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材料仍然有限，我們現在還不能對北魏均田制和戰國授田制進行完全充分的比較研究。但是，僅僅從上述有限材料的排比和分析中，已經可以大致看出，這兩種田制的根本性內容是一致的。它們的基本精神，就是試圖將社會基本剝削關系規定為以國家和農民為兩極的簡單關系，在土地國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通過國家授田的方式，使農民和與其生產能力相適應的定量土地結合起來。從而維護和促進社會生產，同時使剝削得以實現。
這兩個時期土地制度的一致性，起碼向我們透露了這樣的信息：北魏社會和戰國社會，兩者經濟發展條件的主導方面大致類似，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大致相同的社會經濟關系和社會經濟結構，從而確定了本質上一致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及其法律表現形式。如果這個推論能站住腳，那就意味著必須重新研究戰國至唐代的社會經濟結構與土地所有制形式，重新把握這段表面看來似乎并不統一的歷史。
春秋戰國，是一個社會大變革時期，它在經濟上的基本成果之一，就是國家授田制度的建立。這種制度標志著一種新的社會經濟結構，它把社會剝削關系規定為國家和受田農民兩極之間的關系。被剝削者不再以集團形式出現，而是分化為以一夫一妻為核心的個體小家庭。國家對被剝削者的控制也不再終止于“族”、“邑”之類公社，而是深入到了其“夫”與“家”，憑借國家權力，通過授田制度保證被剝削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土地的充分結合，從而保證社會生產的順利進行，同時保證社會剩余產品與剩余勞動的順利形成。而每個具體剝削者的剝削收入，則表現為國家剝削的分割。或根據政治地位的高低（爵秩），占有一定的勞動力（臣妾之類）和相應數量的土地，據此獲取剩余勞動。或依據官職和軍功，直接從國家剝削收入中分割得一部分，如所謂食俸若干，“稅邑”若干家，“賜邑”若干家，等等。
相對于自宋開始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那種土地私有制充分發展的狀況而言，我們可以說，戰國至初唐是一個有“田制”的時期，也就是說，是國家對土地所有權予以強力干預的時期，特別是其中以種種措施保證直接生產者農民與相應土地實現結合的那一部分，更表現了國家干預程度之深。戰國授田制所開始建立的國家直接干預全社會土地所有權的制度，在戰國之后以兩種不同方式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直延續了下去。
一種方式，是國家在一定范圍之內以各種方式授田予農民，保證一批小農（即國家控制的勞動力“編戶齊民”）的存在。西漢，有“假郡國貧民田”，“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漢書·宣帝紀》。），有邊地由徙民而非單純兵士開發的屯田。東漢，有“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后漢書·樊宏傳附樊準傳》。），也有徙民開發之邊地屯田。三國，曹魏廣行屯田，幾乎遍及全境，吳、蜀也不同程度經營屯田。西晉，有占田制，它規定男子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晉書·食貨志》為：“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通典》無“外”字。筆者以為從當時生產力水平看，當從后者，即無“外”字，課田包括于占田之中。），這就需要國家授田予民，而看來當時確實進行過授田（西晉占田制是否實施，看法不同，史書中相關材料極少。史籍未明確記載占田制頒布時間，但指明在“平吳之后”(《晉書·食貨志》)，滅吳之年為太康元年，該年民戶為二百四十六萬(《晉書·地理志》)，太康三年猛增為三百七十七萬(《三國志·魏志·陳群傳》注引《太康三年地記》)，兩年增長一百三十一萬戶，此當為占田制實施的有力佐證。），《晉書·食貨志》明確談到：“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東晉南朝歷朝都有授田之舉。如晉，安帝時“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人”（《晉書·安帝紀》。）。如宋，文帝時“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遷于京口），給以田宅，并蠲復”（《宋書·文帝紀》。）；劉劭曾令，“田苑山澤有可弛者，假與貧民”（《宋書·二兇傳》。）；孝武帝亦下詔曰：“諸苑禁制綿遠，有妨肄業，可詳所開弛，假與貧民”（《宋書·孝武帝紀》。）。如齊，郁林王曾詔令“御府諸署池田邸治，……于今無用者，詳所罷省，公宜權禁，一以還民”（《南齊書·郁林王紀》。）。如梁，武帝曾詔：“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梁書·武帝紀》。）。如陳規定對北來流民，經州縣甄別后，“良田廢村，隨便安處”，“置立郡縣，即隸近州，賦給田宅”（《陳書·宣帝紀》。）。十六國，亦間有授田記載，成漢李班向李雄建議，以“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來改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余而賣之”的局面，李雄采納了這一建議（《晉書·李班載記》。），實施這一制度，則必然有授田；前燕慕容皝亦曾下令“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晉書·慕容皝載記》。）。北魏自拓跋跬始，首先屯田于棝陽塞外，然后又遷徙大批吏民至京師平城，“詔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授田”（《魏書·太祖紀》。），拓跋嗣時又徙民于大寧川，“給農器，計口授田”（《魏書·太宗紀》。）。
另一方面，國家竭力阻止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發展，抑制兼并，以保護小農的土地占有。西漢武帝時，初設刺史，其職責為“六條問事”，第一條即“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漢書·百官公卿志》顏師古注引《漢官典職儀》。）同時抑制商人兼并土地，“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史記·平準書》。）。哀帝時，國家曾試圖限制私有土地的過份發展，“有司”提出無論貴族平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賈人皆不得名田”（《漢書·哀帝紀》。）。王莽的王田試驗，則打算將已被地主兼并的土地沒收而成為國有土地“王田”。東漢光武帝之“度田”亦對地主占田數額作出明確規定，這從劉隆所說可以清楚看出，其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為準。”（《后漢書·劉隆傳》。）。所謂“制”，即國家有關占有田地的制度，實即占有田地的限額。西晉占田制規定了各個政治等級地主占田的最高限額，“國王公侯……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官員“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田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九品十頃。”（《晉書·食貨志》。）東晉時雖未見關于占田具體限額的記載，但蔭客制中的一些規定仍表現出國家對大地主的限制，其曰：“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九品五戶，其佃谷皆與大家量分。”“官品第六以上，并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一人。”（《隋書·食貨志》。）對地主所控制勞動力的直接限制，便限制了其剝削收入，其實與對其占有土地的限制等價。劉宋大明年間，亦曾規定占山限額，“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宋書·羊玄保傳附羊希傳》。）
上述兩條演變線索的匯合，成為北魏均田制產生的歷史前提。北魏均田制是戰國授田制的必然延續，兩者之間的歷史延續性，是兩種田制在根本上一致的直接原因。
有人認為，北魏均田制是中國歷史上一種“非常奇特的土地制度”，是拓跋鮮卑入主中原而帶來的氏族制土地制度，“由于落后民族的入侵，使中國北部的經濟生活竟倒退了兩千年。”（李亞農：《李亞農史論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３５６、３６２頁。）這種看法難以成立。從理論上講，暴力征服必須在根本上服從經濟發展的制約，落后民族對先進民族的暴力征服，除了個別情況下由于驅走或殺光某個國家的居民，使社會經濟大倒退而外，絕大多數情況下，征服者“都不得不適應征服后存在的比較高的‘經濟情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還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語言。”（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１９９頁。）北魏自拓跋珪進入中原，“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北史·賀訥傳》。），同時實行屯田和計口授田，就完全改變了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到孝文帝太和年間，行均田，立三長，改租調，全面推行了以漢化為基本內容的改制。這段歷史，完全證實了恩格斯的論斷。不是拓跋鮮卑把均田制帶入了中原，而是在征服過程中，拓跋鮮卑學會了并發揚光大了中原漢民族社會的授田與限田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活了國家授田制度。因此，它才能持續三百來年，成為強盛隋唐帝國的經濟基礎。自然，拓跋鮮卑氏族制組織及其習慣，曾為國家授田制的重新發揚光大創造了便利條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根本的原因，還是在社會經濟結構之中，在于國家授田制存在的歷史延續性之中。
當然，北魏距戰國六七百年，社會經濟狀況畢竟發生了許多變化，復活了的國家授田制度必然帶有新的內容，其中最突出的是在相當程度上允許土地買賣，這表明，土地私有制在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奠定了相當牢固的基礎，地主階級已經成為社會中的一個基本階級，國家制定的土地制度不能不承認這一現實。地主階級出于其固有的貪欲，總是希望土地私有的發展，以使自己能得到更多的土地，從而獲得更多的剝削收入，而國家則出于穩定整個社會秩序、維護剝削階級的長遠利益，必須限制這種貪欲，把階級“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以避免地主階級“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１９４頁。）。地主階級與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社會經濟結構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左右著戰國以后土地所有制的具體形式，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隨著矛盾的發展，矛盾兩方面的平衡方式也發生了變化，這就最終形成了宋代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從而開始了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史上的一個新階段。