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唐修《晉書》采用《世說》入史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著名的公案，其褒貶毀譽蘊涵著豐富的文化意義。本文從接受史角度入手，在取舍與剪裁、統整與編排、訂補與訓釋、贊潤與篡改等四個方面，詳細梳理《晉書》對《世說》的采撰實況，認為唐代史臣基本上是把《世說》作為一般史料來看待和處理的，其采撰行為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恰好說明《世說》在唐代業已成為一部知識分子喜聞樂見的通俗經典。
關鍵詞：《世說新語》 《晉書》 唐代 接受
作者簡介：劉強（1970－），男，河南正陽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文化研究，現為同濟大學文法學院中文系講師。
《世說新語》（下稱《世說》）在隋唐時期的接受情況，要比南朝明朗得多。
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一）目錄學著作的著錄；（二）《大唐新語》的模擬；（三）文人詩文的征引；（四）史家劉知幾的評論；（五）官修《晉書》的大量采撰。這一時期，傳統的小說文體概念已經形成，但總的來說，唐代對《世說》的接受仍在史學的籠罩之下。所以，在對其傳播接受的歷史進行深入考察后，我們將唐代歸入《世說》接受的“史學期”。[1]關于這一點，更具典型性的例子是唐太宗御敕修撰的《晉書》�！稌x書》對《世說》的大量采撰，以及后人對《晉書》得失的褒貶，無形中為我們確立了一個借以觀照唐人接受《世說》情形的生動坐標：一方面，采撰本身揭示了史臣們對《世說》歷史價值的確認，另一方面，采撰行為遭致的譏評又暴露了在史學目光的逼視下，《世說》那藏掖不住的文學性和小說品質。
一、《晉書》的修撰及其當代評價
唐修《晉書》采用《世說》入史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著名的公案，其褒貶毀譽蘊涵著豐富的文化意義�！稌x書》之編撰，蓋因前后十八家《晉史》未能盡善，故御敕史官更加纂撰，以成新書。從貞觀二十年（646）唐太宗頒布修史詔令起，至貞觀二十二年（648）書成奏上，《晉書》的修撰只用了兩年多時間，可謂“速成”。其成書后，“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2]。這除了說明唐修《晉書》的確是一部后出轉精的集大成史著外，至少還暗示了一點——它的讓人耳目一新的可讀性。這可讀性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當與編撰者身份才具有關。劉知幾《史通·論贊篇》云：“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于壯夫，服綺紈于高士者矣�！痹掚m含貶意，但其主要編撰者房玄齡、褚遂良、令狐德棻、上官儀等人皆為當時著名文士，嫻于辭賦文章，其修史風格比一般史臣更注重文學性，卻是不爭的事實�！斑h棄史、班，近宗徐、庾”，也許是劉知幾的一面之詞，但“加粉黛”、“服綺紈”的活兒，令狐德棻們恐怕也沒少做。
其次，《晉書》的取材十分宏富，前代的各種晉史幾乎網羅殆盡。趙翼說：“唐初修《晉書》，以臧榮緒本為主，而兼考諸家成之。今據《晉》、《宋》等《書》列傳所載諸家之為《晉書》者，無慮數十種�！奔s略言之，蓋有華嶠《魏、晉》紀傳、干寶《晉紀》、謝沈《晉書》、傅暢《晉諸公贊》、荀綽《晉后書》、束皙《晉書》、孫盛《晉陽秋》、王隱《晉書》、虞預《晉書》等，宋以后則有徐廣《晉紀》、沈約《晉史》、謝靈運《晉書》、王韶之、荀伯子《晉史》、張緬《晉鈔》、臧榮緒《晉書》、劉彤注《晉紀》、蕭子云《晉書》等。另據《唐書·藝文志》所載晉朝史書，尚有陸機《晉帝紀》、劉協注《晉紀》、劉謙《晉紀》、曹嘉之《晉紀》、鄧粲《晉紀》、檀道鸞《晉春秋》、蕭景暢《晉史草》、郭季產《晉續紀》、《晉錄》之類，將近三十種。誠如趙翼所言，這些書“當唐初修史時尚俱在，必皆兼綜互訂，不專據榮緒一書也”。[3]這些書雖有“正典”的身份，但受時代風氣的影響，撰述風格十分多樣，它們所提供的千姿百態的歷史圖景，自然會使唐修《晉書》錦上添花，后來居上。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晉書》對魏晉時期小說、雜傳的大量采用。這在當代就引起極大的爭議。劉知幾在《史通·采撰篇》中指出：“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采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秕，持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說于小人，終見嗤于君子矣。”劉知幾作為一代史家，不可謂無識，但過于強烈的本位意識卻使他對《世說》之類的“小說家言”抱有一種不可理喻的偏見。[4]在《史通·雜說篇》里，他又對《世說》特加詆詬：“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之類�！庇终f：“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劣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采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如此評價，幾近于謾罵。因為不齒于“短部小書”，就將與之“有染”的《晉書》也一并罵倒，我們自然不能指望從中獲得什么真知灼見；但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劉知幾的“酷評”在旗幟鮮明地檢討了正史修撰的方法論問題（確切說就是正史能否采小說、偏記入書）的同時，還第一個揭橥了唐修《晉書》與《世說》的親密關系。我們認為，唐修《晉書》之所以成為一部還算好看的史書，很大程度上借助了這種“親密關系”。而這種顯然被夸大了的關系，其實是大有深意在焉的。
二、唐修《晉書》采錄《世說》之因與果
然則，唐修《晉書》緣何會對《世說》情有獨鐘？目前，學者一般認為原因有三：首先，是《晉書》編撰者多為當代文人學士，注重文、史并茂，雅信兼得，而《世說》所記，文筆可觀，故成為取材的上佳之選。其次，唐修《晉書》以臧榮緒《晉書》為藍本，而后者就曾選取了不少《世說》中的記載，轉相引據，自然而然。[5]第三，《世說》本身的特點（如動人的故事，優美的文辭，豐富的史料等）也使它有資格成為編修《晉書》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6]這樣的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此外，在唐時劉孝標的《世說》注本最為盛行，劉注的詳贍進一步增強了《世說》的史料價值，這恐怕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
盡管有以上這些足夠充分的理由，在小說附庸于史傳的時代，《晉書》編者對《世說》的青睞還是難辭其咎。對《晉書》的批評自劉知幾開始，一直就沒有中斷過。五代時所修的《舊唐書·房玄齡傳》就說：唐修《晉書》，“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顯然受了劉知幾的影響。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三亦云：“劉知幾《史通》：‘《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是也。曹（嘉之）、干（寶）兩《紀》，孫（盛）、檀（道鸞）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親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也是陳陳相因。直到清代，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代表的正統言論仍對《晉書》持否定態度：“其所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其所采擇，忽正典而取小說，波靡不返，有自來矣�！渌d者，大抵宏獎風流，以資談柄，取劉義慶《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注，一一互勘，幾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體，安得目曰史傳乎？……正史之中，惟此書及宋史，后人紛紛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書并亡，考晉事者，舍此無由，故歷代存之不廢矣。”這段話幾乎成為對《晉書》的蓋棺論定。
不過，偏見之流行，并不等于思想者真的都給自己放假休息。早在宋代，劉知幾史學思想的權威性，就受到另一位史學大家的挑戰。司馬光在《與范內翰論修書帖》中非常辨證地指出：“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小說未必皆無憑。”與理論家的劉知幾不同，司馬光是個成功的實踐家。在《資治通鑒》所參考依據的各種典籍中，小說、雜記就占有相當的比重。他的這句話當是實踐經驗的總結，而非不切實際的空論。南宋人葉適在全面論述《晉書》的得失后，也承認，其所“得”占七、八成，其所“失”則不過二、三成。[7]趙翼也說：“論《晉書》者，謂當時修史諸人皆文詠之士，好采詭辯碎事，以廣異聞，又史論競為艷體，此其所短也。然當時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于文學，其紀傳敘事，皆爽潔老勁，迥非《晉》、《宋》二《書》可比，而諸僭偽載記，尤簡而不漏，詳而不蕪，視《十六國春秋》不可同日語也�！�[8]這評價就漸漸趨于持平和公允。到了近代，在新思潮、新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對歷史書寫的認識更為客觀和科學，《晉書》的命運隨之大為改觀。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例如《晉書》，自劉知幾以下，共譏其雜采小說，體例不純。吾 儕 視之，則何傷者？使各史而皆如陳壽之《三國志》，字字精嚴，筆筆錘煉，則茍無裴松之之注，吾儕將失去許多史料矣。”[9]這既是為《晉書》鳴不平，又何嘗不是為《世說》等“稗官小說”討尊嚴？這里，我們看到，褒貶毀譽，都習慣性的將《晉書》與《世說》并論，幾乎給人一種“成也《世說》，敗也《世說》”的感嘆了！
至于今天，更多的學者則認為“現在晉史算是一部好的正史”，[10]“雖不及史漢三國諸書，然以視唐宋以下諸史，尤當較勝一籌，其搜討之博，包羅之富，誠漢以后一偉大著作也”。[11]唐修《晉書》采錄《世說》，不僅“絕非修史之弊，相反，卻是人們對以往史書選材狹窄這一弊病的克服�！�[12]它體現了史臣們博采眾長的寬容的文化胸襟，在客觀上還增強了史書的生動性。這一文化史上毀譽參半、聚訟紛紜的接受現象，的確值得深入研究。
三、《晉書》對《世說》的取舍、采撰和篡改
關于《晉書》采錄《世說》之概況，今人高淑清、張亞軍都曾做過統計，其中高氏的統計結果如下：“《晉書》共設十四個類傳，其中十個類傳采用了《世說新語》的條目。合而計之，列傳共采入130人，307條。采用《世說新語》的人數約占《晉書》列傳所立人物的17%。而且不只是一個人采用1條，有的傳，一個人多至10余條。如《王戎傳》采用12條，《顧愷之傳》采用11條等。除列傳外《晉書》的帝紀部分又采入3人，5條。列傳與帝紀共采入133人，312條。而今本《世說新語》所收共1130條本文，唐修《晉書》引用的312條約占《世說新語》條目的28%�！�[13]這一統計數據大體是可信的。數據表明，《晉書》采撰《世說》的程度的確驚人，但若要借此了解《世說》在初唐時期的接受情況，還必須對以下四個方面詳加考察。
�。ㄒ唬┤∩崤c剪裁
從上舉數據可以看出，唐修《晉書》盡管取資《世說》甚多，但絕非像《四庫總目提要》所說，達到了“取劉義慶《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注，一一互勘，幾乎全部收入”的程度。事實上，《世說》與《晉書》共同涉及之人物，其言行逸事的很大一部分，還是被《晉書》列傳及載記割舍了，而像支遁、許詢那樣在《世說》中鼎鼎大名的人物，《晉書》竟然沒有為其立傳。[14]這說明，《晉書》對《世說》的記載并非照單全收，而是取舍有度。而其遴選取舍也遵循著一定的原則，借此可以一窺其總體的編撰傾向。
首先，是重視重大歷史事件中人物的表現。如簡文帝本是一位雅好清談的風流皇帝，留下許多清談及品題人物的名言佳對，如“登峰造極”、“會心處不必在遠 ”、“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以簡應對之繁”等，但《晉書·簡文帝紀》一概剔除，而只將發生在簡文身上的與國事大局有關的記載——如《政事》篇“初，熒惑入太微”條等——采之入書。其次，是特別偏愛能夠表現人物性情風貌的記載（如《識鑒》《賞譽》《容止》等篇），而對與人物身份相去較遠的逸事忽略不計，有時還為尊者、賢者諱。如《溫嶠傳》只選取其臨危受命、“建匡立之功”（《世說·言語》35）等軼事，而著名的“溫公娶婦”以及“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品藻》）的記載，則付之闕如。又如《周顗傳》為了表現周顗“處腴能約”、“高才雅道”、“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見傳后“史臣曰”）的忠臣形象，就把他“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的所謂“千里一曲”（《任誕》）的粗放行為一筆勾銷。至于像“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尤悔》）的尷尬事，當然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第三，對于過分夸張或不甚可信的記載，加以適當剪裁。如《世說·德行》第14“王祥事后母朱 夫人甚謹”條及劉注，《晉書·王祥傳》大部分予以采用，惟獨不載后母夜半殺祥，“值祥私起，空斫得被”的恐怖情節。此外，剪裁的手段有時也服務于將小說敘事轉變為歷史敘事的目的。如《世說·尤悔》第7條：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乃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而《晉書》將其系諸《宣帝紀》，在交代司馬懿的一生行事后，于最后一段節引此條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跡其猜忍，蓋有符于狼顧也。”《世說》中本無關于司馬懿的正面記載，《晉書》挪用《世說》此條則成了對司馬懿的側面描寫，在對司馬懿本傳收束的同時，又通過其子孫之口對司馬懿作了形象的歷史評價，這樣的編排的確頗具匠心。而且，由于歷史時間（“明帝時”）和敘事方式（倒敘）的確定，這段在《世說》中以“點”的形式被接受的故事，就被置于一種時間的“線”性流程中，成了歷史的一部分。至于溫嶠其人，因為與主旨無關，干脆被“腰斬”了。此外，針對傳聞異辭，《晉書》又會采用拼接之法，如《方正》第 36、38兩條，都提到孔群指斥匡術“鷹化為鳩，尤憎其眼”，實際上屬于一事而傳聞異辭�！稌x書》不悟《世說》傳疑之意，乃合兩事為一，穿鑿附會而偏離史實。故余嘉錫說：“蓋《晉書》好采小說，不欲有所取舍，故為此彌縫之術也�！�[15]真是一語中的。
當然，《晉書》采錄《世說》也存在不少錯誤。《世說·自新》“周處斬蛟”事，本屬不經之談，而《晉書·周處傳》竟引之入書。不過，這樣的錯誤在《晉書》中，畢竟還是極個別的現象。
�。ǘ┙y整與編排由于《世說》分門隸事，同一人物的不同性質的言行被分散在不同的篇目里，因此，在進行史學還原時就必須以人物為中心重新歸類。《晉書》正是將這些分散的材料統整起來才完成一篇篇列傳的。對于那些確定要用的材料，則必須加以分析、研究，弄清其發生的時序，然后統整、糅合，使分散的零件熔鑄為一個前后相續、因果相仍的一個序列或整體。如《晉書·周顗傳》：
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說：“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 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世說·雅量》21）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排調》18）導亦不以為忤。又于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保ā堆哉Z》40）
這里連用三則《世說》條目而不覺生硬，就是用了 “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王導甚重之”等語句巧妙粘連的結果。統整一般采取“總－分－總”的敘述結構，或總而后分，或分而后總，分述時以“嘗”“曾”“又”等詞勾連，總結時則多采用“性……而……”或“其……如此”句式，如“其矯情鎮物如此”（《謝安傳》）、“其輕易權貴如此”（《陸玩傳》）等等，使《世說》打亂時序和因果聯系的“叢殘小語”重新回到史傳敘事的時間流程之中。
《晉書》的編者們還注意到《世說》敘事賓主穿插、前后互見的特點，在修史時有意識的加以甄別、排比，將關于兩個人物的同一記載，編排在最合適的傳記中。如《雅量》篇所載“東床坦腹”的故事，正面描寫郗鑒，側面描寫王羲之，但其“主人公”卻是王羲之，故史臣將其放在《王羲之傳》里�！蹲R鑒》篇載褚裒于眾人中識別孟嘉的故事，本是激賞褚裒之“默識”，《晉書》將之歸入《孟嘉傳》，以烘托孟嘉的才超眾流。似此巧妙安排均可見編者之匠心。 �。ㄈ┯喲a與訓釋
《世說》記載逸聞瑣語，每每忽略背景，斷章取義，《晉書》則稍加考辨，取其詳審。如《賞譽》第 54條：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望之之峰距。”
此條當轉引自《郭子》，末有“并一見我而服也”。乍一看，讀者會以為這句話是王導對刁、戴、卞三人的贊美，其實不然。劉孝標注引比《郭子》更早的《語林》，就將事情真相表露無疑：
孔坦為侍中，密啟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王導妻）。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駑 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當敢爾不？”
原來，這話本是王導的憤激之詞，同時也暗含了對那三人的不滿，聯系三人與王氏家族的關系，這樣的記載還是符合史實的。《晉書》將此事置諸《卞壼傳》，并采用了《語林》的說法，且加了一句鋪墊：“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這樣就把這句話的背景交代清楚了。另如《文學》篇“三語掾”的故事，《世說》記載是阮宣子（修）與王夷甫（衍）問答之詞，而《晉書·阮瞻傳》則以此事屬之阮瞻與王戎。查《御覽》二百九《太尉掾》門及三百九《言語》門引《衛玠別傳》所載此事，均作阮千里（即阮瞻），程炎震以為“則是瞻，非修也”。[16]可見，史臣們為了考信求實，的確是下了大功夫的。
除了訂補，還有訓釋�！妒勒f·賞譽》：“桓茂倫云：‘褚季野皮里陽秋。'謂其裁中也�！焙笠痪浣忉層腥藨岩墒恰白x者評語攙入正文”。[17]這是有可能的。因為今本《世說》幾經宋人刪削，不復其舊，而 “唐寫本殘卷”所見數條，絕無此類看似作者“旁白”或“解釋”的語句。“裁中”云云似不合《世說》撰例。但無論如何，至少表明，“皮里陽秋”一語，在《世說》的編撰或流傳過程中，屬于存在“理解障礙”的詞語，需要加以疏通解釋。《晉書·褚裒傳》則作：
裒少有簡貴之風，……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里陽秋�！毖云渫鉄o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這里的“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正是對“皮里陽秋”一語的解釋。[18]此外，《世說》有些文句因為出自口語，斷句頗難。如《方正》“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條，當王坦之告訴其父王述（藍田）桓溫要為子求婚之后，“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此句句讀，直到明代尚眾說紛紜，[19]實則這一問題《晉書》早已解決�！锻跏鰝鳌纷鳎骸叭昃拱V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非常準確的傳達了本文的意思，也更為符合王藍田狷急抗直的性格。這些對《世說》本文的訓釋，或出于會心，或憑借考證，使文本背后的意思和語境更為清晰了。
�。ㄋ模┵潩櫯c篡改
唐修《晉書》對《世說》的采用，事實上也屬于“二度創作”，很多地方都做了細小的改動�；蚋膭游淖�，添枝加葉。如《識鑒》載：“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晉書·張翰傳》則改作“菰菜、蓴羹、鱸魚膾”，似乎更符合生活常識。[20]
或改動人事，反正為誤。如《世說·德行》載：“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 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 ”《晉書·王戎傳》竟改裴令（即裴楷）為其女婿裴頠；《識鑒》“王恭隨父（王蘊）在會稽，王大（忱）自都來拜墓，恭暫往墓下看之”條，《晉書》以王大為王悅，張冠李戴，導致錯誤。 當然，也有看似對《世說》所記人事有改動，而實際上是《晉書》別有所本的情況，如《文學》篇記：“殷仲文天才宏贍，而讀書不甚廣，博亮（疑當為傅亮）嘆曰：‘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晉書·殷仲文傳》作謝靈運語，且解釋說“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而據《文選集注》六十二江文通擬殷東陽《興矚詩》注，此條記載乃引自沈約《俗說》。這樣的改動究竟是對是錯，我們就難以判斷了。
或一事兩系，節外生枝。如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條，寫溫嶠既詣王丞相，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歡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言語》）《晉書·溫嶠傳》節引此條用之，而《王導傳》又以此事屬桓彝。再如《世說·賞譽》第15條：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此條記載分別被《晉書·和嶠傳》和《庾敳傳》收錄，一為庾敳題目和嶠，一為庾敳賞譽溫嶠。姚范《援鶉堂筆記》三十三對此事詳加考證后說：“《晉書·敳傳》作溫嶠，自不誤。其《和嶠傳》乃又采《世說》妄入之，斯為誤耳�！庇嗉五a氏按語亦云：“今本《晉書》雜采諸家，失于契勘耳�！�[21]凡此種種，都說明由于《晉書》乃屬集體撰修，作者學識層次不同，材料來源紛繁，其個中情節十分復雜，所以所謂《晉書》對《世說》的接受只是一個寬泛的說法。 但這些細枝末節比起那種帶有重大政治原因、不得已而為之的改修來，實在是微不足道。由于《晉書》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直接授意下撰修的，事實上帶有“政治任務”的色彩，唐太宗甚至還親自為一些紀、傳撰寫評論，在《晉書》中往往以“制曰”出之，故唐修《晉書》又有“御撰”一說。[22]在這樣的背景下修史，史臣們對歷史人物的記載和評價，不可能不受到最高統治者的影響。日本學者清水凱夫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即唐修《晉書》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圣意強烈籠罩下改修的。比如《晉書·王羲之傳》說：“（羲之）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边@一記載，是將《世說新語·汰侈篇》收錄的“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啖之。于此改觀�！备男奕搿稌x書》的�！啊妒勒f》編者本意是對少年王羲之行動的膽大、無禮的性格稍稍加以批評，因此才把它收在帶有貶意的《汰侈篇》中；而《晉書》編者卻有意識地把逸事改成稱揚王羲之，這不僅是單純的字句表現上的改修，而是關系到人品的重大修正�！�[23]因為李世民對王羲之特別偏愛，認為其書法“盡善盡美”，古今獨步；一代“書圣”就此產生�！妒勒f·容止》“時人目王右軍：飄如游云，矯若驚龍”條，本是對王之風度的品藻之語，而在《晉書》里，則變成“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如游云，矯若驚龍。”這些“改修”，當是王羲之書品地位因皇帝的推崇而空前提高的產物。
此外，《晉書》對《世說》的接受還表現在，《世說》的一些分類及品題用語如“容止”、“簡傲”、“識鑒”、“雅量”、“自新”、“豪爽”等被《晉書》大量沿用，可見，這些詞語在唐代已經成為全面展現魏晉風度的基本元素了。
四、結 語
綜上所述，《晉書》的編撰者采用《世說》，基本上是把《世說》作為史料來看待和處理的，態度上與對其它史料并無不同。而且，《晉書》對《世說》的采用還很保守，同一事件如果同時見諸《世說》及其它文獻，《晉書》未必獨重《世說》。[24]誠如余嘉錫所言：“凡《世說》所載事，皆自有出處，《晉書》往往與之同出一源。后人讀《晉書》，見其與《世說》同，遂謂采自《世說》，實不然也�！�[25]從此一角度說，今天所統計的《晉書》采撰《世說》之數字實有夸大之嫌，某種程度上，《世說》并非源頭性材料，而是扮演了一個“二傳手”、“中轉站”的角色。
那么，何以《世說》被《晉書》采用會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文化現象呢？竊以為大概有以下幾點原因：其一，《世說》在初唐時已流傳甚廣，為文化圈中人士所喜聞樂見，同時，《世說》的版本已經得到定型，且已作為一個整體為人們所熟悉和接受，所以，對《世說》的任何一種文化加工（征引或采撰）極易被人敏感地發現和捕捉。這也是人們對《晉書》征引采撰的其它參考文獻視而不見，惟獨對《世說》過目不忘的首要原因。
其二，由于《世說》具有高度精致的語言藝術，塑造了一批極富個性的人物，它的絕大多數條目都自成一個相對獨立和完整的藝術品，一旦妄加改動割裂，勢必會損傷其原本的藝術性和完整性，表達效果也要大打折扣。所以對它們的改造很難做到“不留痕跡”，通常的情況是，只能做些字句的變換，而不能、更是不忍做大的改動。這樣做的代價是，極易被按圖索驥地找到“出處”，從而授人以柄�！稌x書》對《世說》的這種“不忍割愛”的態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世說》藝術價值的認同。
第三，《晉書》吸取《世說》的語言藝術及人物塑造之法后，使史傳敘事的文學色彩和寫實效果都大大加強，這是它對傳統史書撰寫方式的一大突破，也是“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的主要原因。劉師培在論及漢魏六朝的“寫實文學”時指出：“《晉書》《南、北史》喜記瑣事，后人譏其近于小說，殊不盡然，試觀《世說新語》所記當時之言語行動，方言與諧語并出，俱以傳真為主，毫無文飾�！稌x書》、《南、北史》多采自《世說》，俱非如后世史官之以意為之。至其詞令之雋妙，乃自兩晉清談流為風氣者也。”“唐以后之史書用虛寫者甚多，非獨不及《史記》《漢書》，且遠遜于《晉書》《南、北史》。唐人所作之小說未嘗不多，而《唐書》所以不及《晉書》、《南、北史》之采用《世說新語》者，則由文勝于質，不善寫實而已�！裰^中國文學不善寫實者，責之唐宋以后固然，但不得據此以鄙薄隋唐以前之文學也。中國文學之敝，皆自唐宋以后始�！眲⑹弦詫憣嵟c虛構泛論文史，以為既有寫實之文學，亦有虛寫之史書，史書而采寫實之文學，不僅不為小過，甚至還有大功。如此見解，宏通高邁而又洞悉幽微。[26]只可惜，在以劉知幾為代表的正統史家“誅心之論”陰影的籠罩之下，《晉書》的這種創新性一直沒有得到充分認識和發揚光大，唐以后歷代史書變得面目可憎也就在所難免了。
注釋：
[1]參見劉強《“世說學”論綱》， 載《學術月刊》 2003年11期。
[2]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
[3]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七“晉書”條。
[4]如《史通·暗惑篇》中，劉知幾評《容止篇》所記曹操“捉刀”事說：“昔孟陽臥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蛑麇芡兔桑虺颈�，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坐，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于匈奴，雖復賂以金帛，結以姻親，猶恐（兀蟲）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何以懷四夷于外蕃，建五利于中國？”余嘉錫于此加按語說：“此事近于兒戲，頗類委巷之言，不可盡信。然劉子玄之持論，亦復過當�？肌逗鬂h書·南匈奴傳》：自光武建武二十五年以后，南單于奉藩稱臣，……。其君長且俯首受屠割，縱殺一使者，曾何足言？……子玄張大其詞，慢持西京之已事，例之建安之朝，不亦傎乎？”語極有見。參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 ，中華書局 1983年版，頁606。
[5]按：臧榮緒所修《晉書》早已亡佚，今所見臧書是清人湯球的輯本（凡17卷，又補遺1卷，叢書集成本），而輯本中有不少采用《世說新語》的例子。劉知幾要批評，也應該先從臧榮緒開刀。
[6]參見高淑清《晉書緣何采錄世說新語》一文，載《社會科學戰線》1999年6期。
[7]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十《晉書·總論》。
[8]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七“晉書二”條。
[9]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5年版。
[10]見劉節《中國史學史稿》。
[11]廖吉郎《六十年來〈晉書〉之研究》，臺北中正書局 1974年版。轉引自朱大渭《晉書的 評價與研究》，載《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2]參見高淑清《晉書取材世說新語之管見》一文，載《 社會科學戰線》 2001年第1期。
[13]參見高淑清《晉書取材世說新語之管見》 。另，張亞軍的統計結果大致與高淑清相同，故不贅舉。見《從捃拾世說新語談晉書的文學色彩》，載《齊齊哈爾大學學報》 2001年7月。另有柳士鎮也做過統計，計有400余條，占《世說》總條目的三分之一強。參見《〈世說新語〉〈晉書〉異文語言比較研究》，《中州學刊》1998年第6期。
[14]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二十一冊說：“《晉書》無許詢、支遁等傳。名言佳事，刊落甚多。 蓋以鳩摩羅什、佛圖澄皆有道術，故入之《藝術傳》。遁既緇流，而以風尚著稱，無類可歸，遂從闕略。然不列詢于《隱逸》，又何說乎？若收許詢，便可附入道林。因及釋道安、竺法深、慧遠諸人，標舉勝會，亦自可觀，作史者所不當遺也�！�
[15]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版，頁319。
[16]程炎震《世說新語箋證》，載《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七卷第二期（ 1942）、第三期（1943）。
[17]參見蕭艾《世說探幽》，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頁17。
[18]周一良《魏晉南北朝時札記·晉書札記》：“《晉書》外無臧否云云，即解釋‘裁中'一詞。”此說未必。從語意上分析，也可以理解為對“皮里陽秋”的解釋。若“裁中”一詞果為后人所注，則《晉書》作者未必得見。周氏還說：“然《世說新語》及《晉書》之解釋皆近于望文生義。‘皮里'實即‘活人'之意�！だ锎呵镌獠煌饣畲呵镆病！狈揭恍聞t認為：“將‘皮里晉書'解釋為‘活晉書'，意思并不錯，但似不能由此得出‘皮里'就是‘活人'，‘皮里春秋'（陽秋）就等于‘活春秋'的結論�！币姺揭恍隆稏|漢魏晉南北朝史書詞語箋釋》，黃山書社 ， 1997，頁201。
[19]凌濛初尚以為當以“面兵那”為句，殊不可解。見凌濛初《世說新語鼓吹》本按語。
[20]詳見余氏《箋疏》，頁 394。
[21]參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427－428。
[22]據《新唐書·藝文志》“正史類”稱：“《晉書》一百三十卷，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李淳風、辛丘馭、劉引之、陽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懷儼、趙弘智等修，而名為御撰�！�
[23]參見清水凱夫《從晉書的編纂看蘭亭序的真偽》，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 1996年3期。
[24]如前面提到過的《識鑒》第 16 條“褚裒默識孟嘉”的故事，《晉書·孟嘉傳》的記載就與《世說》不同。對照此條劉注引《嘉別傳》，可知《晉書》實祖述《嘉別傳》，文字幾乎全同。
[25]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428。
[26]參見羅常培整理的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漢魏六朝之寫實文學》，載《中古文學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年6月版。
（原載《上海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