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筆者博士學位論文的修訂本，但也是近二十年來研究先秦土地制度的所得匯集，心血所在，敝帚自珍，筆者是很疼惜他的。
先秦土地制度，是半個多世紀以來被史學家們研究得相當充分的一個領域，不少人認為，這個領域不再有什么大的可研究余地，也很難獲得重要成果。筆者斗膽進入這一領域，除了個人興趣而外，一方面是遇上了好時機。近二十多年的考古新發(fā)現(xiàn)提供了許多極其重要的新資料，其中一些資料直接推翻了成說，為筆者的思考提供了新的線索和依據。“文革”之后的思想解放使理論研究有了一個寬松科學的環(huán)境，獲得了許多突破性成果，這些則為筆者的理論思考提供了全新的基點。上述兩個前提促使筆者從新的視角和前提出發(fā)，對先秦土地制度史研究中一切以前認為不存在問題的定論或沒有研究余地的領域重新進行研究。
促使筆者進行研究和寫作的另一原因，則是前輩的引導和鼓勵，筆者對他們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謝意。
筆者永遠忘不了恩師王玉哲先生給筆者上的第一課。關于筆者的學位論文，他明確指出，一定要把寫論文與寫書區(qū)分開來，論文一定要有新東西，要敢于寫出自己的新見解，不成熟、不完善都不要緊，可以慢慢修改完善。在王先生的引導和鼓勵下，筆者著手進行這篇論文的寫作。在論文的審閱過程中，王先生對其中引用的資料和一些技術性問題進行了嚴格審查，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但涉及觀點方面，卻采取了極其寬容的態(tài)度。一些觀點王先生不同意，但他只是與筆者進行討論，不要求一定按先生的觀點進行修改，而且一再鼓勵筆者，只要認為自己的觀點正確，就要敢于堅持，不要輕易改變。沒有王先生的指導、修改、寬容和鼓勵，本書是不可能形成的。王先生高尚的道德修養(yǎng)、淳厚的長者風度、大度的寬容精神，給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筆者在求學中獲得的最大財富，筆者將努力學習，身體力行，使之發(fā)揚光大。
本書能夠寫成，恩師趙儷生先生的引導和鼓勵起了極大作用。大學時代，有幸系統(tǒng)聽過趙先生“中國土地制度史”課程，這門課是研究生課程，但我們被準許同時聽講。趙先生精辟透徹的講述，給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筆者下決心就其中比較重要的先秦土地制度進行研究。1982年大學畢業(yè)，筆者有幸留校作為趙先生的助手，自此而后，先生耳提面命，諄諄教導，而筆者也是明里暗中，學習琢磨，自以為得到不少“秘訣”。在這些“秘訣”中，筆者以為比較重要的，就是以理性思維來駕馭、統(tǒng)率史學研究，從新的高度和新的視角進行探索。由于筆者哲學興趣比較濃厚，學起先生這一“秘訣”，自覺如醍醐灌頂，豁然開朗，再加上理論界思想解放的大背景，筆者逐漸形成了本書所陳述的一些基本觀點和論證。沒有趙先生的引導和教育，本書也是不可能形成的。
本書能夠寫成并得以出版，也要感謝恩師詹子慶先生。1984～1985年，筆者在東北師范大學中國古代史助教進修班進修，詹先生既是指導老師，也是班主任，他對筆者的學術發(fā)展予以了很大關心。有關本書研究內容的第一次報告，就是由詹先生組織和主持，筆者在進修班上關于戰(zhàn)國授田制特征的報告。此后，先生對筆者的科研活動予以了很大關注和支持，使筆者開始有條件在一些新的領域展開科研。先生對本書的出版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主動向筆者提出聯(lián)系解決此書的出版問題。沒有詹先生的大力支持，本書也是不可能與讀者見面的。
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責任編輯包瑞峰先生為本書出版，多方操勞，焚膏繼晷，付出了很多心血，筆者在這里也表示深深的謝意。
作為書生，出本書、而且還是學術方面的書，自然是值得高興的事，但僅止于此，如果不能對學術有所貢獻，有所推動，實在也沒有太大意思。如果僅僅為了某種功利的目的，那就更沒有意思。筆者自以為在這本書里提出了許多新的看法，推翻了一些成說，并試圖對先秦土地制度及相關問題提出一個全新的理解，這些東西是否正確，尚有待進一步討論研究。筆者懇切希望一切對本書涉及問題有興趣的同道，對本書進行嚴厲的批評，以期在討論中推動先秦土地制度研究的發(fā)展，這是筆者看到校樣后所最先想到的。希望讀者能恩賜批評，這是筆者對自己勞動所想得到的最好回報。
是為后記。
袁林于古城西安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