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陳峰，男，1960年出生，歷史學(xué)博士。師從著名史學(xué)家漆俠先生。現(xiàn)任西北大學(xué)文博學(xué)院中國古代史專業(yè)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院長。兼任中國宋史學(xué)會副會長等。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宋史研究。
北宋歷史上，在武將群體中長期存在著一支重要而核心的力量——潛邸出身將領(lǐng)，即君主稱帝前身邊的親信和隨從人員，可簡稱之潛邸親隨，或稱藩邸親隨。大致而言，宋初兩朝，潛邸親隨在武將群體中逐漸呈現(xiàn)出上升的趨勢，特別是在宋太宗朝其影響相當(dāng)大。至宋真宗、仁宗時代，潛邸親隨已成為武將群體中權(quán)貴勢力，牢牢掌握了核心兵權(quán)。而到宋英宗朝及以后，潛邸親隨的影響力卻大大下降。對于這樣一批特殊背景的將領(lǐng)，前人雖曾注意，但系統(tǒng)、專門的論述尚未出現(xiàn)，本文即就此予以探討。
北宋時期，潛邸親隨因有特殊出身背景，不僅升遷超常，而且受到極大的信任，以至于出為大將，入掌樞府，在統(tǒng)軍體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北宋人張方平說：“臣竊見 國朝故事，所除軍職或以邊功，或以勞舊，或以肺腑。”[1]這里所說的 肺腑，即指潛邸親信。宋人又將其稱之為“隨龍”。如司馬光所云：“國初草創(chuàng)，天步尚艱。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為腹心羽翼。豈以為永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后嗣君，守承平之業(yè)，繼圣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間，有司因循，踵為故事，凡東宮僚吏一概超遷，謂之‘ 隨龍'。” [2]
一 宋初的潛邸親隨將領(lǐng)
北宋在軍中任用潛邸親隨的做法，無疑始于宋太祖時。確如司馬光所言：當(dāng)開國之際，“天步尚艱”，“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為腹心羽翼”，不如此不足以安天下、收兵權(quán)。而這其實是歷代開國史上的普遍現(xiàn)象。
查閱《宋史》有關(guān)傳中資料可知，趙匡胤登基前的親信主要有：趙普、呂余慶、李處耘、王仁贍、楚昭輔、張瓊、楊信、史珪、米信、崔翰、李懷忠及田重進等人。其中趙普、呂余慶、李處耘、王仁贍及楚昭輔等人出身吏人，其余則出身為武將。因趙普、呂余慶后為文臣，故不予討論。而李處耘、王仁贍及楚昭輔三人，以恭謹善計，得到趙匡胤的賞識，遂先后出任樞密院長貳等要職。張瓊以下軍伍出身者，入宋后乃繼續(xù)從武為將，而張瓊和楊信因受到特別信任，出任了殿前司首腦，以統(tǒng)領(lǐng)京師禁軍。但就其余武將的情況來看，并未得到明顯的超遷。如李懷忠在宋太祖朝至富州團練使、日騎左右?guī)贾笓]使。到趙光義即位后，才授節(jié)鉞，至侍衛(wèi)步軍都指揮使[3]。米信、崔翰及田重進則終宋太祖時代，僅至遙郡刺史[4]，史珪至光州刺史[5]。由此觀之，趙匡胤對于自己潛邸出身的追隨者，還能掌握一定尺度，并非一律委以重任。事實上，當(dāng)時大批無 潛邸背景的武將仍然得到重用，特別是在統(tǒng)軍出征和防守邊關(guān)方面更為突出，如王全斌、曹彬及黨進等人。
宋太宗一朝，可以說是大用潛邸親隨掌權(quán)握兵的時代。趙光義登基不久，便提拔身邊親隨，“以商鳳為東上個閤門使。上在藩邸時，鳳居典客之任，踐祚之五日，陳從信以右知客押衙為西上閤門使、樞密承旨，程德玄以藥院押衙為翰林使，陳贊以弓箭庫官為軍器庫副使，王延德以監(jiān)廚為御廚副使”[6]。隨之，再不斷拔擢 陳從信等人及柴禹錫、王繼升、彌德超諸人，“自從信而下皆嘗給事藩邸，以舊恩進用也”[7]。以后，這些 潛邸親隨 不僅充斥樞密院上下，而且分布于京師和地方統(tǒng)軍系統(tǒng)之中。所謂：“太宗即位后，未數(shù)年，舊為朱邸牽攏仆馭者皆位至節(jié)帥，人皆嘆訝之。”[8]僅就《宋史》中明確可查為 潛邸親隨將領(lǐng)者就有：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镕、周瑩、王繼英、王顯、 彌德超、 傅潛、王超、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李重貴、劉用、耿全斌、周仁美、王榮、楊瓊、李琪、趙延溥、張禹珪、裴濟、高瓊、葛霸、桑贊、盧斌、張煦、王延德、程德玄、王延德（與前者同名）、魏震、石普、元達、郭密、傅思讓及李斌等等人。其中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镕及王顯諸人在宋太宗朝至樞密院長貳，與此同時，傅潛、王超、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王榮、趙延溥、高瓊、葛霸及桑贊等為禁軍將帥，其余則或為高級武職，或為帶兵將領(lǐng)。正因為宋太宗時代重用潛邸出身將領(lǐng)的現(xiàn)象非常突出，故有必要分別介紹其重要代表人物。首先，宋太宗朝潛邸出身任樞密院長貳者情況如下：
柴禹錫，在趙光義居晉邸時，“以善應(yīng)對，獲給事焉”。太平興國初，歷供奉官、如京使等，“每夜值，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太平興國七年，以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以后至知樞密院事等，授節(jié)鉞。柴氏由供奉官至樞密副使，不過七年時間，升遷可謂超乎尋常[9]；楊守一，“事太宗于晉邸”。宋太宗即位初，補右班殿直，歷樞密都承旨等。端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10]；趙镕，“以刀筆事太宗于藩邸，即位，補東頭供奉宮”，歷知滄州兼兵馬部署等。淳化四年，同知樞密院，不久加知院事[11]；王顯，“初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嘗給事左右”。太平興國初，才“補殿直”。到太平興國八年，便出任樞密副使，隨即再遷樞密使。史稱：“顯自三班不數(shù)年正樞任，獎擢之速，時無擬之者。”宋真宗朝再任樞密使，又出為河北前線的統(tǒng)軍大帥[12]。
其次，同期潛邸出身任三衙將帥，或授節(jié)鉞者情況如下：傅潛，“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即位，隸殿前左班”。太平興國中，已遷日騎天武左右?guī)贾笓]使。雍熙北征失敗后，一度遭貶。但不久擢殿前都虞候、副都指揮使及侍衛(wèi)馬步軍都虞候等要職，授節(jié)度，先后出任高陽關(guān)、延州路及鎮(zhèn)州都部署，成為當(dāng)時地位最高的將領(lǐng)[13]。傅潛從衛(wèi)士至三衙大將、節(jié)度使，為時也不過十三年間；戴興，“太宗在藩邸，興詣府求見，奇之，留帳下，即位，補御馬左直，遷直長”。端拱初，已遷至步軍都指揮使、領(lǐng)鎮(zhèn)武軍節(jié)度。再遷殿前副都指揮使、都指揮使，歷天雄軍、鎮(zhèn)、定等路行營都部署等大將之職[14]。值得注意的是，三衙將帥傅氏、戴氏與西府中的柴禹錫、王顯相對應(yīng)，構(gòu)成當(dāng)時重用藩邸親隨的突出代表。高瓊，“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帳下”。端拱時，已擢為侍衛(wèi)步軍都指揮使、領(lǐng)歸義軍節(jié)度，再出為并州、鎮(zhèn)州都部署 [15]；葛霸，“善擊刺騎射，始事太宗于藩邸”。淳化初，擢殿前都虞候。歷高陽關(guān)、鎮(zhèn)州都部署等，授節(jié)鉞[16]；王超，“太宗尹京，召置麾下。及即位，以隸御龍直”。到淳化二年，已遷至河西軍節(jié)度使、殿前都虞候[17]；王漢忠，“太宗在藩邸，召見，奇其材力，置左右”。端拱二年，擢侍衛(wèi)馬軍都虞候、領(lǐng)觀察使。后遷殿前都虞候[18]；趙延溥，“太宗守京邑，延溥以所部為帳下牙軍”。太平興國三年，任侍衛(wèi)馬軍都虞候。“殿前白進超卒，即日以延溥為日騎、天武左右?guī)贾笓]使，兼權(quán)殿前都虞候事”。雍熙以后，歷鎮(zhèn)州兵馬都部署、判冀州等[19]；王榮，“太宗在藩邸，得隸左右。即位，補殿前指揮使”。歷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侍衛(wèi)馬軍都虞候，加觀察使，又出為定州行營都部署等[20]。
其余為將者的情況為：王能，“太宗在晉邸，召置左右”。在宋太宗朝至殿前右班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領(lǐng)遙郡刺史[21]；張凝，“太宗在藩邸，聞其名，以隸親衛(wèi)”。淳化初，領(lǐng)肅州刺史。歷天雄軍駐泊都監(jiān)、高陽關(guān)行營鈐轄等[22]；郭密，“以知瀛州馬仁瑀薦，隸晉王帳下，給事左右”。至淳化間，為貝州駐泊兵馬部署，不久擢領(lǐng)安州觀察使，充靈州兵馬都部署[23]；傅思讓，“有勇力，善騎射。太宗居晉邸，補親事都校”。在宋太宗朝累遷容州觀察使、知莫州、隴州等，贈保順軍節(jié)度[24]；李斌，“太宗在晉邸，聞其狀貌魁偉，召置左右”。歷貝、冀二州駐泊都監(jiān)。至道初，擢桂州觀察使，判洺州、滄州[25]；石普，“十歲給事邸中，以謹信見親，補寄班祗候”，歷遷洛苑使、富州團練使、延州緣邊都巡檢使[26]；裴濟，“少事晉邸”，宋太宗即位，歷遷定州都監(jiān)、知定州、鎮(zhèn)州行營鈐轄及知鎮(zhèn)州等。咸平初，知靈州兼都部署，領(lǐng)順州團練使。后靈州城被西夏軍攻陷，死之[27]；李琪，累遷效忠都虞候、開封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領(lǐng)富州刺史等。后“改授屯衛(wèi)大將軍，領(lǐng)郡如故”[28]。
至于宋太宗時代，某些藩邸親隨地位較低，或遭貶責(zé)，則往往有其特殊原因。如張禹珪“粗知書，有方略，幼事太宗藩邸”。趙光義即位后，補東西班承旨，居禁衛(wèi)之職[29]，張氏升遷有限，顯然是因為其年齡過輕和資歷太淺的緣故。王榮自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領(lǐng)遙郡刺史，先出為外州馬軍教練使，再削籍流海島，乃在于“坐受秦王廷美宴勞”及“與秦王親吏善”[30]的緣故。
二 宋真宗、仁宗朝的潛邸親隨將帥
自宋太宗之后，在軍中重用藩邸親隨成為一種傳統(tǒng)，而為后嗣諸帝所奉行不悖。其中，又以宋真宗及仁宗兩朝最為突出。
宋真宗時期，王繼忠、張耆、楊崇勛、劉謙、夏守恩與守赟兄弟、蔚昭敏、高化及閻日新等潛邸親隨，分居禁軍及樞密院要職，成為當(dāng)時武將群體之中的權(quán)貴。
王繼忠，六歲便以父蔭補東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給事左右，以謹厚被親信”。宋真宗即位后，不過六年左右時間，已累遷殿前都虞候、領(lǐng)云州觀察使，鎮(zhèn)定高陽關(guān)三路鈐轄及高陽關(guān)、定州副都部署等。咸平六年，與契丹交戰(zhàn)被俘[31]；張耆，“年十一，給事真宗藩邸”[32]。又據(jù)宋人稱，宋真宗為皇太子時，所寵愛的蜀姬劉氏（即以后的劉后），一度被宋太宗逐出東宮，遂“置于殿侍張耆之家”[33]。由此足見張氏為宋真宗藩邸時親信。宋真宗 即位，張耆初授西頭供奉官，歷并、代州鈐轄、管勾皇城司等。以后歷遷侍衛(wèi)馬軍都虞候、殿前都虞候、馬軍副都指揮使等，授節(jié)鉞。大中祥符末，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至宋仁宗朝，因劉太后的關(guān)系，曾任樞密使等要職；楊崇勛，“以父任為東西班承旨，事真宗于東宮”。宋真宗登基，歷遷樞密都承旨、侍衛(wèi)馬軍都虞候、并代副都部署及群牧使等要職。到宋仁宗朝，歷殿前都虞候、殿前都指揮使、樞密副使及樞密使等[34]；劉謙，“真宗升儲邸，增補宮衛(wèi)……授謙西頭供奉官、 東宮親衛(wèi)都知”。宋真宗即位后，歷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wèi)馬軍都虞候、權(quán)步軍都指揮使及殿前都指揮使等，授節(jié)鉞[35]；夏守恩，以父戰(zhàn)歿，六歲“補下班殿侍，給事襄王宮，累遷西頭供奉官”。宋真宗時期，歷龍神衛(wèi)、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泰州防御使等。“帝不豫，中宮預(yù)政，以守恩領(lǐng)親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安遠軍節(jié)度使觀察留后管勾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事”[36]，倍受重用。夏守恩弟守赟，以兄故自幼入宋真宗潛邸，“王為太子，守赟典工作事。及即位，授右侍禁”。歷真定路走馬承受公事、樞密都承旨、侍衛(wèi)步軍和馬軍都虞候、步軍、馬軍及殿前都指揮使等，授節(jié)度使，“帝甚親信之”[37]；蔚昭敏，出身軍人之家，宋真宗為襄王，“昭敏自東班殿侍選隸襄王府，帝即位，授西頭供奉官”。累遷冀貝行營兵馬都監(jiān)、殿前副都指揮使及都指揮使等，授保靜軍節(jié)度使[38]；閻日新，“少為本州牙職，補三司使役吏。淳化中，選隸壽王府，主邸中記簿”。宋真宗登基后，歷永興軍駐泊都監(jiān)、知環(huán)州兼邠寧環(huán)慶路鈐轄、緣邊安撫都監(jiān)等，至昭州團練使、知單州[39]；高化，“從州將入京師，遂隸禁軍，選為襄王牽攏官”。宋真宗朝，累遷御龍骨朵直都虞候。到宋仁宗朝，至殿前副都指揮使，授節(jié)度使[40]。
除以上諸將外，據(jù)《宋史》卷二七九《王繼忠傳》下附記稱：
宋真宗宮邸攀附者，繼忠之次有王守俊至濟州刺史，蔚昭敏至殿前都指揮使、保靜軍節(jié)度，翟明至洺州團練使，王遵度至磁州團練使，楊保用至西上閣門使、康州刺史，鄭懷德至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永州團練使，張承易至禮賓使，吳延昭至供備庫使，白文肇至引進使、昭州團練使，彭睿至侍衛(wèi)馬軍副都指揮使、武昌軍節(jié)度，靳忠至侍衛(wèi)馬軍都虞候、端州防御使，郝榮至安國軍節(jié)度觀察留后，陳玉至冀州刺史，崔美至濟州團練使，高漢美至鄭州團練使，楊謙至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河州刺史。
這里所提及的蔚昭敏情況，已見前述，其余諸人官爵未必皆得于宋真宗時期，如彭睿出任侍衛(wèi)馬軍副都指揮使在天圣三年[41]，但大致還是能夠反映宋真宗潛邸攀附者任將的部分情況。另據(jù)富弼在康定初言：“殿前副都指揮使鄭守忠、馬軍副都指揮使高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42]可知 鄭守忠亦有宋真宗潛邸背景，其軍職也有相當(dāng)級別。
值得一提的是，景德二年，“樞密院議次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藩邸給事之人尚在外，議者皆聚議騰謗，謂臣蒙蔽不言於上，致其沉滯。'”這便說明重用潛邸親隨為將，已成為帶有共識性的意見。宋真宗當(dāng)時雖曾有過不予特殊照顧的表示[43]，但從以上諸多例證來看，則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宋仁宗在位期間，其潛邸親隨依舊擔(dān)任重要軍職，突出者有郭承祐、安俊、張孜（茂實）及夏隨數(shù)人。
郭承祐，宋初藩鎮(zhèn)郭從義重孫，娶舒王元稱女。宋仁宗為皇太子，“補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謁者”。宋仁宗稱帝后，歷知貝州、澶州兵馬部署、定州等路及大名府副都部署。再遷殿前都虞候、殿前副都指揮使，出代州副都部署兼知代州，授節(jié)鉞[44]；安俊，“仁宗為皇太子，俊以將家子謹厚，選為資善堂祗候”，及即位，累遷環(huán)州都監(jiān)、環(huán)慶路都監(jiān)、知忻州、代州及秦鳳路部署。再歷龍神衛(wèi)、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wèi)步軍都虞候，加防御使銜[45]；夏隨，乃夏守赟之子，以父蔭為茶酒班殿侍，宋仁宗在東宮時，“為率府副率兼春坊謁者”。宋仁宗即位后，歷天雄軍兵馬鈐轄、領(lǐng)三班院、知邠州等，加防御使銜。對西夏戰(zhàn)爭開始后，為鄜延路副都部署、陜西副都部署兼緣邊招討副使。宋仁宗還特別對其囑咐曰：“朝廷方以邊事委卿，卿毋以父在機密為嫌。”[46]張孜（茂實），以蔭補三班奉職、“給事春坊司”，服務(wù)宋仁宗于東宮。在宋仁宗時代，歷陳州兵馬都監(jiān)、并代副部署、殿前都虞候、侍衛(wèi)步軍副都指揮使及馬軍副都指揮使等，授寧遠軍節(jié)度使[47]。
三 宋英宗朝以后 潛邸出身將領(lǐng)影響的下降
宋英宗及以后諸帝，也有提攜潛邸親隨為將的現(xiàn)象。如宋神宗即位伊始，便授予原東宮隨從郭昭選等四人閤門祗候，司馬光對此曾有激烈的反對言辭：“今昭選等以賤隸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人也。”[48]熙寧時期，仍有推恩潛邸親隨的舉動[49]。以后，宋哲宗朝也有類似情況，如宋人文集中的一份制辭反映：武官馮世寧因曾有宋哲宗藩邸的關(guān)系而得到提拔，所謂：“恪勤公忠有補，兼系哲宗朝攀附之臣。”[50]臭名昭著的 高俅則出身宋徽宗潛邸舊人，所謂“俅以胥儈之才事上皇于潛邸”[51]，在北宋末期任殿前司主帥多年。 但值得注意的是，從總體上看，這些潛邸親隨在武將群體中的比例和影響卻明顯降低，不僅人數(shù)減少，而且出任將帥者不多。僅僅從《宋史》有關(guān)這一時期武將列傳出身的情況，便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事實。
由上可見，北宋使用潛邸親隨為將的現(xiàn)象，也經(jīng)歷了一定的變化，其中宋太宗朝顯然是最重要的階段。趙光義登基后，對自己早年的親隨給予 極大的信任，多方倚重，以至于出現(xiàn)“牽攏仆馭者皆位至節(jié)帥，人皆嘆訝之”的情況。這便難怪， 開寶末曾在開封府補過牙職的 張煦，于 雍熙二年“自陳太宗尹京嘗事左右”，遂當(dāng)即被命為殿前承旨 ，再遷鎮(zhèn)定、邢、趙、山西土門路都巡檢使、權(quán)知環(huán)州及保安軍等職[52]。而較其地位高的王榮也敢于狂言：“我不久當(dāng)?shù)霉?jié)帥”[53]。 之所以如此，便與趙光義以陰謀手段稱帝[54]和進一步防范武將隊伍的背景有很大關(guān)系，即：寧愿用雖能力低下但可靠熟悉的親隨掌握軍隊，也不愿承擔(dān)用他人而兵權(quán)旁落的風(fēng)險。宋真宗、仁宗時期，政治上極為保守，處處以遵守祖宗之法為施政的要務(wù)，重用潛邸親隨的做法自然被沿襲下來。一時此類人員大獲恩寵，如 夏守赟因有藩邸背景，故“帝甚親信之”，宋仁宗還直接關(guān)注其升遷問題。據(jù)記載：宋仁宗曾遣中使問夏守赟：“ 欲管軍乎？為橫行使乎 ？”夏氏答曰：“臣得日近冕旒足矣。”遂當(dāng)即遷其西上閤門使[55]。 至宋英宗朝以后，一方面，文官士大夫集團在政治上的影響已空前大增，所謂“與士大夫共天下”，而當(dāng)政的文官大臣對以上重用潛邸親隨的傳統(tǒng)予以猛烈地抨擊，如前述司馬光等人的言辭；另一方面，統(tǒng)治者長期憂慮的來自武將群體對皇權(quán)的威脅已徹底消弭，潛邸親隨在制約其他將帥方面的價值已不大，加之宋神宗銳意改革，所以這一陋習(xí)逐漸被放棄，潛邸親隨的影響遂明顯下降。
四 北宋潛邸出身將領(lǐng)作為述評
北宋潛邸出身的武將，雖然升遷頗為迅速，往往執(zhí)掌大權(quán)，但由于背景特殊的緣故，這些人常常具有恃寵驕橫的特點。就其作為而言，多不足稱道，甚至表現(xiàn)拙劣，這在宋太宗、真宗及仁宗三朝最為突出。以下就這方面的情況予以述評。
宋太祖時代，因潛邸出身而達到將帥者有：王仁贍、楚昭輔、李處耘、張瓊及楊信等人，作為 趙匡胤耳目親信者則主要有史珪其人。王仁贍曾任樞密副使、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jiān)及判三司兼宣徽北院事等，還在宋太祖出巡時，判留守司、三司兼知開封府事等，頗受信任。但他在征討西蜀的過程中，因參與搶掠蜀中子女金寶事，一度遭貶。其后，據(jù)史籍稱：“掌計司殆十年，恣下吏為奸，怙恩寵無敢發(fā)者。”因此再次被貶[56]；楚昭輔在宋初兩朝任權(quán)判三司、樞密副使和樞密使，與王仁贍有類似經(jīng)歷，雖長期在樞密院掌兵，但更擅長的卻是財計。史家對其有這樣的評價：“昭輔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頗吝嗇，前后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57]史珪則在替宋太祖刺探外情的同時，公報私仇，制造冤案[58]。李處耘、張瓊及楊信三人的表現(xiàn)，相對為優(yōu)。李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如他在參加平定李重進造反并出守揚州后，“境內(nèi)凋弊，處耘勤于綏撫，奏減城中居民屋稅，民皆悅服”。慕容延釗率大軍征討荊湖，他以樞密副使身份為都監(jiān)，除了直接參與軍事行動外，還特別注意嚴明軍紀，制止搶掠。也正因為如此，他與慕容氏產(chǎn)生矛盾，最終遭到貶謫。史稱：“荊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專制，不顧群議，遂至于貶。”[59]張瓊性格剛烈，以武勇得到趙匡胤的任用。宋太祖在任命其為殿前都虞候時便承認：“殿前衛(wèi)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tǒng)制。”以后，張瓊因遭到誣陷、猜忌，被賜死[60]。有關(guān)張瓊的記載非常有限，但從其經(jīng)歷和宋太祖的評語，可以看出屬于一員猛將；楊信是繼張瓊后主掌殿前司的將帥，其行事與張瓊不同，以謹慎負責(zé)深得宋太祖乃至宋太宗的信賴，即使在患啞疾后，也繼續(xù)受到重用。所謂：“信雖喑疾而質(zhì)實自將，善部分士卒，指顧申儆，動有紀律，故見信任，而終始無疑焉。”[61]
從以上諸人的情況可以看出，由宋太祖潛邸出身的高級將帥，可謂優(yōu)劣參半。王仁贍怙寵為奸自不用說，楚昭輔品性吝嗇，張瓊“性暴無機”，楊信謹小慎微，但都就本職角色而言，尚為稱職。至于李處耘，則不能不說是一名良將。
宋太宗朝，藩邸親隨出入將帥和樞密院長貳，其有為者寥寥無幾，而無能者竟居多數(shù)。其中任職樞密院的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镕、周瑩、王顯、彌德超[62] 諸人，幾乎都存在與武將角色不匹配的缺陷。他們名為武官，卻幾乎全無戰(zhàn)場經(jīng)歷，或以恭謹見用，或以理財出名，或以告密得寵。如柴禹錫迎合宋太宗猜忌心理需要，積極刺探外臣動向。以“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但在國家武備方面上并無建樹[63]；王顯出身吏人，以“性謹介”得到重用。在樞密院任內(nèi)，“顯或失誤，護短終不肯改”。在出任河北重鎮(zhèn)大帥期間，無可稱道業(yè)績。故史稱其“居中執(zhí)政，矯情以厚胥吏，齪齪自固而已。在藩鎮(zhèn)頗縱部曲擾下，論者非之”[64]；趙镕“以勤謹被眷”，但在西府的突出事 跡乃在于“遣吏卒變服，散之京師察事”，甚至制造冤案；楊守一則“無他材術(shù)，徒以肇自王府，久事左右，適會時機，故歷職通顯”；張遜以晉邸隨從出身為武官，但長期料理香藥榷貨事務(wù)，因貨利而升遷。在樞密院任內(nèi)，“與同列寇準不協(xié)，每奏事，頗相矛盾”，乃制造罪狀誣陷寇準[65]；而臭名一時的弭德超，以誣告曹彬而獲樞密副使后不久，竟利令智昏，又與柴禹錫等爭寵，遂被貶死[66]。周瑩歷西府長貳和前線大將，但連宋太宗也承認其“非將帥體”、“庸懦不智”。故宋代史家評論其“ 在右府無他謀略，及蒞軍旅， 畏懦自全，所歷藩鎮(zhèn)率無善狀 ”[67]。以上諸人品行拙劣，表現(xiàn)又實在無能，難怪元朝人修《宋史》時稱：“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 ……故莫逃于齪齪之譏。”[68]
與此同時，趙光義重用的潛邸出身禁軍將帥，也大都存在失職，甚至嚴重的問題。其中傅潛，在宋太宗及真宗朝曾任過三衙最高軍職，又出為御遼前線大帥，但其表現(xiàn)卻令時人大失所望。如早在雍熙北征中，他便因“師敗于拒馬河”，遭到貶官。咸平二年，傅潛為鎮(zhèn)、定、高陽關(guān)三路行營都部署，面對遼軍的進攻，“畏懦無方略，閉門自守。將校請戰(zhàn)者，則丑言罵之”。逗留懼戰(zhàn)，見死不救，直至被奪官流放[69]；王超是與傅潛同時的大將，雖“為將善部分，御下有恩”，但“臨軍寡謀，拙于戰(zhàn)斗”。如咸平六年，遼軍圍望都，王超與葛霸率兵救援，當(dāng)王繼忠與敵軍戰(zhàn)斗時，“超、贊皆畏縮退師，竟不赴援”，致“繼忠孤軍沒焉”[70]。景德元年，宋真宗準備親征，“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寇益南侵”[71]；戴興雖為三衙高級將領(lǐng)，但在數(shù)次領(lǐng)兵出征的過程中，皆無顯著功績可言[72]；葛霸身為統(tǒng)軍將官，但性懦弱，常臨陣退卻。當(dāng)出守地方時，又無力約束部下，所謂“霸昏耆，為所罔” 73]；更可笑的是王榮其人，不僅貪婪無德，而且素來膽怯，史稱：“無將才，但能走馬馳射，性恇怯。”如咸平三年，南下的遼軍北撤，他接到追擊命令后，率領(lǐng)五千騎兵緋徊數(shù)日，不敢行動，最終到界河南岸奔跑一番，然后迅速返回，結(jié)果戰(zhàn)馬因饑勞而損失近半[74]。隨后，王榮率軍向靈武護送軍糧，結(jié)果“疏于智略，不嚴斥候，至積石，夜為蕃寇所劫，營部大亂，眾亡殆盡”[75]。其余王漢忠、王能、李重貴、劉用及耿全斌等人，不過略算稱職，如王漢忠所謂“有識略，軍政甚肅”[76]，至于戰(zhàn)功則與失敗參半。像咸平五年，王漢忠為邠寧環(huán)慶兩路都部署，領(lǐng)大軍對付西夏，以違詔無功遭貶。而桑贊、趙延溥及元達等人，則實在事跡平平。
在宋太宗晉邸出身將領(lǐng)中，惟有高瓊、張凝、石普及裴濟諸將有所作為。高瓊雖無明顯戰(zhàn)績，但在景德初抗遼行動的關(guān)鍵時刻，代表軍隊支持過寇準，可謂功不可沒[77]；張凝頗有戰(zhàn)功，“忠勇好功名，累任西北，善訓(xùn)士卒，繕完器仗”[78]；石普敢戰(zhàn)，“倜儻有膽略，凡預(yù)討伐，聞敵所在即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shù)十戰(zhàn)，摧鋒與賊角，眾推其勇。頗通兵書……”。當(dāng)宋真宗君臣狂熱地大搞祥瑞、天書活動時，石普上書反對，請求加強西北防御，結(jié)果遭到貶逐[79]；裴濟雖然出身宋太宗藩邸，但其為人行事卻與前述柴禹錫 、傅潛等同僚不同。據(jù)記載：“濟少事晉邸，同輩有忮悍者，濟屢糾其過失，被讒，出補太康鎮(zhèn)將”。咸平時，裴濟出守西陲重鎮(zhèn)靈州后，在外援幾乎斷絕的情況下，“謀輯八鎮(zhèn)，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前后堅守兩年之久。最終“城陷，死之”[80]。但類似將領(lǐng)在趙光義潛邸出身者中實在太少。以后，宋真宗也不得不承認： “ 太宗所擢甚眾，而優(yōu)等者惟（張）凝與王斌、王憲等數(shù)人。 ”[81]
宋真宗潛邸出身的將領(lǐng)，其事跡、表現(xiàn)與乃父時代大致雷同。王繼忠因藩邸背景而迅速遷至領(lǐng)兵大將，但缺乏戰(zhàn)場和用兵經(jīng)驗，遂在與遼軍的望都之戰(zhàn)中，兵敗被俘[82]；張耆既無戰(zhàn)功，又無謀略，在 任馬軍都帥時，還因選兵處置不當(dāng)幾乎引發(fā)兵變[83]。張氏入主樞密院后，只會坐享厚祿，又品行低劣，貪財吝嗇[84]；楊崇勛以好攻訐出名，“人以是畏之”，然無他才能，又性貪鄙[85]。至于宋祁所謂楊氏歷任要職，“皆國家腹心柱石，天下所以安危者”云云，不過是拿人錢財，替人隱諱而已，倒是“公既藩邸雅舊，故敢言無所回隱”之語，才道出了些許真相[86]；夏守恩、守赟兄弟，一個貪財不法，被除名編管，另一個出任對夏前線主將，卻“ 性怯寡謀，士卒不附”，“既為天下笑”[87]。 對于這些將領(lǐng)，當(dāng)世史家只能無可奈何地說：“耆、崇勛材質(zhì)庸下，致位將相，蓋出幸會云。”[88]而元人修史時則鄙視道：“耆、崇勛、二夏奮阘茸，位將相，皆驕侈貪吝，恃私恩，違清議，君子所不取也。”[89]劉謙作為高級將領(lǐng)，實在于史籍中難覓足稱道的事跡，于是僅留下這樣的評語：“雖乏奇功，而亦克共乃職，能寡過者也。”[90]蔚昭敏略有邊功，高化不過“謹質(zhì)少過，馭軍有法”[91]；閻日新“起胥史，好云為以進取”，惟以逢迎宋真宗為能事[92]。
宋仁宗朝及其以后的藩邸大將郭承祐、張孜（茂實）、安俊、夏隨及高俅之流，其所作所為更令人失望。如郭承祐“驕侈狡獪，所至多興作，為煩擾，又好言事，指切人過失。時謂之武諫官”[93]，又有貪污劣跡， 故被認為是“闟冗小人”[94]。 更重要的是，郭氏不是稱職的軍事將領(lǐng)，他在出任并代副都部署兼知代州時，監(jiān)察御史包拯便指出：“按累任無狀，朝野僉知，物議喧然以為不可。”[95]張孜出任三衙大將和地方長吏，安俊、夏隨歷仕邊關(guān)守將，但皆無明顯事跡可稱，所謂“張孜雖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安氏則“無多戰(zhàn)功”[96]；夏隨不過“在邊陲無多戰(zhàn)功，然慎重少過”[97]。至于 高俅之無能與胡作非為，更與武將的角色背道而馳。
綜上所述，北宋時期存在著重用潛邸出身將領(lǐng)的現(xiàn)象，為中國歷史上所少見。這些胥史、衛(wèi)兵乃至于仆從之類的潛邸親隨，雖然大都明顯地存在著素質(zhì)低下的問題，但在主子稱帝后，卻往往自恃特殊背景，不注意改善自身素質(zhì)及條件，遂產(chǎn)生出無能、拙劣的表現(xiàn)，從而對當(dāng)時的軍隊和國防造成了頗大的消極影響。北宋諸帝明知潛邸出身將領(lǐng)存在的諸多問題，卻仍然重用這些攀龍附鳳之輩掌握軍隊，正是當(dāng)時君主政治過度獨斷、狹隘和專制的時代特征下不可避免的產(chǎn)物，而這一現(xiàn)象也是中國封建專制集權(quán)體制下“任人唯親”弊端的突出反映。
注釋：
[1]張方平：《樂全集》卷二四《論除兵官事》。
[2]司馬光：《上神宗論郭昭選除閣職》，《宋朝諸臣奏議》卷六九《百官門·謹名器》。
[3]《宋史》卷二六○《李懷忠傳》。
[4]《宋史》卷二六○《米信傳》《崔翰傳》《田重進傳》。
[5]《宋史》卷二七四《史珪傳》。
[6]《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八太平興國二年正月癸酉。（以下簡稱《長編》）
[7]《長編》卷一九太平興國三年三月戊申。
[8]《丁晉公談錄》。
[9]《宋史》卷二六八《柴禹錫傳》。
[10]《宋史》卷二六八《楊守一傳》；王稱：《東都事略》卷三三《楊守一傳》。
[11]《宋史》卷二六八《趙镕傳》。
[12]《宋史》卷二六八《王顯傳》。
[13]《宋史》卷二七九《傅潛傳》。
[14]《宋史》卷二七九《戴興傳》。
[15]《宋史》卷二八九《高瓊傳》。
[16]《宋史》卷二八九《葛霸傳》。
[17]《宋史》卷二七八《王超傳》。
[18]《宋史》卷二七九《王漢忠傳》。
[19]《宋史》卷二五四《趙晁傳附延溥》。
[20]《宋史》卷二八○《王榮傳》。
[21]《宋史》卷二七九《王能傳》。
[22]《宋史》卷二七九《張凝傳》。
[23]《宋史》卷二七五《郭密傳》。
[24]《宋史》卷二七五《傅思讓傳》。
[25]《宋史》卷二七五《李斌傳》。
[26]《宋史》卷三二四《石普傳》。
[27]《宋史》卷二八○《裴濟傳》。
[28]《宋史》卷二八○《李琪傳》。
[29]《宋史》卷二六一《張鐸傳》。
[30]《宋史》卷二八○《王榮傳》。
[31]《宋史》卷二七九《王繼忠傳》。
[32]《宋史》卷二九○《張耆傳》，另見《長編》卷四三咸平元年四月甲辰。
[33]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五。
[34]《宋史》卷二九○《楊崇勛傳》。
[35]《宋史》卷二七五《劉謙傳》。
[36]《宋史》卷二九○《夏守恩傳》。
[37]《宋史》卷二九○《夏守恩傳附守赟》。
[38]《宋史》卷三二三《蔚昭敏傳》。
[39]《宋史》卷三○九《閻日新傳》。
[40]《宋史》卷三二三《高化傳》。
[41]郭倪：《侍衛(wèi)馬軍司題名記》，載于周應(yīng)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六《官守志·侍衛(wèi)馬軍司》。
[42]《長編》卷一二六康定元年正月壬午。
[43]《長編》卷五九景德二年正月甲寅。
[44]《宋史》卷二五二《郭從義傳附承祐》；宋祁《景文集》卷三三《賜郭承祐批答》 。
[45]《宋史》卷三二三《安俊傳》。
[46]《宋史》卷二九○《夏守恩傳附隨》。
[47]《宋史》卷三二四《張孜傳》。
[48]司馬光：《上神宗論郭昭選除閣職》，《宋朝諸臣奏議》卷六九《百官門·謹名器》。
[49]《長編》卷二三○熙寧五年二月 癸亥。
[50]慕容彥逢：《摛平堂集》卷四《觀察使馮世寧可節(jié)度觀察留后制》。
[51]李若水：《忠愍集》卷一《駁不當(dāng)為高俅舉掛札子》。
[52]《宋史》卷三○八《張煦傳》。
[53]《宋史》卷二八○《王榮傳》。
[54]參見鄧廣銘《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問題辨析》，載于《鄧廣銘治史叢稿》第495～502頁，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7年版。
[55]《宋史》卷二九○《夏守恩傳附守赟》。
[56]《長編》卷二三太平興國七年二月庚午、辛未；《宋史》卷二五七《王仁贍傳》。
[57]《宋史》卷二五七《楚昭輔傳》。
[58]《長編》卷四乾德元年八月壬午、卷一五開寶七年二月庚辰。
[59]《宋史》卷二五七《李處耘傳》。
[60]《宋史》卷二五九《張瓊傳》。
[61]《宋史》卷二六○《楊信傳》，并參閱拙作《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現(xiàn)象透析》第17～18頁，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2]《隆平集》卷九。
[63]《宋史》卷二六八《柴禹錫傳》。
[64]《宋史》卷二六八《王顯傳》。
[65]《宋史》卷二六八《趙镕傳》《楊守一傳》《張遜傳》。
[66]《宋史》卷四七○《佞幸傳·弭德超》；張鎡《仕學(xué)規(guī)范》卷一○引陶樂道《王氏談淵》。
[67]《宋史》卷二六八《周瑩傳》；《東都事略》卷四三《周瑩傳》 。
[68]《宋史》卷二六八“論曰”。
[69]《宋史》卷二七九《傅潛》。
[70]《宋史》卷二七八《王超傳》、卷二七九《王繼忠》。
[71]《長編》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
[72]《宋史》卷二七九《戴興傳》。
[73]《宋史》卷二八九《葛霸傳》。
[74]《長編》卷四六咸平三年正月庚寅。
[75]《宋史》卷二八○《王榮傳》。
[76]《宋史》卷二七九《王漢忠傳》。
[77]《長編》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涑水記聞》卷六。
[78]《宋史》卷二七九《張凝傳》。
[79]《長編》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戊申；《宋史》卷三二四《石普傳》。
[80]《長編》卷五一咸平五年三月甲辰；《宋史》卷三○八《裴濟傳》。
[81]《長編》卷六○景德二年五月辛亥。
[82]《宋史》卷二七九《王繼忠傳》。
[83]王素：《文正王公遺事》。
[84]《宋史》卷二九○《張耆傳》。
[85]《長編》卷一五六慶歷五年閏五月庚戌；《宋史》卷二九○《楊崇勛傳》。
[86]宋祁：《景文集》卷五七《楊太尉神道碑》。
[87]《東都事略》卷六二《夏守贇傳》；《蘇軾文集》卷一八《富鄭公神道碑》。
[88]《東都事略》卷五○《楊崇勛傳》。
[89]《宋史》卷二九○“論曰”。
[90]《宋史》卷二七五“論曰”。
[91]《宋史》卷三二三《蔚昭敏傳》《高化傳》。
[92]《宋史》卷三○九《閻日新傳》。
[93]《隆平集》卷一一。
[94]《長編》卷一五四慶歷五年二月癸巳；《宋史》卷三一七《錢惟演傳附彥遠》。
[95]《長編》卷一五七慶歷五年十二月癸丑。
[96]《宋史》卷三二四《張孜傳》、卷三二三《安俊傳》及“論曰”。
[97]《宋史》卷二九○《夏守恩傳附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