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歷史教學問題》 2002 年第五期
漆俠先生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教育家。在 50 余年的史學研究和教學工作中，他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中國古代經濟史，尤其是在遼宋夏金史方面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視野廣闊，造詣精深，著述宏富，取得了世人矚目的學術成就，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治學方法， 在教書育人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堪稱是繼往開來的一代史學大家，也是才氣磅礴，集學術造詣、教育能力等于一身的一位學人。他一生勤奮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原著，并始終旗幟鮮明地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治史、執教、育人 ，被譽為 “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1。
值此先生遠游道山一周年之際，特修刪經先生生前過目之習作前半部先期發表，以敬奠于恩師之靈前。為行文方便，文中省去尊稱，特此說明。
一、生平與學術簡歷
漆俠（ 1923~2001 ），字劍萍，筆名方若生、萬鈞、范今、季子涯等，山東省巨野縣人。 1944 年考入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 1946 年秋后轉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繼續學習，畢業后旋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學部攻讀研究生，導師為著名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 1951 年 3 月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深獲范文瀾先生的教導和提攜。 1953 年 12 月轉入天津師范學院任教，此后歷任天津師院、天津師大和河北大學歷史系講師、副教授、教授。 1984 年，獲得中國古代史博士學位授予權。曾任河北大學宋史研究室主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歷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河北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河北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并兼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戰爭史學理事長和顧問、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河北省歷史學會會長、河北省政協常委、河北省民盟副主委、河北省社科聯副主席等職。我國著名唐史專家胡如雷先生曾譽之為“河北省社會科學界的一面旗幟”。他先后發表學術論文 160 余篇，出版有《隋末農民起義》、《唐太宗》、《秦漢農民戰爭史》、《王安石變法》、《宋代經濟史》、《遼夏金經濟史》（與喬幼梅教授合著）、《宋學的發展和演變》，《兩宋政治經濟問題》（與鄧廣銘先生合著）、《求實集》、《知困集》、《探知集》等專著，以及書稿《歷史研究法九講》；主編中國宋史研究會主辦的《宋史研究論文集》多卷，《宋史研究論叢》（共四輯），《國際宋史研究論文集》、《中日宋史研討會中方論文選編》，以及蠻聲海內外宋史學界的《宋史研究叢書》（已出兩輯 15 冊），還參編《中國大百科全書 · 遼宋西夏金史》，和四卷本《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與田昌五先生共同主編）、十卷本《中國改革通史》，等等。
二、學術貢獻
（一）遼宋夏金史研究方面
漆俠一直以遼宋夏金史的研究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并以治遼宋夏金史而享譽史壇。 在這一斷代史研究領域， 20世紀的百年之中，除鄧廣銘的開拓性研究之外，漆俠的研究，對于這一時期學術研究的推動和開拓，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堪稱為這一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者 。 1987 年，景戎華在《讀書》上發表文章，稱其“馬克思主義理論底蘊深厚，遍覽天水一朝之史料，信手拈來，斐然成文” 2。此后，宋史專家王曾瑜也認為，漆俠“學識淵博，是同時代學者中的佼佼者”，是我國 20 世紀遼宋夏金史研究領域中，繼鄧廣銘之后的又一卓有成就的史學名家，是“宋史學界的又一位泰斗”。 3他在遼宋夏金史諸多問題的拓荒性研究，無限豐富了宋代史的研究內容，做出了巨大的學術貢獻， 其中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等政治史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經濟史領域的開創性研究，以及對宋代思想文化史（宋學）的研究等方面尤為突出。
1 、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等政治史方面的研究
漆俠在宋史研究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首先應推他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研究。漆俠的王安石變法研究，是在縱觀天水一朝之史實，盱衡有宋一代政治史的基礎上展開的深入鉆研。《王安石變法》一書 4，先是對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中有關王安石變法研究的種種歪曲與誣蔑進行了批判，使王安石變法這一富有開創性革命性的歷史事件祛除了層層迷霧，重又閃現出其燦爛光輝。然后，對宋封建國家的政治、經濟概況進行了探研，對封建統治危機下，封建士大夫的改革要求與醞釀、以及改革條件的成熟進行了精詳的論述，尤其是對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和實質以及變法過程中的兩次斗爭浪潮的分析、論述，是他的用心致力之處，發前人所未發。是書綜觀了王安石變法的全局，緊緊抓住了貫穿變法全部過程中變法派與反變法派的斗爭線索，由此考察變法派、保守派代表各維護了什么人的利益，各派政治力量在斗爭過程中的變化，變法過程中的快慢遲滯，變法及其與西夏、契丹之間的關系等諸多重大歷史問題。這一動態的、立體的研究，將北宋時期最具關鍵性的政治、經濟問題進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探研，顯現出他科學運用馬列理論與駕馭史料的深厚功力，其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底蘊和豐厚學養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可以說，這是一部以馬列主義理論作指導，與豐富詳贍而又考辨精審的史料有機結合所取得的成功之作，也是奠定他在史學界崇高地位的成名之作。該書出版后，不但國內史學界，連同研究中國史以精細著稱的日本史壇，也稱之為以唯物史觀寫出的最有深度的一部史學專著。有人說，到目前為止，在王安石變法的研究中，無論從理論高度上，還是在史料的占有上，都很難有人能夠完全超邁這一部著作。此后，有關王安石及其變法研究一系列論文的完成，說明他并未停留在已有的成績上，而是在繼續進行探討。
漆俠對有宋一代政治史的研究，早在 50 年代初，以《趙匡胤與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發展》一文而博得史學界的推重。這篇論文將趙宋皇朝創建伊始，中央集權制的形成過程及其發展狀況做了深入的研究。此文對趙宋皇帝既怕兵，又想利用兵來維護其統治的矛盾心理，以及趙匡胤在有宋一代“以文抑武”和“守內虛外”等基本國策制訂中的作用等，以精練而詳實的史料加以細致入微的分析、刻畫，得出了明徹而深邃的結論，被資深史家評為解放后研究宋代政治上層建筑中最好的一篇。寫于 90 年代的《宋太宗與守內虛外》一文，對上述觀點又進一步加以闡發，認為高梁河之戰是宋太宗“守內虛外”政策轉換的關鍵，宋太祖是“守內虛外”政策的倡導者，而宋太宗對這一政策的繼承和發展則使之沿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導致出“斥地于敵”等一連串的惡性后果，從而揭示出宋初統治者加強專制統治的深層內涵。在《范仲淹集團與慶歷新政》一文中，他對宋仁宗朝的政治形勢、范仲淹等的改革努力及其失敗等進行了研究。他認為，以范仲淹為首的出身于中下層地主階級的封建士大夫，在這一時期登上了歷史舞臺，在政治發展過程中具有巨大的作用。 5這些多是發前人所未發得出的獨到新見，揭示出那一時期豐富的歷史內容。此外，諸如宋遼戰爭的系列研究，對契丹建國初期皇位繼承的探討，以及對女真族從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契丹斡魯朵制、從《遼史》列傳的分析看遼國家體制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的深入研究等，都可以反映出他探幽鑿險，勇猛精進的治學精神。這對于我們了解 10 到 13 世紀中國古代政治史極具啟發意義。
2 、 對遼宋夏金經濟史的研究
有學者說，漆俠在宋代經濟史研究中的三大建樹，“有的是發前人所未發，有的已為史壇廣泛接受”；其創獲之豐“特別是已經震驚了素以治宋代經濟史著稱的日本史壇” 6。此后張邦煒也提出是說。確實，漆俠在宋史研究領域中的另一個引人矚目的學術豐碑就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的煌煌 93 萬余言鴻篇佳構——《宋代經濟史》。 7這是國家社科“七五”重點課題中國古代經濟史斷代研究中率先完成的第一部斷代經濟史。該書共分 5 編 32 章，基本上論述了兩宋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方方面面，展現出趙宋王朝 320 年間的經濟發展狀況。其中，關于宋代農業中單位面積產量的統計、棉花和其它經濟作物的生產等諸多問題，都是他的開拓性研究，予以填補的。宋代地租形態中的各種表現形式，地租與地價的關系以及貨幣地租的出現與發展狀況，也同樣是他首先做了系統的論述。是書也將宋代手工業生產的研究，提高到了一個全新的水平。諸如以上的開拓性創獲，以及富有理論性的歸納概括，書中還有許多。這部著作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理論與實際、宏觀與微觀緊密結合，“致廣大而盡精微”，同時運用了歷史考據學方法、統計計量方法、歷史比較方法等，把宋代經濟發展的框架構建起來，并且有血有肉地再現了宋代經濟的豐富內容，因而也是一部首尾貫穿，邏輯嚴密，議論風發的巨著，是一部填補空白的奠基性著作。有學者稱“此書既總結了過去，也開拓了未來，確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論從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角度看，還是從宋史研究的角度看，都是如此”。 8
《宋代經濟史》中頗為引人注目的宏觀論斷，是漆俠對宋代經濟地區發展不平衡性的宏觀概括：“北不如南，西不如東”。 強調：“北不如南，是量的差別，西不如東，則不僅是量的差別，而且是表現了質的差別。”這一精當論斷的提出，基于首先在縱的方面，自隋唐至宋進行了宏觀考察，同時又從地域的縱、橫兩個方面的考察。這樣一個頗具理論意義的宏觀論斷，是以豐富史料和科學的分析相結合而得出的科學的結論，充分顯示出他高屋建瓴的思考問題方式和卓越的史家史識。《宋代經濟史》的成就，王曾瑜等諸多學者做過全面的評論 9。國家、社會也給予了多項獎勵：曾榮獲河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國家教委建國以來首次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國家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優秀成果二等獎、首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二等獎等。可以說，《宋代經濟史》的出版，不僅推動了宋代經濟史研究向縱深方向的發展，而且也影響并培養了一大批青年學者。
在遼宋夏金史研究領域，漆俠的又一巨大成就，是在完成《宋代經濟史》之后，他與喬幼梅共同完成的國家社科“七五”重點規劃項目、也是中國古代經濟斷代研究的第二部專著《遼夏金經濟史》。他主要承擔了其中遼夏經濟史的撰著。該著著力探索了 10 至 13 世紀我國北部邊疆契丹遼國、黨項夏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并在論述其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對其經濟關系從原始社會到奴隸制、封建制的演變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在契丹、黨項經濟關系的演變中，則緊緊抓住氏族后期形成的宗族這一經濟實體，進行了認真的分析，指出了宗族實體內部和外部條件的變化，認為從宗族實體中形成了奴隸制和封建制。這一論述為前此研究中所未有的創新研究，填補了這一斷代史研究中一項學術空白，對經濟史、民族史和斷代史的研究都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遼夏金史是一個舉步唯艱的研究領域，而就其經濟史加以研究，難度更大。他抓住了歷史研究的難點，知難而上。首先將遼夏金經濟史問題放在了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做貫通性的研究，以期跳出單純論述某個朝代斷代經濟史問題的窠臼（這也是他治學的一貫特色），給遼夏金的經濟發展一個明確的歷史定位，從而為客觀地評價少數民族在整個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堅實可靠的基礎。其次，是書還著重論述、揭示出漢民族在這三個王朝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并對其與周邊民族的經濟聯系、相互影響做了可貴的探索。其駕馭這所有一切的，則是他依然堅持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少數民族王朝統治下的經濟問題做了更深層次的總結。 10此著先后榮獲河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全國高等院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等多項獎勵。
要之，漆俠對遼宋夏金經濟史的開創性研究，在上下貫通上和理論高度上顯示出他底蘊深厚的理論素養和廣博的史家造詣，其磅礴大氣也由此得以凸現。在研究過程中，他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指導，以之與中國歷史客觀實際相結合，并為此做出了可貴的努力。也正是這種努力，使得他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達到了一流的尖端水平，成為這一領域國際知名的史家。
3 、晚年的宋學研究
漆俠在遼宋夏金史研究中的學術貢獻，還體現于他晚年在宋學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發表于 1995 年的《宋學的發展和演變》一文，是漆俠對宋學的一個總體論述 11。這篇長文對與漢學相對立的宋學形成的歷史與社會背景、在慶歷新政時期宋學形成階段的代表人物和學說、宋仁宗英宗時期宋學發展階段的四大學派——荊公學派、溫公學派、蘇蜀學派和以洛、關為代表的理學派，對南宋時期宋學演變階段過程與各大學說都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文末論述了宋學演變的社會歷史背景，并特別提出，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必須與該時代的政治和經濟等社會狀況緊密結合，找出其內在關聯，相互作用的線索，這樣的研究方能擺脫單純的從思想到思想的研究模式，也才能夠無限拓展學術思想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可以說，這是他從事史學研究幾十年所沉積而發的一大創獲。
自 1995 年直至去世前，漆俠一直專注于宋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其中，他就中庸之道與司馬光哲學、釋智圓與宋學、晁迥與宋學、荊公學派與辨證法哲學，儒家的中庸之道與佛家的中道義、王雱及其哲學思想、張載的哲學思想及其社會觀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深入的研究。并對蘇氏蜀學與程氏洛學在思想領域中的對立，宋代文風、政風和學風的關系，歐陽修、宋初三先生、葉適、陳亮、朱熹等學術思想進行了研究。在這一系列研究中，除個別問題是他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另辟蹊徑，進行深入探研之外，大多數問題都是由他首次提出并做了深入的研究的。如對于王雱這位年輕有為、才華四溢的思想家，自北宋后期以至于今的近千年間，一直湮沒無聞，是他首先撥開重重的歷史迷霧，使之在中國思想史的園林中大放光彩的。他對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的闡釋有一精當的比喻，惜乎未能形諸文字。他結合陳亮的社會經濟背景對其思想進行了深入剖析，從而成為他在宋學的研究中結合社會經濟背景研究思想史最具代表的一篇力作。諸如此類，在許多問題上他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見，并做出深入的研究。可以預見，《宋學的發展和演變》一書的出版，對于宋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將會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12
（二）、關于中國農民戰爭史及其相關理論的研究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當時學術風潮的影響之下，漆俠曾致力于中國農民戰爭史的研究，出版了《隋末農民起義》、《秦漢農民戰爭史》兩部著作，發表了《正確認識歷史上的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王朝》、《農民是地主階級的對立面，還是地主階級的后備軍》等多篇論文。《隋末農民起義》這部出版于 1954 年的著作，是他在農民戰爭史研究領域的第一部專著，該書全面考察了隋末農民起義的史實，提出了許多新見。他認為，歷史是一種客觀存在，歷史研究者不能主觀地加以褒貶，在農民戰爭的性質問題上，拔高與貶低都是有欠允當的。農民戰爭自始至終都具有自發的反封建壓迫的性質。而“自發性質”是農民起義中的一個普遍規律，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農民是小生產者，根本不理解封建經濟制度，因而，他們的斗爭就只能局限于封建經濟制度的范圍內，局限于維護和發展自己的小私有制和小農經濟，也就決定了農民斗爭有反封建的要求，但又擺脫不了封建的枷鎖的內在矛盾性質。在這種情況下，封建生產關系就因之而延續下來，并因農民的斗爭而得到發展和鞏固。這樣的分析，同時又是對于封建專制主義層層剝削和壓迫下的農民的戰爭，是為了“發家致富”，“使自己成為地主”，“成為官員”等論調的一個有力的批駁。《秦漢農民戰爭史》則是我國建國以來第一部這方面的專著，是一部拓荒之作，開風氣之先。該著就秦漢農民戰爭的社會歷史背景、農民戰爭的具體進程、農民戰爭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及其基本特征做了全面的總結。其中，通過對秦漢三次農民戰爭的考察，概括出這樣一條規律：“革命斗爭—被迫讓步，再斗爭—再讓步。”他對這一觀點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論述，在當時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其實，他早在 1953 年即已討論了這一觀點，此后又在 1966 年《文匯報》上刊發《農民戰爭與讓步政策》一文，再次參加了討論。
《關于我國農民戰爭史的研究》、《農民是地主階級的對立面，還是地主階級的后備軍》等文 13，在農民戰爭史的相關理論和研究中，有新的突破。他以其豐厚的馬列主義理論素養，結合了中國農民戰爭的歷史實際，深入剖析了中國農民是地主階級的對立面，而不是后備軍。這一澄清農民戰爭性質的理性思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由于他在農民戰爭史研究領域的諸多建樹， 1981 年被選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第二屆理事長。
文革過后，漆俠在農民戰爭史的研究中還做了一些工作，他在擔任中國農民戰爭史學會理事長期間，為推動和發展這一學科做出了貢獻。在對此前的農民戰爭史研究進行總結時，他認為，關于歷史上的農民生存狀況和農民戰爭，與歷史上的許多問題都聯系緊密，還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他還對宋代的王小波、李順起義進行了研究，并進一步分析了宋代的農民經濟思想。 14進入 90 年代，他還為陳士諤等所著《鐘相楊么起義考》寫了序言，進一步發展了他對農民戰爭史研究的觀點。他認為，我國古代農民戰爭史的研究，經歷了一個“之”字型的發展過程，對以前的研究，不能一筆抹殺，要看到他們的成績，同時找出其中的不足，進一步加強研究。 15
（三）、對中國古代史諸多重大問題的研究
漆俠熟讀過二十四史等大量史學載籍，在淹貫中國古史的基礎上，對于自秦漢魏晉到隋唐、遼宋夏金、乃至元明的歷史，都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對此，張澤咸、王曾瑜等學者認為在他這個年齡段中以及此后的學者，“漆俠先生的學問無疑是最出類拔萃的”。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做貫通性的縱橫研究，反映出他敏銳的史家史識和底蘊深厚的史學功力。在經濟史方面，景戎華、王曾瑜和張邦煒等先后撰文稱：漆俠有三個引人注目的觀點，一個是把中國封建經濟制度劃分為三個階段，認為戰國秦漢時期處于封建制度確立、封建依附關系發展的階段。魏晉隋唐時期處于莊園農奴制階段。宋元明清時期處于封建租佃制占主導地位的階段。另一個是將中國封建時代的生產發展狀況描繪為兩個馬鞍形，認為從戰國到秦漢為第一個高峰，魏晉下降，隋唐上升，兩宋形成了第二個高峰，到元代又下降，明清再恢復發展，并基本達到兩宋水平。 16再一個則是把宋代經濟發展區域間不平衡的總體狀況概括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在《中國封建時代兵制的變革與封建經濟制度的關系》一文中，他就戰國秦漢時期的全民兵役制及其瓦解、魏晉隋唐時期的世兵制及其向府兵制的轉化，與宋元明清時期占主導地位的募兵制度做了深入的上下貫通的研究，從而得出了如下的結論：各個時期兵制的創建及其改革，都是受到各個時期封建經濟制度——經濟基礎的制約的。各個時期的兵制反轉過來又為它所藉以存在的經濟制度服務。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封建經濟制度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或者說這一時期封建經濟制度的代表者，是各個時期的地主階級。故此，所謂各個時期的兵制為經濟基礎服務，從根本上說，也就是為各個時期的地主階級服務，成為地主階級從事階級斗爭、約束廣大勞動者的得力工具，這樣也就充分體現了兵制在這一國家的內部職能，更能反映出階級社會中階級斗爭的本質。 17對于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問題，他著重指出，封建地主階級的產生同私有土地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這比自奴隸主轉化而來的更原始、更重要。作為殷周奴隸制社會根源的村社制度，在土地私有制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土地集中的現象，封建生產關系由此形成并發展起來。奴隸主也隨之變成了封建地主。宋元明清時期是我國封建租佃制占主導地位的階段，從佃客、自耕農中分化出了一批佃富農、富農和小地主，在國有地如學田中出現了二地主，使封建租佃制更加復雜化，地主階級中不僅有大中小的區別，而且其中官僚地主從宋到清一直占重要地位。特別重要的是，宋代以后，官僚、地主、高利貸商人三者相結合，對社會經濟的變革起著嚴重的阻礙作用。 18在中國古史研究領域，他還考察了秦漢二十等爵制度與封建制度，探討了封建社會內部的分期問題，提出了“二黃”分期說，還探討了歷史上的皇權主義，遼、元兩代的社會階級結構問題，唐宋社會變革及其與思想文化的關系等等。他認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只能以他自己的歷史為依據，而不能給以任何主觀上的附加。他的這一觀點，體現在他對曹操、李密、王安石、范仲淹、史可法等歷史人物的評價上。其他如對農民的分化與漢代社會的性質、對司馬遷及其《史記》的研究等諸多問題的研究，有的系他在史學界首次提出的新見解、新發現，有的則是他對史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所提出的新觀點。
漆俠具有廣博的知識積累和卓越才識的另一表現，是他對于中國古代史記編纂形式源流的研究，和對于歷史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歷史考據方法的探索。他根據《世本》、《文海》、《元朝秘史》等的記載，參考了大量先民的文化積存，結合了我國奴隸社會父家長時代的特征，將結繩記事、口頭傳說到文字記載這樣一個古代史記編纂的體例與形式的演革做了系統的、深入的研究。許多學者都認為，這樣的學術問題，只能是長期積累的結晶，只有學術功力達到一定的高度，才有可能提出并加以系統的研究。 19后者是他根據史學界只重視理論而忽視史料，特別是輕視歷史考據學的問題而提出的。在這篇長文中，他將考據方法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做了全面的論述，并將之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于此亦可體現出 20 世紀中國史學界史觀派與考據實證派的輾轉反復的軌痕。此外，漆俠還注重地方志在史學研究中的價值，推動地方志的修纂，并鼓勵學者寫出高水平的歷史小說將史學研究成果加以普及。可以說，這些方面也體現出作為一代史學大家，他所思考、所研究的問題是多方面、深層次、寬領域的。
漆俠獨具特色的治學方法和史學思想、作育人才的方法，以及他那崇高的人師風范，都值得學者們加以研究（視學生的成長為自己學術大廈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遺余力培養之 20）。先生之學，博大精深，浩浩乎無際涯。予疏才寡知，雖勉力撰出此文，但恐仍不能窺其學于萬一。先生為師，傳道授業，淳淳善誘；先生為人，坦誠而率真，人所景仰。世有聞先生之風，欲抉先生之學者，予日日引領敬俟之。
1王曾瑜：《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河北大學報》 2000 年 11 月 20 日。
2景戎華：《造極趙宋，堪稱輝煌——讀近年出版的幾部宋史專著有感》，《讀書》 1987 年第 5 期。
3王曾瑜《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并參氏撰《二十世紀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 1997 年第 3 期。
4該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初版， 1979 年再版， 2001 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增訂本。
5分別載于《歷史教學》 1954 年第 12 期 , 《歷史研究》 1992 年第 3 期 , 《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文中涉及漆俠先生的其他論著，可參見拙編《漆俠先生論著編年目錄》，載《漆俠先生紀念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恕不一一出注。
6參前揭景戎華《造極趙宋，堪稱輝煌》。
7《宋代經濟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988 年初版，經濟日報出版社 1999 年以《中國經濟通史 · 宋代經濟卷》再版。
8王曾瑜：《中國經濟史和宋史研究的重大成果》，《晉陽學刊》 1989 年第 4 期。
9參前揭王曾瑜《中國經濟史和宋史研究的重大成果》；喬幼梅：《評 <宋代經濟史> 》，《文史哲》 1989 年第 6 期。張邦煒：《中國大陸近十年來的宋史研究》，日本《中國史學》第一卷， 1991 年 10 月。
10李錫厚、王曾瑜：《評 <遼夏金經濟史> 》，《歷史研究》 1995 年第 3 期。
11發表于《文史哲》 1995 年第 1 期。
12上述論文大多已經公開發表，將由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推出《宋學的發展和演變》一書。
13分別載于《人民日報》 1956 年 12 月 4 日，《哲學研究》 1964 年第 3 期。
14載《中國史研究》 1982 年第 1 期。
15參見《建國以來中國農民戰爭史的研究》，載《知困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16參前揭張邦煒《中國大陸近十年來的宋史研究》。
17參見《知困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18載《歷史研究》 1983 年第 5 期。
19參前揭王曾瑜《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20參閱裴汝誠《永記師教 不忘師恩》，《漆俠先生紀念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01 頁。也可參見同書所收黃寬重《一個無中生有的學 術 事業——敬悼漆俠教授》，第 6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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