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霍金在《時間簡史》中說了些什么，他說：終極問題可以解決，而且，“解決”是人類理智的最終勝利。那時候的霍金熱情洋溢，陶醉在奧秘的掌握里。很多年過去了，與霍金一同興奮的人們卻得到這樣的消息，他放棄對終極理論的尋求。“我們不是能從宇宙之外觀察宇宙的天使”，理由也簡單，聽起來卻刺耳。霍金和相信他的人何時成了“天使”，他們把自己打扮成天使？
霍金在西方思想界作為一標識，讓我們認出幾千年來西方人運思的軌跡。沒有中斷，不過在人和神之間閃爍不定。按照這樣一種說法：如今科學家對神學家的尊重較過去為多，那么，是否可以認為，運思之在西方，始終一迷途而已。愛因斯坦，這個科學的象征性人物，當記者詢問是否有上帝時，他的回答是不要問我這個問題。問題何以讓愛因斯坦為難？他拿不準。
迷途羔羊！愛因斯坦或霍金不過一迷途羔羊罷了。
二
《圣經》說人只能看見上帝的背影。西方人從古至今的運思拖長了這“背影”，命定埋沒在其中。
一切努力均告多余，如托馬斯晚年所言，他以前所寫的全部作品對他來說毫無價值。西方人學聰明了，最聰明者莫過于維特根斯坦：“與我們關系最密切的問題不可言說”。
維特根斯坦的全部努力，搞明白的就是什么是可說的、什么是不可說的。這下好了，他應該清爽。維特根斯坦沒理由讓人費解。然而他為什么一會指出形而上學都是胡說八道，一會又表示對歷史上偉大的形而上學家肅然起敬呢？他搖擺于說與不說之間，作為人的處境之無奈完全暴露出來了。最要命的是，維特根斯坦把問題對人的逼迫推向極致。他認為人若確實能夠提出問題來，就會有答案。這是什么意思？問題不是一直讓他揪心嗎？怎么到頭來連問題都提不出來？
在問題面前，維特根斯坦之難堪讓人印象深刻。悶罐，試著想象一悶罐，他就住在里頭。
其實，就西方的思想傳統而言，人都住在悶罐里，能打開這悶罐的只有上帝。
三
羅丹的雕塑《思想者》很有看頭，對思的肯定連同對人的肯定。但此種肯定注定無法完成。《思想者》雖然痛苦但自信，少了點惶惑。“惶惑”很重要，它表明人不可能找到終極問題的答案。西方思想的大傳統在于承認人無知，這傳統的延續雖然出現過叛離，譬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科學革命等，終究因其沒有撬動問題而歸于淺薄。《圣經》說得明白不過：看見我的人不能存活。人終其一生無緣親睹上帝，即是人無知。西方人從來都樂于談論人的無知，只是到了后來，腦袋發昏才把這事忘了。當然，有些人沒忘。“但澄明從何而來，何以有澄明？在這有中什么在說話？”，海德格爾如是說。海德格爾畢生運思 ，目的只有一個：恢復對上帝的信仰。要恢復信仰其實簡單——只需問題，海德格爾找到的也就是問題。
蘇格拉底是希臘最有智慧的人，因為他知道自己無知。注意，這是神說的。
四
《莊子》說：“不知深矣，知之淺矣; 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中國人也講無知，但此“無知”不是彼“無知。彼無知有一個高于人的知，在他那有答案。此無知昭告的是人向外或在外求知會誤入歧途，亦即所得“淺矣”。中國人早就知道不可站在宇宙之外求知，亦即“外矣”則“淺矣”。從這樣的視角看西方人，他們的孜孜以求真乃糊涂。人的思胡攪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便在預料之中了。中國的思想傳統沒有高于人的知，因為中國人自古以來沒有溜出宇宙之外。“內矣”則“深矣”，從此可進入中國思想之核心。“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司馬承禎如是說。不知就是讓人放棄思，因為宇宙之存在與人類認識無關。上帝的知打殺人的思。人不思，上帝連出場的份兒都沒有。《易經》說：天下何思何慮！
五
中國思想有一個謎，中國人從來不受終極問題的困擾。
為什么會有？老子說：有生于無。有學者稱，這等于沒有回答終極問題。沒有回答還是無意于回答？何以不回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里有答案：道生萬物。什么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自己如此。萬物自己如此！所謂無中生有，最后的答案就在這里。
《易經》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說：“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乾坤為萬物的本原。乾坤不在萬物之外，可以具體為天地、男女、日夜等等。追溯萬物的本原，而在萬物之內，即回到自身。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開句便為：無極而太極。無極，也就是無。“無”，打斷了人的思。藉此“打斷”，中國人的思始終被定位在存在之內。
在存在之內，問題無法提出。
中國人回避終極問題，這種看法很流行。實際上，沒有回避，只是問題消失了。
探求萬物的本原，為什么中國人講“自本自根”，而西方人講“被造”？因為后者帶著問題去思，前者之思卻起自問題消失之后。
六
維特根斯坦徘徊于說與不可說之間，他的不可說是說的失敗，而說暴露的是不可說之痛。維特根斯坦很慘，作為哲學家的他遠不如神學家幸福。當然，其“慘”，正好為神學鋪路。
問題在中國思想里消失了，中國人就是清爽！“非樂不足以語君子”，程子如是說。有學者指出，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不錯，但深層原因卻不是他說的那些，而是中國人之思不受問題的侵害。張子說：“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若有問題，則不得說“不能”，而“不得已而然”，也就是自己如此。因為沒有問題，中國人心靈澄澈。
同一個問題，在中國，它消失了，在西方，卻如梗在喉。結果，由問題導出的本原很不一樣，一者在內，一者在外。只有觸及問題，才可懂得天道與上帝是不可比的。中國人講“天生萬物”或“道生萬物”，一個“生”字，說的是本原與萬物如母子般不可分。西方人講上帝創造世界，“創造”，有一個從無到有的時刻，以此時刻劃界，本原與世界判然有別。不可比就是這樣凸顯出來的：中國人之思消解于無，西方人之思越過無不肯止息。
問題，把西方人帶到上帝面前。
問題消失，中國人回歸自身。
象維特根斯坦那種尷尬，不會出現在中國哲人身上，因為中國的智慧讓問題消散無余。
七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子罕言性與天道”，孔子的弟子如是說。不可說或少說，在此，似乎找到了中西思想共通之處。但與前面談到“此‘無知’不是彼‘無知’”一樣，此“不可說”亦非彼“不可說”。彼不可說是想說卻說不出來或說不到底，此不可說不再有意于說。當老子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以他的知見，當已透識一切。而耶酥，那個自稱上帝之子的人，談到其父時卻極盡謙卑，甚或誠惶誠恐。什么造成了如此大的區別？問題在而無答案，人何其失魂落魄！問題消失，人無須向外祈求，又何其悠游自在！孔子的見道之言可謂從容不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大道流行，就在眼前。其實孔子也沒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道就在人之所見中，說為贅說。與中國不同，西方的說難免隔靴搔癢。玩味一下奧古斯丁的這句話吧，“信，就是信你所未見的，信的回報，就是看見你所愿見的”。走到生命的盡頭，人依舊一無所見，只得靠信來維持期盼。期盼什么呢？上帝！這個問題答案的最終掌握者。
有學者把老子和海德格爾捆在一起做研究時，興奮地發現后者是前者的異域知音，真是謬之千里了。海德格爾說得再清楚不過，“還只有一個上帝能夠救渡我們”。海德格爾認為真理自遮蔽，又自敞開。敞開即澄明。海德格爾見道而又與之隔了一層，即他終有一問，露出了西方人的本色。老子叫人復歸于嬰兒、復歸于無極、復歸于樸，當然沒有此問。
敞開而在其中，這是中國人。
置身于外，鉆入悶罐，這是西方人。
八
中國的思想傳統沒有“救渡”一說，因為中國人從不受困于問題。《易經》，為儒道兩家所尊奉。這部經典，其對世界的解釋是自圓的，沒有人之思夾雜在里頭。它模擬宇宙生化，得其要領進而順從之。所謂“天地變化，圣人效之”，就是此意。易之六十四卦皆由乾坤兩卦推衍而來，對這樣一個系統，中國人沒有異議。“異議”指拒斥或不接受。人何以不接受這個世界？理由只有一個：問題。此世界對人來說是有問題的。有問題，大的方面講，意味著宇宙之存在在人只得被動接受，小的方面講，人之生死非人所能決定。不幸！人因其不幸而需要救渡。救渡來自上帝。異議，在西方思想傳統中舉足輕重。為什么西方人必得有另一個世界，方可減緩存在之沉重，對準了問題，就一點也不難理解。
對海德格爾所說“人在大地詩意地棲居”，很多人頗為欣賞。試問有多少人透識此種“詩意”的創傷？對海德格爾來說，棲居只是暫居。他精心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事，其墓碑上方那顆星星最能表明其心跡。事實上，海德格爾到死都沒搞清楚存在是怎么回事。
別樣的詩意在中國，這種“詩意”洋溢于天地萬物間，無須他者介入。
九
對準問題，看看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怎么說：“你從虛空中創造了近乎虛空的、未具形質的物質，又用這物質創造了世界。”再看看漢代儒者在《易緯·乾鑿度》中怎么說：“夫有形者生于無形，則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 一者創造，一者生，是否已看得分明？這未具形質的物質或氣，前者是造出來的，而后者，在太易與太初之間，即“未見氣”與“氣之始”之間沒有他者介入，實為自生。中西思想之歧異，如果忽略了問題之有無，不管怎么看也看不出來。
問題，是人之思，西方思想傳統因此而打上人的烙印。與之相反，中國思想傳統了無人的痕跡。
什么是自然？只有在中國思想傳統中領悟。
十
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一個“損”字，就是要把人之思清除干凈。惟獨如此，才能還道之本然。對道之本然，莊子領會至深：“南海之帝為脩，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脩與忽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脩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道無為而人有意，渾沌的死因就在于人之思。
對道，這一存在的根本，若存有一絲一毫的人意，便無法領受。中國思想的源頭是沒有人的因素的。這是說，對存在為何，人必須保持無所作為。
不以人之思干涉存在，中國思想做到了這點。
西方人不懂自然為何。在其思想傳統里，上帝就是自然。而這個“自然”，卻是人之思的產物。
沒有問題，被造意識就不會產生。沒有問題，純粹之思就是存在本身。
十一
西方人的被造意識，除了從無到有的被造，還有這“有”的被安排。宇宙秩序何以如此井然？如果不是上帝安排了一切，將從何解釋？上帝“用尺度、數字、衡量處置萬物”，《圣經》如是說。在西方人看來，上帝是數學家、物理學家等，萬有之精妙都是由他創設的。
中國人也贊嘆宇宙之神奇。但神則神矣，卻非有意為之。《易經》說：“陰陽不測之謂神。”對此，韓康伯在《系辭注》中說：“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嘗試論之曰：原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于太虛，欻然而自造矣。”無“使之然”者，即無創設者。中國人之思只用在領悟上，人的籌劃是沒有的。
人一旦被問題逮住而不能脫身，西方思想就是一條出路。
沒有問題，中國人無需那條路。
十二
在西方思想中，找不到“閑”的說法。而“閑”卻是中國思想的底色。
請看道士說“閑”：“一個閑人天地間，大笑一聲天地闊”（白玉蟾）、“乾坤許大無名姓，疏散人間一丈夫”（鐘離權）、“三峰千載客，四海一閑人”（陳摶）。道家窺破天機，無為為修行的極致，沒有人的一點事兒，故而能閑。
儒者怎么說呢？儒家入世，與道家相較，似乎不夠格說閑。然而推到最后，一樣能閑。這點，孔夫子便是榜樣。《論語》載，夫子讓四弟子各言其志，當曾點答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即刻大加贊賞：“吾與點也！”在此，只需指出孔子所贊賞者沒有超出這個世界就夠了。若這世界有問題，怎可如此悠游？
西方人被問題擊中，緊迫成為精神常態。聽聽帕斯卡爾在《思想錄》中怎么說：“正象我不知道我從何而來，我同樣也不知道我往何處去；我僅僅知道在離開這個世界時，我就要永遠地或則是歸于烏有，或則是落到一位憤怒的上帝的手里……”其實，落到了問題的手里，這使他活著如同接受鞭打。其樂也融融，那來那閑工夫！再聽聽波納文圖拉在《獨白》中怎么說：“靈魂啊，通過凈化你那靜觀的雙眼，你認識到了那神圣救贖的恩典，你的新郎已用它將你從原罪中解救出來。”原罪的一頭系著問題，另一頭則系著此生。此生是拿來贖罪的，試問如何敢閑？
一個“閑”字，說來簡單，其中卻有問題需要掂量。
十三
西方人的緊迫當然不是兒戲。但如果這世界沒問題，則視同兒戲又有何不可？
海德格爾稱人為“終有一死者”，是其所在思想傳統的回音。尼采不是討厭天主教神父老是提醒人你將要死嗎？然而這“提醒”，為問題所必需。
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人有點莫名其妙，他們好象沒有死亡問題，或者聲言不怕死。證據還挺大，孔子不是說過“未知生，焉知死”嗎？有結論稱：中國人回避死亡問題。這結論如果由西方人作出，當然不奇怪；如果由國人作出，則入其彀中了，即“鉆入悶罐”。
正如中國人沒有回避終極問題一樣，也沒有回避死亡問題。如果問題在，則有所謂“回避”，沒有問題，何來回避？死亡問題就包含在終極問題里頭。若終極問題可以解決，死亡問題便迎刃而解。儒家從來沒有試圖解決死亡問題，它講順化，即大化流行，順而應之。孔子把人從對死的關注導向關切生，是讓生來消解死。“生生之謂易”，這與《易經》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皇帝陰符經》說：“天生天殺，道之理也”。道不可改變，死的事實豈可改變？中國人達觀，原因在這里。
把死當作問題來解決的是西方人。人豈能解決死亡問題？“解決者”為上帝。“讓我死，為了不死，為了瞻仰你的圣容”，奧古斯丁這么說。這條死亡的暗道，由問題砌牢，人是永遠都走不出來的。
王夫之論死，以為“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反觀西方，以死為患。西方人為什么惶惶然于死？為患者何？問題！何來問題？故張子說：“老不安死……賊生之道也”。
十四
人不能免除死亡，讓西方人手足無措。宇宙必將毀滅，更使他們凄凄惶惶。此種情狀，只有帶著問題去思，才能作至深體驗。人之死生、宇宙之終始，皆非人所決定，黑暗的深淵！對西方思想傳統而言，聽不到人向上帝呼告，沒有比這更糟糕的事情了; 如果聽到了，就是最美的語言。
這世界的從無到有，源自上帝的大能；這有的精巧，源自上帝的大智。
抹掉上帝，除非抹掉人之思。
亞里士多徳認為：神是只思想思想的神圣思想。人能思，但不是思想本身，神才是。思，作為路標，指向上帝。希臘人的神學思想是理性的，即人繞著己思起舞，企圖通達神思。為什么在西方思想傳統中，希臘哲學作為婢女的地位不可改變？因為它從人之思到神思，神是被推想出來的。希伯來人的神學思想就很不一樣了。“起初，神創造天地”，《圣經》開篇第一句，神憑空而來。這“憑空”，也就是啟示。啟示是一種咬定，神從來就在，在人之思之前。基督教被斥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謊言！但“謊言”何以有這么大的魅力？當然不僅僅是謊言。有問題在，謊言就是真實的。希伯來人給世界貢獻了一神，他們為此而驕傲。神之魅出自問題，即出自人之思。但這神的臨場卻從打殺人之思開始。這點，希臘人的確望塵莫及。
希臘或希伯來思想固然有所不同，但均出自人之思。西方思想這兩個源頭的最后歸向，決定了人類命運的悲慘。
十五
終極問題在中國思想里消失,使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絕然有別于西方。以儒家論，其典籍浩繁，找不到關于生命悲慘的說法。倘若人擔憂死、毀滅等等，怎能免于悲慘？其悲在于：問題非人所能解決。儒家講天命，講的就是聽天由命。這是說：對于人存在、宇宙存在，包括其死、其毀滅，人必須接受。接受，則人無所憂。儒者更有“不必言命”的說法，這就把“無憂”推到極致。道家、道教讓西方人感覺親近，特別在有關死的問題上。葛洪在《抱樸子》中說：“況彭祖輩，何肯死哉！”不肯死，與西方人追求靈魂不朽是一致的。但如何求不死，又大不一樣。還是葛洪，他說：“我命在我不在天，成金還丹億萬年。”道士不服天命，要自己搞定生死，叫人震撼！這可是西方人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基督教的修士不管怎么修也成不了上帝。因問題作梗，西方人只好聽從上帝。道士修煉完全自主，要理解這點，須從根子上講。如果中國的思想傳統有一丁點兒問題的陰影，即中國人之思自外于存在，怎么可能自主？道就在存在之內，道人是與道冥一之人。佛教是外來思想，曾受到儒家的阻擊，還是扎下根來。中國思想為什么能夠包容佛教？如果佛教沒有“閑”的底色，即不受困于問題，就不可能。佛教說空，人之思被掃得干干凈凈。
十六
科學改變世界。事實上，它什么也改變不了。
要判明宗教與科學孰是孰非，只須抓住問題來講。科學能夠解決終極問題嗎？不能。對終極問題這個“人之思”，科學盡顯其怯弱。科學家不是想尋找宇宙的總方程式嗎？神學家只需一問：這方程式從何而來？他便蔫了。曾有報道稱，科學家將在實驗室里造出物質。然而這實驗室是什么東西？有這“物質”，有這“總方程式”，人就可以玩轉一切，此乃科學之迷狂！
西方思想，由于它的起點在人之思，而這“人之思”的要害為終極問題，其骨子里有一種改變的企圖。對存在這一事實，西方人總是心懷不滿。神學熱衷于講死、講毀滅，目的在于拯救。問題驅動下的拯救，其實質是要改變。因上帝，或死、或毀滅變得可以接受。起初，西方人一點自主都沒有，上帝藉問題掌控一切。在問題仍在的情況下，上帝被毀，人狂妄起來。當今科學甚囂塵上，最聒耳的是，就算宇宙毀滅，人也能處理。只要科技發達，人便有重新安排宇宙秩序的能力。當然，此“安排”更合人意。在“改變”這點上，科學與宗教是一致的，就象一枚硬幣翻轉過來還是那枚硬幣。
說科學什么也改變不了，也許叫人失望。失望之余不妨想想那個問題。
存在是個事實。人之思可以請出上帝，從被請出來的“上帝”轉而打殺人之思的角度看，上帝指涉的恰是這“事實”的不可改變。
十七
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何為天命？天命在中國的思想傳統中意味著什么？天命就是事實，指的是人對存在這個事實無可如何。中國人從來沒有試圖改變人所在的世界，因為這世界與人之思沒有任何關涉。在中國思想中，世界保持原樣，人做不得任何手腳。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第一畏便是畏天命。“畏”，就得尊重。
西方思想破壞原樣的世界。破壞由問題引致。人解決不了終極問題，上帝介入世界。“介入”，以中國思想觀照，是一種侵犯。人不知自然為何，乃侵犯的惡果。
由問題切入，西方人的思想經歷大起大落。篤信上帝的年代，人之思被遏止，人服帖如羔羊。有問題轟頂，誰敢挑戰上帝？科學之所以激揚澎湃，說起來叫人沮喪。什么時候科學自以為是，當下即可確認必定是置問題于不顧了。正是對存在這一事實的追問，啟動了科學，最終又把它逼上絕路。科學依仗人之思，這“人之思”始終只能對著“事實”，而無法創造“事實”。科學發現了許多自然的奧秘，使人對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預期，了解會進一步深入。但無論如何，發現與創造畢竟是兩碼事，這決定了重提上帝是西方思想的唯一出路。
上帝自有永有，此乃西方人的“自然”。此自然當然不是中國人的自然。
西方思想企圖改變世界。
中國思想揭示世界本身。
2006年3月5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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