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梁陳之際的詩人陰鏗，生年和卒年本傳均不載。寒門出身的他,一生都在踐行著家門重興的黜庶使命。其詩歌的創作成就斐然，以陳代第一流詩人的座次直接澆沃了后世的詩風。盛唐的李杜和宋代的蘇軾這樣的大家亦是倍饗其甘。而其人格中顯示出來的太多的矛盾性卻很少有人觸及。本文擬從詩人的生活背景及作品本身的探微中得到一些其本體性格的信息。
關鍵詞：陰鏗；人格；雙重性
由梁入陳的南朝詩人陰鏗（約511？-563？）“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渉史傳”。雖出于寒門，仍以其不倦之力“累遷至招遠將軍，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其詩文作品，《陳書》本傳記為三卷，后世《隋書·經籍志》、《通志》、《郡齋讀書志·集部》、《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文獻通考·經籍考》皆著為一卷。其詩現存34首[1]，“風格流麗，與孝穆子山相長雄，乃沈宋近體之椎輪也[2]。”明人陸時雍亦盛贊曰：“陰鏗近情著衷，幽韻親人[3]。”其詩承繼南朝時代的緒余，與何遜一起琢句之工“開杜子美一派”[4]，對后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為律詩在初唐的成熟定形起到了無可爭辯的開拓之功。就是這樣一位成就卓然的陳代詩人，其成長和宦游中經歷了太多的波折，其人格也一直以矛盾的調和性而為后人所矚目。
一
在東晉南朝，家族的士庶之分是赫然顯明的。劉宋之初，皇權政治得到加強，門閥制度漸趨衰落。然而社會注重家族門閥的積習已久，迨至梁天監七年頒定的九品十八班制規定之后[5]，這一士庶的界限區分已更為彰目，士族之中仍有高門、寒門之分。
陰鏗之祖陰智伯之時尚為士族寒門，起家官職雖為濁職，但“釋褐”年齡尚在20歲[6]。待陰智伯于南齊永明十一年（493）底因貪贓遭劾入獄被殺后，陰氏家族始降為庶族寒人。陰鏗其父陰子春入仕必須要年滿30以后，且為濁職[7]。公元551年陰子春敗于侯景軍，被蕭繹處死于江陵。如此以來，庶族出身再加上祖父陰智伯的貪贓被殺、其父陰子春的兵敗遭戮，無疑給陰鏗的出仕及以后的官宦旅途帶來巨大的影響。
《南史》本傳記有陰鏗初仕“為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湘東王蕭繹開府置吏前后有30多年時間。陰鏗具體初仕時間今已不詳，但從《藝文類聚》與《文苑英華》載有蕭繹與陰鏗的唱和詩作《登江州百花亭懷荊楚》（蕭繹）、《和登百花亭懷荊楚》（陰鏗）來推，其“釋褐”的時間為蕭繹的江州刺史任上(公元540至547年)。初仕的“法曹行參軍”為九品十八班里最低的品秩，且初仕的年齡也應在30歲左右[8]。
大約于“法曹行參軍”之后，陰鏗于故章做了三年縣令。其時，侯景的叛亂已如荼日熾。陰鏗身陷亂軍之中，被“行觴者”所救之后，可能前往江陵奔父喪。今據詩集中的《和傅郎歲暮還湘州》和《晚泊五洲》可略推知。蕭繹失敗后，于554年被西魏軍殺于江陵。陰鏗后曾投靠廣東鎮南將軍歐陽頠并任司馬，靠著這種關系，陰鏗于廣東結識了新貴侯安都。陳高祖稱帝后，侯因之前與陳霸先的關系及在陳代新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而日漸驕奢，招徠文士，飲宴歌詩，其時陰鏗便是侯門中重要的一員。其詩中載有和侯安都所和詩作《和侯司空登樓望鄉》便可知他們的關系的確很不一般。但天嘉四年（563）位至司空的侯安都被陳文帝賜死后。史載遭戮的文士不在少數，而獨未見陰鏗罹難。“天嘉中，為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始興王應為陳文帝次子陳伯茂，《奉送始興王》即能輔證陰鏗此間供職于始興王府。后因徐陵舉薦回京，世祖“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世祖甚嘆賞之，累遷招遠將軍，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
二
陰鏗的生年和卒年本傳均不載，據今人趙以武的《陰鏗家世考論》中約略得知其行年53或54歲。官秩亦從法曹行參軍的九品而至終時的四品員外散騎常侍職。雖歷經梁陳二代政治風云的詭詐和血腥卻依然能平步青云，且詩歌創作成就斐然。以陳代第一流詩人的座次影響了身后的一大批包括李白、杜甫這樣的名家至圣。“頗學陰何苦用心”和“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的少陵絕句中，陰鏗的影響可見一斑。然就這樣的一位南朝的著名詩人，由于種種不明的原因，《陳書》只在阮卓傳中附傳二百余言，且只粗具輪廓。因而長期以來，后世的學者皆把精力注入到考辨其生平中去，較少有人注意到陰鏗其人的本體人格研究。當我們定格審視其人的時候，陰鏗的人格中太多的雙重性便一一展現在了我們的面前。
其一，古直心腸與漠然時事的相融性。陰鏗一生歷經梁陳二朝，而其主要創作活動的時間是梁末陳初。爆發于梁末（548年）的侯景之亂歷時四年之久，從都城建康到富庶的江陵皆為叛軍所劫。其間的生靈凋瘼、萬民涂炭的社會慘狀應是俯拾即是。觀陰鏗的詩作，無一首觸及動亂對社會帶來的破壞和老百姓的水深火熱之實。即便是其身陷侯軍、僥幸逃脫后所寫的《晚出新亭》、《晚泊五洲》、《五洲夜發》等詩作里也只隱爍地表達了“離悲足幾重”、“歸途詎有蹤”、“勞者時歌榜，愁人數問更”那樣的悲離之情而已。其詩不但了無杜甫于“安史之亂”中虜于賊軍獲逃后而發為民生的吶喊“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也缺乏近百年前鮑照的“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的那般“發唱驚挺，操調險急”[9]的激憤。甚至不及和其同時稍晚的庾信詩中那種深切“鄉關之思”的直白流露。“回頭望鄉落淚，不知天邊何處。胡塵幾日應盡，漢月何時更圓”中便時時流露出庾信“清餐有骨”[10]的男兒本色。寒門出身的陰鏗雖于作品中盡力不去直擊動蕩的社會現實來干謁上層，但其一腔古直心腸卻時時又讓他與現實難以釋懷。《陳書》本傳中就載有其“行觴”的一段：
天寒，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眾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陰鏗附傳于《陳書》中僅二百余言，而作為其軼事記載的“行觴”一段便用了整個傳記的三分之一的篇幅還要多，這不能不讓我們看到了于陰鏗漠然時事的背后，確有一顆拳拳之心時時的在涌動。
其二，始末周旋的依附人格和力求新變的時代特質。陰鏗一生仕宦遷調頻仍，但多為入府之職。從初仕時任法曹行參軍的湘東王府到入陳時為鎮南將軍歐陽頠府中司馬，再到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以及不久為侯安都府賓客。長期的幕府職事習練了陰鏗極強的依附生存性格。其詩作中的《和百花亭懷荊楚》（蕭繹）和《和侯司空登摟望鄉》（侯安都）兩首和作和一首應題之作《侯司空宅詠妓》就帶有極大的幫閑氣。對其仕宦較有影響的蕭繹，歐陽頠，侯安都皆死于非命，而作為其府的屬吏或賓客的陰鏗，卻每每能憑藉著自己的長期依附中練就的生存敏銳性而安然逃脫。而觀其詩作，“務極新俊”、“明凈閑達”是其特質。全然沒有其人格中的絲毫委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多是“大江靜猶浪，扁舟獨且征”那樣的曠渺。如果說我們于初唐時沈、宋的“屬對精密”[11]的詩作里看到了其人格的卑劣，于西晉潘岳“安仁輕敏、鋒發韻流”[12]的詩中嗅到了其人格的遺臭，那是因為他們的人和文是不融的游離雙體。而陰鏗作品中的詩與人的互融性可謂如火至青。
其三，現實官宦的饑渴與佛道理想的通脫。南朝四代中，“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現象，是士族門閥制度的存在。”[13]高門士族世居清選高職，且對下層士人妄加鄙薄。就連位近三品的“軍門”、“將門”士大夫仍被譏為“家將兒”。庶族寒門之身的陰鏗從初仕起就注定了要踏上一生為之惶惶不歸的黜庶之途。而原本就變亂動蕩的梁陳二朝又使陰鏗于仕宦中又多了些許艱辛。詩人家居建康，然其一生為官皆為遠就之職。中間且有兩度無職賦閑之時。其詩集中的《罷故章縣》、《晚出新亭》、《五洲夜發》、《渡青草湖》、《行經古墓》諸詩便記錄了詩人疲于奔波于邊野的職場而留下的印跡。我們注意到，同為陰鏗紀行詩的《游始興道館》和《游巴陵空寺》二首及《開善寺》和《賦詠得神仙》二首閑居，應題之作中卻多次于游宦中涉及佛道的題材。特別是《游始興道館》與《賦詠得神仙》詩中，作者于道家故實娓娓道來。若簡單就其與記游、賦得之目的相定論，未免讓人難以接受。而《開善寺》、《游巴陵空寺》二首詩作雖少及佛理，但“登臨情不及，蕭散趣無窮”中已道出了清靜安閑的旨趣所在。恐也未必盡然是寫景記游之作那么簡單。詩人背負著家門重盛的使命迫使他汲汲追取功名仕宦。但同時，父祖的無辜喪命與仕宦的艱辛又讓其時時有退避的隱諭，因而詩集中即便是那些和作“懷土臨霞觀，思歸想石門”的句子也無意間流露出“思歸”之念。無怪乎譚元春喟嘆曰：“真傷心人個中語[14]。”然這只能是一時之念。陰鏗仍以自己的一生實踐了黜庶之途。而把對“神道”、“思歸”的祁羨終于永遠地留給了自己心中的那片凈土。
此外，情感的篤切與庸和的心態也是構成陰鏗人格中不可或缺的統一體。在其詩作中，凄愴的離情（《五洲夜發》）交織著淳綿的友情（《和傅郎還湘州》）都是那么的真摯可感。然而這些濃烈婉致的感情都很好地融入了其平和慘淡的人生哲學中，并物化在了“簡凈”、“清省”的詩風里。始終以一種恬淡的嫻美來靜觀和品第梁陳之際的躁動與浮華。給后世的學人以無限的遐想和余韻。
總起來看，陰鏗其人研究，回歸本體并將詩人置于特定的環境與背景中加以考察，才會對其認識更加全面，清晰。
參考文獻：
[1]文字依據是今人逯欽立輯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所收錄的數目。逯本收錄了載于唐初歐陽詢撰《藝文類聚》的32首，再加上唐徐堅等撰《初學記》中《詠鶴》一首及南宋郭茂倩撰《樂府詩集》中《蜀道難》一首，共計34首，而未收北宋李昉等敕撰《文苑英華》中多出的一首存疑詩《昭君怨》。
[2]宋黃伯思《東觀余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156雜家類，臺灣商務印書館，1961，第850冊358頁。
[3]明陸時雍《古詩鏡》。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350總集類，臺灣商務印書館，1961，第1411冊211頁。
[4]李調元《雨村詩話》。《清詩話續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524頁。
[5]《隋書·百官志》載，梁天監七年頒定了九品十八班制規定。
[6][7][8]《隋書·百官志》“陳依梁制，年未滿三十者，不得入仕。”《梁書·武帝紀》天監四年詔曰：“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
[9]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中華書局，1972，第908頁。
[10]鐘惺《古詩歸》（上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第296頁。
[11]《新唐書·宋之問傳》。中華書局，1975，第5751頁。
[12]《文心雕龍·體性》（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第506頁。
[13]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第288頁。
[14]譚元春《古詩歸》（上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第286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