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旨在對《太極圖》的作者問題提出個人的看法。首先，本文從比較《太極圖》與《太極圖說》對“五行”思想的不同表達入手，指出二者所論的“五行”思想分別屬于不同的流傳系統。其次，本文較深入的比較了這兩種“五行”思想的異同之處，進而指出：基于這一矛盾可以初步判斷，《太極圖》與《太極圖說》決非一人所做。
關鍵詞：周敦頤；太極圖；太極圖說；五行
作者簡介：曹樹明，男，1977年生，河北徐水人。哲學博士，2005年畢業于南開大學哲學系，2005年至今任教于廣東海洋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從事中國哲學和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教學工作。
《太極圖》是否出于周敦頤之手？這個問題討論了近千年，至今未有定論。似乎論戰雙方都沒有提出一錘定音的證據。不但認為其本源出自道教者的所謂“真臟實據”每每令人懷疑，而且認為《太極圖》系出自周敦頤本人之手者的證據同樣不能讓人信服。前人多已指出，周的好友潘興嗣所做的《濂溪先生墓志銘》更應該是被讀為“……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而不是“……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即它恰好說明周只是寫了《太極圖易說》（即《太極圖說》）、《易通》（即《通書》）兩書，而不是像朱熹、李申先生所說的那樣是《太極圖》、《易說》、《易通》三書。同時，《宋史·道學傳》則更為明確的說：“千有余年，至宋中葉，周敦頤出于春陵，乃得圣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豹郏保蒿@然，這些證據都傾向于認為《太極圖》是為周敦頤之外的人所做。那么，到底《太極圖》是否出于周敦頤之手？本文擬從比較《太極圖》與《太極圖說》對“五行”思想的不同表達這一內證入手，為解決《太極圖》的淵源問題提供一個新的研究思路。
一
認為“《太極圖》乃周敦頤自己的作品”，那也就認定了《太極圖》與《太極圖說》出自一人之手，則它們兩者之間就不會有思想表達上的矛盾之處：“度正把圖與說視為一體，傳圖者必傳說，決不可能前人創圖，后人作說……這個意見，是可取的。因為《周氏太極圖》的意義并不在于那幾個圈，而在于那些圈所表達的內容�！保郏玻荩ǖ�14頁）。但事實上，雖然《太極圖》和《太極圖說》都涉及到了對“五行”思想的表述，但在這同一個問題上它們的表述卻有很大的差異，甚至可以說是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顯然，這是我們推斷《太極圖》作者問題的一個真正的突破點。
最早提出《太極圖》與《太極圖說》在對“五行”思想的表述上有很大差異的是朱熹的弟子胡廣仲，他在給朱熹的信中首次提及：“《太極圖》舊本，極蒙垂視，然其意終未能曉……及五行相生先后次序，皆所未明。”［３］（卷二，第15—16頁）。朱的回信對胡的其它疑問都有明確回答，但對其改動舊圖的五行問題卻只字未提，頗為耐人尋味。其實《太極圖》與《太極圖說》在對“五行”思想的表述上的不同始終是困繞朱熹的難題，乃至于朱熹不得不絞盡腦汁的通過對朱震在其《漢上易傳》所錄之“舊本《太極圖》”（見附圖一）的改動來調和這些矛盾，而他這一改動的目的無非是要使新圖能夠遷就和迎合《太極圖說》對“五行”思想的表述，從而彌合二者之間的原有矛盾。
要找出《太極圖》與《太極圖說》在對“五行”思想的表述上的差異，不妨先從舊本《太極圖》說起。本文同意毛奇齡的觀點，以為朱震在其《漢上易傳》所錄之“舊本《太極圖》”（見附圖一）最接近周敦頤所傳之原圖，而經過朱熹改定的通行本《太極圖》（見附圖二）則融進了朱熹的個人思想，不能代表《太極圖》的原貌。這是因為，盡管朱熹一再聲明他在對“舊本《太極圖》”的改動時都“皆有據依”（同上），但朱熹顯然對舊本《太極圖》的改動根本沒有任何的直接證據。這不僅是因為他的改動并沒有任何版本上的依據，而且還因為舊本《太極圖》所表述的“五行”理論從本身來說是自足的、沒有改動的必要。他關于舊本《太極圖》“陰靜”圖先于“陽動”圖的序列是不合理的觀點（同上），就只是其基于儒家立場的一家之言，其立論的前提是《太極圖》一定代表儒家的立場（這無形中是在承認《太極圖》就是周敦頤本人所作）。事實上，這一立論前提恰恰有待證明。相反，該圖與道家（包括玄學在內）靜體動用的基本思想的一致性卻是一個明顯的事實。由于并沒有任何有力證據表明朱熹對《太極圖》的改定確實忠實于原圖的基本思想，本文仍以舊本《太極圖》作為比較《太極圖》與《太極圖說》之五行理論異同的底本。同時，本文也力圖指出朱熹對舊本《太極圖》的改動仍然沒有徹底的彌合《太極圖》與《太極圖說》在對“五行”思想的表述上的差異，反而制造出了一些新的矛盾。
舊本《太極圖》的第二、三層圖專論“五行”，而要準確把握該圖的“五行”思想，需要確立的一條重要原則是：該圖的第三層圖所表達的思想只是對其第二層圖蘊涵思想的具體展開，二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這也是我們把握《太極圖》所表達“五行”思想的基本立足點。在該圖的第二層圖中（被后人稱為水火匡廓圖），其左半部的陽抱陰（為二）的半環與右半部的陰抱陽（也為二）半環再加上中間的虛無圈子這五者共成一個整體，而這正是第三層圖中“五行”的雛形。顯然，該圖中的上述五者之間是彼此共在的關系，一損俱損，一存俱存。盡管它們之間又存在著不同層次上兩兩之間的相互蘊涵、相互轉化的關系：就每一半圖而言，生者為母，成者為子，母子之間又總是在此消彼長，相互轉化；而在整體上左右兩半環又形成了更高層次上的此消彼長，相互轉化的關系，乃至于循環無端。進而，在作為這層圖進一步展開的第三層圖中，上一層圖中左半部的陽抱陰在此圖中演化為火與木的相互蘊涵與轉化的關系；而上一層圖中右半部的陰抱陽在此圖中則演化為金與水的相互蘊涵與轉化的關系；上一層圖中心的虛無圈子則對應著第三層圖中居無定位，寄體于另外四者之中的土。因此，在第三層圖中，在整體上，同作為母的木與金和同作為子的火與水分別兩兩對待；而在各自的一側，則是母子之間（木與火、金與水）的各自蘊涵，各自相互轉化；而土則把它們相互聯系為一個整體。應該說，《太極圖》對“五行”思想的表述還是相當清楚的。至少有一點很明顯，該圖的“五行”之間不能被理解為是從此到彼的單線傳承關系。該圖以連線的形式把木火金水都與中央土直接連成一個整體是有重要象征意義的。因為在這里，土本身就只是一個虛位，它就寄身在其它四者中。
可是，作為對《太極圖》的解說，《太極圖說》中論“五行”的內容則為：“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同上，卷一，第2頁）在這段文字中，“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這句話頗值得注意，也是明顯與《太極圖》本身有矛盾的所在。這句話講到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確認五行之間存在著合順序的單線流變關系，一是在強調這種五行流變與四時更替有內在的聯系。這種把五行順次流變與四時更替相聯系的做法其實還是淵源有自的。據白奚先生考證，早在稷下學派興起時就已有了“五行說同四時教令的陰陽學說的結合”的說法［４］(第257—268頁)，見《管子》的《幼官》(即《玄宮》)、《四時》、《五行》、《輕重己》諸篇。該理論后經《呂氏春秋》、《淮南子》的發展，直至《春秋繁露》、《白虎通義》乃趨于定型。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木→火→土→金→水的順次流變所體現出的生→長→化→收→藏的屬性來對應春夏秋冬時間上的自然流變節律，進而把這種順序絕對化。為了處理四季與五行之間不搭配的矛盾，它又認為“土”為“五行之主”而“兼有四時”，不主一季（五行與四時搭配問題的具體演變過程非常的復雜，也始終是困繞前人的難題。本文只取《春秋繁露》、《白虎通義》的說法為定論）。以圖表示，則木→火→土→金→水分別對應東→南→中→西→北，仁→禮→信→義→智（在這里，五德與五行的對應排序有多種說法，本文只取為后世所接受的《白虎通義》中的說法）和春→夏→（季夏）→秋→冬。至此，該理論在經過反復的變動中已經相當完善。我們有理由相信，古人確實真誠地以為，五行與四時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而以上理論是說明五行與四時相配合的唯一“合理”的固定模式。然而，《太極圖說》以此理論作為對《太極圖》中“五行”思想的解說卻顯然是不成功的：原圖中“五行”所“展現出”的順序卻是水→火→木→金→土（誠如上文所反復指出的，這一“順序”，本來也并不表示五者之間一種單線式的先后順序），這應該是說：該圖中水火、火木、金木、土水之間都兩兩相克，難說是“順布”。當然，它們在整體上也絕不存在與“四時行焉”有什么必然的聯系。恰如馮友蘭先生所指出的：“不過照數目的次序，每年的四季，應該先冬（水），次夏（火），次春（木），次秋（金）。為什么五行的次序與四時的次序不合？關于這點，他們沒有解釋�！保郏担荩ǖ�312頁）事實上，并不是他們沒有解釋，而是這種五行理論本身就與四時流變無關。在《太極圖說》之前也沒有人將該五行模式與四時更替進行比附。
顯然，舊本《太極圖》所要表達的思想原本就與“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的說法無關，《太極圖說》以“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來解說《太極圖》中的“五行”思想似乎是關公戰秦瓊，不著邊際。這一矛盾提示我們，《太極圖》與《太極圖說》不會出于同一個人之手。
二
其實，五行思想源遠流長，它的具體流變也相當復雜。在五行思想的發展中，始終有兩種五行思想系統各自在獨立流傳而并行不悖：其一注重揭示五行之間以時間為主線的生克流變關系，它可以和四時更替結合在一起；其二則注重揭示五行在整體上的對待關系，不能和四時更替相結合，而后者正是舊本《太極圖》所要表述的“五行”理論。該五行理論以《尚書·洪范》中的五行序列為依托，在今本《易傳》中，它以“大衍數”的形式出現（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本《易傳》中并沒有這一段，證明它是晚出的），在兩漢之際漸漸形成�！稘h書·五行志》有：“漢興，承秦滅學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后，劉向治谷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范，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保�6］(第463頁)。這一說法拋開其中可能有的今古文學派之爭不談，表明在漢代確實存在兩種各自獨立的五行理論。繼而，《漢書·五行志》就引述過這種附在“左傳說”之后的“五行說”：“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同上，第464頁）。這最后一句是說，以上的“五行”生數與五相和變成了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以上的“五行”生數與“五行”成數配合，其陰陽屬性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該理論中間經過《太玄》的發展，在《周易參同契》中有了成熟的應用。該“五行”理論在后來又發展為突出強調五行之間在數上的結構性與一體性的“河圖”、“洛書”模式五行理論，廣為道教，風水、相術等理論所借用，卻基本上總是游離在儒學以尊德性為本質的正統理論之外，以至于清代學者如黃宗羲、胡渭等人始終視之為異端，想要把它排斥出儒學的正統傳承之外。
那么，以上所提到的兩種“五行”理論是不是可以合二為一呢？也就是說，《太極圖》是否想要在圖中把這兩種“五行”理論結合在一起呢？誠如前人的一致看法，兩種理論一個重在強調五行之間超時間性的，結構上的對待關系、共在關系，而非五行之間“各主一季”、由此到彼的單線傳遞關系；一個則重在強調歷時性的，由此到彼的流行關系。初看二者頗有一言體，一言用的味道，似乎有二者可以結合的理論基礎。但事實上，在朱熹之前從來沒有人做過這樣的嘗試，尤其沒有想到要把它們結合在同一幅圖里�；谒鼈兏髯粤髯冺樞蚝退鶎轿簧系膶α�，在不改變各自所對應的圖的模式的前提下，二者起碼在以圖的表達形式上是無法調和的。這也是朱熹不得不去改動舊本《太極圖》來彌合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
在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收有署名為前人的《五行說》，其中就提出了這兩種“五行”理論的比較：“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摶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幾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之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具，實并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而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而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代（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而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所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保�3］（卷三，第81頁）。這里，作者只是在泛泛的比較兩種“五行”理論的不同，但他并沒有提出要在圖上將二者結合起來，而朱熹則是明顯的借鑒了此說，要把它們融合在同一幅圖里。他在對經過他改動過的新圖進行解釋時說：“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形于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陰也，火金陽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保ㄍ�，卷一，第28頁）無疑是這一努力的最好體現。當然，前提是他必須要對舊本《太極圖》做出改動，從而使新圖能更好的遷就于《太極圖說》對“五行”理論的表述。
我們說，朱熹對舊本《太極圖》的改動是不成功的。且不說原圖的作者是否真的就有這樣的想法，即使是在經過朱熹改定后的通行本《太極圖》中（顯然，朱熹對第三層圖的改定如把原圖中由水經土到木的連線改為繞土而過的直線，就是要努力體現出該圖木→火→土→金→水單線的五行流變順序），我們也只能看到一個非常曲折而非“順布”的五行流變順序�？吹贸觯m然朱熹努力想在改定后的新圖中體現出《太極圖》與《春秋繁露》相一致的五行和四時對應的五行流變順序。但他僅僅通過改定原圖中五行之間連線來體現這種一致性的努力卻并不成功。經過朱熹的改定，固然可以體現出“五行”之間單線的流變關系，但是為原圖所強調的以土為中心，“五行”之間渾然一體所謂“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的兩相對待而又整體統一的思想（在原圖，這一思想是通過中央土與其它四者之間分別直接的以線相貫通的方式體現出來的）卻被破壞了，這也導致了太極圖第二層圖與第三層圖在表達內容上的割裂。此誠所謂得之于此而失之于彼。至少給人的感覺是朱熹是在把兩套原本無關的五行理論生硬的扭合在一起。
由上可見，在對五行理論的表達上，《太極圖》與《太極圖說》是不同的，這充分說明，《太極圖》與《太極圖說》不會是由同一個人所做。前人認為《太極圖》出于陳摶而非周敦頤的說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附圖一
朱震《漢上易傳》所錄之“舊本《太極圖》” |
附圖二
經朱熹改定后的通行本《太極圖》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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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周易研究》2003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