期，農業、手工業、商業都獲得長足發展，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而西漢政權也憑借這一有利條件，僅用六七十年的時間，即完成了戰后休養生息的經濟恢復過程，迅速發展為經濟強大、實力雄厚的王朝，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享譽世界的封建文明，而其中心，正是在黃河流域。
從公元初年開始的長達600年的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第二個寒冷期。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紛紛南下，在中原地區大動干戈，原中原人民在寒冷與戰火的交相作用下，大量南遷，在江南建立了許多僑置郡縣，為南方帶來了大量掌握先進生產技術的勞動力和生產者。另一方面，寒冷干旱的氣候，不利于地處中高緯度的北方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當時黃河流域的年均氣溫比現在低2℃左右，此前在這一地區大面積種植的水稻等農作物，已經不再具有往日的勃發氣象。但這一氣候卻對低緯度的南方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則影響不大，因為南方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比北方相對暖濕，而且干旱對于南方大面積的水域澇地的自然排水，更是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加快了土地向適于農業耕作的轉化，使人們在生產技術不高的情況下，增強了土地的自然利用率。這些主客觀因素對江南經濟開發產生了極大的推進作用，使南方獲得了長足發展的大好時機，而黃河流域的先進文明則遭到極大破壞。
從公元600年到1000年，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三個溫暖期，因正值唐朝和北宋前期，一般也稱為唐宋溫暖期。其中，從8世紀中期以來氣溫已開始下降，但總體上仍處于暖期。唐代前期，黃河流域的農業文明再度興盛，農業生產迅速恢復，水稻在這一地區又重新得到廣泛種植，其他一些亞熱帶植物也比較普遍。因氣候暖濕，農業帶明顯向北推進，農業耕作區擴大，土地能夠利用的絕對面積增加，同時農作物品種的多樣化、農作物的生長期及復種指數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長和提高，這使土地的單位面積產量大幅度上升，也使農業總產量相應提高，從而使國家經濟力量強盛，物質文明發達[5]。最為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杜甫的《憶昔》一詩所描繪的社會景象：“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到天寶八年（749）時，官倉的糧食儲存達到了粟米9600萬石[6]，創歷史最高水平。但也必須指出的是，這種發達也是深得南方經濟的支持。北宋人所修《新唐書》即明確指出：“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7]“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于東南。”[8]這是以前所沒有的新動向。
唐末五代以來，中原地區飽受戰爭蹂躪，南方則戰火較少，經濟生產得到保證。從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兩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寒冷期。北方游牧民族活動頻繁，特別是12世紀初的氣候急劇轉冷，使東北的女真族因居住地生態破壞，基本的生產生活得不到保證，遂向南猛烈進攻，先后攻破遼國、滅亡北宋。酷烈的戰火遍及宋朝除四川、廣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對先進的經濟和文化造成嚴重破壞，以致到13世紀中期，自黃河以南到長江以北的廣闊領域，大多人口稀少，經濟凋敝，沒有恢復到北宋末年的水平[9]，這是以前歷次少數民族政權南進過程中沒有出現過的現象。由于南宋政府推行投降政策，女真金朝與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權長期對峙，穩固地占據了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他們在那里大規模的掠奪農業耕地，建立牧場，強制推行落后的奴隸制，嚴重破壞了中原地區較先進的租佃制，使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遭到毀滅性破壞，社會發生嚴重倒退[10]。
在12世紀以后的800年間，中國的氣候雖也曾幾次冷暖交替，出現過一些短暫的溫暖時期，但總的來說則是以寒冷期為主。而直接受到寒冷氣候影響的，正是處于中高緯度的黃河流域。那里的農業生態環境繼續遭到破壞，北方農業區向南遷移，農田單位面積產量明顯下降，加以干冷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頻繁，黃河流域屢受戰亂，人民流離，生產受到極大破壞。而低緯度的南方，不但受干冷氣候影響的幅度較小，而且這一氣候也有利于南方水域面積的減少和沼澤地區土壤的熟化，對該地區的農業生產有利。再加上北方流民勞動力與生產技術的大量涌入，戰亂也比北方少，遂使南方到南宋時，發展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人口數量和密度、經濟發展水平、重要的工商業城市等，都以南方占絕對優勢[11]。
明清兩朝幾百年間，氣候學上俗稱為小冰期時期，氣溫很低，黃河流域及以北地區的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土地的沙漠化、荒漠化進一步向南推進，黃河流域所受的旱災也比其他時期多而且重，特別是在1629-1643年間，竟發生了連續14年、赤地幾千里的嚴重干旱，長江以北大部分地區禾草俱枯，川涸井竭，人民相食，亙古罕見。各地農民揭竿而起，為生存而斗爭，東北女真族貴族建立的后金政權也趁機南下，最終導致明清易代，但干冷氣候并沒有隨著清王朝的建立而結束，因而由氣候而引起的黃河流域經濟的進一步衰退的狀況，也并沒有得到遏止。而南方的經濟則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有的地區還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這使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由北而南的轉移，終致不可逆轉。
二
氣候變遷特別是氣候變冷，導致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幾次大規模南下，直接影響了中國古代政局的演變。簡言之，中國歷史上的暖濕期，大部分是國家統一的強盛時期，相反，干冷期則大多是國家分裂、政治多元時期。較早者如西周，在商末的寒冷時期中代商而起，并在隨后的近5000年來的第一個寒冷期中，為了有效統治全國，采用在各地分封諸侯，由諸侯各自統治本地的辦法，以彌補中央政權對各地鞭長莫及的政治統治缺陷。但是，諸侯王雖對周王室有定期納貢、朝覲和出兵勤王等義務，其內政則是各自獨立的。顯然，周王室雖是天下共主，但全國政治形勢則明顯屬于多元化。而就邊疆形勢來說，這一時期，由于氣候寒冷，北方游牧民族活動頻繁，他們南遷到關中地區甚至渭水流域，并直接威脅到都城鎬京的安全。到西周末年，中原地區幾乎都有游牧族人民居住，西周也終于為少數民族所滅，繼位的周平王只好將都城東遷洛邑，歷史進入東周時期。
在西漢和唐朝前期的兩大盛世中，暖濕氣候也起了極大作用。因為暖濕對農業生產十分有利，在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原地區，農業經濟發展良好，在幾十年間，即由戰爭之后的殘破局面發展為經濟上強盛的王朝，西漢和唐朝前期都是如此。而這一氣候也對同期的北方以游牧為主要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少數民族有利，他們“逐水草遷徙”[12]，暖濕使其傳統生活區域內的水草肥美豐足，保證了他們“車馬為家”，“轉徙隨時”[13]，在自己的生活地域內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雖然他們也不免與南方的農業經濟區發生摩擦，但因各自能夠自給自足，雙方還不至于產生爭奪生存空間的大規模斗爭。在這種主客觀條件的匯合作用下，西漢和唐朝前期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國勢強盛。
但是，隨著氣候的轉冷，中原自身的農業生產遭到破壞，經濟凋敝，人民因生活困難而流離失所，主動轉向更加適宜農業生產的南方暖濕之地，社會發生混亂動蕩，階級矛盾漸趨激烈。北方草原也因寒冷而致生態惡化，水草減少乃至枯竭，不能維持正常的生活；為了緩解生存壓力，求生的本能促使他們鋌而走險，離開自己傳統的生活區域，向氣候相對暖濕的南方農業經濟區進犯，尋找更加適合自己的生產方式之地。于是，在氣候比前后的漢、唐兩朝都干冷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游牧民族紛紛以各種方式，主動向南遷移，致使黃河流域出現“五胡亂中原”的政治分裂局面，一直處于十幾個少數民族政權的爭奪之下。而原來的漢族政權，則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被迫遷往江南。
到隋唐重新完成統一之時，也正是氣候轉暖之際。但唐代中期開始氣候又逐漸變冷，政治上則適時地出現了游牧民族出身的安祿山起兵叛亂[14]，這使被周邊少數民族尊為“天可汗”的唐王朝由盛轉衰。百余年后，王仙芝、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又在氣候極其干旱的時期爆發，經過十幾年的戰爭，起義被平息下去，但卻使統一的大唐帝國趨于瓦解，各地藩鎮割據，根本不受中央節制，宛如一個個獨立的小朝廷，統一的中央政府名存實亡。隨后更進入五代十國的亂世，一些少數民族政權紛紛建立，中原地區五十幾年間竟五次改朝換代，皇帝也換了十幾個，政治變動之快，真如走馬燈一般，而其間的反目廝殺，簡直更是無日不有。
北宋政權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并曾一度幻想建立一統政權，但很快化為泡影，只好始終與遼、西夏南北對峙。其中，契丹貴族建立的遼朝與北宋講和停戰，時在1004年，也就是已經進入寒冷期了。通過和議，契丹人占據了白溝河以北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亦即他們入主中原已經不再是南侵，而是“合理合法”的事情；西北黨項族貴族建立的西夏政權比遼朝勢力弱小，但終北宋一朝，它所給予北宋的邊患壓力卻遠非遼朝可比。
12世紀以后，中國的氣溫明顯低于此前，而且暖濕期越來越短，暖濕程度越來越低，干冷期卻越來越長，寒冷程度越來越強。在這種大環境變動之下，北方游牧民族的南遷運動也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進行，這就導致由此前的建立割據政權，一變而為建立由其貴族作為統治階級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先是12世紀初的氣候急劇變冷，使東北的女真族生存條件惡化，生存壓力驟然劇增，完顏阿骨打率部反抗遼朝的殘暴統治，并在滅遼后大舉攻宋，向南爭奪更加適合生存的生態區域。在蒙古大草原，這次的轉冷一直持續了一個多世紀，造成那里常常是漫天飛沙、刺骨颶風，冬季無雨不說，就是夏季的雨水也常常是連塵土和草根都沒有濕潤過來[15]。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面對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游牧民族也只有主動遷往他處，才可能免除被自然淘汰的威脅。于是蒙古貴族率兵南征西討，人民則自發的向較為溫暖的南方遷移而成為流民。而在1230-1260年的氣候又一次突然轉冷過程中，蒙古地區生態環境再度急劇惡化，蒙古軍隊遂放棄了遠征西歐的計劃，在滅金以后，迅速向距離較近而又相對暖濕的南宋所屬地區大舉進攻，爭奪更好的生存空間。經過四十余年的戰爭，最終建立大一統的蒙元帝國，這更屬前所未有的現象。明清時期是小冰期，氣候寒冷，清政權也是以北方游牧民族的身份，在其間的最冷時期（1640-1700）中，入主中原，建立一統帝國。由于明清兩朝的中央政府實行了各種靈活機動的政策，對周邊少數民族地區實現了有效控制和管理，因而這一時期沒有出現大的政治分裂，國家基本上保持了政治統一，但由于寒冷導致的生產衰退，一些地區民不聊生，農民起義和各種暴動此伏彼起，有時還演變成漫延十幾省、持續十幾年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使社會時常處于動蕩之中。
對于氣候寒冷造成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權南下的事實，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們，就已經有了比較明晰的認識。例如，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太武帝時，面對北方蠕蠕游牧民族的不斷南下侵擾，漢人出身的大臣崔浩贊成帝議，主張武力解決，他對蠕蠕民族生產生活環境的分析是：“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16]清楚地認識到北方游牧民族一遇天寒，即將南下就溫的生活習性，認識到氣候變遷對游牧民族南北遷移的影響。此后，北魏孝文帝主動放棄原有的政治中心，將都城由原來的平城（今大同）南遷洛陽，一般認為這是他實行漢化政策的結果，這確實有一定道理，但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對此，北宋政治家司馬光說：“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17]這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孝文帝遷都原因的惟一解釋。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司馬光在宋哲宗即位之初，提議將四、五年前宋軍所攻占的所有西夏軍寨，主動退還給西夏，原因之一，也是考慮到氣候因素的影響，認為那里天寒地凍，“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18]。顯然，司馬光這一對待歷史和現實的態度，表明他本人對氣候深刻影響政局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
三
除了對經濟發展和政治進程的影響外，氣候變遷也造成了較大空間范圍內的大規模人口遷移。如前面提到的魏晉南北朝“五胡亂中原”時期、安史之亂時期，游牧民族都曾大舉南進，中原人民也因戰亂和寒冷而大量南遷，致使南方人口激增。兩宋之際，隨著氣候的急劇轉寒，女真貴族率軍南下，女真人民也隨之南遷就溫；在與宋和議停戰后，女真人更是遍及黃河南北，此后隨其遷都開封，又有大量女真人遷入河南地區；而原來中原地區以漢族為主的人民，則大批遷往更南的江南地區。宋元之際，氣候寒冷，蒙古貴族率軍南征，隨著他們的一步步向南推進，成千累萬的蒙古人民也自發的向南方溫暖濕潤的地區遷移。一直到大一統的蒙元帝國建立50年后，通過給予生產生活資料來遣返這些蒙古流民仍是中央政府的一項重要政治工作[19]，但即便如此，還是制止不住流民南下的步伐，以致政府不得不下達了最嚴厲的處罰辦法：“禁毋擅離所部，違者斬！”[20]這表明，當時蒙古人民向南遷移的規模已經對其祖居之地亦即蒙古貴族固有統治區造成了嚴重威脅。但這一法令公布之后，仍有流民的南遷之舉。原因很簡單，政府的法令，并不能絲毫改變氣候干冷的生態生存環境。而到元明之時，因氣候寒冷，東北地區的許多民族也紛紛放棄了自己傳統的生活定居地，向溫暖濕潤的南方遷移，女真三部就是在此過程中形成的。其中，建州女真繼續不斷南下，并最終完成了統一中國的歷史進程，其人民也隨之大量涌入關內。
從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分布來看，氣候溫暖濕潤的漢唐時期，人口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特別是中下游地區，以全國來說，就是北多南少。這是與當時北方經濟發展水平高于南方的生產情況相符合的，因為在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一個地區的人口密度是與該地區農業生產的盛衰成正比的，只有生產水平越高，才能養活更多的人口。在這一時期內，雖因戰爭而有時打破這一人口布局，但戰爭過后很快又得到恢復。北宋中期以來，氣候轉冷，北方人民因各種原因，以各種方式不斷南遷，加以經濟重心也逐漸轉移到南方，到元朝以后，雖有戰爭對南方人口布局的不時摧殘破壞，但再也沒有出現北方人口多于南方的現象。顯然，寒冷的氣候，北方人口的幾次大規模南遷，極大的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而南方經濟力量的增強又繼續和更加能夠吸引更多人口的遷入，如此循環往復，相對溫暖濕潤的南方的經濟發展自然是越來越高于北方，人口越來越多于北方。實際上，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一些，也可以發現同樣的事實，那就是：在原始社會時期，世界上的幾大文明都是誕生于溫暖濕潤的地區，原始人群也都是集中生活在暖濕的氣候帶中；而一旦氣候變冷，這些原始人群也便自發的向相對更加暖濕的低緯度地區遷移。可見，氣候對人口分布的影響，是遠古時期就已存在并長期發生作用的。
四
氣候變遷對中華文明進程的影響，當然不止以上三個方面，這里只是就幾個主要的、影響全局的方面進行的扼要考察。如果可以用優劣來評價的話，那么可以發現，就中華文明進程來說，溫暖濕潤的氣候對文明的發展是有著積極地推進作用的，而干冷的氣候則正好相反。但這也只是就古代歷史時期來說的。近代以來的200多年，全球人類活動以前所未有的強度改變了大氣的化學成分，致使大氣中溫室氣體逐漸增加，全球氣溫明顯變暖。雖然這200余年所創造的生產力，遠遠大于此前人類5000年所創造的生產力的總和，但這畢竟是人為因素起了極大的作用，與此前氣候的自然變遷影響人類文明進程有著很大的不同。這是我們不能不加以注意的。此外，從世界歷史的進程看來，氣候變遷引發的人類生存環境的變遷，是無法再重新恢復或逆轉的，而且氣候暖濕也并不是對所有事物的發展都有利。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適度控制人為因素引起的增溫進程。
元朝末年，政府官修《遼史》順利完成，其《營衛志》中有這樣一段話：“天地之間，風氣異宜；人生其間，各適其便。……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這段話的權威性當然不容置疑，因為修史者與被修者都是游牧民族出身，對其民族特性有著深刻而切實的認識。天時地利、冷暖干濕的自然氣候因素，已經限定了人類本能和自我創造的先決條件。雖然“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21]，但任何人都不能隨心所欲的創造，而只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人類當然可以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從而一定程度地改變環境和條件，彌補其不足。但從歷史上看，這也只能是在較小的空間內進行，而大部分情況下，則是在氣候因素的自然作用下，在“天地之間”尋找適合自己的“各適其便”之地。是人類主動適應自然，而不是自然適應人類。從上述氣候變遷與中華文明的演變關系可以看出，自然氣候是社會變化的終極原因，是影響人類本能的最深層因素。因此，先秦儒學大師荀況在兩千年前發出的“人定勝天”的豪言壯語，雖然確實使我們人類激動不已，也使我們在創造歷史的進程中始終激情滾滾，因而作為一種前進的動力和理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當我們靜下心來，考察古往今來的歷史發展進程，卻又不能不說，要真正達到這一宏論的字面意義的境地，確實也是難乎其難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正確而充分地認識自己和自然的關系，以便在“天地之間”，更好的“各適其便”，完成“人們自己創造自己歷史”的偉大任務！
注釋：
[1]王錚、黎華群、孔祥德、張正遠：《氣候變暖對中國農業影響的歷史借鑒》，《自然科學進展》2005年第6期。
[2]竺可楨：《中國近5000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3]竺可楨：《中國近5000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4]王錚、黎華群、孔祥德、張正遠：《氣候變暖對中國農業影響的歷史借鑒》，《自然科學進展》2005年第6期。
[5]藍勇：《唐代氣候變化與唐代歷史興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年第1輯。
[6]杜佑：《通典》卷一二《食貨（十二）·輕重》。
[7]《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三）》。
[8]《新唐書》卷一六五《權德輿傳》。
[9]王曾瑜：《盡忠報國——岳飛新傳》，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5頁。
[10]王曾瑜：《南宋初年的抗金斗爭》，《文史知識》2005年第11期。
[11]藍勇編著：《中國歷史地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7頁。
[12]《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
[13]《遼史》卷三二《營衛志（中）·行營》。
[14]前引藍勇《唐代氣候變化與唐代歷史興衰》一文，對“安史之亂”的自然與社會背景進行了分析，其中就有冷濕的氣候因素。前引藍勇《唐代氣候變化與唐代歷史興衰》一文，對“安史之亂”的自然與社會背景進行了分析，其中就有冷濕的氣候因素。
[15][英]道森編、呂浦譯、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7頁。
[16]《北魏書》卷三五《崔浩傳》。
[17]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鑒》卷一三八，齊紀（四）·世祖武皇帝（下），永明十一年五月丙子。
[18]司馬光：《傳家集》卷五〇《論西夏札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滿志敏、葛全勝、張丕遠：《氣候變化對歷史上農牧過渡帶影響的個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20]《元史》卷二九《泰定帝（一）》。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