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曙光初現之際，如何才能以經濟影響世界的同時，以文化與價值觀影響世界，增強“軟實力”，如何才能以更為良好的姿態融入世界，盡量降低因大國崛起帶來的經濟、文化、軍事、心理的沖撞和不適，實現和平崛起，如何才能保證大眾擁有堅實的精神支撐，做到理性、堅韌、不迷失，極其重要的一點是能不能建立科學而又穩定的核心價值觀。
說在前面的話
——每一世界大國崛起之時，由于打破了既有的國際格局和運行秩序，導致政治生態發生巨變，因而必然產生多方面的不適，甚至是心理上的抗拒和排斥，這也是每一大國崛起之時，往往引發戰爭的重要原因。在中華民族崛起過程中，要避免“中國威脅論”成為阻抑中國前進的力量，一方面是西方國家必須放棄冷戰思維，另一方面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要與世界接軌。
——當今中國尚未確立起全民族普遍持有的核心價值觀，所擁有的只是執政黨的核心價值觀，包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是，隨著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執政理念，這為創立全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理論基礎。
——中國近現代史上還沒有出現過有如今天這樣的構建核心價值觀的政治和社會基礎，沒有生長的土壤便不會結出碩果，就如同孔孟教化理想在列國爭霸的情況下不可能得到實現，只能是蘇秦這樣的縱橫家，孫武這樣的軍事謀略家受到重視和歡迎一樣，因為后者可以帶來立竿見影的功效，前者卻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
——擁有數千年封建統治的中華民族，曾經建立了與政治和社會特征相適應的核心價值觀，但這種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產生于小農經濟基礎上的核心價值觀，在世界進入信息時代，知識經濟開始主導社會的情況下，已經不相適應，必須構建新的核心價值觀。
——進入現代社會，中華民族也曾經試圖構建一個符合全民族需求的核心價值觀，比如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有、民享、民治”的“三民主義”，“五四運動”產生了“民主和科學”的訴求，但由于政治與社會諸方面的原因，理想目標終未得到實現。
——存在于社會中的信仰危機、道德紊亂、腐敗難以遏制，原因可以找出許多，但最根本、最深層的還是沒有一種永恒的大眾普遍遵循的用以進行自我規范的精神追求和價值標準，即核心價值觀。
——網罵成災，多見粗俗，少見理性之光，久而久之，只能造就大國小民，而非文明國民。此現象之成因，貌似單個人文明程度所至，根本的還是缺少核心價值觀的支撐，導致了社會上較為普遍的信仰失重，行為失規，制度失矩，道德失范，心理失衡。
——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性體現于：當一種最根本的價值體系確立起來后，共同的準則才會產生，共同的約定才會形成，和諧社會構建才會化為真實可感。相反，如果一個民族沒有共同的追求和精神支撐，一個時期的表面的經濟繁榮可以出現，但不可能維持下去，因為精神危機最終要反映到經濟生活中來。
——核心價值觀的形成并社會化、大眾化，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并且賴于執政黨的推動，然而當其真正進入人們的思想和意識層面，必將強力影響著價值判斷和行為，進而影響著整個社會的走向，影響著制度設計、規則制定和外部交往。
——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必須滿足五個基本條件：普世性、民族性、政治性、崇高性、時代性。
——西方的核心價值觀是：民主、自由、人權。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應當是：民主、平等、公正、互助。
…………
今天的中國，正以強勁的經濟發展震驚世界，影響世界。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曙光初現之際，如何才能以經濟影響世界的同時，以文化與價值觀影響世界，增強“軟實力”，如何才能以更為良好的姿態融入世界，盡量降低因大國崛起帶來的經濟、文化、軍事、心理的沖撞和不適，實現和平崛起，如何才能保證大眾擁有堅實的精神支撐，做到理性、堅韌、不迷失，極其重要的一點是能不能建立科學而又穩定的核心價值觀。
一、核心價值觀的實質及其作用
價值是人類生活實踐的理論抽象，哲學范疇的價值是指客體的存在、作用及其變化對一定主體需要和發展的一致性反映。價值觀則是主體以需求為基礎，整合主客體間關系過程中反映出來的觀念形態（即思想和思想體系）。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明確提出：“價值觀是通過人們日常的習慣、技能和行為反映出來的人類的品行和美德。”由此，價值即為 一系列基本的信念和人對周圍事物的是非、善惡和重要性的評判，或者說 是人從 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對 社會存在與社會實踐活動作出的判斷及選擇，包括價值標準、價值判斷 、價值取向、價值實現等等。由于對同一事物不同人得出的價值判斷存在差異，因而又反映出每個人價值體系與價值觀念的區別。這里強調的 核心價值觀，則是整個價值體系中最基礎、最核心的部分，是一個人、一個集團，乃至國家和民族長期秉承的一整套根本原則。這一部分支撐和左右著人的行為指向和行為準則，屬于穩定的和相對永恒的，一切判斷標準都據此而規范。它從更深層次影響著一個人、一個集團，乃至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思想方法與行為方式。
就單個人來說，所持的觀點可以不斷改變，但處事的原則不能變。一個人有了不移不易的原則，清晰的形象便產生出來。如何保持原則不改變？最重要的是擁有并堅守核心價值觀。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要保證擁有不移不易的處事原則，進而在世界上顯現出清晰的形象，大眾共同堅守核心價值觀是基礎。試想，作為一個大國，如果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沒有基本的原則，所有的處事方法都是以一時的利益需求為著眼點，為取舍予奪的原則，很難為他國和他民族所接受，即使是一個大國，形象亦不會高，更難得到世界的尊重。從政治集團的角度看問題也是如此，政策面的內容可以隨著社會形態與政黨輪替不斷變化，但核心價值觀卻是不變的。比如，西方社會秉承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觀，已經存續了一、二百年的歷史，至今未有變化，因為誰改變了它，誰就會被主流社會所拋棄。再以我們黨為例，所堅持的政治信念是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不能變更的，否則這個黨就沒有存在的政治基礎，然而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卻是處在發展變化過程中的，這個發展變化不能長期處于“摸著石頭過河”，必須有所遵循，有所參照。毫無疑問，核心價值觀應當是最根本的遵循與參照系。
一般來說，核心價值觀所影響的主要是本民族的思想和精神構成世界，是本民族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但如果是一個大的國家和民族，尤其是一個對他國、他民族有著占有沖動者，其核心價值觀便以直接或間接的形式影響世界，影響他國。比如前蘇聯的輸出革命，今日美國的輸出美國式民主自由人權，等等。中國是一個大國，尤其是經過 20 多年來經濟上的巨大發展，其影響世界的能力越來越強，這種情況下秉承一個什么樣的核心價值觀，不僅是國家和民族的內部事務，一定意義上也是世界共同關心的事務，因為這種核心價值觀一定會在世界全球化過程中顯現出來，并發揮作用。 換言之，當中國處于軟弱落后狀態，對世界影響很小時，持什么樣的核心價值觀并不會受到過多的關注，如果中國崛起于世界，一行一動直接影響它國和它民族的利益時，這時的核心價值觀就具有輻射作用，因為這種價值觀必然地通過對內對外政策反映出來，進而反映到他國他民族的生活中去。 回顧人類發展史，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間的沖撞，表現為直接和激烈的多為利益，而表現為持久而深刻的，是文化、宗教及其蘊含的核心價值觀。
核心價值觀的作用是巨大的，以核心價值觀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為例，為什么我們的人力物力投入那么大，效果并不理想呢？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是立足點出了問題，進一步說是核心價值觀出了問題，由于沒有核心價值觀奠基，所有的努力目標皆表現為短期利益，而這個短期利益又是隨著時態的變化而變化，多變則無以積淀為永恒，每當執政黨的執政理念、執政方式或社會形態發生變化，以往所作的努力皆付于流水，甚至還有可能將已有的建設成就摧垮。這里我們也可以借助道德價值觀的載體雷鋒精神分析問題，在弘揚雷鋒精神過程中，最鮮明最具廣泛意義的提法是學雷鋒做好事，從目的和初衷看沒有問題，但從實際表現看卻需要修正。比如，我們往往把人的一切善良的行為都以此囊括和涵蓋，所起的作用就未必是正向的與初衷相一致的，因為這往往異化和矮化了人性的光輝，畢竟人們的社會行為，尤其是一種最為自覺的下意識的社會行為，并不都建立于某種政治理念之上，許多原本就是人性的自然反映，包括憐憫等等，就不是政治教育的結果，如孟子所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既然如此，你把人性范圍內的行為都歸結到某一標簽化價值判斷之上，那么不愿往標簽上靠的人，或者不想把自己純樸的思想行為政治化的人，必喪失了原本具有的人性化行為沖動。除此之外，由于我們在雷鋒精神宣傳上存在著過于強調直接的表達政治理念，同時過于強調為短期目標服務，未能立體的揭示其精神實質，尤其是沒有注意發現其身上存在的最普遍、最感人、最具號召力和影響力的人性光輝，結果每一次執政黨的執政理念發生變化，社會出現轉型，雷鋒精神的構成要素便需作出部分剝離，比如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后，階級斗爭的理論便不再成為主調，雷鋒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階級的觀點和特征，便不能再起引導社會的作用。總是在改變，或者“雷鋒精神是個筐，什么都往里裝”，結果便不會在人們心目中產生永恒感、崇高感、親切感，其作用也就打個折扣。造成雷鋒精神內涵和表現形式多變的根本原因，是我們沒有確立起全民族的永恒的核心價值觀。
核心價值觀的作用不是直觀的立竿見影的，而是靠長期積淀而成的，這也是當年孔孟思想并未得到春秋霸主們欣賞的根本原因，但核心價值觀的作用又是可以感知的和恒久的，在無形之中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判斷、價值選擇和價值取向，這也是孔孟思想一旦在民族文化中確立起來，必然的毫無疑義地統治一個民族的思想長達兩千多年，深刻地影響和塑造了這個民族。有人或許會說，假如我們社會有了核心價值觀，是否包括腐敗現象、機制制度上的不完善都會迎刃而解？回答是否定的，因為核心價值觀產生的作用并非以強制力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是通過對人的價值判斷產生影響的方式表現出來，是間接的無形的。雖然核心價值觀的影響力是間接的無形的，但只要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可，作用即發揮出來，一方面它向人們明確何為崇高應予弘揚，何為法則應當允許，何為丑惡必須取締。另一方面，它也會激勵和引導全社會的人們去實現共有的理想，并為人們的精神提供依歸。簡言之，當核心價值觀真正進入大眾的心靈深處，也就不會發生一則笑話所云：國家要出臺一個產業政策，專家拿出征求意見稿后，到各相關部門征求意見，及至意見征求完畢，僅 “此條例自頒布之日起執行” 這句話未改。因為每個人心中有了核心價值觀作行為導向后，雖不能完全超越利益，但也不會形成利益超越一切。我們必須清楚，法規是由人來執行的，人類的終極目的一定不是為建設制度而制度，最大的希望還是自律，是道德的提升。
全民族共有的核心價值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個確立和形成過程，這個過程長短決定于幾個方面：一是價值觀本身是否科學先進，是否呼應了時代，滿足了民族的內在要求及其世界的互動；二是執政黨是否持久不懈地大力倡導和身體力行地遵循；三是國際國內的政治背景是否處于穩定狀態。
二、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的歷史考察和現實判斷
在分析該問題之前，可以首先作出如下判斷：一個是中華民族封建時期有過核心價值觀，并以此維系一個民族生生不息數千年。歷史發展至現代，社會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有的價值體系被打破，新的符合時代要求的價值體系尚未建立起來，導致了核心價值觀出現缺失。另一個是，構建核心價值觀較以往更迫切，同時，我們面臨一個最佳的核心價值觀創建時期。
有關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的提法很多，有人認為“以人為本”、“和平和友誼”、“國家統一”，等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也有人認為“實現共產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本質上這些要么是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價值觀，要么是一定歷史時期或某一側面的價值判斷和價值取向，而不能稱之為支撐民族崛起的核心價值觀。嚴格來說，現實的中國并沒有建設起一個全民族擁有的核心價值觀，之所以社會上屢屢出現恢復儒學，借助宗教，移植西方價值觀，等各種思潮或呼聲，即印證著這一點。
現實沒有核心價值觀，并不意味著中國歷史上從沒有產生過核心價值觀。儒家文化強調的把“仁義禮智信 孝悌忠恕誠敬 ”作為了規范人和社會的道德基礎，把“忠孝節義”作為了鑒別一個人處世的標準，即為維系封建統治的核心價值觀，這種核心價值觀以仁愛為中心展開。只是后來，隨著歷史的變遷，社會的轉型，民族核心價值觀進入了虛無的狀況。
面對核心價值觀的缺失，我們民族也作出過不懈的努力。比如，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有、民享、民治”，五四運動中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等等。這既是口號，也可以視作欲建立的核心價值觀。它反映了人們從西方核心價值觀中接受了為我所用的成分，同時認識到中國的富強必須通過思想和精神的變革開始，包括核心價值觀。此后，由于中國出現了一個長期的軍伐混戰，這時秉承的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邏輯，這種社會狀態下不可能產生科學而又穩定的民族共有的核心價值觀。至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由于最高目標是贏得戰爭的勝利，因而不可能產生永恒的在不同時代皆可發揮作用的核心價值觀，盡管其中有許多原本就是科學的核心價值觀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后， 馬克思主義成為我們的 指導思想 ，因而價值觀也應當是馬克思主義的。而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即為：“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由此延伸出許多東西，包括 愛黨、愛國、犧牲、奉獻、助人為樂等道德價值觀，但由于內外部的原因，在很長時間里我們犯了“左”的錯誤，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秉承“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僵化的二元價值觀，短期行為過重。改革開放后的二十多年，我們在價值觀的探索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經歷過轉型期的道德紊亂，人們普遍感受到核心價值觀對于一個社會的極端重要性，并試圖解決這一根本問題。
之所以當前核心價值的構建較以往更為迫切，原因在于黨的執政理念發生了變化，大眾的思想和文化心理發生了變化，尤其是中國由經濟發展帶來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利益正在發生著大幅度的拓展，這一點完全可以由胡錦濤總書記為軍隊確立的使命任務之一“為國家利益的拓展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加以說明。當我們尚處于落后狀態時，或者利益尚未與其他國家發生磨擦時，這個問題并不突出，然而，當我們與世界關系出現調整，核心價值觀就顯得十分重要，這既決定著我們的行為方式，也決定著世界如何看待我們，進而決定著我們是否做到和平崛起，甚至決定著我們能不能崛起。比如，中國經濟已發展成為出口引導型，而強勁的出口增長卻是得益于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們享受了貿易自由化的大餐后，必然有一個義務和責任承擔的問題。如何做到不回避責任，并且形成共識？有賴于科學的核心價值觀作支撐。
不可否認，由于我們長期未形成科學穩定的核心價值觀，造成了嚴重的功利主義意識，行為方式多為短期政治需要，這難免不造就紊亂的價值觀。舉例來看 ，抗日戰爭時期，我軍最值得大力宣揚的是 1940 年彭德懷指揮八路軍對日軍進行的“百團大戰”，然而從戰役作戰發起至今，很多人認為此役過早暴露了八路軍的力量，引發日軍對華北敵后根據地的殘酷掃蕩。想一想，我們黨一直強調沒有自己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從全民族抗戰的角度看問題，只要是消滅了日軍的有生力量，這種犧牲就是有價值的，而不存在過早暴露實力的問題。如果每個黨派都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不愿作出犧牲，全民族抗戰不就成了空話嗎？！還有一個典型事例。在 云南騰沖反攻戰役中，國民黨遠征軍一個連據守于交通要道，日軍找來一村民帶路，繞道將全連近二百人全部打死。解放后肅反，那個帶路村民被舉報，審訊時村民辯稱，他帶日本人殺的都是國民黨的部隊，讓壞人來殺壞人有什么錯。審訊者想了想就把他放了。后來這個村民還當了生產隊長。從后一個事例中，可以說已經不存在永恒的價值標準，僅剩下功利主義和扭曲的政治圖解。 我們認為，所謂的核心價值觀，就應是不移不易，不因某一短期功利所改變，更不能依據好惡而喪失根本原則。比如我們要警惕日本右翼勢力，但同時也應看到，日本人民中還有人為南京大屠殺而與政府打官司數十年。我國東北出現毒氣事件后，日本律師援華團立即提出幫助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賠。假如我們國家出現了類似的人，大家是否容忍呢？！筆者未必贊成原《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的“對日新思維”，但更不贊同為此而大罵其為漢奸。抗日戰爭時期，狼牙山五壯士從棋盤砣跳崖，道長李海忠親眼看到攻上山頂的日軍排成幾列，隨著指揮官的口令向犧牲的八路軍戰士鞠躬，同樣，令日本關東軍頭痛的楊靖宇犧牲后，日本人剖開其腹部發現全是棉絮、雜草，所有人都向其肅立鞠躬致敬。大概當時沒有人認為有人親華，是日奸。我們是戰爭的受害者，因而擁有道德上的優越感，正因為此而應當有比日本人更寬廣的胸懷，更大的包容度，更辯證的思維，更穩定不變的核心價值觀。
正是由于核心價值觀沒有確立起來，沒有了根本的標準，導致了部分人弄不清何為真正的愛國，何為民族的成熟。結果是以巨大的熱情和真誠的投入從事“愛國”行動之時，到頭來卻是在傷害國家和民族。仍以具體事例說明問題。 2004 年 4 月 13 日， 7 名在伊拉克遭綁架的中國勞工經全力營救獲釋，當天新浪網發出的“中國駐伊外交負責人詳解遭綁架公民的獲救過程”的報道之后，網民結合日本人遭綁架的事，跟貼 213 條，其中前三位的是： 23 條稱贊中國政府， 14 條埋怨福建人去他國， 11 條慶幸日本人倒霉。再看美國的“ 9 · 11 ”事件，傳我一記者團因美國遭恐怖襲擊而鼓掌，為此被驅逐出美國。這些不能不引發我們的思考。兩個事例中表現出的傾向值得思考，一個是最應譴責的恐怖分子沒有得到應有的抨擊，另一個是不幸者未得到應有的同情。的確，美國人的霸權，日本軍國主義的傾向固然讓人厭惡，但無辜生靈遭涂炭，不為寶貴生命的喪失而生同情之心，卻幸災樂禍，何言人性的光輝，何能以為世人所接受？！由此而言，我們相當一批人缺乏基本的是非觀，這是不成熟的表現，進一步說是尚未確立起成熟的核心價值觀。
為什么說今天是構建核心價值觀的最佳時期？在于我們黨正在造就一個構建核心價值觀的肥沃土壤。人類發展史告訴我們，沒有適宜的土壤，便不會結出文明的果實。這一點完全可以從世界兩大文明的發展過程看出。我們知道，主導中華民族發展兩千多年的是孔孟思想，其在產生之初并不受重視，孔孟都周游過列國，以推銷自己的思想，但在春秋戰國社會動蕩時期，帝王們忙于爭霸，需要的是立桿見影的功利效果。因此，像孫武這樣的直接給帝王帶來開疆拓土的軍事將領，像蘇秦這樣的能夠改變政治和軍事實力布局的縱橫家，更能得到帝王們的青睞，而需要一代代人努力方見成效的孔孟教化思想，自然屢屢碰壁。可以說，假如沒有大漢統一中華民族，建立穩定的政權，相信也就不會形成孔孟思想一統天下。再來看造就西方文明的希臘羅馬文化，其由輝煌到淡出歷史再到復興，也說明著這一點。由于最初的希臘羅馬文化產生于“人類的童年”，因而自身雖然輝煌，但卻一直處于蒙昧包圍之中，這時人類尚未得到整體的啟蒙，對自身和世界的認識十分膚淺，人們更多的是頂禮膜拜，因而希臘羅馬的理性之光便很難存續。這也是后來文明被野蠻征服，歐洲進入黑暗的中世紀的根本原因。文藝復興所以再度使希臘羅馬文化再放光芒，無疑決定于歐洲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的改善。
認識了兩種文明中的發展脈絡，再來看我們今天具有的構建核心價值觀的政治和社會基礎。今天，我們黨正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開始了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在這一背景下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一系列新的執政理念，《中共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還明確要求全黨：“堅持用寬廣的眼界觀察世界，提高科學判斷國際形勢和進行戰略思維的水平。”“主動順應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時代潮流”。“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確定我們的立場和政策”。“加快熟悉和善于運用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積極參與有關國際事務和國際規則的磋商和制定，充分反映合理主張，堅決維護我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共同權益。妥善回應國際社會對我國情況的關注。”這其中反映的是我們的戰略思維和思想方法的變化，進而反映的是與世界接軌，是核心價值觀尋求一致，避免發生直接沖撞的問題。所有這些都奠定了構建新的科學的核心價值觀的政治和思想基礎。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各民族間的交往越來越密切，能不能在這個交往中樹立良好形象，為世人所接受，核心價值觀一定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想一想，為什么在美國颶風災害后我國決定捐款，許多人在網上提出疑問，認為中國比美國窮，不應當提供援助，這也屬于沒有核心價值觀指導下的錯誤思想，在我們許多人的理念中，互助還是停留于富人幫助窮人，甚至是殺富濟貧，沒有考慮到相互幫助中顯現的人性的光輝，它是人類走向和諧的重要方式和途徑。其實我們的幫助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是像征性的，也正是像征性而表達的是一種人性化的東西，而非政治化的內容，這也是美國得到上百個國家援助（包括其反對者）的背后原因。在此之外，還有一點需要認識，我們與美國存在矛盾和斗爭，但除了看到斗爭的一面，還必須看到一致的地方，比如反恐、繁榮世界經濟、維護地球自然環境，等等。如果只看矛盾而不尋求一致，只能造就一個好斗的形象。要真正從思想深處認同這一點，沒有核心價值觀做支撐是辦不到的。
綜上所述，中華民族已經進入了建設核心價值觀的最重要時期，同時也擁有更為扎實的理論和思想基礎。
三、西方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產生、發展及其表現
西方國家的核心價值觀是“民主、自由、人權”。這種價值觀有著深厚的宗教文化的背景。正如人們所知，西方文明有兩個基本的源頭，一個是科學，另一個是宗教，或者說一個是古希臘文明，另一個是基督教文化。在基督教產生之前，并沒有道德上的評判標準，只能說是巨人與巨人，英雄與英雄間的爭斗，是霸權與霸權的角力，談不上正義與非正義，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人的行為才被賦予正義與邪惡，道德與價值標準才真正產生出來。這是否說此前就沒有善與惡的標準？當然不是，只是說清晰的標準是由此而漸漸成熟和穩定下來。正是因為此，西方以民主、自由、人權為核心的價值觀基本上源于基督教的教義。因為被西方國家民眾所廣泛信奉的 基督教所倡導的就是博愛、正義和人人平等，是每一個人負有對抗世界不公正的義務與責任，并且每個人都應當勇敢地站出來與專制和邪惡政權作斗爭，只有大眾都起來維護公理與正義，這個世界才會變得充滿愛和善。可以說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成西方國家現有政治文明和核心價值。
西方的核心價值觀的形成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程。以民主為例，作為一種理念，它萌芽并嘗試于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作為一種制度，則包含于 1215 年簽署的英國大憲章，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十九世紀歐洲和北美選舉權的擴大；作為一種成熟完善的思想，進而成為世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政治制度，則是二十世紀的事。因為在十九世紀時，人們議論的還是哪個國家適合民主制度，而到了二十世紀時，提出這樣的問題已經成為不合時宜且本身就是錯誤的，這時已不存在是否適應，僅存在實施民主制度需要多長的時間，經歷一個什么樣的過程。我們再來看自由和人權。文藝復興運動復興了古希臘和羅馬古典文化，擺脫了黑暗的中世紀對文化的摧殘和人性的束縛，解放了人對世界，對宇宙的看法和了解。而啟蒙運動中，則使人發現了自己，開始思考包括良心和社會正義，自由平等和理性等根本問題。可以說，啟蒙運動改變了人對自然的理解，對自身的理解，改變了西方的價值觀。未必不可以說，啟蒙運動的最偉大的貢獻就是確立了人權思想，并使人權思想成為人類社會走向進步、健康與文明的主流思想的里程碑。雖然在后來人類走向現代文明的歷程中受到各種邪惡勢力的挑戰，但啟蒙運動中發展起來的人權理念一直深深地吸引著世界人民，并鼓舞了美國最偉大的思想家托馬斯 · 杰弗遜，在他主筆起草的《獨立宣言》中，突出強調了民主政治的理念，同時使人權第一次得到法律上的保護。人權理念成為了普世的共識與真理，并以此來衡量一個現代國家是否進步與文明的標志。
具體來看， 美國的《獨立宣言》講到：“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里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追求幸福的權利”。“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變成了損害這些目的的政府，則人民有權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這種新的政府，必須建立在這樣的原則基礎之上，并按這樣的方式，來組織其權力機構，以便能夠保障人民的安全與幸福。”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則主張“主權在國民”。包括《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聯合國人權公約》所主張的也是人人平等，強調人民有自決的權力。
在堅守這種核心價值觀過程中，許多思想者留下了厚重的一筆。以美國為例，除了開國元勛杰斐遜的自由理念充分體現在美國《獨立宣言》之中。還包括 1775 年亨利在演講中明確提出“不自由，毋寧死！”
1776 年亞當斯作了《美利堅的獨立》的演講，提出美國人必須在獨立與奴役二者中作出選擇，他主張要讓美利堅各州獲得永久的自由與獨立。 1837 年菲利普斯以《新聞自由與對賴夫喬伊謀殺》為題進行演講，他主張新聞必須自由。 1854 年道格拉斯以《七月四日與奴隸制》為題作了一次廢除奴隸制度的著名演講。 1863 年林肯在《解放黑奴宣言》中指出：任何一州或人，若將他人視為奴隸者，將被視為背叛聯邦政府的行為，所有的奴隸從即日起，將獲得永久自由。在《蓋茨堡演講》中，他還特別強調了自由獻身的精神。 1963 年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 · 路德 · 金以《我有一個夢》的演講，感動并影響了千千萬萬的美國人民，他明確提出非暴力抵抗原則，同時倡導種族平等，也正是這次演講而導致了席卷美國的平權運動。 1965 年美國總統約翰遜就職演說，題目為《美國公約》，這篇演說指出，美國公約所強調的，首先是公正，包括允許所有遷徙到這里的人，共享土地的成果，其次是自由，或者說是自治。此外，羅斯福在《四大自由思想》中闡述的：思想言論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等等。之所以今天西方國家的人民都清晰地確立起人人平等、主權在民、人民是統治者、政府是受人民契約所成立的、民意代表應由人民選舉產生、所有政府里的公職人員都是人民的公仆、法律是人民保護人民權益與限制政府及公職人員的工具，等價值理念，原因在于長期的不懈倡導。當然，以上所提及的政治和思想理念，至今也未必真正實現，但作為標榜和宣揚的內容卻一直處于進行中，并且也確實影響了民眾的價值觀念，其中許多人的行為一再印證著這一點。
舉例來看， 1993 年，美國得克薩斯州政府人權委員會為了反對種族歧視，要求白人激進組織“ KKK 騎士團”交出其成員名單。原因是該組織在聯邦法庭要求得州一小鎮結束住房方面的種族隔離后，仍然不斷威脅和騷擾進住的黑人。面對該要求，“ KKK 騎士團”組織者勞艾向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尋求法律援助。后來任務落到美國黑人民權律師格列芬身上。由于格列芬的辯護，最后得克薩斯州最高法院裁定， KKK 騎士團沒有必要公布自己的成員名單。同樣是由于為“ KKK 騎士團”辯護，格列芬受到各方面的壓力。比如，美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取消了他的成員資格。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格列芬向人們展示出一種很值得思考的價值觀或理念。他說：“這個案子和種族分歧沒有關系。這個案子和我是不是喜歡勞艾，或者勞艾是不是喜歡我，也沒有關系。這個案子涉及他是否有言論和結社自由的原則。”他還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 KKK 是說過很多邪惡、兇狠、丑惡的話。但是， KKK 有說出這些話的權利。如果你問這樣的問題：他們有沒有權利組織、集會、自由的言論？答案只能是，他們有這個權利。我們無法回避這一點。如果剝奪了他們的權利，也就是剝奪了我們的權利。”其間，格列芬還講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給那些我們所喜歡的組織以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權利，這是非常容易的，這使我們感覺良好。對那些令我們憤怒的人，那些我們恨不得令其閉嘴的人，實行同樣的原則，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憲法第一修正案不是為了針對某些人，保護另一些人，而是為了針對政府，保護我們大家。舉例說，如果你開始剝奪 KKK 的第一修正案權利，那么接下來吃苦頭的就是我們黑人了。那些強迫他們沉默的法律就會把我們團團圍住，強迫我們沉默。”這一思想，對于追求公正的人很重要。此事例說明的正是核心價值觀的作用，有了核心價值觀，可以有效地避免有人假借或打著正義的旗幟做非正義的事情。
四、構建科學的核心價值觀必須遵循的原則
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的形成，決非單一要素或單方面需求作用的結果，必須以最基礎最本質的綜合的因素作支撐，這樣的核心價值觀才敢言科學，才敢言進入世界主流價值觀的行列，才能為世界所接受。進一步說，中華民族要構建科學穩定的核心價值觀，必須滿足五個基本要素或條件。
第一，核心價值觀必須具有普世性。 核心價值觀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價值體系中最本質、最具決定作用的部分，它支撐和影響著所有價值判斷，因而應當是對整個人類發展歷史和未來走向的總概括。所以，只有將整個人類文明積淀的優秀價值準則結合進去，只有將各民族相通相溶的要素結合進去，屬于本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才能夠化為世界共享的，只有成為世界共享的，才算是一個民族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才具有普世性，才能保證吸引和號召更廣泛的人們遵循和堅守，才能不會因時因事因人而隨時更易，進而溶于大眾的思想深處，血液之中。同時，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只有具有普世性，才不會因其與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或價值觀差異過大而發生排異反映，這對于一個正處于崛起中的大國來說尤其重要。世界發展史已經證明，每一大國崛起之時，由于其打破了既定的秩序，導致既有的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大變，因而必然產生一定的不適，至少在心理上的抗拒和排斥，這也是每次國際格局發生變化，往往引發戰爭的重要原因。正因為此，我們必須考慮一個問題，自己在崛起過程中，如何才能做到把沖擊降到最低限度，保證與世界的和諧共存。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世界上出現了一股持續時間較長的“中國威脅論”。本質上講，威脅他國家和民族的帽子是不能戴到中華民族頭上的，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屬于生性平和，不具有攻擊性。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分析概括，中華民族“溫順和平，恥于用暴，重文輕武，文雅而不免纖弱，特喜調和妥協，中庸及均衡，不為己甚，適可而止。”這種文化特征熏陶出來的人民顯然不具有攻擊性，既然如此為什么還出現了中國威脅論呢？不能不認為政治制度、冷戰思維、核心價值觀的差異皆為影響因素。所以，我們要求別人改變思想觀念的同時，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也應有所突破，增強普世性，以適應中國新的角色和擔當的責任。
第二，核心價值觀必須建立于民族優良文化傳統之上。 中國社會由封閉到開放，由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維系封建統治兩千多年的核心價值觀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必須構建新的核心價值觀，這是確信無疑的，但同時還應認識到，任何一個民族，尤其是中華民族這樣一個歷史久遠的偉大民族，過去、現在和將來，核心價值觀都不可能完全由外來文化重塑，只能在歷史文化積淀基礎上的創新發展。以西方的核心價值為例，民主自由人權成于幾百年來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的發展，其內在因子卻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文明，并且可以從基督教的教義中找到影子，即所謂沒有基督教便沒有西方的現代文明。由此而言，我們要建設科學的核心價值觀不能切斷歷史文化的血脈。當然，對于歷史文化必須持以科學的態度，歷史虛無主義不行，民粹主義也不行，惟一可行的就是在尋找民族文化中最優秀的成分，結合現代文明，予以發掘、歸納和整理，力求煥發出更加燦爛的光輝。
第三，核心價值觀必須滿足政黨政治的要求。 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要形成主流的精神，沒有執政黨的倡導和推動是不可能的，同時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必然有其執政的合理性，這是民族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既然如何，核心價值觀的構建，一定不能脫離執政黨的執政理念，假如新構建的核心價值觀與執政黨的價值理念相左，不僅難以確立起來，甚至加劇社會價值觀念的紊亂。 不能否認，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核心價值觀都是統治階級的愿望、意志和利益的集中反映，因而必然具有意識形態性。但這里需要清楚的是，政治性一定是最好地反映出這個政黨最先進的文化和政治理念，而非狹隘的理念，更非短期的政治目標和政治利益，是適應全民族不同的階級、階層和不同文化層次的人們的需求，而非某一個階層和集團的利益，否則不會為廣大人民群眾所認同，進而也不可能是先進的。其實，這里的政治性內涵越是具有本質意義，越能為集團內成員塑造一個精神的燈塔，指引一個政黨的前進方向。
第四，核心價值觀必須擁有崇高的精神因子。 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積極向上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文化的升華，因此只能是崇高而非媚俗，實踐證明，任何媚俗的東西都可能導致一個民族的衰敗。從價值層面分析問題，一個社會往往存在著弘揚的、要求的、允許的、抑制和取締的五個層次，作為支撐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理應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和凝聚力，而號召力只能建立于崇高之上，所有媚俗的東西，都不可能具有更強大的吸引力。與此同時，作為一個欲以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影響世界，或讓世界接受的民族，惟以崇高精神內涵才能產生道德優勢與道德感召力。
第五，核心價值觀要關照時代的最強音和大眾的現實需求。 為什么說構建核心價值觀強調的是揭示最本質的永恒的精神要素，避免為短期目標服務，同時又提出了關照時代和大眾的現實需求呢？在于這里強調的時代與大眾現實需求，是建立于歷史是現實的積淀，沒有一個個現實，便不存在歷史這樣一個基本規律之上，思考判斷問題。同時，核心價值觀的產生和作用的發揮一定與現實相銜接，才存在意義，假定我們構建的核心價值觀不能以現實需要為基礎，并為大眾所感知，所接受，這個核心價值觀則只能存在于書齋之中，而不是實踐之上。
為什么把普世性作為核心價值觀的首要因素提出來呢？一方面，普世性價值觀是整個人類原本存在的，必須堅守的價值內容和行為規范，只有擁有共同的基礎，才能保證各民族相通共溶。美國“ 9 · 11 ”事件使全世界認識到，恐怖主義是國家、民族、階級、宗教間各種尖銳復雜矛盾的反映，只有真正解決公正，合理地處理國際國內事務，才能消除各種潛在的矛盾沖突，才能保證人類走出“文明沖突”的怪圈。為此，人類作為一個整體，要和諧共存就必須在各種政治、宗教和文化價值觀之中尋求一個共有的核心價值觀作為認知的基礎。比如人類天性中或宗教與文化中無一例外地主張“博愛”，這種超越種族、文化和宗教的精神就應當成為核心價值觀的要素，惟此才能避免出現因利己主義、民族主義或極端愛國主義而導致無盡的沖突。另一方面，政治具有階級性，同時是功利的，最科學的核心價值觀則具有泛民族性、全人類性，作為執政集團，只有把普世的價值觀結合到自己的執政理念中來，才能證明我們這個民族和政黨是成熟的堪負重任的。即使從政黨利益考慮問題亦是如此，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政黨主動地把自己的價值觀超越直接利益，最終獲得的恰恰是政黨的最大利益，因為這使人更能感知執政黨的偉大，那種只講執政黨現實和短期利益的價值理念，雖然可以獲得一時之效益，但由于不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因而號召力有限，這一點相對于信息傳播方式和人的思維方式發生巨大變化了的今天的人們來說，尤其重要。
有人或許會擔心，強調了普世的價值觀是否會使民族的和政黨的內容有所喪失，就像世界上有些國家因為擔心經濟全球化而失掉自己，進而持反對態度一樣。其實，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沒有核心價值觀則無行為標準和參照，而沒有標準和參照，必然造就有奶便是娘的功利價值觀。看一下世界政黨發展史，一些政黨改變了自己原有政治目標，表面看是放棄了核心價值觀，實質上并非如此，他們放棄的只是政黨的政治目標和努力方向，從國家和民族的角度看問題，他們一定是向主流意識形態靠攏，而非逆時代和社會而動，且也會向普世的價值觀靠攏（除個別情況與短期表現外），倘若從一開始就逆歷史而動，轉一圈后一定回歸。核心價值觀強調普世性，不是一種價值觀向另一種價值觀妥協，而是尋找原本的自己，是塑造和成就自己，雖然一些核心價值觀的構成要素在我們民族歷史上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而西方文化中很早就存在著這樣的精神品質，但只要我們將這些價值觀與民族文化很好地對接起來，深入挖掘已有的因子，并不會失去根基，喪失自我。這里還需要把握的是，正是由于中國正在強大起來，中國的利益正處于拓展過程中，因而更需要彰顯我們黨的胸懷和駕馭力。
五、民主·平等·公正·互助——支撐民族崛起的核心價值觀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符合全民族需求的科學的核心價值觀，應確定為民主、平等、公正、互助。
關于民主。 民主是一種普世的價值準則，是人類共有的文明成果，不獨享于某個國家、民族和政黨。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是一種運動的過程和狀態。民主制度完善于西方，但民主的傳統，尤其民主的因子并不都發端于西方。東西方政治典范的共同特點都是民選政權，西方以雅典城邦民主時期為標志，而東方的中東以四大哈里發時期的議會民主為標志，更早的中國以堯舜禹時期的禪讓制民主為標志，民選是這些地區民族在先圣先賢時代確立領導人的普遍原則。可見民主并不只是西方的獨有價值，也是東方的價值，它是人類共同追求的政治目標，具有普世性。當然，自從中國進入漫長的封建時期，政治體制便成為以皇帝為中心，這時再無民主可言。進入現代，中華民族的民主訴求便逐漸強化起來，影響巨大的 “ 五四運動 ” 打出的旗幟便是民主和科學。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從一開始就重視和強調民主。 1944 年 6 月 12 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提問時講到： “ 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系與對外關系，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后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 ” 這就說明，我們黨認識到了民主的重要性，并且也知道這屬于普世的價值觀，雖然歷史與現實的種種原因，我們對此問題解決得不夠好，但作為一種價值觀，作為努力的方向，卻如何都不為錯。提出將民主作為核心價值觀的首要內容，也是社會發展到今天的必然結果。依照西方人的觀點，一個人在沒有飯吃的時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飯吃，有了飯吃以后就會生出許多事來，這生出來的事即包括追求民主。中國社會在過去很長時間里是沒有飯吃的，所以沒有太多的人關注民主，當中國逐漸走向富裕后，物質的增長逐漸保證了相當一部分人有時間來談論民主的問題，同時國家的開放也使民眾看到了多元的世界，開始對民主有了全新的認識，由此政治也不再是小部分人進行的圈子里的事情。正因為此，決定了我們必須面對大眾的民主訴求，進而鮮明地打出民主的旗幟來。其實，從不久前中國首次公布民主建設白皮書，便能清晰看出我們黨主導的民主趨向。
關于平等。 平等是普世的價值觀，也是共產黨執政的法理基礎，世界各個民族不管是本質上還是口頭上，都倡導人與人的平等。比如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家所強調的天賦人權，生而平等的理念，等等。平等也是共產黨理論的精髓所在，即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打倒剝削階級，為的就是尋求社會的大同，人與人的平等，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心理的，不堅持這一點，共產黨便失去了革命的意義和價值。平等不是封建歷史的主流，但卻是一代代人矢志以求的。兩千多年前，孟子就明確提出了：“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民若重起來，其基本表現就是人與人的平等。當然，這種思想從沒有真正進入中國的主流社會。中國的封建歷史最突出的特點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這也是人民反抗此起彼伏，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 平等既是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概念，也是一個泛民族的概念，其中至少要包括個人與個人間的平等，國家與民族間的平等，文明與文明間的平等。 由于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決定了人與人的不平等，并且這種不平等已經進入大眾文化和心理之中，進入了價值評判系統。舉例來看，我們社會中經常出現強勢階層持強好勝，而社會的調節機制甚至大眾的認知都覺得是合適的，這種情況在西方很難存在，因為人與人的平等已經深入人心，尤其是制定的各種法規制度很大一部分具有抑強扶弱的特征。如有人所說，如果在美國以自己的富有來持強好勝，法律會使你破產，哪怕你再富有。這也是社會有效運行的重要原因。 可以肯定，只有將平等作為全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才能保證執政集團中的每個人自覺作公仆而非老爺，同時也才能保證每一個公民平等對人，因而保證社會人與人間的和諧。
關于公正。 公正即為公平和正義，它也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法國思想家皮佑認為：“正義是人民的最迫切的義務，同樣也是人民的最神圣的權利，因為正義是大自然賦予人民的萬世長存的遺產。”（《皮佑選集》第 68 頁）假如一個社會僅有效率（一定時期經濟的快速增長），而缺乏公平和正義，這個社會再富有，物質生活水平再高，都不會產生真正的意義，并且這種效率也不會持久。換言之，當一個社會的發展過多地傾向于強勢階層，而弱勢群體不僅得不到政策制度上的救濟，甚至不能得到起碼的同情，這種社會形態就不能認定是理想的，一定程度上還會抑制社會發展。世界銀行關于《 2006 年世界發展報告》就認為，公平性與追求長期繁榮是相輔相成的，高度的經濟和政治上不平等，將導致在經濟體制和社會安排上系統地偏袒更有權勢的群體的利益，這樣的體制將破壞國家的經濟增長，并將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在世行報告中，公平性的基本定義是機會人人平等。報告起草人弗朗西斯科 · 費雷拉說：“不公平的體制降低了整個社會的效率。如果中間和較貧困的群體不能發揮他們的才能，社會就喪失了創新和投資的機會，會造成經濟代價。”由此，公平正義是人類的共同追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更應強調這一理念，惟此才能求得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和諧。
關于互助。 互助是人類的美德，也是天性使然，并且這種天性伴隨于人類發展始終。當我們評價國家、民族和社會在每一歷史階段的成敗得失時，往往將這一因素考慮進去，進入當今時代，如果評價一個社會的人居環境，同樣不能脫離該內容，因為只有互助才能使人感知社會的和諧與溫馨。這也是互助一直被認定為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質所在，是任何國家民族努力追求所在。對于社會主義中國來說，理想目標是共同富裕，盡管這種目標屬于終極的，但作為一種制度的本質體現，不可能消除。要共同富裕，無疑涉及到強者對弱者的幫助，先富對后富者的幫助。互助既是人性的體現，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體現，因而必然地要進入核心價值觀的范疇。
或許有人認為，確立這樣的核心價值觀，似乎與我們生活有著一定的距離，比如沒有直接反映誠實、守信、憐憫、友愛……等道德品質。其實，道德領域鮮活的東西很多，但都是核心價值觀的引伸之意，且都能夠從核心價值觀中找到答案和標準，而當一個人堅守了最核心的東西，那么每一新產生出來的精神或道德也就不難找到答案，比如，有了民主和平等，便會有尊重和協商，封建的依附關系，等級制度就不會存在。再比如，堅守了公正，誠實和守信必能實現，而堅守了互助，憐憫、友愛必定能夠產生。不僅如此，民主、平等、公正、互助原本就是相輔相成，緊密相聯的，民主的基石是平等，只有平等主體之間才能產生民主，一方凌駕于另一方之上，不會也不可能實現民主。同樣，公平的實現也離不開平等。
我們認為，當中華民族真正構建起以民主、平等、公正、互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持久不懈地堅持下去，進入到全民族的心靈深處，血液之中，一個偉大的民族便矗立于世界。
作者：北京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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