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振，爭論蜂起，社會科學報記者提問國學大師周汝昌
原編者按
丙戌開春，周汝昌先生投書本報，云其看到本報發表的關于國學的討論文章，衷懷欣幸，他表達了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期望，并建議我們就國學問題進行較為深入的討論。
近年來，國學聲氣大振，但同時又爭論蜂起。我們遂就目前學術界存在的困惑和問題，誠請周汝昌老回答，他的坦誠而富有啟發的卓見，或許能為國學的復興提供一份重要而有價值的參考。
社會科學報主編、諸位同仁均鑒：
自從得讀貴報，誠感獲益良深，衷懷欣幸，只以年衰目損，艱于聯系交流，甚以為愧！今見丙戌開年一期，刊出曲阜師大李欣復教授對近期興辦“國學”專科專院現象的評論，深契鄙懷，所見不約而相合。去年一家重要媒體曾就此題向我采訪，我即冒昧表示：
一、贊成倡導國人對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求知與珍重。
二、舉辦“國學”專設形式機構，謹防“復古”思潮，否則弊大于利。
三、今日言“國學”，不是“救亡”圖強的舊時代，更不是無思無知于當今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歷史特點而“孤芳自賞”，而招搖“品牌”，應自己先弄清“國學”是什么，在當前世界文化上居何地位？有何價值貢獻？不然，就會流于一股“趕潮流”的舊習惡習，浮躁、浮淺、躁動，急功近利——而這與“國學”的基本精神正相背反。一句話，建設“國學”是一個培養專通古今中外之學，有如太史公的“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的真正大師來籌思舉措一切事宜，方可望于來日收功于萬一的良期與宏愿。
因此，向貴報表我微忱——我學力不足，加之多年荒廢，已不能以論文形式貢稿，但愿略借書函之便，向您們致謝，而且懇切盼望貴報能設立專欄，展開學術文化民主討論，為中華的真正復興作出根本性的貢獻！謝謝！
并致
文化敬禮！
周汝昌于丙戌立春次日
A應從民族長遠的利益來估量“五四”
B 我覺察到了“國學”的存在必要，相對于“西學”的沖擊，我們已到了另一種“文化淪亡”的危機時代了
C 經、史、子、集不必多贅了，天文、地理、中醫、中藥、八卦、五行、考古、鑒偽、民俗習尚、書畫工藝、戲曲、音樂……都是國學的精華
D目下的社會，種種不良乃至駭人的品質道德事件層出不窮，來源有自
E“漢字簡化”的另一思想支柱是為工農兵學文化“便利”云云。事實上，這種低估工農兵（子弟）的民族智力也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F“紅學”的發展前景除了“考證”具體歷史問題之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以高屋建瓴的學術水平立足點來闡發弘揚這部偉大作品的文化內涵
也無須太拘泥于必須位位非“大師”不可，可以權宜
■人大辦國學院時曾一時議論紛起，紀寶成先生說辦國學院最大的困難莫過師資力量之匱乏，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缺乏一批如當年陳寅恪、王國維、梁啟超之級別的俊彥碩儒來做“國學導師”，如沒有相當資格的導師，遑論國學復興，那么，請問周先生，我們當下的碩儒俊彥是否存在，又如何可能？
●有師資時不知弘揚國學之必要重要，及知時師資已瀕臨衰竭——愈衰竭愈難薪火相傳、開來繼往，于是成為“惡性循環”之勢。何以致此？有關部門過去的政策措施不得辭其責，應當深刻反省、匡救。但也有幾點可說：一、盲目“崇外”——“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在海外的學者就“高”一級，海內的不一定水平低，卻總“值”不了多少“錢”，可以不予管顧……。二、“地上”文化不如“地下”的珍貴。打比方，挖掘出土文物，磚頭也是“寶”，地上的無價珍寶卻正被野蠻殘酷地拆、毀——比如啟功，在世名氣地位雖尊，終究不過是個“書法家”而已。別的呢，不了解、也不過問。于是還在世的、“懷才不遇”、無法展盡其才能的不是無人，還可考慮“搶救”，總比逝世后出幾篇“悼文”要有益得多。三，師資不等于“萬能”，能背誦十三經、廿五史，不一定能勝任“國學院”的教學任務。大學里已不再是“灌輸知識”了，已是以給學生提供自學自研之路的便利為要點了，更何況“國學”之“院”？這種“院”之教學工作不能是“按字講解”，而是指點、引領、誘導、啟示了，所以也無須太拘泥于必須位位非“大師”不可，可以權宜。
末后，還要弄清“國學”在今日之我國，當指什么？不是一提“國學”，就想“讀經”、膜拜、儒門一切。如問：五經四書，四部叢刊、四庫全書……是否即為“國學”？答復是，“是國學”，又“不是國學”。這怎么講？
“是國學”者，它們都屬于“國學”范圍之內。“不是”者，它們孤立起來，哪個也代表不了“國學”。而其全部整體才是“國學”的真正實質和精神命脈。所以，要興辦國學機構，更先要講清楚“你的國學都是什么？”然后方能往下談。
經、史、子、集不必多贅了，天文、地理、中醫、中藥、八卦、五行、考古、鑒偽、民俗習尚、書畫工藝、戲曲、音樂……都是國學的精華。需要的是一條學識高明的“主線”把那些寶珠“串”起來，方可稱之為“國學”而名實相副。
會有“糟粕”，但并不等于“大事不妙”
■2004年，在有您參與的《甲申文化宣言》中，“反對以優劣論文明”，但有人認為文明本身又是有優劣的，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文明是相對于原始野蠻狀態而言的，文明是人類進化、發展的表現，自然不是“普降甘霖”的“天意”，其有優、有次優，乃至不足為訓，畢竟已涉及文明范圍了。比如，一夫多妻制，已大優于原始男女關系，是“優”；但與一夫一妻制相較，公認即是“劣”，此例可思。
儒學本不等同于“國學”，儒門的教訓、觀念、理論，源于春秋戰國時代歷史條件之“規定”，自后世視之，會有“糟粕”，但并不等于“大事不妙”，可以有能力、有辦法解決對待。構不成“杞憂”而因噎廢食。
佩服他們救國的熱誠勇氣，同時又致憾于他們過于崇外抑中
■目前，人們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百年失落歸罪于“五四”精英激烈的反傳統態度，您是如何看待這一看法，您又是如何評價“五四”精英對待國學的態度的。
●我生于1918年，在“五四”之后，總算個“新時代”人吧？因此是不能劃歸為“遺老”“遺少”的。誰知近日有個作家指我為“舊文人”，在他語氣頗為輕薄，在我則殊感榮幸。其實，舊文人豈可等閑視之，未必低于“新文學大作家”的真才實學，何必那么神氣。向來認為“五四”的良好精神是提倡“科學、民主”，其實請來了“賽先生”和“德先生”的實質就是一味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而忘了看看自己的長處。我對“五四”諸位先驅巨擘，佩服他們救國的熱誠勇氣，敢做敢為，同時又致憾于他們過于崇外抑中，把自己民族傳統文化，幾萬幾千年的智慧、創造、積累，像潑臟水一般潑掉。對自己的和外洋文化的高下優劣，就敢自信都弄清了？不然怎么做出取舍？太魯莽，也就失之淺率浮躁了。那場“運動”有功，功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國際形勢，而所遺后果卻影響深遠。所以我不贊同對“五四”夸耀得太過分，應從民族長遠的利益來估量。
不妨提到拙著《我與胡適先生》一書，內中公開了若干資料內情，涉及我與胡先生的“文化分歧”（梁歸智教授在《光明日報》發文評及此點，可參考），全盤西化就是民族的“極樂世界”嗎？把自己的民族文化財富珍寶徹底懷疑以至毀棄的罪過，都歸之于“五四”，也許言過其實，但它是“作俑者”，要負歷史責任，后來的“左”的思想行為就必然以它為“理論根據”，從而愈演愈烈，淪于“浩劫”。
總之，我覺察到了“國學”的存在必要，相對于“西學”的沖擊，我們已到了另一種“文化淪亡”的危機時代了，復興“國學”，是有針對性的民族大計，不是又出來一個“時髦口號”，大家都來“趕”這層出不窮的“浪潮”，嘩眾取寵，只為打動人的耳目，從中謀取“小我”的利祿功名——那就糟蹋了“國學”的尊嚴神圣。任何好的號召，都會被人拿去利用。我們振興“國學”，也要提防那種善變者。因為從歷史看實例，就可證明，投機者可以在某時期裝成“堅定左派”，到了又一某時期，他又可以打扮成最“熱愛”民族文化的“先哲”，豈不令人憬然——所以，“五四”的功過既不可泯沒，也不宜夸張，還歷史以真實，從多彩的歷史現象中分辨是非正謬。
拙見是本無“不可解”之文，古書訛誤不是絕無，但主要障礙仍應歸于我們學習的不足
■被魯迅稱為“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的王國維先生可謂學識淹博，然而他卻自云“于《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詩》，亦十之一二”。梁啟超亦云：“中國書沒有整理過，十分難讀，這是人人公認的。”同樣，胡適之先生也提出古經傳的部分內容本身至今仍“不可解”這一事實，他說，“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我從五歲時讀起，現在做了十年大學教授，還不懂得這八個字究竟說的是什么話！”
這在學界幾乎是個“皇帝的新衣”現象，而我們很多“國學家”不敢或不愿承認自己的不懂，其實“不可解”會造成很多問題，比如“胡解”，如我們將祭祀意義上的“授受不親”理解成男女之間的保守戒律，有大學熊教授將“太牢”解為“監獄”。請問，如周先生這樣大師級的前輩，您有沒有遇到國學中的“不可解”的現象？倘有，可否舉例一二？我們在弘揚國學時，又該如何認識“不可解”這個問題呢？
●此次承您采訪，主題是“國學”的事情，事關重大，而我卻沒有講論“國學”的真正資格，若與前輩相比而看其差距，那真慚惶煞人！梁啟超、陳寅恪、錢鐘書等多位大師，他們的“類型”、“路數”各各不同，所謂各有千秋，后塵難步。您舉王國維靜安先生自述對《書》、《詩》二經的“通曉率”各為十分之幾的比例數，發人深省，真學者講真斥假，不騙人，說出自己對什么或哪些還不懂，多么感動我輩后生。但學術水平也不能只看這一面，“無書不讀”，“都能讀懂”，仍然不一定能夠得上“國學大師”的實詣與尊稱。
我自己出身村童，上小學第一課“國文”是“人刀尺”、“馬牛羊”。錦繡年華，是在“城頭變換大王旗”的歲月中苦度的。以后，熬到大學，本科是“西語系”，在40年代的燕園，我的英文有點小名氣，畢業論文是英譯《陸機〈文賦〉》。您說我的“國學”從哪兒來？我只是盲人瞎馬，自捫自叩，零散、偶然、雜收旁涉一些有關知識，如此而已。博大精深，只能是我的夢想——寄希望于來生吧。當然，歷史條件也難與前輩相比。從1952年入華西大學教授翻譯課，直到1974年雙目損毀，幾乎大部分光陰是在各種運動中耗去的，我沒有真正讀書治學的機遇。但我所以敢來向您交流有關“國學”的若干意見，確實不辭譾陋，滿懷欣幸地披誠奉答。
說清了我與王靜安先生無法相比之后，方可冒昧揣度他何以對《書》《詩》有相當部分尚不能懂之緣故，大約不出兩端：一是“小學”文字訓詁功力不足，二是對古文獻相關的歷史背景乃至具體事件尚不能考明、闡清。還不要忘記重要的一點：古代無印刷技術，全靠抄寫，抄寫訛誤不是稀奇事，“魯魚豕亥”是例，加上古人字句表現法與今不同，今人以今日之“文法”去理解，就發生“不通”之處了。我以為都可以期以時日，有望解決，不足以構成弘揚“國學”的阻礙。
不妨舉一小例，《文賦》首句“佇中區以玄覽”就讓錢鐘書先生解不透了，其實李善注早已說得明白無誤，而錢先生沒懂善注何義。這也可說明王靜安之若干“不解”，恐怕也有類似情形吧。
我答您問，不敢說假話，因為假謙虛、偽作態是一種惡習，不是學人應有的態度。我妄以為，如遇不可解，“存疑”太消極，還應積極地不斷探索，方為可師可訓的教學精神。您讓我舉自己的“不解”之例，想起讀《老子》“其中有物”、“其中有象”，我不懂“物”“象”本義與自古及今通用譬喻義是如何關聯的，很困惑。后來，“大膽假設”：“象”是由大象獸名變為“形象”義，是由于大象在中原地域氣候變化絕跡后，人們以“象”的圖畫形貌來“認識”它的，由是“象”逐步代表了一切物像。不想這個假設竟由學友指明：古書《韓非子》早已揭明了這一奧秘，我不過“暗合”古人而已。所以，懂不懂，可不可解，還要看主觀方面的努力。
至于“物”字，顯然本義與“牛”有關，它竟然變成了一切“萬物”的代稱泛稱，又因何故，我就老實承認不懂了——朦朧感到：大象是上古農耕的勞動主力，而象后之接替者就是“牛”為主角了，其來由還是依稀可窺的。
再一例可舉孔子的“詩教”，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板硬無情、語言乏味的“訓詞”與孔子其他論詩諸語言相比，大大不合套，不可解。因而又“大膽假設”：本應斷句為“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本是說：詩即思，思外無任何旁義、枝義、附會義。對不對？那不由“自封”。因誠答下問，故略作簡說——已太嫌羅嗦了，請多諒恕。
總之，拙見是本無“不可解”之文，古書訛誤不是絕無，但主要障礙仍應歸于我們學習的不足。學識，學外需有識，識須感悟貫通，不只是“知識廣博”的能事。
振興國學不等于弘揚儒教，也絕不等于“讀經”
■近年來民間“讀經”可謂成為一種時髦，我們“最霸道”的看法就是“先接受再理解”，最樸素的看法是“不管理解不理解先背下再說，以后會有用的”，您是如何看待孩童讀經這一現象的？
●我們的討論，是由一所普通大學舉辦“國學”專院而引發的，前面我已說過：師資雖至關重要，而舉辦、主持與領導者，其重要決不稍次于師資問題，他們對“國學”的界說、內涵、價值、今日之時代意義、教材選定、教學方式都需拿出自己的見解，這要經過有關人士、部門的研討磋商，有了一個基本一致的認識，方能事半功倍，而不致適得其反。
因此，在您提起兒童讀經以前，我想的只是：在教師難題的同時，還有學生的來源是如何解決的？在大學里，已有“中文系”，那么是否中文系和國學院分別招生？還是由系里選拔，比如高材生、博士生等？不大明白。
至于您說的兒童讀經，是教育制度與教學方式的問題，這又該是小學、初中學生的事情了，我們國家會這么考慮嗎？如是只指民立學校或家庭自學，那可以另論。艱深的文義，死背詞句，對現代兒童來說是個苦難，也是折磨。當然，最早記憶的東西最牢固，終生不忘，可是記住了，長大之后做什么用？也須統籌才行得通。
一句話，拙見以為：振興國學不等于弘揚儒教，也絕不等于“讀經”。這種錯覺，似應先決澄清。辦學不可以只是口號式的號召，重要的是具體的實際的舉措安排。將“國學”作為民族精神命脈來向世界文化叢林中展示其獨特的豐采，不是“復古”，不是臨時的一個“博覽會”，也不是“夜郎自大”、“孤芳自賞”的小事一段。
口頭上如花似錦，內心里口蜜腹劍、損人利己的“國學大師”，只是民族恥辱，言教身教，豈能“分裂”
■有人認為從事儒學研究其實與學者本人的人格無關，也有人認為從事儒學研究恰恰要與學者本人的人格有關，您如何看待國學研究中為人與為學之關系。
“復周禮，以德興邦”，中國向來就有“道德救國”的潛意識存在，很大程度上，弘揚國學是針對眼下的“禮崩樂毀”（蔣慶語）的現象的，的確，我們的道德狀況與以往相比發生了劇烈變化，那么，您是如何評價我們當前的道德狀況的，又是如何看待復興國學中的道德化傾向。
●講求“國學”的人，當然有個“知”與“行”的大問題。他個人不只“通達”國學，還更須是個實踐上有誠有信的德高望重者。這原不待言。假學者，假“招牌”，口頭上如花似錦，內心里口蜜劍腹、損人利己的“國學大師”，只是個民族恥辱，言教身教，豈能“分裂”？作為中國人，有個基本要求，即要具備民族的高尚品格，這一方面是社會、倫理、道德的問題，另一方面是文化、文學修養素質的問題——兩者合為一個雙全整體，方是“國學”的基本定義。
目下的社會，種種不良乃至駭人的品質道德事件層出不窮，來源有自。治標必須先治本，“國學”擔負著重大使命，不可狹隘化，低層化。
難道首批簡化字（即試行至今者）就是十全十美、毫無可議之缺點和修改之必要了嗎
■您認為提倡國學應從何處入手？
●“國學”從何入手？必由之路即是古稱為“小學”者，今曰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是也——三者皆非人之所妄擬，是產生于漢字語文本身的極大特點特色，忘了這一根本的終極的“國學”，必然會發生“漢字拼音拉丁化”的思維方式。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試行的漢字簡化方案，循其思想之核心，即是為廢除漢字（改為拼音拉丁化）作第一步的“準備”。“漢字簡化”的另一思想支柱是為工農兵學文化“便利”云云。事實上，這種低估工農兵（子弟）的民族智力也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今日高校俊才，多出寒門，而非“貴胄”，反證了那種認識和“理論”的不盡正確。
現行的簡化字方案，只系一份試行草案，以觀實施后果如何，方有進一步決策。至今試行已達三十余年之久，竟無任何民主討論見于書刊披露。回顧“第二批”簡化字出現于報端后，即遭全民反對而撤回了，如此，難道首批簡化字（即試行至今者）就是十全十美、毫無可議之缺點和修改之必要了嗎？
漢字簡化方案的做法最大的誤區有三：一、認識不到漢字不只是“符號”，而是幾千年文化積累的“信息庫”，內涵豐富多彩。二、只計算“筆劃”的數目，以為“少一劃就比多一劃好”，這種簡單至極的文化思想，忘記了減了的兩筆，卻制造了更多的麻煩，真是“得不償失”。三、又誤以為漢字的數量越少越好，遂將不少不同義、不同音的字“合并”為一個——這直接違反了漢字文化本身發展規律是由幾千字發展豐富為幾萬字的大趨向。因為這種“合并”法在學習民族文化時，大大增添了無聊的“后退”的新麻煩。以上三端，都是反科學的。
七十年代，對民族文化、“國學”的看法是與“文革”思潮不無某種聯系的。可以令人憬然。舉此一例，為了可以佐助說明倡導建設復興“國學”的根本大計應出于全國全民各界民主共同研討，提供意見，而不宜盲目從事，一意孤行。
說到劉心武先生的紅學研究問題，讓我再聲明一點：“容”是一種謙遜為懷的做學問態度
■最近劉心武先生“揭秘”紅樓夢，爭議紛紜，“紅學家”群起而攻之，對其并不認可，據我略知，你們頗有私交，常有討論，您的發言無疑最具權威，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美國周策縱先生評論“紅學”時曾說胡適、周汝昌是“考證派”，因為二人都不是文學作家——以為不懂文學創作云云（大意如此）。現在劉心武作家加入“紅學”研究，應受歡迎，至少會得到周策縱先生的認可。他的“見解”、“切入點”、文化層次、創作心理活動，等等，必不盡同于“職業專家”。正如東北作家陳景河先生，也成了“紅學家”，而且是省紅學會的主席，影響很大。陳先生也有獨特的論點，特別是以滿族薩滿教文化來闡釋《紅樓夢》，自成一家言，未聞因此掀起風波。再如已故張愛玲女士也是由作家轉入紅學考證派，從未有人表示異議。如今劉先生之處境，與陳先生、張女士很不相同，當是另有原由。
最近國內讀者投函和美國學者來信，都已揭明：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可供玩味。
陳先生，您和國內外無數讀者關注“劉心武事件”，除了其它原因之外，其中的真奧秘之一是劉先生采取了曹雪芹祖籍“豐潤——鐵嶺”說。
劉先生的論點與考證方法，是個紅學史上的創例，如尚作不到十全十美，完善無疵（而哪位是已達此境的實例呢），不妨從容切磋。“國學”的重要一點就是“君子和而不同”。這句話對今日之文化學術界還很有實際意義，可以借鑒。不同而能“和”，“和”之中容許不同，辯證良法也。天下大事皆如此，何獨區區“紅學”乎。
其實，“紅學”早已不是文藝理論創作方法這一檔次的課題了，早已進入民族文化形態與精神的大領域了。“海納百川有容為大”是民族精神之一面。又曰：海涵岳負，海大岳偉。我們應誦“國學”中之名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庶幾能和求同，岳高海大。
談到對劉心武先生論《紅》的看法，我在精神上支持他，他有發言權，即便有缺點也要“容”人逐步改進。順便一提，歐陽健“紅學”觀點與我決然不容，當出版社來征詢我對他出書的意見時，我表示了支持。再如對霍國玲出版校訂脂本也是如此。我們不是“孤家寡人”，也不是“仇敵”。
說到劉心武先生的紅學研究問題，讓我再聲明一點：“容”是一種謙遜為懷的做學問態度，論者雙方的事，絕不意味著某一方就有資格來“容”別人與否的先決條件，“容”也包括汲取別人教益的關系在內。我的主張：學術平等，論者雙方要互“容”，有容方為大。
至于有的批評文章中竟出現了“紅學警察”的說法，有讀者不理解，來問我，我亦不敢妄議短長。謝謝您為我做出忠實的紀錄。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新生的生命力總會“淘盡”舊的自居“主流”的東西。這是規律，無須憂慮
■也許紅樓夢研究幾乎與魯迅研究一樣，其研究似乎很難有新的突破，比如“考證”，新的材料的發現幾乎很難很難，其他方面的研究亦不易，您認為紅樓夢研究創新和突破之處將會在何處？
●“紅學”研究的發展前景，我仍抱樂觀態度，當然不是不寄希望于新材料的發現，但對于已有的史料文獻，也并非研究得差不多了。如批評者對“考證派”下了“眼前無路想回頭”和“死胡同”的斷語，顯示出他們的“癥狀”是并沒親自作過“考證”工作，此中甘苦得失、艱辛貢獻，其所知甚微，卻只憑了一個名詞概念（考證是挨過批判的）就那么輕薄，這種非學術的態度和水平對“紅學”發展前景是個不良的阻礙和妨害。
至于新材料即使有所發現，恰恰首先需要“考證”——識真辨偽，闡示價值何在。所以，必須打破“不懂考證而只說風涼話、輕薄話”的不良學風文風，這一點十分重要。這方面讓人們弄清是非之后，當然不致誤會是要“提倡考證”，人人都作“考證派”。但目前校勘新版本一直不斷出現，哪個好？要“考證”了。2000年北京先出現了甲戌新校本，即此可見：百年過去了，“本子與作者”“新紅學”的基礎課，并未解決，反而又處在“起步”的階段了！請想：既然形勢如此，又如何能說“紅學”已無“前景”可言了呢？
因此，拙見以為“紅學”不是“文藝學”，屬于“國學”，有代表中華文化形態和豐采的資格，明此方有“民族驕傲”的最高評價，基于這一至關重要的認識，那么“紅學”的發展前景除了“考證”具體歷史問題之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以高屋建瓴的學術水平立足點來闡發弘揚這部偉大作品的文化內涵。同時就也需要將研論的新成果及時向廣大群眾普及介紹，讓國人從這一個“切入點”而加強對“國學”精神的認識，故正好是大有可為的“工作空間”。
2005年底，臺灣淡江大學出版了《淡江評論》，這是一期《紅學專輯》，收了十三篇論文，皆系專家的力作。這標志著紅學研究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值得充分重視。國內網絡、群眾“界外”人士的參加，給“紅學”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智慧、力量。以上都是我的“樂觀主義”的推理邏輯和信心理據。“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新生的生命力總會“淘盡”舊的自居“主流”的東西。這是規律，無須憂慮。
編后贅語：
國學是一副怎樣的面目？曹聚仁說：“其實‘國學’者，只是‘在中國’的學術思想。”胡適說：“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可見，國學是個中性名詞，既有“國粹”，也有“國渣”。而我們往往不認為國學是個中性詞。
國學有什么？梁啟超云：“中國學問界，是千年未開的礦穴，礦苗異常豐富。”胡適則說，“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只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于國學研究的范圍。”研究國學的，就是“把漢學研究的范圍擴大”，而我們往往把國學窄化為儒家一家。
為什么要研究國學？很簡單，為了“求知”。胡適又說，“這是人類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老祖宗給我們留了一大筆“糊涂賬”，要打點，要清理，這就要研究國學。那么，“研究學術史的人要當用‘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標準去批評各家的學術”，而我們往往擺脫不了某種“通經而致治平”的情結。
（原載《社會科學報》2006年3月16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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