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剝削要能夠存在，首要條件就是這種剝削關系包涵于其中的生產關系——或者再宏觀一些說，經濟結構——能夠存在，生產關系的穩定存在需要一定的秩序，而且生產關系本身也就是一種秩序，因此，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關系到社會本身的存在，對一定的剝削關系來說當然至關重要，無序狀態無法使具有確定結構的社會存在，當然也無法使確定形態的剝削存在，而維護秩序，這便是國家的首要職能。恩格斯曾經對國家下過這樣一個定義：
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１６６頁。）
國家的社會職能首先在于調和階級矛盾，而不是鎮壓某一階級，因為在對立統一關系中存在的各主要社會階級，互為存在依據和條件，其間的均衡對各個階級的存在都必須的，一方面過分削弱，打破平衡，必然會危及另一方面的存在，只有在“秩序”之中，才能使各階級都得到正常的存在。當然，在社會各階級中，總有一個階級處于主導的方面，國家不能不表現和維護這個階級的主導地位。
那么，在中國古代社會，同時又作為一大利益集團的國家究竟是怎樣實現這一職能的呢？毫無疑問，這一職能的實現是與國家經濟利益的實現相統一的，也就是說，國家在實現自己經濟利益的同時實現了其社會職能，而實現其社會職能的同時又實現了其經濟利益。從國家經濟利益的角度來考察其社會職能的實現，可能更為方便和清楚。
國家經濟利益的實現有兩個基本途徑，一是稅收，一是經營。稅收包括實物、貨幣、勞役。觀察稅收演變史，唐兩稅法無疑是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人頭稅為主，此后，財產稅為主。均田制、占田制下，法律明文規定租賦徭役以人頭為基本征收依據，即使在兩漢，人頭稅仍然是主要部分（馬大英先生算過一筆帳：據歷朝墾田數和戶數統計，漢代農民平均每戶耕作土地約在６７．６６～７９．２４畝之間，姑以７０畝計之；平均畝產據仲長統“今通肥墝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后漢書·仲長統傳》)，平均以三石計之；平年粟價以３０錢計之；則每戶農民糧食生產總收入折錢６３００錢。稅收中田租（以三十稅一計）為２１０錢；以一戶五人計，其中應納算賦者以２/３計，則須交４００錢；應交口賦者以１/６計，須交１９錢；服役者以每戶１．５人計，過更折錢４５０錢，踐更折錢１５００錢。以上各項合計２５７９錢，已占自耕農總收入的４０．９３％（馬大英：《漢代財政史》第二章、第三章，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3年版）。上述數據盡管可能還有可討論之處，但已足反映兩個事實。一是國家租賦徭役征發繁重，其中顯然已不僅是后來意義上的國稅，而還包括一部分類似后來地租的剝削收入。一是人頭稅在賦稅徭役中占有絕大部分，其與地稅之比為１１．２８比１。）。唐兩稅法之后，財產稅成為國家稅收的主要內容，兩稅中的地稅依畝征收，戶稅依戶等征收，而劃分戶等的依據是該戶資產的多少。盡管宋代之后增加了種種以身丁為對象而征收的雜稅，總名之“丁口之賦”，其中包含有人頭稅內容，但也不盡然，如明代丁役并不單純以人口計算，而是“量地計丁”，有地一頃，征丁一名。同時，從明代的“一條鞭法”到清代的“攤丁入畝”，人頭稅一次又一次被并入財產稅之中，清雍正年間的“地丁合一”終于最后廢止了人頭稅。
國家經營包括農業和工商業兩方面。農業方面主要表現為在屯田、營田、官莊、學田等土地上對農民的各種類型的剝削。農業方面的經營有時規模相當大，收益也相當多，如明初洪武年間全國屯田數為
８９３ ０００ 余頃（《明史·食貨志》：“萬歷時，計屯田之數六十四萬四千余頃，視洪武時虧二十四萬九千余頃。”），永樂年間雖低于此數，但估計相差不至太遠，永樂元年（１４０３年）所收屯田子粒為 ２３ ４５０
７９９ 石；同期民間墾田約４００余萬頃，所收田賦米麥為 ３１ ２９９ ７０４ 石（梁方仲：《中國古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３６０、１８６頁。），多出屯田所入僅三分之一。工商業方面的經營則包括各種專賣經營，如漢代的鹽鐵酒專賣，宋代的鹽茶酒礬專賣等，也包括一般商品經營，如漢代的均輸平準，既收到了平抑物價、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又為國家獲取了一定的商業利潤。
國家正是在自己利益的實現過程中，實現了對社會經濟關系的調控。在以人頭稅為主要稅收的時期，控制人口是國家利益實現的基本前提，因此國家以賦民公田、占田制、均田制等等措施扶植、維護小自耕農的存在，同時又以賑濟等行政措施救援破產、流亡農民。與此同時，還以各種方式限制、清查地主占有勞動力。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與地主的斗爭主要表現為爭奪直接勞動者農民，從劉秀“詔下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后漢書·光武帝紀第一下》。）之“度田”，一直到隋代之“大索貌閱”，都是這一斗爭的表現。而爭奪的最有效手段還是經濟手段，國家剝削過重，農民則逃亡成為地主的隱戶，相反，則農民又從隱戶變為編戶。正是在國家與地主的這種斗爭關系中，農民所承受的剝削被穩定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國家、地主、農民三大利益集團的關系在一定秩序之中穩定了下來。在以財產稅為主要稅收的時期，控制實際墾田數額是國家經濟利益實現的基本前提，因此國家以種種方法與地主的隱冒土地進行斗爭，從王安石“方田均稅法”，張居正丈量全國田畝，一直到清代編制《賦役全書》和魚鱗冊。在保證稅收的獲取、從而使自己經濟利益得到實現而外，國家沒有必要再去過多干預社會經濟活動，社會經濟在自運轉過程中實現了自平衡。由于怎樣使現有財產帶來更多的剩余產品成為關鍵，這就迫使地主不得不千方百計吸引勞動力，例如宋代在佃戶較缺乏地區，每有農民流徙而來，地主“爭欲得之，借貸種糧與夫室廬牛具之屬，其費動百千計，例不取息。”（薛季宣：《浪語集》卷十七。）而且平時還須盡量“撫存”，“富戶召客為佃戶，每歲未收獲間，借貸周給，無所不至，一失撫存，明年必去而之他。”（《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九七。）在這種關系之下，國家通過財產稅獲得了較穩定的收益，而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系通過地主之間互相爭奪勞動力而達到平衡，使社會剝削率穩定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
從兩漢直到清代，國家、地主、農民三者之間的三角形關系并沒有發生什么重大變化，但是以兩稅法為界，國家與地主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或者說國家與地主分割社會總剝削收入的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國家對整個社會經濟關系的調整手段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控制、爭奪勞動者人身，轉變為用經濟手段進行調控，即以財產稅為基本稅收內容，解脫農民人身依附關系，讓地主與農民在自由的斗爭中自我調控。宋代土地關系就是在這樣的經濟關系基礎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