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長期存在著文臣從中央控制軍隊到地方直接統軍的制度，從而改變了以往長期盛行的軍事將領統軍的體制。到北宋后期，又實行并強化了以往某些朝代的宦官帶兵的做法。于是，文臣與宦官共同統軍成為當時軍事上的突出現象。北宋后期的這種統軍體制，對國家武備帶來了相當大的消極影響，對邊防更產生了直接的危害。目前對北宋文臣統軍問題、北宋末年宦官干政的弊端，學界已有論述[1]。但學者的研究還是針對兩個不同的問題而展開，尚未在統軍體制上將兩者結合起來加以分析，也就難以對其流弊進行深入地考察。本文即是以此為探討對象的專文。
一 北宋后期文臣統軍體制的僵化
北宋建立后，為了杜絕以往藩鎮割據下武夫悍將危及皇權的突出問題，最高統治者在采取收兵權措施的同時，也不斷從各方面提高文臣的地位，以壓制武將群體。于是，宋初統治集團在其治國思想中日漸萌發“崇文抑武”的意識。到宋真宗朝澶淵之盟以后，隨著士大夫群體在統治集團中地位的持續上升，又開始在軍事體系之內推行“以文馭武”的方針和措施。即：一方面在中央軍事決策機構的樞密院中逐漸確立了文臣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在地方統軍體系中嘗試以文官支配武將的原則。到宋仁宗朝，特別是與西夏大規模交戰后，“以文馭武”方針已得到全面貫徹，樞密院由文臣主宰自不用說，以邊防前線為主體的地方統軍體系中也確立了文官的最高指揮權。具體地說便是，以文臣為各地經略安撫使兼都部署，指揮和統率當地駐軍，而以武將為副職，承擔部將的角色。原本作為中央統軍機構的三衙，既淪為以負責京師衛戍職責為主的機關，出征或鎮守軍事要地時也不再以三衙將帥負責統軍[2]。這樣以來，以往中國歷史上由軍事將領承擔的統軍職責，遂在北宋仁宗朝及其之后轉而由文官負責。
北宋后期，特別是宋徽宗、欽宗二朝，已將文臣控制軍事決策和軍隊的傳統奉行到了僵化的地步。其中樞密院在自身地位下降的同時，從宋英宗治平四年開始還出現文官持續獨掌樞府，武將長期被清掃出門的結局。直到靖康之際，國難當頭，在“書生”難以應對空前激烈戰況的情況下，宋欽宗才不得不表示要有所調整：“樞密院在祖宗時參用勛舊武臣，朝廷修整兵備，宜擇得軍心武人為簽書、同知，庶幾緩急可倚仗。”[3]一時遂起用宿將種師道進入樞密院。但事實上，種氏掛名同知樞密院事僅僅數月，不過是徒有虛名，其主要任務還是領兵打仗。
在北宋后期的各地統軍體系中，文臣管轄武將和節制軍隊的體制已逐漸在全國推行。元豐末，司馬光曾指出：“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4]這一將各地地方官皆視作本地駐軍首腦的說法，雖有些夸張，但卻說明當時當政者對文臣統軍的認識已根深蒂固。事實上，北宋后期在內地一些尚未完備文臣統軍制度的地區，也不斷仿照河北、河東和陜西的做法予以推行。崇寧四年，宋廷下令實行“京畿四輔置輔郡屏衛京師，以潁昌府為南輔，襄邑縣升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以太中大夫以上知州，置副總管、鈴轄各一員，知州為都總管，余依三路帥臣法。”大觀三年，宋廷下令在東南“依三路都總管法”[5]。即：將北方實施的都總管（都部署）制度推行于東南地區。如江南東路安撫鈐轄司所反映：“被旨于沿江置帥府要郡，本路帥府文臣一員，充都總管，武臣一員充副總管。今來新制江寧府知府見帶一路安撫使，合與不合便以馬步軍都總管系銜。”[6]宣和初，宋中央還下詔對西部前線存在個別武將充任統軍指揮官的情況加以糾正，所謂“詔西邊武臣為經略使者改用文臣”[7]。在這種體制下，“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將“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麾”成為僵化的定制[8]。
靖康元年九月，金軍攻陷太原后，宋欽宗為加強京師的防御能力，采納臣下 的建議，在開封四周建四道都總管府，以統領軍隊拱衛京師。但仍沿襲舊的文臣統軍的傳統，“以知大名府趙野為北道都總管，知河南府王襄為西道都總管，知鄧州張叔夜為南道都總管，知應天府胡直孺為東道都總管”[9]。
北宋前期，在重大軍事行動中以武官大將為統帥的情況，到宋仁宗朝便已罕見，惟有狄青南征儂智高一例。此后，到宋神宗朝南征 交趾 時又曾曇花一現。熙寧八年，交趾勢力侵擾南疆，宋廷最初任命吏部員外郎、知延州趙禼為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招討使兼廣南西路安撫使，以宦官李憲為副使，領兵出征[10]。 據記載，出征前 趙禼因與李憲不和，宋神宗考慮用武將 郭逵替代 李憲。后在趙禼的主動退讓下，才改以郭氏為主帥， 趙禼為副手 [11]。由此可見，即使像郭逵這樣曾任 同簽書樞密院事 高位的 宿將，也一度有被安排作員外郎級文官手下副帥的可能。
綜觀宋仁宗朝以降的史實，不難發現凡有重大軍事行動，通常都以文臣為主帥，突出者如宋仁宗朝范仲淹、韓琦等人在陜西前線指揮的對夏戰爭，宋神宗朝王韶在西北的開邊活動等等。到北宋末年的幾次重大用兵活動中，雖然權宦童貫往往扮演主角，但文臣同樣承擔著重要的角色。如在宣和時期的“燕云之役”中，童貫以 河北、河東 宣撫使的身份為主帥，蔡京之子蔡攸雖為副帥，不過宋徽宗卻賦予其 監軍的大權，所謂：“卿朕所倚毗無出其右者，所以輟卿為副，實監軍爾。”[12]當獲得遼燕京城后，宋廷又以文官王安中 出任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鎮守燕山府要地。以后，王安中再任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繼續出任河北重鎮帥臣[13]。
宋欽宗即位后，面對金軍第一次南下的緊張形勢，乃設親征行營司，任命尚書右丞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以武將、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曚為副使，以指揮所有力量守開封城。此后，李綱再任京城四壁守御使，繼續主持防務。
到金軍第二次圍攻開封前夕，面對即將爆發的激烈守衛戰，宋廷對京師兵力進行了組織和分配，委任文臣為城垣四壁提舉官，以分別負責一面的城防要務。其中東壁提舉官為孫覿，西壁提舉官為安扶，南壁提舉官為李擢，北壁提舉官為邵溥，“每壁三萬人，差部將、小使臣等七百員”。再以大臣孫傅為都提舉，殿帥王宗濋為都統制[14]。可見北宋至滅亡之際，在緊急的戰時狀態下，也沒有改變僵化的文臣統軍體制。
二 北宋后期宦官在戰時統軍體制中地位的驟增
北宋前期，宦官常常奉皇帝之命參與軍事活動，但除宋太宗朝 大宦官王繼恩曾出任劍南兩川招安使，為當時鎮壓李順起義的軍事行動主帥外，其余則大都扮演耳目、監軍的角色，如出任走馬承受公事、地方兵馬鈐轄及都督之類職務[15]。總的說來在宋神宗朝以前，宦官尚未在統軍體系中占有顯著的位置。
在北宋后期，即宋神宗以后，如前所述文官已掌管了各地的統軍之權。但在實際用兵之時，宦官又往往受皇帝之命，直接參與指揮和統軍，遂形成戰時文臣與宦官共同統軍的體制。北宋末，這一現象表現得尤為突出。
宋神宗時期，用宦官配合文臣統軍作戰的情況開始突出。如在熙河之役期間以文臣王韶為主帥，不過宦官 李憲作為天子親信，也以熙河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的身份，直接參與了指揮和統軍。當時，宰相王安石即認為李憲權力過大，對此提出異議：“則李憲又同三軍之政，如此任將，恐難責成功。”[16]但宋神宗仍堅持以親信內侍牽制主帥的做法。故《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二·李憲傳》稱：“王韶上書請復河湟，命憲往視師，與韶進收河州。”在熙寧七年解河州之圍的戰役中，李憲便張天子黃旗以示將士，曰：“此旗，天子所賜也，視此以戰，帝實臨之。”
宋廷準備征討交阯時，如前所述宋神宗曾任命文臣為主帥，以李憲為副帥。在遭到各方面反對后，又命李氏“乘驛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節度”。此前，西師主帥王韶已內遷樞密副使，李憲遂事實上接替了其職[17]。元豐中，北宋五路出師討西夏，李憲又是領熙河、秦鳳路軍馬的統帥。當李憲出軍后，宋神宗再下詔：“涇原路總管劉昌祚、副總管姚麟見統兵出界，如前路相去不遠，即與李憲兵會合，結為一大陣，聽李憲節制。”[18]終元豐時期，李憲長期主持熙河及秦鳳邊事。如宋人所云：“元豐時有李憲者，則已節制陜右諸將。”[19]
宋神宗朝的宦官王中正也長期在西北統軍。特別是在元豐四年對夏用兵時，鄜延路軍馬行動由經略安撫使沈括與經略安撫副使、武將種諤措置，王中正出任同簽書涇原路經略總管司公事。由于沈括并不直接領兵出征，故王中正事實上掌管了本路統軍大權。當年八月，又詔“麟府路并鄜延、環慶、涇原兵馬出界后，并聽王忠正（當為王中正之誤）節制。”[20]可見王氏一時還管轄了三路大軍。
宋哲宗朝，宦官在統兵方面受到較大的壓制，而維持文臣指揮和統軍的體制。但到宋徽宗及欽宗時代，在用兵之際，宦官參與統軍的情況極為突出，遂形成文臣與內侍共同駕馭武將的局面。
在宋徽宗統治時期，以權宦童貫為首的宦官在軍事系統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童貫因得到宋徽宗的高度寵信，不僅長期主掌西北用兵大權，以后更入主樞密院，并以統帥的身份指揮了宋徽宗朝最大的兩次軍事行動，即南下鎮壓方臘起義和北上收復燕云的鬧劇，一時成為最高軍事指揮者。如：在鎮壓方臘起義過程中，童貫統帥了十五萬大軍，不僅劉延慶、王稟、楊惟忠及辛興宗等諸將皆為其驅使，而且用兵地區統兵官也皆受其節制，宋徽宗還特別授予其“不得已，可徑作御筆行下”的特權[21]。在第一次燕云之役中，童貫以陜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的頭銜，“勒兵十萬巡邊”，種師道、劉延慶、王稟等諸將皆奉命行動[22]。難怪連蔡京之子都承認：童貫“遂浸領樞筦，擅武柄，主廟算”[23]。童貫在領兵北上時，宋徽宗也清楚“童貫宣撫北道，獨帥重兵。其統領將佐及四路守臣、監司，并其門人故舊”的情況[24]。
在北宋末，除童貫外，染指統軍及指揮軍隊的宦官不乏其人，顯著者還有譚稹、梁方平等人。當方臘起義之初，譚稹首先奉命統軍出征。以后，童貫出任江淮荊浙宣撫使，譚稹改任兩浙制置使，兩人遂共同帶兵南下，“朝廷遣領樞密院事童貫、常德軍節度使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浙。”[25]宣和五年，童貫致仕后，譚稹出任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繼童貫之后成為主持北方前線防務的主帥。譚氏在任內曾招募當地數萬漢人為義勝軍[26]。宦官梁方平也在北宋末充當了統軍將帥。宣和六年，“河北、山東盜起，命內侍梁方平討之”[27]。當金軍第一次大舉南下之際，宋廷“遣步軍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內侍、節度梁方平將兵七千騎守浚州，斷絕橋梁，據守要害”[28]。還有記載稱：“金師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29]可見梁氏當時握兵之重。
在靖康 開封保衛戰期間，雖無童貫、譚稹及梁方平之流宦官大帥，但宦官統兵的現象仍未消除，如當時朝臣所反映：“比聞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30]
北宋徽宗時期，宦官在軍事行動中出任統軍將帥的情況確實極為突出，特別是權奄童貫在兵權上更是氣勢熏天。但從總體上而言，內侍的活動并不可能取代“以文馭武”的傳統政策，而只能是一種與文臣握兵權的結合。文官不僅在平時控制著各地的統軍權，而且在戰時狀態下也并未放棄軍隊的指揮權。如宋廷與金聯合攻遼之議，因方臘起義一度終止。童貫從兩浙回朝后，“以諫取花石事”，與宰臣王黼產生一定的矛盾。王黼為了緩和雙方的關系，遂大力支持“北伐”，童貫因此才能如愿領兵北上。童貫出師不久，蔡攸又名為為副帥，實則承擔監視童貫的重任 [31]。當童貫遭罷免后，譚稹能夠繼任，也與王黼的推薦有關[32]。事實上，這一時期統軍體制中文臣與宦官更為密切結合的現象，正是宋徽宗腐朽統治的產物。
三 北宋后期文臣與宦官統軍體制的流弊
北宋后期出現的文臣與宦官統軍體制，可以說是宋代歷史上的一大弊政，其流弊到北宋末年又產生了最為嚴重影響。
首先，以科舉出身的文臣完全負責樞密院的最高軍政，已存在明顯的問題。宋仁宗朝以降，文臣主宰樞府后，由于大都不熟悉軍事及戰場活動，注意力多集中在案牘事務，對全局戰略及防務卻少有貢獻。如知樞密院事李諮得到頗高的評價：“在樞府專務革濫賞，以遏僥幸。其戎馬功簿之目，能悉數上前，號為稱職。”[33]稱職者不過如此，能力低下者就更可想而知。如宋仁宗朝的王鬷 、陳執中及張觀三位文臣西府長貳，面對元昊反宋不知所措，“帝數問邊計，不能對”。于是，王、陳及張三人同日被罷官 [34]。此 例反映出文官大臣身居樞府，卻對突發危機難以應對 。
北宋后期的其他樞府文官，同樣少有知兵者。所謂君子者如呂公著，在樞密院任內所留下的活動，不外乎反對恢復肉刑、批評宋軍主動征討西夏而已[35]；所謂小人者如林攄、鄭居中之流，則奔走于蔡京門下，惘顧邊防安危[36]。更可悲又可笑的是，文臣孫傅在開封城被圍時出任同知樞密院事，面對女真軍隊的猛烈進攻，他拿不出任何有效的防御的辦法，最終只能求助于“神靈”的幫助。飽讀詩書的孫傅竟不顧他人勸阻，將重要的城防職責交給了一介裝神弄鬼的兵丁郭京，遂終于演出郭京開門迎敵的荒唐鬧劇 [37]。
其次，在北宋后期各地統軍，特別是指揮軍隊作戰過程中，文官因懵懂軍事而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后果。早在宋仁宗朝對夏戰爭中，主持前線戰事的大多數文臣統帥便已力不從心，常常導致用兵失利。如 夏竦 出任陜西宋軍主帥時 ，畏縮自守、怯懦無能，“但閱簿書、行文移而已”[38]。以后，言官“皆言竦奸邪，在陜西怯于用兵，今用之則邊將之志惰矣”[39]。 儂智高造反后，文臣楊畋最初主持軍務，但其“儒者，迂闊無威，諸將不服”，遂接連失利， “以無功斥，名稱遂衰。” [40]范雍 出守延州，由于指揮無方，導致將領劉平、石元孫盲目行動，終于出現三川口之役慘敗[41]。
韓琦與范仲淹號稱能臣，“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42]但康定二年發生的 好水川之敗，韓琦作為總指揮難逃其責。諫官余靖也不得不承認：“況好水之敗，韓琦等為招討使，定川之敗，王沿為都部署，皆號本朝精選，尚猶不免喪師。”[43]這就難怪西夏投書諷刺道：“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44]范仲淹以獻身精神長期指揮軍隊，但總的說來，僅能維持防守局面。后人 王夫之即中肯地評說道：“ 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為也。韓、范二公，憂國有情，謀國有志，而韜鈐之說未嫻，將士之情未浹，縱之而弛，操之而煩，慎則失時，勇敢則失算。”[45]
北宋后期， 除王韶等不多的幾位文臣懂得一些兵略，又有用兵經驗外，其余大都難以勝任軍事指揮者的角色，于是在統兵作戰方面或表現無能，或導致失敗，有關這方面的例證可謂不勝枚舉。投機分子蔡攸之流的情況，可以舍而不論，而大多數文官的所為也同樣觸目驚心。如前述宋欽宗在京師周圍設四總管府，以文官分別負責防務。但當金軍第二次南下之際，西道總管王襄竟“棄城遁”，北道總管趙野則回避與金軍交鋒，東道胡直孺被金俘虜，惟有南道張叔夜以三萬人援京師 [46]。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與文臣折彥質率大軍守河，結果臨陣逃跑，“眾潰而歸” [47]。在金軍再度包圍開封城后，陜西制置使錢蓋率十萬之眾抵達潁昌，“聞敵登城，遂棄軍奔湖北”。江淮等路發運使兼浙江、福建經制使翁彥國統東南數萬兵丁，“徘徊泗上”。以后，陜西宣撫使范致虛征召西線各路宋軍勤王，當時環慶經略使王似、熙河經略使王倚、涇原經略使席貢、秦鳳經略使趙點和鄜延經略使張深皆為文臣，除王似與王倚領兵聽命外，其余四路“皆不至”。可笑的是，范致虛在長安合兵十多萬，卻“不曉軍事”。有地方官推薦僧人宗印，“致虛喜其口辯善談兵，”竟委以重任，令其統率大軍，結果一無成效 [48]。至于北宋后期將領的意見和作用，則遭到極大地限制，武將僅僅只能扮演斗將的角色。如 靖康危難之際，文官楊時深感文人誤兵之害，主動要求用武將統軍：“臣本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不敢自信其說。有如種師中、劉光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 [49]但并未得到采納。
最為突出的例證莫過于北宋滅亡前夕文臣李擢守城的表現。當金軍兩路大軍最終圍攻開封時，在先攻東面城垣不能得逞的情況下，乃改攻南壁。面對金軍日夜運薪土填護城河的情況，南壁守御提舉李擢竟置若罔聞。史稱：“賊于冰上布板置草，覆之以土，將以攻城，而擢不介意”。“初，城上以松脂為束，懸以鐵盆，燃火照城外，更備守，視賊渡河，箭砲俱發，故賊不能至。及擢守南壁，防備廢弛，或夜不燃火疏闇，故賊得乘閑塞河，遂附城札寨，攻城愈急”。更不可思議的是，“擢于城樓上修飭，坐臥處如晏閣賓館，日與僚佐飲酒烹茶，或彈琴讌笑，或日醒醉。”本壁統制官、武將何慶源要求嚴加防范，“擢不從”，“故壕不數日而填成”。守御使孫傅等大臣“皆知而不問，將士莫不扼腕者”。當宋欽宗登城發現后，雖將李擢貶官，但為時已晚。不久，金軍便首先攻下南壁之宣化門，又出現郭京開門用“神 兵”的鬧劇，開封城終于陷落 [50]。
最后，宦官在北宋后期，特別是北宋末年往往自恃皇帝寵信，驕橫喜功，遂不計后果肆意所為，從而對軍事體系和邊防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性后果。其中權宦童貫長期執掌樞密院和充當重大戰事主帥，所作所為連宋徽宗都承認：“貫以昏耆，所施為乖謬，故相隱匿，蔽不以聞，致邊事機會差失，為朝廷之害，莫大于此。”[51]宋欽宗時，朝臣也指出：“國家童貫握兵，為國生事，一十余年，覆軍敗將，朝廷不聞。”[52]如在主持西線戰事期間，曾隨意派大將劉法進攻西夏軍，劉法對此表示反對，童貫遂以惡言相逼：“君在京師時，親授命于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巳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將，既死，諸軍洶懼”。但童貫隱瞞真相，“以捷聞，百官入賀，皆切齒，然莫敢言” [53]。
在積極導演的收燕云之役中，童貫同樣盲目指揮，造成慘重失敗的后果。據記載，宣和四年童貫統軍北上至雄州，惘顧軍事將領的意見，分派軍隊行動。久經沙場的大將種師道對草率用兵提出異議，童貫不予理睬。將官楊可世再諫道：“ 事起之由毫發未嘗預，一旦臨利害，若倉卒失計。”即認為將領事先并未參與作戰計劃便倉促臨陣，勢必難以應戰。知雄州、文官和詵不考慮將官的意見，而配合童貫對楊可世加以威脅：“公自謂有萬人敵，膽氣絕人，視堂堂之師如摧拉枯朽，今日觀之，一懦夫耳……公欲扇釁敗我事耶？”楊氏及其他武將只能屈服 [54]。于是， 在“遵依圣旨及宣撫司（即童貫）約束諸將”的情況下，宋軍繼續北上。種師道領兵至白溝，“如（童）貫素約指揮諸將”，執行童貫不得妄殺的命令。楊可世領前軍在白溝橋向遼軍招降，結果在毫無戒備之下遭到遼軍的進攻，“矢石如雨，我軍不為備，又拘節制”。面對如此戰況，楊氏只得要求動武，但宋軍已陷入不利的處境，“楊可世與遼軍戰，諸將不利”。此時，承擔監督之責的和詵竟又勸種師道殺楊可世，“號令諸部以明宣撫司出旗榜本意”，“使虜人知朝廷無意用兵” [55]。終于，招降遼殘余勢力的幻想破滅，在遼軍的追擊下，種師道領軍敗退。這次所謂的北伐的失敗，完全是童貫無能指揮的結果，所謂“先是，既以招撫為名，（童）貫下令中軍不許妄殺人，及虜騎犯我師，皆不敢施放矢石，聽其殺戮。故諸將亦憤然”。但童貫為了逃避追究，“于是貫以契丹尚盛未可圖，奏劾種師道”，種師道被迫致仕。據種師道部下康隨跋種師道責官謝表指出：“此役，（種師道）初不與謀，中則強委任之，又兵之節制皆不得專，考其行事，罪有所歸矣。” [56]可見無辜的將領種師道成為此役失敗的替罪羊。
金軍將遼燕京等地歸還宋廷后，文臣王安中出任燕山宣撫使，宦官譚縝為河東北宣撫使，負責北部防務。王、譚二人對金朝的動向缺乏清醒的認識，盲目招降金南京留守張覺歸順，加之在其它一些事情上處理失誤，遂誘使金軍著手對宋展開攻勢，而原來歸順北宋的遼軍將領也轉投金朝。在此危急關頭，宋徽宗“復命童貫總師”，主持對金防御。結果，當女真揮師南下之際，坐鎮太原的主帥童貫倉皇逃跑，宋軍北部防線隨之崩潰[57]。
除童貫及譚縝的昏聵、無能表現外，其他宦官統軍指揮者也在戰場上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如負有河防重任的內侍梁方平“日與其徒縱飲，探報不明，御敵無備”。當斡離不率領金軍南下渡黃河時，梁方平“懼不敢拒戰，單騎遁歸，麾下兵皆潰散”，并導致臨近何灌所部防線亦崩潰，金軍遂順利渡河包圍開封[58]。
余 論
在當今世界，文官從最高層面上決定國家軍事戰略和統帥軍隊，已是西方及眾多國家的重要體制之一。毫無疑問，這種體制避免了軍隊將領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干預，維護了社會秩序的穩定，是一種進步的制度。但是，在具體決策軍事、管理軍隊，特別是在戰場上，統軍和指揮者依然是專業的軍事將領，文官并不干預其行動。這又保證了軍事戰略和戰術實施的專業性、準確性，防止了非專業人員操作帶來的失誤。
反觀漫長的中外古代歷史，雖然各個國家先后存在不同的軍事體系，但將領統軍和指揮作戰的原則大致相同。中國在 先秦時期，已號稱“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59]現代學者對此指出：在國君之下形成以相、將為文武首腦的官僚隊伍，這樣既有利于提高戰爭技藝，也便于把權力集中到國君手中[60]。古代兵圣孫子則對“將”的角色如此評價：“夫將者，國之輔也，”“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61]這都說明專業性的將領在統軍和指揮作戰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武力因素在各國維系統治和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地位，軍事將領還往往具有巨大的影響，甚至于操縱政局、改朝換代的現象也屢見不鮮。
北宋時期，高度膨脹的專制皇權與文官士大夫集團在政治上的結合，遂 逐漸造就出 文臣從中央控制軍政到地方直接統軍的現象，從而改變了一個時代的軍事指揮體制 。其結果是來自武將群體對中央集權、專制皇權的威脅消失，但懵懂兵略、缺乏戰場經驗的文臣指揮作戰，既弱化了軍事將領的能力，無疑更嚴重地被削弱了軍隊的戰斗力，如 三川口之戰后，新任知延州張存拖延赴任帥職，“乃云素不知兵，且以親年八十求內徙”[62]，實在是未經戰陣的文人恐懼戰爭的自然表現。這便不能不導致邊防上陷于長期被動挨打的局面。
北宋后期，又出現了文臣與宦官共同統軍的現象，即增加了驕橫、無能的宦官的惡劣作用，只能更加重了原有流弊的危害。
注釋：
[1]關于文臣統軍的問題，王曾瑜《宋朝的文武區分和文臣統兵》（《中州學刊》1984年2期）一文有專門論述。北宋末宦官干政的問題，則在許多論著中都有涉及，由于此已為眾所周知，這里便不加列舉。
[2]參見拙作《北宋樞密院長貳出身變化與 以文馭武方針》，《歷史研究》2001 年 2 期；《都部署與北宋武將地位的變遷》，《安徽師大學報》 2001 年 3 期等。
[3]《靖康要錄》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下簡稱四庫本）。
[4]司馬光：《乞罷將官狀》，《司馬光奏議》卷 32，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校點本。
[5]《宋史》卷一六七《職官七》，中華書局 1977 年校點本。
[6]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二五《官守志二》，四庫本。
[7]《宋史》卷二二《徽宗紀》，中華書局 1977 年校點本 。
[8]劉摯《上哲宗論祖宗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宋朝諸臣奏議》卷六五《百官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校點本 。
[9]《宋史》卷二三《欽宗紀》。
[10]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七一熙寧八年十二月辛亥，（以下簡稱長編）。
[11]《長編》卷二七三熙寧九年二月戊子。
[12]《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宣和四年五月九日丙寅引《北征紀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影印本。
[13]《宋史》卷三五二《王安中傳》。
[14]《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四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5]有關例證見《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秦翰傳》、卷四六七《宦者二·楊守珍傳》等。
[16]《長編》卷二五〇熙寧七年二月辛卯。
[17]《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二·李憲傳》。
[18]《宋會要輯稿》兵八之二三～二五 。
[19]蔡絳：《鐵圍山叢談》卷六 。
[20]《宋會要輯稿》兵八之二三。
[21]《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二靖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丙辰引《中興姓氏奸邪錄》。
[22]《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宣和四年四月十日戊戌、卷六宣和四年五月十三日庚午。
[23]《鐵圍山叢談》卷六。
[24]《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宣和四年五月九日丙寅引《北征紀實》。
[25]方勺：《泊宅編》卷五；《宋史》卷四六八《宦者三·童貫傳》。
[26]《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1937 年。
[27]《宋史》卷二二《徽宗紀》。
[28]《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六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戊辰。
[29]《宋史》卷三五七《何灌傳》。
[30]《楊時集》卷一《上欽宗皇帝書·其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點校本 。
[31]蔡絳《鐵圍山叢談》卷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32]《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33]《長編》卷一一九景祐三年十二月丙寅。
[34]《長編》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三月戊寅。
[35]《宋史》卷三三六《呂公著傳》。
[36]《宋史》卷三五一《鄭居中傳》、《林攄傳》。
[37]《宋史》卷三五三《孫傅傳》。
[38]韓琦：《乞陜西仍分四路各依舊職責》，李之亮、徐正英校箋《安陽集編年箋注》之《附錄一·韓琦詩文補編》卷二，巴蜀書社2000年 。
[39]王稱：《東都事略》卷五四《夏竦傳》，四庫本。
[40]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三，中華書局1989年校點本；《宋史》卷三〇〇《楊畋傳》。
[41]《宋史》卷二八八《范雍傳》，卷三二五《劉平傳》；《 涑水記聞》卷一一。
[42]《宋史》卷三一二《韓琦傳》。
[43]《長編》卷一五〇慶歷四年六月癸卯。
[44]周煇：《清波雜志》卷二，中華書局 1994 年 校點本 。
[45]《宋論》卷四《仁宗》，中華書局1964 年 。
[46]《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建炎元年正月庚子，卷五建炎元年五月戊午。
[47]《三朝北盟會編》卷六三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癸酉；《宋史》卷二三《欽宗紀》。
[48]《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建炎元年正月庚子，卷一建炎元年正月甲寅。
[49]《楊時集》卷一《上欽宗皇帝書·其三》。
[50]《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六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四日已巳，卷六七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五日丙午。
[51]《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宣和四年五月九日丙寅引《北征紀實》。
[52]《楊時集》卷一《上欽宗皇帝書·其一》。
[53]《宋史》卷四六八《宦者三·童貫傳》。
[54]《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宣和四年五月十三日庚午。
[55]《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宣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56]《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
[57]《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58]《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六靖康元年正月二日。
[59]《尉繚子·原官篇第十》，四庫本 。
[60]楊寬：《戰國史》（增訂本）第 221、22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1]《孫子·謀攻篇》、《孫子·作戰篇》，四庫本。
[62]《長編》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庚戌；《宋史》卷三二〇《張存傳》。
原文發表于《國學研究》第十七卷（2006 年 6 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